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被重写、欧洲失去自主：中俄为何选择“非同盟式协同”？

Club提要：当“二战结论”被重新叙述、当欧洲的战略自主逐渐沦为幻觉、当战争、技术与秩序同时发生结构性变形，世界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却并非无逻辑可循的新阶段。北京对话与瓦尔代俱乐部的中俄学者从历史、文明与现实结构出发，试图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在世界秩序深度重组的时代，中俄为何不结盟，却必须协同？

 对话会现场（图源：北京对话）

2025年12月5日，“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中俄视角与协同路径”（Towards Greater Coherence in the Approaches of Russia and China to the Modern World Order）对话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对话由北京对话与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联合主办，来自中俄两国的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北京对话获授权发布北京对话特约专家、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赵华胜、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负责人、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欧洲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季莫费·博尔达乔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普里马科夫研究所）所长费奥多尔·沃伊托洛夫斯基三位专家就 历史叙事、文明认同与全球安全展开的讨论。实录如下：

赵华胜：我们这一节的题目是“世界历史视角下的世界”。提出历史视角不是为了讨论历史本身，而是为了理解现实、解释当下，从历史中得到启发，汲取教训和经验。我们所有的观念、概念、思路不可能凭空出现，而是来自我们曾经历的事、曾有过的想法、曾使用过的方法，来自于我们曾经历过的痛苦和成功。历史不可能重复，人们常说“历史就是历史，无法改变”，这当然是对的，但对历史的叙述却可以被改写。因此，强调历史视角既是为解决现实问题，也是为防止对历史描述的肆意篡改。

目前在欧洲与亚洲，都出现了重新叙述历史的现象，尤其是对二战成果、角色定位和正义性的重新解释。若这种叙事被接受，不仅给推翻历史结论提供理论合法性，也为新的帝国或侵略行为铺垫，因此中俄必须联合反对，这是双方合作的新领域，看似是理论问题，实则极具现实与实践意义。

赵华胜在“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中俄视角与协同路径”对话会上发言（图源：北京对话）

沃伊托洛夫斯基：在欧洲舆论场中，我看到越来越明显的倾向，就是把俄罗斯从欧洲历史叙述中排除，把俄国文化描绘为“非欧洲文化”，把俄国历史看作“非欧洲历史”。这种企图抹除俄罗斯文明印记的做法，不仅令人难以理解，也加剧了欧洲舆论场对俄罗斯作用的忽视甚至贬低，在德国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这种全面否定与排斥，出于现实和务实的考虑，俄罗斯不得不将战略重心转向我们认为更可靠、更值得信赖的伙伴。

赵华胜：我还认为，当前俄欧关系正处于自彼得大帝以来最糟糕也是最危险的时期。冷战时期，俄罗斯与部分欧洲国家尚可合作，如今欧洲把边界划到乌克兰为止，文化、价值观对立更尖锐，而曾经把双方绑在一起的经贸、投资、能源纽带几乎全断，只剩“负面安全联系”，未来如何，要看战争结束后的走向。

俄罗斯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论断是“西方对世界500年的统治已经过去”，这个判断没有问题，但我想请教的一个问题：俄罗斯是在这个西方集团之内还是之外？拿破仑战争后，俄罗斯一度是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克里米亚战争后，俄罗斯地位下降，但仍属列强之一，在主导欧洲乃至世界秩序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里，俄罗斯都是主要玩家，冷战时苏联更是两极之一，因此，我认为俄罗斯是在西方集团之内。当然，这是我的看法，请俄方同事指正。

沃伊托洛夫斯基：赵教授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俄罗斯知识界两百年来始终试图回答但从未取得共识的问题，因为这关乎俄罗斯的身份与认同。围绕“俄罗斯究竟属于欧洲还是亚洲”，俄罗斯思想界内部长期存在激烈争论。自18世纪末以来，从欧亚主义者、欧洲主义者、斯拉夫派，到后来马克思主义者，都曾从不同角度探讨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

仅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文化层面上你的理解没有问题，俄罗斯确实有深厚的欧洲文化传统，可以视为一个欧洲国家、甚至具有浓厚的西欧文化特征。但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俄罗斯与欧洲又存在显著差异。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差异并不完全源于俄罗斯自身主动选择“欧洲身份”或“亚洲身份”，也不仅仅是内政或外交战略权衡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主导着与俄罗斯的互动方式，并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塑造了所谓“俄欧关系”的框架。

沃伊托洛夫斯基在“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中俄视角与协同路径”对话会上发言（图源：北京对话）

博尔达乔夫：我做一个简短补充。在20世纪，也就是苏联时期，西方社会明确将苏联划为“第二世界”。至少在那个时代，苏联不是西方，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而回到19世纪，正如赵教授所指出，俄罗斯通过进入“维也纳体系”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当时的欧洲相较20世纪而言具有更高程度的统一性。

20世纪的欧洲之所以发生彻底分裂，大体源于意识形态对立：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西方阵营。铁幕不仅在文化上，也在地理空间上将欧洲一分为二。西方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对苏联的“排除”。与此同时，苏联的影响力曾覆盖半个欧洲，这一事实也塑造了俄罗斯国家意识。

正因如此，俄罗斯逐渐形成了将自身视为“文明国家”的认知基础。俄罗斯既不是西方，也不属于任何其他文明体系，俄罗斯就是俄罗斯，是一个独立的文明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代俄罗斯在战略选择上更加倾向现实主义路径。

赵华胜：历史也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告诉我们，排他性、针对性的军事集团导致对抗，并且是世界大战的重要根源之一。而19世纪大国协调模式的平衡与协调机制，有效地减少了大国之间的战争。

并非所有战争都是事先计划的，一战就是例子：没有国家计划发动世界大战，也没想到会爆发大战，但战争却爆发了。这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相互的错判，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过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不由自主地被推进到战争。俄罗斯一再表示不会入侵欧洲，我相信这一点，但欧洲可能不相信，或为了内部凝聚而刻意塑造威胁。

今天的军事形势比一战前更复杂。俄欧都在大规模备战，欧洲认为俄罗斯在未来几年将进攻欧洲，甚至对具体年份都做出了预测。而俄罗斯也认为欧洲大规模增加军费和军备，是在准备与俄罗斯的战争。不管俄欧关系还是中日关系的现状都不是突兀发生，它们都有历史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延续。日本从明朝开始就开始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其后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割去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侵占中国东北，直至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而在俄欧之间，自19世纪初恐俄症就已在欧洲蔓延，俄欧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和对立由此延续至今。

博尔达乔夫：我想说，今天的讨论非常重要。我们并不是为了得出所有答案，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些结构性问题：历史如何决定现实、认同如何塑造战略、经济结构如何影响安全、技术如何改变战争。我们越能看到这些深层结构，就越能理解彼此的选择。中俄之间的合作，不需要以军事同盟方式出现，而应该建立在深层认知、现实判断与稳定机制的基础上。

博尔达乔夫在“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中俄视角与协同路径”对话会上发言（图源：北京对话）

赵华胜：在联盟问题上，联盟条约规定了成员在特定情况下的行动义务，但非联盟国家之间若拥有紧密关系与共同利益，同样可以基于自身利益采取协调行动。因此，中俄虽非盟国，仍可开展深度合作。我想就此再提一个问题，关于美国的大西洋主义。我们知道，其产生根源在于战后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与共同价值基础。如今这些基础条件有所变化，大西洋主义还会不会继续存在下去？或者以什么形式存在？

沃伊托洛夫斯基：关于大西洋主义，我想这两点会帮助我们理清未来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的。从经济角度看，美欧之间存在高度结构性嵌套。欧洲跨国银行欠美国投资基金和银行大量资金，特别是2008之后、2014之后，债务显著上升，2022年再次出现峰值，这意味着美欧之间的经济依赖高度稳定。

另外，可以说，美国的确从乌克兰事件当中榨取了最多的油水。乌克兰冲突中，美国获得能源市场、军费订单，美国成为欧洲军工体系最大获益者。同时，美国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遏制俄罗斯的开销转嫁给了欧洲，所以未来，美国不会退出欧洲，欧洲也难以摆脱美国安全体系。特朗普说要摧毁北约，那只是政治语言，美欧结构性依赖不会轻易瓦解。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欧洲领导人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图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博尔达乔夫：这使我们必须提出一个现实问题：欧洲到底是一个独立的国际参与者，还是美国的附庸？这不仅是学术判断，也决定我们如何与欧洲构建关系。

赵华胜：中俄过去都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希望它能够改善国际平衡。但现实情况显示，欧洲与美国的价值结构与经济依赖太深，它的“自主性”很可能不是主动选择，而是在美国压力下的被迫状态。

博尔达乔夫：在这一背景下，中俄两国的关系现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尽管我们不是同盟国，但两国同样理解所要承担的世界历史责任。这让我想到“一带一路”在提出之初，俄罗斯内部的看法存在着分歧。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是充满信心的，因为我坚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会带来稳定，带来合作、带来平衡。

赵华胜：我同意季莫费（博尔达乔夫）的这个说法，“一带一路”提出之后，尽管可能对“一带一路”倡议有个别担忧，但俄罗斯总体上做出了正面的回应，没有很激烈地反对。 “一带一路”倡议出台之后，中俄两国政府在官方声明中确认“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这代表战略上的相互承认。

那么对此，我也想再引出一个问题，俄罗斯现在特别重视欧亚安全体系的建设，认为这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并且认为这个体系能解决欧亚安全的基本问题。我想知道这一策略是基于何种想法形成的？

中欧（中亚）班列“钢铁驼队”（图源：中国一带一路网）

沃伊托洛夫斯基：俄罗斯把欧亚经济体系视为外交重点，并认为它能解决欧亚地区的基本安全问题，这是长期互动的结果。这既是对与西方关系紧张的回应，也是对区域稳定机制的探索。欧亚一体化不仅是经济安排，其安全功能来自区域相互依赖与制度协调，是俄罗斯在国际结构变化中构建安全空间的重要方式。

赵华胜：我想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也是一项必须面对的新现实。历史上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国家力量与国际格局。从冷兵器到热兵器、机械化、核武器都产生了这种作用，人工智能会否产生类似影响？在俄乌冲突中，无人机与智能系统改变了战场形势。如果按照传统逻辑，如果是传统的战争，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冲突不会持续四年,但无人机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沃伊托洛夫斯基：我也赞同。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最重要的不是某一个理论模型，也不是某一项制度设计，而是保持对现实的清醒理解，并维持开放沟通。无论是历史叙事、经济结构还是技术转型，只要我们持续讨论，它本身就是一种稳定性。今天的讨论就是这种稳定性的组成部分。

博尔达乔夫：我相信，这是一个值得不断延续的过程。我们今天没有把问题谈完，而是把理解向前推进了一步。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讨论、继续比较、继续思考。对我来说，这就是合作的真正意义所在。

Club Briefing: When the conclusions of World War II are being reinterpreted, when Europe’s “strategic autonomy” is increasingly exposed as an illusion, and when war, technology, and global order are undergoing simultaneou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the world is entering a new phase of profound uncertainty—one that is far from being without its own internal logic. Drawing on history, civil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s of contemporary reality, Chinese and Russian scholars from the Beijing Club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and the Valdai Discussion Club seek to address a critical question: in an era of deep reconfiguration of the world order, why do China and Russia choose not to form an alliance, yet find coordination indispensable?

On December 5, 2025, Beijing Club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Valdai Discussion Club held the dialogue themed "Towards Greater Coherence in the Approaches of Russia and China to the Modern World Order" together in Beijing. Senior Fellow of Beijing Club, Professor Zhao Huasheng, Timofei Bordachev, Program Director of Valdai Discussion Club and Academic Supervisor of Centre for Comprehensive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HSE University), and Fyodor Voitolovsky, Director of Primakov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MEMO) at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engaged in an in-depth trilateral discussion on historical narratives, civiliz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secu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