对美国全面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应对策略及反制措施

一、对中美贸易战走向的判断：特朗普将对中国全部5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征收关税  

      随着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就在中美第十一轮贸易磋商结束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西纳泽表示特朗普总统命令他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剩余3000多亿美元商品开始启动加征关税程序。

       前期加征关税的2500亿美元商品主要是国际分工体系中产业价值链上的中间产品，这些产品并不直接面对美国消费者，因此在短期内普通的美国民众感受不到对华加征关税给自身造成的利益损害。但是，剩余的3000多亿美元商品要么是美国企业自己在华子公司生产并输往美国的产品，要么是直接面对美国消费者的工业制成品，如果对这3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将会更直接地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特朗普及其背后的鹰派团队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但如果仅仅据此判断特朗普不会对这3000亿美元征税，那很可能只是中国“一厢情愿”的想法。中美贸易争端大概率将因为特朗普对中国全部5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征收关税而演变为全面的贸易战。因为本次博弈中，美国决策所遵循的并非是商业逻辑，而是战争逻辑。

       商业逻辑的决策原则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在博弈中争取净收益最大化。而战争逻辑的决策原则是先设定战略目标，然后计算为了实现战略目标，己方在一段时间内所能承受的最大代价是多少。如果这个代价是可承受的，那就要尽全力去实现预先设定的战略目标，如果代价超过了承受能力，则调整战略，设定新的战略目标。

       30年前，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开放市场，并将中国纳入由其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让中国参与国际分工，除了有对抗前苏联的政治需要外，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改变中国经济制度，灌输符合美国利益的意识形态，最终让中国放弃现行政治体制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此指导思想下，美国奉行的对华策略是通过经济合作实现和平演变。而特朗普的上台则标志着美国对华策略的根本性转变。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治资本集团认为，经济合作并没有改变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之前的对华策略彻底失败了。当前美国奉行的对华策略是通过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等一系列经济对抗活动，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一方面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另一方面迫使中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对美国就范。这一对华策略的根本性转变并非是特朗普个人的，而是美国政治资本集团整体的战略选择。因此，与对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等国发起的贸易战不同，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本质上并不仅仅是经济范畴内的商业性摩擦，而是一场以经济对抗为手段，实现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的“经济战争”。

当前，美国希望通过贸易战实现两个战略目标：一、破坏中国产业升级，把中国控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生产价值链的中下端，绝不允许中国产业向高端延伸与美国企业展开直接竞争；二、以市场化改革为名，强迫中国改变经济基础（肢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进而颠覆现行政治体制，最终迫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两个战略目标直接体现在了中美贸易磋商过程中美国对中国达成贸易协定的要价上，而这些又是中国所不能让步的原则问题。尽管中国早已向美国明确传达了原则问题绝不让步的立场，但特朗普及其鹰派团队却认为：当前中国在经济上面临通货紧缩风险，所以只要向中国极限施压，迫于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失业率上升以及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及企业爆发债务违约的压力，中国最终会全盘接受美国的条件。现在中国之所以不让步，主要是因为压力还不够。特朗普及其鹰派团队对中国经济抗压能力和领导人政治决心的误判是中美走向全面贸易战的直接原因。

二、中国对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应对策略

本质上，贸易战一旦全面开打，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需求都将大幅下滑，再加上英国脱欧给欧洲经济带来的破坏，全球经济都会面临因总需求下降而导致的巨大通货紧缩风险。在此情况下，中美两国谁先能摆脱通缩风险，维持经济合理增长，避免爆发大规模的企业债务违约和大规模的失业，谁的经济就更有韧性，就更能扛得住贸易战造成的经济损失，最终扛不住的一方只能妥协退让。

当中国在原则问题上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中美要想达成贸易协定，只能是美国放弃其不合理的要价。只有当特朗普及其鹰派团队意识到，无论怎么施压，中国绝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且中国经济也完全能够承受贸易战所带来的压力，反倒是美国很可能因无法承受贸易战的伤害而使本国经济出现衰退。那时，特朗普及其鹰派团队才会从战争逻辑改变为商业逻辑，中美两国才可能达成协议。所以，中国应对贸易战的策略是：在确保自身能够承受贸易战带来的经济福利损失的前提下，利用中国所掌握的经济金融资源，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削弱美国经济的抗压能力，让美国切实感受到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将造成难以承受的伤害。

三、美国经济形势分析

数据显示，美国2019年一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率（非季节性调整）为2.8278%，维持了201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势头，通胀率为1.64%，大幅低于2018年2.44%的通胀率水平。美国经济在2019年的第一季度取得了高增长（相对于美国自身而言）低通胀的抢眼表现，这也是特朗普敢于在此时主动将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的底气所在。但这种强劲的经济表现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由于对华贸易战的升级，美国经济正面临经济增速下滑的通缩压力。

       当美联储于2015年12月启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首次加息，美国便进入了新一轮的加息周期。在本次加息周期中，美国经济增速持续上涨，实际GDP增速从2016年1.57%上升到2018年的2.86%。受经济复苏的带动，油价从2016年2月的30.32美元/桶一路上涨到2018年7月的70.98美元/桶，通胀率也随之从1.02%上升至2.95%。受此影响，从2015年底至2018年底，美联储一共加息九次。

       随着联邦基金利率的提升，加息对社会总需求和实际GDP增速的抑制作用逐渐在2018年显现出来。数据显示，在2016年加息进程中，各季度GDP累计同比增速保持基本稳定；在2017年加息进程中，各季度GDP累计同比增速呈现了持续上升的势头；在2018年加息进程中，各季度GDP累计同比增速却呈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

      由于特朗普一直标榜自己任期内的美国经济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所以出于对美联储加息会减缓实际GDP增速的不满，特朗普从2018年8月开始，屡次公开抨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加息政策，但美联储仍旧在2018年9月和12月的议息会议上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提升至2.25%-2.5%的水平，直到2019年3月的议息会议上才宣布暂停继续加息。美联储暂停加息并非是迫于政治压力，而是因为特朗普为了阻止美联储加息，于2018年6月底要求沙特增加石油产量，沙特则在6月22日和23日的OPEC会议上决定从7月起开始增产。于是，国际原油价格（WTI）从2018年7月的70.98美元/桶下跌至12月的49.52美元/桶。受油价暴跌影响，同期美国通胀率由2.95%下跌至1.91%，大幅回落的通胀率才是美联储决定暂停加息的原因。所以，无论是美国通胀率水平还是联储的利率政策，乃至美国经济走势都与国际原油价格的未来走势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原油价格低于50美元以下将会导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众所周知，为了迎合支持他的选民（主要是北部“工业锈带”州的白人蓝领工人），特朗普上台后继续推动页岩油革命，以石油工业为龙头，拉动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整个美国制造业繁荣，提高就业率。为此，他一上台就放宽对石油行业的环评标准，向私人石油公司开放更多联邦土地用于石油、天然气开采，2017年更是签署行政命令解除奥巴马时期颁布的大陆架钻井禁令，同时宣布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特朗普能源政策的鼓励下，美国原油产量从2016年的883.1万桶/日上升至2018年的1096.2万桶/日，其中传统石油产量从49万桶/日下降至47.9万桶/日，而页岩油的产量从834.1万桶/日上涨到1048.3万桶/日（参见表三）。页岩油几乎贡献了美国原油的全部增量，而从事页岩油钻探生产的主要是大量的美国中小企业—独立石油公司。据美国独立石油协会（Independent Pertroleum Association of American，简称“IPAA”)统计，全美共有9000多家陆上独立油气生产商，钻井总数约为美国陆上钻井总数的90%。由于北美页岩油井单井产量衰减率极高，页岩油生产商只有不断进行资本开支，钻探新的油井才能保持增产。这些独立油气公司成品油气年销售收入不超过500万美元或者日原油炼化能力不足75000桶，平均雇佣人数为12人，企业规模小、经营风险高、信誉度差，因此只有依靠在债券市场上发行垃圾债筹集钻井资金，筹资成本至少在8%。这些页岩油企业发行的垃圾债，其偿债能力与国际原油价格息息相关，如果原油价格高，其偿债能力强，反之则有巨大违约风险。

近年来，随着油气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页岩油的平均生产成本已大幅降低至40美元/桶左右甚至更低，但考虑到勘探成本、资产减计、折旧损耗及摊销、管理费用、利息支出和各种税费，页岩油完全成本大概在50美元/桶左右，如果国际原油低于这个价格，页岩油生产商发行的垃圾债券就会面临极大的违约风险。当前美国企业债券大概有9万亿美元规模，信用评级在3B以下（不含）的垃圾债券（又称高收益债券）大概为1.3万亿美元规模（页岩油企业发行的垃圾债至少占30%），投资级内信用评级最低的3B级债券大概在4.5万亿美元规模，另外还有1.3万亿美元左右的企业并购杠杆贷款。如果页岩油企业的垃圾债发生违约，将导致整个垃圾债市场利率飚升，进而引发更多的垃圾债违约，并将这股违约潮迅速传导至3B级企业债券和企业并购杠杆贷款。2008年金融危机后，华尔街投资银行以这些债券为基础资产，创造了总共数十万亿美元规模的金融衍生产品——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简称“CDS”）和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简称“CDO”)，其规模已经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2007年全球CDS市场规模达到58.24万亿美元,CDO市场规模为5029.8亿美元），一旦高收益企业债券发生大规模违约，发行CDS的金融机构将因无法负担巨额赔偿而破产，CDO价格将瞬间归零，持有CDO的金融机构也会因为资不抵债而破产，这相当于重演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唯一不同在于2008年是由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点爆了CDS这枚“金融核弹”，而这次的导火索则是企业垃圾债违约。于是我们看到，从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来，随着油价持续上涨（见图四），垃圾债与国债的收益率差额从7.1%持续下降至2018年10月的3.22%（由于国债被视为无风险收益率，因此垃圾债与国债收益率差额越高，代表垃圾债的违约风险越大；反之则违约风险小）；直到2018年10月原油价格从70美元/桶跌倒12月的49美元/桶，在这期间，垃圾债与国债收益率差额又从3.22%快速上涨到5.38%。受垃圾债违约风险飙升的影响，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从2018年10

月3日的2925.51快速下跌到12月24日的2351.1，不到3个月跌了19.63%。这对于原本只是想通过压低油价降低美国通胀率，然后给美联储施压使其停止加息的特朗普而言，美国金融市场居然出现了“股债双杀”的动荡局面，真可谓是始料不及。所以特朗普立刻改变政策，默许OPEC和俄罗斯联合起来实施减产协议。受2019年1月起每日减产120万桶的影响，原油价格才从49美元/桶反弹至2019年4月63

美元/桶的水平。油价提振使垃圾债与国债收益率差额从2019年1月3日的5.44%一路下行至4月17日的3.64%，暂时缓解了垃圾债违约的风险，标准普尔500也从2018年12月24日的2351.1反弹至2019年4月30的2945.83，又创出了历史新高。

       由此可见，国际原油价格是美国经济金融的“命门”。但特朗普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希望通过振兴石油工业带动美国实体经济重新繁荣，从而赢得选民支持的内政经济策略与其通过贸易战遏制中国产业升级、改造中国经济结构的外交对华策略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如果希望通过振兴石油工业带动美国实体经济重新繁荣，就必须让国际油价保持在相对高位，而只有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特别是作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时，才能有效拉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是美国却通过贸易战破坏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国际供应链，并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这会使中美两国的社会总需求都大幅下降，如果再考虑英国硬脱欧给欧洲供应链造成的打击，全球都将面临因总需求下降导致的通货紧缩风险，油价也必然会暴跌。只要油价在一段时间内低于50美元/桶，美国就会因垃圾债违约而再次爆发金融危机，美国页岩油企业破产又会使失业率上升，特朗普及其鹰派团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无法承受对华贸易战的恶果。

对华贸易战对美国自身经济造成的通货紧缩伤害已经初步显现。从图六、七、八可以看出，虽然原油价格从2019年1月1日的低点46.31美元/桶开始反弹至5月20日的63.12美元/桶，但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却并未随之上升，反而是从2018年12月26日的2.81%，震荡下行至2019年5月23日的2.31%。甚至连拆借期为六个月的美元LIBOR（图八）都从2018年12月21日的2.90788快速下跌至2019年5月10日的2.587。这说明虽然短期内油价小幅反弹，但市场对美国经济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通胀率的预期都是下行的。美国能源信息署于5月17日发布了美国原油库存增至2017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的信息，说明美国原油需求正在下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受通缩影响美国经济增速下降的预期。

总之，维持高油价和遏制中国产业升级、全面改造中国经济结构这两个目标是相互矛盾的，在长期内不可能同时实现。特别是到2019年下半年，原油价格下跌的压力骤增。一方面是因为OPEC+俄罗斯的减产协议有效期到2019年6月，6月以后是否继续延长减产协议还要重新商议；另一方面，由于输油管道等基础设施不完善，美国Permian产区的页岩油一直无法顺利外输，导致目前该地区原油现货价格大幅贴水，但是到2019年三季度，美国将有三条重要输油管道投产，合计管输运力在200万桶/日。一旦管输运力瓶颈被打破，不仅当地原油库存将向市场快速释放，大量钻探却未完工的油井（Drilled but Uncompleted Wells,简称DUC）同样可以开始压裂进入生产状态，届时美国页岩油产量将再度迎来爆发期。如果那时特朗普不采取其它措施，美国很可能在2019年底或2020年爆发金融危机。

志在连任的特朗普绝对不会接受在其竞选连任期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上一次出现这样情况的是老布什总统任期内），而要延缓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一定要推高油价。要在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的2019年下半年继续推动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只有三种方法：1）OPEC+俄罗斯继续大规模减产，给美国页岩油让出市场份额；2）加强对伊朗的武力威慑，加剧中东地区紧张局势；3）武力进攻伊朗，通过战争缩减中东石油供给。OPEC+俄罗斯继续大规模减产给美国页岩油让出市场份额的可能性不大，就算沙特愿意继续减产为美国让出市场份额（其交换条件一定是要求美国更严厉的打击伊朗）那俄罗斯凭什么要给美国让市场份额呢？特朗普倒是一直想与俄罗斯修复关系，为的就是能够在国际原油价格上与俄罗斯相互协调做交易，但是美国国内强大的建制派却时时掣肘。在建制派看来，与俄罗斯进行政治和解意味着对欧洲盟友的背叛，意味着北约的瓦解，是对二战以来美国精心打造的全球盟友体系致命地摧毁，国际盟友是美国军火的最大买家，摧毁全球盟友体系本质上就是伤害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因此在美国国内强大的反俄势力阻挠下，特朗普短期内无法跟俄罗斯走进。如果没有对等的政治经济利益交换，俄罗斯不会给美国让出市场份额，尤其是在全球总需求都在下降的当下。最后能让特朗普在短期内既能在贸易战中向中国全力开火，又能让油价走高（这么操作能让特朗普在2020年顺利连任）的办法无非就是通过加强对伊朗的武力威慑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如果这样还不能有效提振油价的话，就只有对伊朗动武了。

在中美贸易战全面开打的前提下，无论美国是否直接进攻伊朗，美国经济增速都会下降（只不过下降的幅度不同），而油价上涨将推高美国通胀率，美国经济将在短期内出现实际GDP增速低于通胀率的滞胀现象。根据2016年-2019年月度原油（WTI）价格及通胀率数据估算，当原油价格在60美元左右时，美国通胀率大约为2.19%，如果原油价格上涨到80美元左右，美国通胀率预计将上升至3.22%（参见表四）。如果美国对华5000亿商品全部加征25%关税，又会使通胀率上升0.42%。在美国对华全面加征关税且油价上涨到80美元/桶的情况下，美国国内通胀率水平预计将达到3.6%左右。在经济增速方面，如果美国不直接对伊朗动武，中美贸易战会使美国实际GDP增速下降0.8%，美国经济增速会从2018年的2.86%下降到2%左右；如果对伊朗直接动武，虽然打仗会提高美国政府消费支出，但政府消费支出扩大将对个人消费支出形成挤出效应（见表五），两相抵消，预计将使美国实际GDP增速降低0.8%，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两者叠加预计将一共下降1.6%，美国经济增速会从2018年2.86%的降低至1.26%。总之，无论是武力威慑伊朗还是直接对伊朗动武，油价上涨都将使美国经济出现实际GDP增速低于通胀率的滞胀（参见表六）。

滞胀是美国经济衰退的征兆。众所周知，美国经济主要依靠个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个人消费占美国GDP的比重约为70%，实际GDP可以近似等于美国供给端就业人口的实际总收入，用实际GDP增速与通胀率的差值可以近似衡量就业人口对实际收入增长的预期变化（参见图十）。从1980年至2018年的数据显示，实际GDP增速与通胀率的差值持续增大，代表就业人口实际收入增长加快，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增速也会加快，美国经济随之保持增长；但是当实际GDP增速与通胀率的差值持续减小，代表就业人口实际收入增长放缓，实际个人消费需求增长也随之放缓，最终导致美国经济衰退。所以实际GDP增速与通胀率的差值持续减小直至实际GDP增速等于或小于通胀率就是美国经济衰退的先兆（参见表六-八）。

滞胀是美国经济衰退先兆的另一个证明就是长短期国债收益率的倒挂——短期国债利率高于长期国债利率。短期内通胀率高于实际GDP增速会产生对实际收入增速放缓的悲观预期，而实际收入增速放缓的悲观预期将抑制消费需求的增速，最终使价格水平在长期内逐步回落。因为短期国债收益率是市场根据短期通胀水平的预期形成的，长期国债收益率是市场根据长期通胀水平的预期形成的，所以短期内通胀水平上升会抬高短期国债收益率，而对实际收入增速放缓的悲观预期则会压低远期通胀水平，使长期国债收益率低于短期国债收益率。图十一显示，从有数据统计的1982年至今，美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三次长短期国债收益率月均值倒挂（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月均值低于3月期国债收益率的月均值），分别是：1）1989年6月-8月、11月-12月；2）2000年7月-2001年1月；3）2006年8月-2007年5月。长短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出现的时间段恰好与实际GDP增速与通胀率差值持续缩小的时间段重合，每次出现长短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后的一年内，美国GDP增速都会大幅下挫甚至衰退。2019年，随着油价反弹，通胀率已从2月的1.52%上涨到4月的2%，而美国10年期国债与3月期国债的收益率4月的月均值之差仅为0.1%，只要油价继续上涨推升通胀率，作为美国经济衰退前兆的长短期国债收益率倒挂的现象很快又会出现。

综上所述，在特朗普实施对华5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并通过贸易战破坏中国高科技产业供应链的前提下（再加上英国硬脱欧），如果油价下跌，美国会因为垃圾债违约而爆发金融危机；如果特朗普通过武力威慑伊朗加剧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甚至不惜对伊朗直接动武来抬升油价，虽然能延缓金融危机爆发，但却会推升美国通胀率，造成经济滞胀导致美国经济衰退。随着OPEC+俄罗斯的原油限产协议于2019年6月底到期，且美国三条输油管道将在第三季度完工并开始向往输油，再加上英国可能在今年年内硬脱欧，所以原油价格在2019年四季度下跌压力骤增，如果无法有效提振油价，美国很可能在2020年爆发金融危机。如果要避免金融危机爆发，就要在2019年下半年推高油价，从目前形势看，单纯地武力威胁伊朗很难提振油价。伊朗在5月8日宣布停止部分伊核协议的承诺，给伊核协议缔约方60天时间，执行原油和银行领域的承诺，60天后伊朗将停止执行更多的承诺。伊核协议缓冲期将在7月8日到期，之后如果伊朗真的退出伊核协议，正好给了美国动武的借口，那时美国对伊朗直接动武将是大概率事件。如果油价在2019年下半年飙升，预计2020年上半年就会出现收益率曲线倒挂，按照历史经验，大约一到两年后，也就是2021-2022年美国经济开始衰退，届时中美才具备达成贸易协定的条件。因此，在这场经济战博弈中，只要中国能够避免爆发大规模债务违约和失业，时间有利于我。

四、对美发动全面贸易战的反制措施

1、全面停止进口美国的石油天然气产品

正如前面分析的，如果原油价格（WTI）低于50美元/桶以下，美国会爆发金融危机。所以，当中美全面爆发贸易战之后，必须全面停止进口美国的石油天然气。中国于2016年开始从美国进口石油，进口量仅次于加拿大，排名第二，约占美国石油出口总量的20%。但对于中国而言，从美国进口的石油只占进口总量的3%。在美国页岩油产量逐年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停止进口美国的石油天然气产品，不仅能使石油价格下跌，给美国的金融市场以沉重打击，更会加剧美国与俄罗斯争夺欧洲能源市场的矛盾。由于美国石油天然气的运输成本较高，所以与俄罗斯通过北溪-2管道输往欧洲的石油天然气相比在成本上处于劣势。如果美国为了本国利益利用霸权制裁北溪-2，强迫欧洲高价购买美国的石油天然气，而我们则在中国市场进一步加大对欧洲产品的开放，就能有效地防止美国与欧盟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停止进口美国石油还会在政治上给特朗普沉重地打击。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主要是中部农业州的农民和北部工业锈带州的白人蓝领工人，现在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已经得罪了美国农民，如果石油价格暴跌导致页岩油企业债务违约，美国的失业率又会上升，这会得罪白人蓝领工人，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基础就会全盘崩溃。

    2、2019年下半年如因中东局势紧张加剧使油价飙升，中国可趁机大规模抛售美股和美国短期国债

    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政治经济基础就是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中国向美国出口获得贸易顺差。作为交换条件，我们用一部分贸易顺差购买美国国债以维持美国低利率的金融环境，这样美国才能以更低的成本对高科技进行投资并进行更多的消费。现在美国已主动对中国关闭市场，而且以打掉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盈余为其经济战的目标之一，所以中国继续大规模持有美国国债的政治经济基础已经动摇。而且自2008年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以后，美国股市走出了一波十年的长牛，各种股票指数都已处在历史最高位，此时大规模抛售美股也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如前所述，如果通过加剧中东紧张局势甚至是武力进攻伊朗使油价飙升，美国将出现长短期国债收益率倒挂的现象，我们趁机集中抛售美国短期国债压低其价格将使美国短期国债收益率加速上扬，从而使长短期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倒挂加速形成。这将给美国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撼，将使美国资本市场对美国经济即将陷入衰退的心理预期加速形成，从而引发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抛售美股和美债，形成美国金融市场的“股债双杀”。如果说对债券市场暴跌最敏感的主要是专业投资者，那股市的暴跌将会给普通美国老百姓的心理造成巨大冲击。这将戳破特朗普及其右翼团队编造的对华贸易战使美国普通老百姓受益的谎言，让他们认清对华贸易战只会深刻地伤害美国普通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实真相（资本政治精英集团可以利用以桥水基金为代表的对冲基金做空股市原油从贸易战中获利），最终瓦解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社会民意基础。目前中国持有约1.12万亿美国国债和3000亿美元的美国股票，建议至少抛售股票1000亿，各类短期债券至少抛售3000亿美元。

    3、当中美贸易战全面开打后，要允许人民币进行一次性充分贬值

    自从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以来，央行一直表态不会搞竞争性贬值，不会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并宣称人民币不具备大幅贬值的基础。这种说法作为一种对外宣传口径也许可以，但如果以此作为我们汇率政策的指导思想而非要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固定在7人民币/美元这一水平以下，就说明央行并未真正认清本次贸易战的实质和残酷性。

如前所述，本次美国对华贸易战并非单纯经济性的商业摩擦，而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西方资本政治集团发动的一场妄图让中国经济从30年全球化大潮中形成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并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体系中强行脱钩，并以此讹诈中国，迫使中国接受危害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贸易协定条款”的经济战，其战略目标就是阻止中国产业升级和肢解中国的国有资本。如果贸易战全面开打，中美两国都将受到巨大损失，而且中国的损失一定比美国大（但中国的承受能力比美国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将因美国破坏中国经济供应链体系而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上升，贸易盈余必然下滑，所以人民币贬值才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我们并不是为了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成本优势而主动贬值，而是因为中国经济效率在本次贸易战中确实受到重大伤害所以产生了内生性的贬值压力。等到中美达成贸易协议，或者经过一段时间中国能够重建供应链，重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人民币汇率是可以重新升值的。所以，在目前这种经济形势下，如果我们的汇率政策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对真实的经济规律视而不见，用逆周期因子人为地将人民币汇率固定在7人民币/美元这一水平之下，将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经济金融风险。

    之前中国经历了一轮外汇储备从3.8万亿美元两年时间里减少到3万亿美元快速下降，现在外汇储备暂时稳定在3万亿美元上下。上一轮外汇储备快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美联储加息的指引下海外热钱和部分国内私人资本财团抛售内地人民币资产，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去海外收购外币资产。比如香港富商李嘉诚就在大陆抛售了近1000亿人民币的资产。还有一些像安邦、万达、海航这样的金融控股集团在国内大规模举债，然后套取外汇到境外收购外币资产。还有国内高净值人士纷纷在境外购买保险和房产。虽然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暂时稳定了外储流出规模，但如果中美贸易战全面爆发，全球供应链体系将出现重大调整，中国将面临外资企业大规模撤退的风险，外汇储备将会面临又一次巨大冲击。中国现有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约7000亿美元是1年以内到期需要支付的外债，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外汇储备还要留足未来3个月进口所需支付的美元，以2018年中国进口总额1.84万亿美元来推算，未来3个月进口所需支付美元约为4600亿。仅此两项，就将接近1.16万亿美元外储的流动性锁定了，再加上中国有1.42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和股票，假设我们能够抛售4000亿美元，仍有1万亿美元的外储是锁定在我们持有的各种美国有价证券中。中国真正能够用来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外汇储备，保守估计大概也就在8400~9000亿美元左右。目前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存量净额约为1.8万亿美元，还有与这些在华外资企业有密切利益关系的7.4万个“国际超高净值家庭”的资产总额至少为2.22万亿美元（2018年胡润财富报告将资产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定义为“国际超高净值家庭”）。受特朗普加征关税对在华供应链体系的影响，如果有22.39%的外资企业及其利益相关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撤资离开中国，用以维持汇率稳定的外汇储备就会耗干。让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充分贬值（贬值幅度由中国经济效率因贸易战受损的程度决定）不仅能够保护外汇储备，更能有效对冲由贸易战所带来的产业链转移压力，大幅降低贸易战对我国供应链体系的负面冲击。

当前反对人民币贬值的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有必要加以讨论：

观点（1）：人民币贬值会引发人们的恐慌心理，导致更多人抛售人民币，最后局面失控，会“出事”。

再商榷：人民币的贬值预期是由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措施而非由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引起的，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深入，中国供应链体系被破坏而成本上升，资本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就会一直存在且会越来越强烈，此时央行将人民币汇率固定在7以下，不仅不能消除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反而会强化外资及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抛售人民币资产的冲动。人民币进行一次性充分贬值（贬值幅度由中国经济效率因贸易战受损的程度决定）将会对冲中国供应链体系由贸易战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提高以人民币计价的资本投资回报率，反而可以将国内企业对人民币的预期由贬值转为升值。

至于普通民众，虽然人民币贬值会提高他们出国旅游、海外购物留学的成本，但中国实行外汇管制，所以这些负面影响并不会危害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倒是一些私人企业主等“国际超高净值家庭”人士，利用海外旅游，到海外华人开设的境外赌场，以赌博输钱为由，将国内企业的资金转移到海外。比如金立手机的老板刘立荣承认在塞班岛纪晓波（前央行行长戴相龙女婿车峰的马仔）开的赌场里输了十几个亿，结果企业破产。这实际上是一种规避外汇管制以转移财产为目的的洗钱活动，会严重危害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中国监管当局必须要严厉打击中国“国际超高净值家庭”人士赴澳门、塞班岛、新加坡等地通过赌场转移国内巨额财产的违法活动。

反对观点（2）：担心美国说我们是汇率操纵国，授人以柄。

再商榷：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就算美国认定我们是汇率操纵国，无非就是对我们加税，这正是特朗普现在做的，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被美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而遭受更大的损失。更何况，贸易战使中国经济效率受损，人民币贬值是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的，中国政府所能做的只是选择让人民币一点一点地渐进式贬值，还是一次性的一步贬值到位。如果中美今后能够达成协议，中国经济效率提升，人民币还可以升值。允许人民币汇率随着中国经济效率的变化而波动，是完全遵循市场规律的，何来操纵一说？

反对观点（3）：担心人民币贬值会导致通货膨胀

再商榷：中国经济短期内通货膨胀并非由人民币贬值引起，而是由贸易战破坏了中国供应链体系，导致短期内供给不足。在贸易战背景下，全球有巨大通缩压力，像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长期内价格会下跌的，只要我们能够逐渐的重构中国经济的供应链体系，就算人民币一次性充分贬值，也不会造成进口成本也大幅飙升，引发通货膨胀。

反对观点（4）：担心人民币贬值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再商榷：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在于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国家其外汇储备购买力随美元贬值而下降，从而严重损害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誉。所以当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为了让更多的国家接受人民币，所以刻意维持人民币的坚挺，尤其越是当自身遇到经济困难时，反而越要维持坚挺以保持人民币的信誉。但实际上，中国跟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是一个发达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进口工业制成品向外输出美元，而获得美元的国家主要用美元购买石油、铁矿石、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原材料，所以当美元贬值时，石油、铁矿石、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飞涨，储备美元的国家面临工业生产成本上涨的压力，但是将工业制成品出口给美国时并不能将全部的上涨成本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在这一买一卖中，输出美元的美国从美元的贬值中获得好处，而储备美元的国家其外汇购买能力下降。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而且在未来仍将以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所以在人民国际化的进程中，中国是通过进口石油、铁矿石、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原材料输出人民币，而储备人民币的国家则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工业产品。如果人民币贬值，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原材料将会涨价，中国的生产成本将会上涨，但是当储备人民币的国家购买中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时，中国并不能将全部的上涨成本转嫁给储备人民币国家的消费者，在这一买一卖中，储备人民币的国家在人民币的贬值中获得了好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是与一带一路战略相结合的，所以在给相关国家项目融资时愿意提供人民币贷款，但如果人民币是保持升值趋势的话，就意味着借款国家以后偿还人民币贷款的实际成本要比合同中的名义利率高很多（中国以前就因为日元升值吃过“低息”日元贷款的亏），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抨击我们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的观点有一定市场的原因。所以，保持人民币弱势，相当于给那些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务降低实际的债务利息，更有利于一带一路的合作方选择人民币贷款作为融资方式，从而更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总而言之，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类型不同，美元需要保持强势才能维持信用，但储备人民币的国家却可以从人民币贬值中获益，所以保持弱势的人民币，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困难之时，遵循经济规律对人民币进行适当贬值反而更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反对观点（5）：担心人民币贬值会阻碍产业升级

再商榷：促使中国产业升级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资源环境已经无法承受之前大规模粗放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在低端制造业领域丧失成本优势的根本原因是土地成本、环保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快速上涨，所以只要继续从严执行环保政策，坚持依靠城市化实现人口聚集、发挥经济规模优势提升劳动生产率，仅仅靠人民币的贬值是无法将中国制造的成本拉低到可以靠低端制造业盈利的水平，所以人民币贬值并不会使低端制造业大规模地迁移回中国，人民币贬值不会阻碍产业升级。

综上所述，当中美贸易战全面开打时，中国对人民币进行一次性充分贬值是反制美国全面对华加征关税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一次性充分贬值能提高以人民币计价的资本收益率，扭转人民币贬值预期，有效缓解外储下跌压力。还能抬高进口产品价格保护国内产业竞争力，对于稳定经济增速，稳定就业，缓解通货紧缩压力都有巨大好处。至于贬值幅度，应以贸易战带给中国经济的效率损失程度而定。美国对华商品征收25%的关税，使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价格提高了25%，我们就将汇率贬值25%，既对冲了关税对我国出口的伤害，同时也给那些准备外逃的人民币资产征收了25%的汇率税。如果按照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前2018年3月26日人民币兑美元离岸汇率6.2405人民币/美元的最低点计算，人民币应一次性贬值到7.8人民币/美元的水平。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对人民币进行一次性充分贬值时，一定要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股市上涨，避免人民币贬值与人民币资产价格下跌形成一致预期，造成中国金融市场股汇双杀。以股市为代表的人民币资产价格走高（房地产除外），能够对冲人民币贬值带来的资产抛售冲动，有效缓解人民币资产大规模抛售压力。当美国通过贸易战大肆破坏中国经济供应链体系之际，在以人民币汇率作为反制手段的问题上，我们决不能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而自缚手脚，更不能因为国内高资产净值阶层的既得利益而置国家整体的经济金融安全于不顾（在人民币贬值中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外国资本在华买办和代理人而非普通中国大众）。

4、除了关税外，要对美国在华企业在贸易战中的表现进行甄别，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差异性的市场份额和税收政策。

美国在华企业在中国一年净赚3400亿美元，一旦中美贸易战全面开打，我们必须对不同企业在贸易战中的表现进行甄别。对于那些仍旧在中国加大投资，继续为中国创造就业作贡献的美国企业，我们可以对其采取同等国民待遇，其取得的企业利润可以正常转移。但是对于那些积极配合特朗普政策打击中国供应链体系，在中国大规模裁员，将其产能大部分从中国转移出去的美国企业，在其从中国撤资时，应对其征收25%的离境税，同时在有替代商品的情况下应该采用行政手段禁止该企业名下的产品（无论是在哪国生产）在中国销售，打掉该企业在华市场份额，再将这些市场份额让给本国和欧盟、日本的同类企业。对于像联邦快递这种全球性服务型企业（特别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外资银行保险公司、外资评级机构等金融服务企业），如果其以不公正的商业手段配合特朗普政府打击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合法利益，也要对其在华业务征收惩罚性税收，同时限制其在华开展业务。

5、对于中国以断供稀土作为反制美国贸易战手段的一点建议

针对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起的一系列打压，中国释放出了将用稀土这一战略物资作为反制手段。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以对美方断供方式来反制，因为如果仅仅是断供，美国可以开采其国内的稀土矿，澳大利亚的莱纳斯稀土公司已经宣布与与美国蓝线公司(Blue Line)合作在得克萨斯州建立一家稀土分离工厂。而且美国也可以不用自己出面，通过其它国家购买中国的稀土矿产品。所以要想做到真正对美国断供就必须对其它国家一律断供，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而且也会得罪其它国家。更何况，稀土虽然很关键，但在制造业中用量很少，而美国一定有相当数量的稀土矿产品库存，美国在其国内建立稀土分离加工产业只需要1-2年的时间，而中美贸易战很可能是一个长期过程，所以如果仅仅以对美国断供作为反制手段，效果很可能会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所以我们应该更巧妙的利用稀土这一战略资源。

中国减少稀土供应受影响最大的不是美国，而是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因为同是高端产业，欧盟、日本、韩国对稀土的依赖一点也不比美国差，但受制于环保和资源匮乏，欧洲和日本却很难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就算美国在国内建立起自己的稀土分离加工产业，肯定也首先要满足本国需求，很难满足全球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需求。所以稀土这张牌中国应该这么打：首先宣布因为美国对华贸易战，导致中国的稀土生产受到破坏，稀土矿及相关产品产量严重下降，所以对所有进口中国稀土产品的国家全部涨价（价格只要涨到比美国自己开采稀土的成本稍低一点就行）。然后，宣布中止对美国出口稀土，而且对从中国进口稀土的其它国家进行最终用户审查，以确保美国不会通过别的国家进口中国的稀土（最终用户审查是美国为了防止中国通过第三国购买到本国技术而经常使用的招数）。利用这个最终用户审查制度，我们就可以控制稀土出口的交货周期。对高端制造业而言，稀土虽然关键，但在工业上用量很小，仅仅用价格还不足以对国外高端制造业的产业链造成巨大影响，但是在提高稀土出口价格的同时，如果我们延长供货周期，却可以打乱国外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的生产计划，降低其劳动生产效率，抬高生产成本。这样一来，如果欧盟和日本、韩国等国家跟美国沆瀣一气，共同打击中国芯片和5G等高科技产业，我们就以审查最终用户为名，无限期的延迟供货，并且将延迟供货的责任推给美国。如果欧盟、日本、韩国在对中国高科技产业供应链问题上，能够不追随美国，而是采取相对中立公正的立场，继续给中国高科技企业提供零部件支持，我们就可以按照正常的供货周期向他们提供稀土产品。直到美国终止对华贸易战，我们再把稀土产品的价格降低至更合理的水平。

综上所述，虽然稀土资源这招对美国直接的杀伤力可能要远低于我们的预期，用不好还可能会多面树敌。但稀土资源可以有效地牵制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防止他们与美国联合起来围剿中国高科技产业。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推进全球化，提倡自由贸易，支持国际多边秩序方面与我们是有共识的，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将中国庞大的市场份额和垄断的稀土资源供应这两手结合起来，恩威并施，就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孤立美国，这无疑也是对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强有力反制。

五、总结

    30年前，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开放市场，并将中国纳入由其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让中国参与国际分工，除了有对抗前苏联的政治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改变我们的经济制度，灌输符合美国利益的意识形态，最终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此指导思想下，美国奉行的对华策略是通过经济合作实现和平演变。而特朗普的上台则标志着美国对华策略的根本性转变。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治资本集团认为，经济合作并没有改变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之前的对华策略彻底失败了。当前美国奉行的对华策略是通过贸易战、金融战等一系列经济对抗活动，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迫使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对美国就范。这一对华策略的根本性转变并非是特朗普个人的，而是西方（包括美国、欧洲等）政治资本集团整体的战略选择，因此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金融战并不会因美国总统的更迭而中断。因此，我们对中美之间的经济对抗要做长期准备，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如果我们不能缓解经济面临的通缩压力，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它奉行的对华经济对抗策略就是行之有效的，在经济对抗上美国就会不断加码，直至中国爆发经济金融危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推动股市上涨，拉动民营投资增长，最终摆脱通缩压力，以事实证明，美国的经济对抗策略是失败的，到那时中美之间的经济对抗才能迎来真正的转机。这是我们以斗争求和平的哲学思想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