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者的雨林奇遇：我扛着草席，踏入不被政府承认的“国中之国”

张青仁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导读】1994年1月1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同一日，墨西哥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原住民起义——萨帕塔运动。起义士兵头戴蒙面巾，手持木制步枪，成功与政府签订协议，要求承认原住民自治权。在自治领地内，起义者宣布土地归社区原住民集体所有，成员共同劳动，按需分配收成。这场起义被视为冷战结束后全球反抗新自由主义浪潮的第一枪。

在起义后的30余年里，萨帕塔运动并未试图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转向在抗争中建立持久的社区自治。他们以海螺社区（“卡拉科尔”）为自治单位，依托山区农业实现自给，同时发展合作社，通过全球左翼网络销售咖啡和手工艺品，并通过年度集会保持与外界的连接。这种模式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开辟出一片“自治飞地”，形成了一套融合原住民传统与现代抵抗的替代性生活与生产模式。

本文是张青仁教授2025年8月赴墨西哥一个萨帕塔海螺社区的年度集会所写的纪实随笔。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捕捉诊所的草药香、厨房的玉米汤、广场的舞步，以及与蒙面战士、外来访客、村落成员的对话，生动呈现了该社区的日常运转、治理体系与共同体伦理，及其与国家、资本主义和外界社会的微妙关系。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5年第56期  总第276期

  在萨帕塔的卡拉科尔：

共同生活的自治

▍重回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2025年8月1日，时隔五年后，我再次抵达墨西哥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安顿之后，我联系了多年未见的朋友——墨西哥社会人类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玛利亚·埃琳娜（María Elena）教授。我们在她家共进午餐，谈论疫情以来两国社会的种种变化。谈到萨帕塔2024年底发布的三十周年通告时，她随口提到恰帕斯高地莫雷利亚（Morelia）的萨帕塔自治中心卡拉科尔（Caracol）正在举行年度集会。

在萨帕塔的语境里，卡拉科尔（Caracol）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海螺与蜗牛。它指向一种来自社区的螺旋式思考方式——行动向外扩散，又不断回到内部，自治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来回折返中慢慢生长。萨帕塔人相信真正的政治来自这种缓慢而耐心的循环，他们把自治中心称为“卡拉科尔”。因此，卡拉科尔不仅是一个地点，更是一种节奏，一种萨帕塔自治社区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呼吸的路径。作为区域治理中心，萨帕塔自治社区内部的各个卡拉科尔会定期举办年度性的公共大会与政治集会，讨论自治实践、社区决策与对外交流，莫雷利亚正在举办今年的卡拉科尔大会。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是兴奋，当即向玛利亚表达了想去现场的意愿。然而，从圣克里斯托瓦尔到莫雷利亚有着近一百公里的距离，中间需要穿越高地的丛林地区，且没有直达的交通工具。玛利亚已年逾七十，自然无法同行。我将此事告诉几位朋友，他们均以条件艰苦、路途遥远、无法保证安全为由劝我暂缓前往。虽然这些提醒不无道理，但我始终不愿意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

见我意愿坚定，第二天，玛利亚发来消息，请我去她家一趟。见面后，她递给我一张草席和一个枕头。随后，她拿出纸笔，为我写下前往莫雷利亚的完整路线：圣克里斯托瓦尔南部汽车站→阿尔塔米拉诺（Altamirano）→莫雷利亚（Morelia）→卡拉科尔（Caracol）。她特别提醒我在哪个路口换车、沿途该留意哪些地标。这些细致的指导，几乎呈现了一个可被实际操作的田野路线图，原本不确定的行程瞬间变得清晰明确。回到住处后，望着行李角落里那张草席与枕头，我不再犹豫，决定克服一切困难，再次走向萨帕塔社区，重新进入一个对理解墨西哥甚至是当代世界族群运动都至关重要的场域。

▍驶入山林：抵达边界的方式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前往圣克里斯托瓦尔南部的简易汽车站。那是一块略显拥挤的空地，各种面包车和小巴杂乱停放，去往科米坦（Comitán）、奥科辛克（Ocosingo）等地的纸板挂在简易棚下，已经被阳光晒得发白。人群在车与车之间穿梭，叫喊、讨价还价、发动机的噪音混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聒噪的氛围。

我找到一位司机，询问是否有前往阿尔塔米拉诺的车。他摇头告诉我，去阿尔塔米拉诺没有固定班车，只能拼车。四位乘客，一人一百五十比索，要等人凑齐才能走。等车的间隙，一对在奥科辛克读书的青年学生和我聊了几句。得知我要去萨帕塔的卡拉科尔时，他们显得有些惊讶。他们反复确认我的目的地，接连问了几句“你去那里做什么”。对于本地的年轻一代来说，萨帕塔社区既是日常地理的一部分，又带着某种距离感，是“知道在那里”，却未曾真正走近，甚至印象不那么正面的空间。分别前，小伙子递给我一大桶饮用水，告诉我路上可能买不到干净水。与其说是这是小伙对我的特别礼遇，不如说是同是前往高地地区的恰帕斯人对我这位“上路之人”的共情。他们太熟悉这条路，知道前往丛林的旅行并非一段轻松的旅行。

前往阿尔塔米拉诺途中经过的高地村庄

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车子终于出发。司机打开节奏感很强的摇滚乐，声音在车厢里反复回荡。车窗外，大片玉米地一路延伸，玉米叶在风中轻微摆动。远处高原起伏，云层压得很低，几乎贴着山脊。车子穿过一个又一个墙面斑驳的小村庄，沿途的街道鲜有人影，偶尔会有孩子在尘土里奔跑。抵达策尔塔城镇查纳尔（Chanal）时，街口几乎被小型三轮摩托出租车占满。它们聚集在路口，一字排开，街景拥挤而杂乱。过了查纳尔后，两侧是山间密林，路面越发狭窄，车身频繁晃动。山风透过半开的窗吹进来，带着些许潮湿的气味。大约两个小时后，车子驶上联通阿尔塔米拉诺与科米坦间的主路，路面变得平整。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离阿尔塔米拉诺已经不远了。沿途的房屋墙面上，偶尔开始出现红色和黑色的涂鸦。有的村庄屋顶还插着小小的旗帜，书写着萨帕塔相关的标语。这些涂鸦和旗帜指向萨帕塔自治运动的政治立场，也在更为日常、更为琐碎的层面上，让人看见这场运动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持续延展。

二十分钟后，车停在阿尔塔米拉诺的中心广场旁。小镇比我预想的更为冷清，教堂前的广场空荡荡的，只有几个人坐在树荫下闲聊。片刻犹豫后，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位戴着褪色棒球帽的中年男人。听说我要去十公里外的卡拉科尔，他开价两百五十比索。上车前，我想起2024年初萨帕塔自治社区发布的暂时不接待外来访客的声明。我特意嘱咐司机，到地方后不要马上离开，等我确认可以进入之后再返回。前往卡拉科尔的道路几乎全在密林里，树冠交错，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坑洼不平的道路让车身不断抛起又落下。行驶到一半，天色突然暗下来，雨点密集地敲在挡风玻璃上，车轮在泥泞中略微打滑，我下意识地抓紧座椅。

在莫雷利亚卡拉科尔的大门处

经过二十多分钟，车在一处泥泞的岔路口停下。前方不再是笔直的公路，而是一扇立在林缘的大铁门。司机告诉我，萨帕塔的卡拉科尔到了。我提着行李下车，一位年轻蒙着面的战士从门内走出来，他神情专注但并不冷淡。我用西班牙语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说明来访目的和预计停留的时间。他听完，只看了看我的邀请函，便点头示意可以进入，过程出乎意料的平稳。司机见我顺利通过，向我挥手告别。站在铁门前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纸面上反复讨论的“边界”，在现场并不是同一种东西。那股轻微的紧张并非来自真实的危险，而是来自对未知的投射。许多在文本中显得抽象而沉重的词语，落在一扇铁门、一个眼神、一段泥路上时，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触感。边界并不是理论中的线条，而是此时此地的空气与步伐，是只有亲身抵达才能辨认出的现实。

▍诊所、厨房与生活中的政治

办理完登记后，一位年轻人向我走来，介绍自己叫埃德加（Edgar），是社区诊所的医生。埃德加说话语气平稳，不急不缓。他带我把行李暂放在诊所旁的小屋，告诉我社区里有许多同伴居住的大棚，我可以在那里过夜。如果大棚住不惯，也可以回这里休息。埃德加的安排让初来乍到的我意外地安心。我随着埃德加走进旁边的诊所。诊所不大，木架上摆满了药瓶和草药，玻璃瓶反射着午后的光。空气里混着消毒水、植物和潮湿木板的味道，一位医生正在为一位妇女诊疗。

离开诊所后，埃德加带我走向厨房。厨房里的火光亮着，锅里的青菜汤翻滚，柴烟和菜香混合成一种朴素又鲜明的气味。一位妇女站在灶前，递给我一碗汤。我用玉米饼蘸着汤，味道着实鲜美。在自治社区，手机没有信号，网络只能通过购买社区出售的wifi账号接入。这样的限制确实带来不便，却也体现了萨帕塔自治的立场。萨帕塔并非选择与外界彻底隔绝，而是以一种主动调节的方式掌握外部联系的节奏。人与外界可以沟通，但必须按照他们设定的路径进行。为了给玛利亚和朋友报平安，我在诊所旁的小办公室花了十比索，买了一张四小时的wifi账号。

第一天的晚餐

埃德加带着我走向社区中心。傍晚的阳光照在玉米叶上，叶片上闪着细碎的亮点。入口处的执勤点排列着十余名蒙面骑士，他们负责登记与安全检查。一位战士带着我走进旁边的房间，他们检查了我的护照与国立人类学历史学总局（INAH）的邀请函，并录入进系统。随后，战士递给我一条蓝色的纸手环，他告诉我，这是我进出萨帕塔社区的标志。

穿过铁门，首先出现的是一间小商店，货架上摆着可乐、面包、猪皮脆片（Chicharrón）等食物。商店后是一片宽阔的草坪，一座大型木结构大厅立在中央，开放的结构让它成为天然的公共中心。大厅周边，数十个小商贩推着木车出售现煮咖啡、面包、以及印有萨帕塔标志的布包和T恤。草坪之上是篮球场，既是运动场，也是节庆的舞台。篮球场一侧是学校和诊所，这是社区自主建立的教育与医疗系统。更高处是一座用于政治讨论的大礼堂，大礼堂的上方是露天帐篷和大型宿舍，容纳着此次集会的数百人。整个空间从下到上，逐级递进。生活、社会与政治以并置的方式被组织在这片不大的山坡上。

大棚内部的景致

我本想在大棚里落脚，但大棚内的位置已经被先来的同伴占据，所剩无多的狭窄空间沙土厚重，脚步落下便扬起大片灰尘，实在难以躺下。大棚外的小帐篷多为家庭使用，不宜贸然加入。见我难以安顿，埃德加带我回诊所旁的小屋。小屋虽然狭小，却也干净安稳。我与六位来自不同背景的伙伴住在一起，其中有一对来自西班牙的夫妇，也有协助此次卡拉科尔、来自其他自治社区的萨帕塔成员。在昏黄的灯光里，大家互相点头、微笑，一个小小的临时共同体就这样形成了。

和埃德加及战士们在广场的合影

傍晚时分，我走向社区的广场。空气里带着湿土与青草的气息，光线逐渐变得柔和。站在咖啡小摊旁，我与几位萨帕塔战士们开始闲聊起来。交谈从简单的问候开始，很快转向他们的生活与社区的日常。从他们的讲述中，我逐渐拼凑出萨帕塔自治社区的政治结构。如今萨帕塔自治社区已经建立了十二个卡拉科尔，莫雷利亚是其中的第四个。每个卡拉科尔都会定期举办盛会，既是社区的节日，也是社区集体讨论自治方向的年度集会。今年莫雷利亚的集会从8月2日开始，将持续十五天。随着谈话深入，他们提到土地，语气随即变得温和而郑重。他们不断提及“土地母亲”，这并非简单的象征或修辞，而是一种深植于生活的情感，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解释，与生存、生产、记忆相连的日常亲密。从1492年西班牙人的入侵到当下的印第安社区，这段漫长历史在他们的叙述中并非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个人感受、家庭经历与社区记忆相互叠加后的复杂体验。被侵占的不只是土地，还有语言、生活方式和与世界的关系。在他们的叙述中，“自治”并非抽象的理念，而是一种必须由自身守护的生存方式，是日常能够运转的前提。伴着口琴的声音，我抬头望向山坡方向，木结构的大礼堂在灯光的照耀下泛着温暖的光，周围也随之安静。站在暮色中的广场上，我感到自己正置身于一种缓慢却坚定的韵律中，它不依赖宏大叙事去证明自身，却在每一个具体的场景里被反复建构。

▍夜的歌声：土地、语言与口罩的背后

不一会儿，天空渐渐下起了小雨。我沿着泥泞的路径往上走，昏黄的灯光从大厅透出，把人影拉得很长。广场上的会厅正举行一场关于环境灾难的讲座。暴雨、洪水与污染的图像投在墙上，几百人坐在台下屏息倾听。在更高处的会场里，一场关于巴勒斯坦的讲座被挤得水泄不通。演讲者用压抑而稳重的语调讲述着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的土地变迁、战争与封锁。他播出一段轰炸后的街景视频，孩子的哭声、瓦砾上的血迹与尘土，让整个屋子静得只剩下屋顶的雨声。这种寂静不是陌生，而是一种跨越万里的共情。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不再是遥远的新闻，而是一种在场的伦理，是所有萨帕塔人能以感官触动体验到的现实。

会场的分享

当我走出讲堂后不久，大雨倾盆而至。我只能躲进战士们搭起的帐篷。听说我来自中国，战士们立刻兴奋地围上来。他们纷纷与我合影、添加我的WhatsApp账号。他们让我把照片发给他们，可蒙着面罩的他们几乎一样的眼睛、一样的黑布、一样的湿气，很难辨认谁是谁。刚才的亲近与此刻的模糊瞬间形成一种奇异的反差。这让我突然意识到，蒙面、匿名不是遮蔽，而是一种在经历历史创伤后自我保护的伦理，也是萨帕塔人彼此间最深的温柔。社会的整体性，从来不是靠“可识别的个体”来维系，而是靠共同实践、共享风险与共同承担历史来实现的。萨帕塔并不塑造英雄，他们塑造的是“我们”，是一个无须亮出面孔也能彼此识别的共同体。

和战士们的合影

雨夜更深，泥地被踩成了泥潭。埃德加带我去西侧的小广场清洗。那是萨帕塔的自治学校。水泥地面与外面泥泞的地面形成强烈对比。教室里，老人、妇女、孩子挤在一起，虽然拥挤逼仄，却没有一丝吵闹。匿名的身体、无名的睡姿，组成一种近乎庄重的共同体节奏。见我冷得发抖，埃德加带我去喝热咖啡。大门一侧商店的厨房里，年长的妇人在大锅里熬着热气腾腾的咖啡，一杯咖啡二十比索，面包十五比索。我们排了十多分钟，终于拿到了冒着热气的咖啡。

“一起去看演出吧。”埃德加一边整理雨衣，一边朝我点了点头。雨夜里的卡拉科尔依旧人声不散，广场像被唤醒的巨型舞台。人潮从山路上缓缓涌入，上方的大礼堂早已挤满了观众。人们肩并肩地挤坐在地面上，披风和包裹叠在膝上，在湿冷的空气中保持着某种静默，像是在等待一个共同体的脉搏重新跳动。灯光暗下又明亮，主持人的声音在空间里回荡。“今晚先是印第安文化表演，有语言吟唱、民谣和说唱，十点之后是舞会。”破旧的音响、吉他、几把椅子，就是整晚的舞台。一切是那么的朴素，却让人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庄重。

最先登台的是三位佐齐尔女性。她们裹着传统服饰，虽然蒙着面，她们的眼神安稳、含蓄。她们用佐齐尔语吟诵长诗，节奏平缓，音节在舌尖轻轻震动，像是从土壤深处传出的低语，河流的去向、土地的呼吸、孩子的成长在他们的吟唱中勾勒出一副曼妙的画面。这些来自心灵的词句，那怕没有翻译，也能在人群中泛起阵阵波纹。随后，她们改用西班牙语复述同一段内容，直接、简明的表意与母语形成一条并行的水流，一条属于社群，一条通往外部世界。

天使在海岸与群山之间守望，我的兄弟姐妹并肩劳作。

语言是一种斗争，斗争是一种共同的劳动，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让土地变得温暖，让孩子们能够说话、成长。

我们不相信那些坐在宴席旁的人：他们吃得越多，就越把死亡当成思想。他们的念头，是让世界沉默。

我们把善意留在心里，把思想放进公共的劳动中；每一次尝试都是生长，每一次耕作都是一条新的道路。

我们不会后退，我们缓慢，却向前。不是追随狼群的嚎叫，而是在平原上守住生命的秩序。

道路可能艰难，但我们握紧彼此的手，让未来一点一点落地，像种子一样落进泥土。

感谢所有站在一起的人，在黑暗里守住火光，让世界以另一种方式重新聚拢。

注：以上诗句由作者依据三位萨帕塔女性的西班牙语吟唱录音整理翻译。

三名佐齐尔女性的吟诵

接着依次上场的几位青年。他们抱着吉他，弹唱革命的歌曲，也夹杂着即兴的民谣句段。声音偶尔有些沙哑，却带着一种真切的力量。观众轻轻拍着节拍，有人跟着哼唱，也有人闭上眼倾听。掌声、呼吸、脚步声在大厅回荡，像潮水一般来回往复。

吉他队伍的表演

十点过后，主持人宣布可以跳舞了。灯光柔和下来，像一层薄雾笼在空气里。鼓点从舞台后方响起。人们先是互相推让，随后开始牵手。人群中既有自治社区的蒙面骑士，也有像我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他们穿着各具特色的服装，有人戴着面罩，有人露出纹身的手臂，有人穿着手织的民族服饰，也有人只是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伴随着欢快的乐曲，舞台和观众席的界限瞬间消失。人们拥抱在一起，旋转、踏步、对视、牵手。身体在节奏里靠得更近，泥泞在脚下溅开。热气在灯光下蒸腾，逐渐模糊了身份的界限。那些美国的年轻人跳得尤其投入，像是在山林里重新找到了节奏。萨帕塔人也并不示弱，他们在舞池里来回走动。一些年长的蒙面女性偶尔加入，偶尔退开，让舞池呈现出一种温柔的开放。语言、身体、声音、节奏在这里构成了一种集体叙事。那些吟唱与舞步，那些吉他与说唱，是萨帕塔人对土地、历史与未来的回答，是他们对世界的发声。虽然没有一个萨帕塔人站在中心，但所有人却都在用艺术的方式共同构建一个“我们”。

午夜之后，音乐慢慢收束，人群慢慢散开。人流朝帐篷与营地走去。笑声与鼓点仍在空气中浮动，如同一条在黑暗中缓慢流动的河。回到诊所时已近深夜。守卫胡安仍坐在门口，灯光投在他身后，像为这一夜加了一个圆满的句点。那对西班牙夫妇坐在长凳上，捧着咖啡小声交谈。见到我，他们微微一愣，随即又笑了出来。胡安递给了我一杯咖啡，苦涩的味道在嘴里弥漫。西班牙夫妇讲述着此次拉美之行的经历，他们从阿根廷北上，经过安第斯、高原与丛林，最终来到恰帕斯的山林里。“这里很苦，”妻子说，“但人有信仰，就不会怕苦。”我们聊起西班牙和拉美的异同，马德里的玉米饼（tortilla）非常厚，恰帕斯的玉米饼却薄得能透光·····胡安默默听着，笑容里透着一种安稳的骄傲，像来自深处的火光，不炫目，却能照亮人。夜越来越深，我们铺开席子睡下。雨后的空气混杂着木头与湿土的味道。凌晨两点多，灯光依稀暗淡、声浪逐渐消失，唯有一种无形的联结还在空气里缓慢流动。像是一根在黑暗中被轻轻系上的细线，把舞动的身体、吟唱的声息、远道而来的脚步，同这片潮湿的土地悄悄拉拢在一起。

那一晚，没有英雄，却清晰地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我们”。

▍白天的光与影：自治、生活与边界

早上五点多，门外就已经窸窸窣窣了。洗脸池前挤满了人，简易厕所的马桶堵着，纸散在地上。勉强冲了把脸，我便沿着湿冷的泥地走向自治社区。大门不远处的伙房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几位女战士站在大灶台前，或是给灶里添柴，或是在大锅里搅拌，煮着散发着清苦味道的咖啡。战士们端着饭盆，安静地排队。他们先盛一杯咖啡，再舀一勺豆子粥，拿好后便散在营房门口或草地上吃。整个自治社区大约有四间规模相当的厨房，烟火气在潮湿的清晨里缓慢升起。

排队领取早餐的萨帕塔战士

我跟着一群年轻战士拿完食物，一路穿过两个讲堂，来到山顶的营区。战士们有的摆着小方桌，有的随意坐在地上。咖啡冒着白气，豆子粥黏在铝盆边缘。一些战士还吃着家里带来的脆玉米饼（Tostada）。我们坐在山间，一边吃早餐，一边闲聊昨夜的雨、社区的生活和各自的家庭。

“你能接受萨帕塔吗？”他们好奇地问着我。他们当然知道萨帕塔人的苦难，但更在意的是作为外来者的我能否承受。对我而言，短暂的逗留不是问题，但我无法确保能够一直在这里生活。战士佩德罗提起他的家庭。他和妻子、小儿子一起来了，大儿子受不了这样的环境，去了图斯特拉打工。“那是他们的自由，我们不能阻挡。”佩德罗一边说着，头扭向一侧。顺着他的方向望去，一排年轻战士坐在地上。山谷里的玉米地泛出清晨的光，山脊上一棵大树孤立挺立。远处，一望无际的丛林与远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正在山顶吃早餐的萨帕塔战士们

与夜里的喧闹相比，白天的卡拉科尔稍显安静。两个讲堂各自进行着研讨，声响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演讲的内容与前夜相似。一位佐齐尔女性讲述她所在社区的建设经验，语气平稳，台下却稀稀落落。更多的人散在外面的帐篷里，他们或是靠在棚柱上、躺在草地上眯眼、补昨夜被雨打断的睡眠。湿气缠着每个人的身体，阳光成了难得的慰藉。洗漱房前排着长队，有人洗衣，有人冲凉。只有在白日的光里，大家才敢真正让身体松下来。晾衣绳上的衣服被风吹起，衣角互相拍打，像在发起亲密的交谈。

白天的卡拉科尔一角

我和战士们喝完咖啡，走到诊所附近。埃德加忙得几乎没时间抬头。他说莫雷利亚卡拉科尔的环境太苦，一些老人或身体弱的人扛不住，很快就会倒下。话音刚落，几位战士扶着一位晕倒的中年妇女匆匆进来。她脸色惨白，靠在塑料椅上喘气。埃德加熟练地挂上葡萄糖，叮嘱她多喝水。空气里混着消毒水与泥土味闷得发粘。不一会儿，一名年轻的战士领着他的孩子进来。孩子脚踝被石头划破，血已结痂。他轻轻清洗伤口，细致地缠上纱布。孩子咬紧嘴唇，死死抓着父亲那只粗糙的手。阳光从破旧的塑料窗照进来，在他们身上落下一片昏黄。

卡拉科尔的内部道路

直到下午两点多，诊所才渐渐安静下来。诊所空气里仍残留药水味，外面阳光刺亮，塑料棚在风里沙沙作响。卡拉科尔在此刻显得安静、疲惫，像是终于得到短暂的喘息。我趁空问埃德加，为什么这间诊所会如此的繁忙？他说，我们所在的这间诊所其实不属于卡拉科尔。莫雷利亚的卡拉科尔有两个诊所：一个位于自治社区内部，一个在外围的村社的地界上。前者由萨帕塔人自建自管，属于自治体系；我们所在的这一间则归莫雷利亚村社。从行政意义上说，这间诊所是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因为卡拉科尔的集会，萨帕塔人临时借用外面的设施。

埃德加说得很轻，好像只是随口解释两间诊所的行政归属。随着他的手势，我忽然意识到，那条原本在我眼中模糊的界线正悄悄浮现在空气里。一个属于自治社区，一个属于国家体系，两者距离不过几十米，几步便能跨过去。可越是靠近，越能感到一种轻微却持续的紧张。那是两种秩序、两份历史、两个身体经验所构成的世界。彼此并排，却从未完全重叠，是一种“不可拆解”的并置状态。历史并不沿着一条线前进，而是多种逻辑同时运作。国家的逻辑、社区的逻辑、家庭的逻辑、革命的逻辑、土地的逻辑……它们互相缠绕、彼此抵触，却又必须相互依存。

必须承认的是，卡拉科尔内部的诊所更为简陋，药品有限，医生多靠经验与互助维持着日常健康的秩序。外面的诊所更加整齐，药品更齐全。墙上贴着政府的健康宣传画，门口停着一辆旧救护车，白色车身在阳光下闪着微光，更像一种无法完全否认的承诺。当身体真正受到威胁时，人们会自然依附于更稳固、可预期的体系。哪怕心向自治，肉身仍会投向另一边。自治与国家间的边界，这样悄悄地被身体跨越。

▍旅游团：商业、好奇与“另一种普遍性”

诊所外围的广场上停着三辆崭新的大巴，阳光照在洁白的车

身上，反射出刺目的光泽，与萨帕塔社区里那些锈迹斑斑、摇摇欲坠的旧车形成了强烈对比。两位司机正低头擦拭着车窗，水珠顺着车门缓缓滑落，溅起细碎的灰尘。他们说自己来自墨西哥城的一家旅行社，属于“卡拉科尔一周游”的项目，大约有120多名游客。每人支付两千比索，就可以从墨西哥城直抵莫雷利亚的卡拉科尔。游客们的饮食自理，可选择在萨帕塔社区里借宿，或干脆睡在大巴里。司机语气轻松，甚至带点俏皮。“旅行社可能和社区有些联系吧。”他说得模糊，似乎并不愿意透露更多细节。

门外停车场排列的大巴

我坐在车旁的土堆上发呆。太阳晒在泥地上，蒸起浅浅的热气。卡拉科尔往外的人流开始变得密集。有人从社区里走出，手里提着衣物与锅碗。更多的人肩上扛着被褥，怀里抱着孩子，穿过社区的铁门。油烟、尘土与广播的口号在空中混成一股复杂的气味。不久，我终于看见从社区里走出来的游客——一对来自墨西哥城的年轻人，露西娅（Lucía）和她的朋友。她们神情愉悦，却又略显疲惫，仿佛刚从一场身心锤炼的旅程的经历中走出。露西娅告诉我，她们此行纯粹出于兴趣。他们在墨西哥城长大，从未来过恰帕斯。对他们而言，萨帕塔是充满着理想主义、遥远而危险的符号，萨帕塔的自治更是争议的中心。有朋友告诉她，萨帕塔的自治理念和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提出的“乌托邦计划”意外相似，她们想来看看，想知道“恰帕斯的土著社群究竟如何把理想落实为生活”。

她接连用了“惊讶、感动、困惑”三个词语形成此次的萨帕塔之行。她们原以为会被拒之门外，没想到萨帕塔人几乎没有任何防备地接纳了她们。她们来自柏油路、灯光明亮的城市，从小习惯了自来水、电网和飞快的网速，却从未想过在同一片国土上，还有这样一群同胞，用几乎“前现代”的方式维持着自治的伦理。她们敬佩萨帕塔人的平等精神与理想主义，却也为其艰苦的生活条件感到心酸。夜里寒气刺骨，帐篷薄得透风，她们最终只得回到大巴车上半躺过夜。“幸好只是一个星期。”她们苦笑着说。我试图追问他们，旅行社如何与社区取得联系，但她们和司机一样，却都语焉不详。

我坐在大巴车旁的山丘上。大巴的车身反着光，城市的光泽与泥地、木棚、帐篷并置在泥泞的土地上，既不协调，也没有矛盾。商业、革命、旅游、自治这些看似冲突的元素聚集在这里，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放在同一张桌面上。社区的人继续做饭、修帐篷、组织活动。游客在好奇与距离之间摇摆着，既热情又谨慎。不一会儿，人群像潮水一样流动在卡拉科尔和莫雷利亚的小路上。土著妇女提着锅碗穿过人群，年轻战士扛着木料从大巴旁走过，游客则停在阴影里小声讨论着自治、政治与乌托邦。各种逻辑在同一个空间里并置着，却没有任何摩擦。一碗热腾腾的豆粥、一杯用柴火煮的咖啡、雨夜里被递到手里的毛巾、在泥地上扶起陌生孩子的动作，一种从生活本身延伸出来的普遍性正在这种多种元素的并置中缓慢显现。它没有明确边界，也不通过口号呈现，而是在具体细节中生长。这些虽不以“革命”自居的细节，却让人感到一种可触摸的伦理：差异不被拒斥，外来者不被定义为威胁，参与不以身份为前提，文化关系可以自由选择，共同体的边界因此保持着一种温柔的开放。

正是在这种温柔的开放中，萨帕塔社区既没有热情地拥抱游客，也没有把他们挡在外面。他们以一种节制而稳固的方式，容纳了外界的好奇、商业与想象，让这些力量在此稍作停留，却不至于改变社区的方向。所谓普遍性，在这里并不是理念或结论，而是一种关系的可能性：在差异之间寻找可共存的空间，在混杂之中维持最基本的平等感，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让“我们”得以不断被重新理解与扩展。

▍莫雷利亚：并置的异质空间

黄昏慢慢沉下山脊，光线像被人悄悄调低，柔得几乎要碎。我沿着土路向莫雷利亚走去，空气里混着湿土气息与被晒了一整天的草香，两侧的玉米地在风里起伏，杆叶摩擦出细细的声响。偶尔有香蕉树伸出宽大的叶片，在夕阳的映衬下透出暗绿的亮泽，像替这条路撑起一把临时伞。

骑摩托的青年扬起一阵细尘，后座绑着一袋青豆；一位妇女怀里夹着木瓜和仍带湿意的衣物；一位老人推着堆满玉米的手推车，脚步缓慢却稳，每一步都像踩在多年重复的节奏上。暮色在他们的动作间流转，使村外不长的路格外柔和。再往前走，简易哨所的轮廓从昏光中浮现出来。铁皮和木板勉强搭成的一面墙，被夕阳照得泛出淡淡的铁锈光。墙上是一幅褪色的萨帕塔宣传画，两侧写有萨帕塔政治口号的红黑白墙面有些斑驳，记录着许多季节的雨和光。哨所前坐着四名青年，他们衣着简朴，用磨破的鞋尖漫不经心地拨弄着地上的碎石，里侧房屋的一脚靠着一排光滑的枪。真正刺入人心的是他们说话时微微压低的语调，这是一种习惯了警觉，却又不愿显得紧绷的声音。

莫雷利亚的村落哨所

“我们不是萨帕塔，我们是莫雷利亚的村民，在这里保卫村落的安全。”右边的年轻人轻声介绍自己。说完，他便把目光移向远处的山谷，仿佛那里的动静比眼前的对话更值得关注。

莫雷利亚村落街道

站在哨所遥望莫雷利亚，砖房与木屋错落而立，有的墙面斑驳，有的窗框仍留着被雨水冲淡的浅蓝色。门前晾晒的衣物在晚风里微微飘起，发出柔软细微的摩擦声。炊烟从屋顶升起，被暮色拉得细长，空气里飘荡着诱人的玉米饼的香味，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慢呼吸。坑坑洼洼的街道上，几个孩子追着一只小狗奔跑，笑声亮得像黄昏最后的几束光。一个背篓装满木柴的老人缓缓走着，木柴随着他的步伐轻轻相撞。一对年轻母女蹲在门口整理刚洗好的玉米芯，水珠从她们的指尖滑下，落在泥土上，留下深浅交错的痕迹。

村中心的一家小商店在暮色中亮着一盏昏黄的灯光。小店门口塑料椅旧得发白，椅角卷翘，墙上的裂痕在灯下投出细长的影子。店里并不宽敞，角落的旧冰柜嗡嗡作响，瓶身上凝着浅薄水珠的可乐和橙味汽水像刚醒来的小兽。店主是一位眉眼温和的中年男子，他的声音很轻，话也不多。他听我询问后只是点了点头，像是在回应一件不需深究的事。谈起萨帕塔时，他的语气平稳得像叙述天气一般。“大家都在这里生活，”他说，“谁做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做饭、上学、种地,就是这几天，来的人多了，买饮料的人也多了。”他顺手把桌面散落的几枚硬币推成一小堆，指尖触到金属，发出几声细微的清响。我在门口的塑料椅上坐了好一会儿，看着暮色一点点将村子的屋顶染暗。几位妇女提着饮料离开，边走边用围裙擦手。一位老奶奶经过商店门口时停下来理了理散在额前的发丝，又慢慢走远。远处，一位妇人关上鸡舍的门，木棒敲击木板的声响在夜色里格外清脆。

远处的卡拉科尔的广播声偶尔被风带过来，轻得像从另一个世界飘来的回声。夜色逐渐浓重，村里的灯光像被镶嵌进黑暗的小火苗。有几户人家亮着白炽灯，光线透过窗帘的缝隙落在地上，散落成一块不规则的淡黄。狗蜷缩在屋檐下，偶尔抬眼看我一眼，又安心把头埋回尾巴。我起身告辞时，店主抬手向我轻轻点头。走着来时的路，风吹过玉米叶，沙沙作响。远处的广播已经被夜色压得只剩模糊的节拍。回头凝望，莫雷利亚在夜色里显得稳妥、低调、深沉。它不争夺，也不表态，不需要被放进任何叙事里。只是一个在傍晚收起一天疲累、在夜里继续守着炉火的村庄。正是这种“不显眼的存在”，在那个夜晚，让我牢牢铭记。

▍风中的那棵树：在裂缝中生成的世界

夜已深，我开始沿着湿滑的土路朝着卡拉科尔走去。远处的音乐声断断续续，混着人声与鼓点，被潮湿的空气揉得有些发虚。雨后的地面泥泞，许多帐篷还在滴水。舞台前慢慢聚集了观众，几位青年正在收拾音箱，偶尔弹出几声未调准的吉他。卖玉米饼和咖啡的小贩靠着大棚，静静地坐着。

晚饭是在诊所旁的小厨房解决。昏黄灯光下，一锅简单的南瓜土豆汤，几片玉米脆饼，简单却不失美味。吃完晚饭，我又一次前往社区中心，和昨晚一样的情形再次上演。半夜时分，人群散去，社区安静得只剩铁皮屋檐上雨滴的声音。回到诊所旁的房间，同屋的几个人都已经睡下。躺在地上，听着远处的狗叫与雨声，我很快沉入浅浅的睡眠。

清晨的雾还没散开，我和胡安在潮湿的空气里简短道别。我沿着湿凉的小路步行两公里，在莫雷利亚搭上了一辆敞篷货车。几位村民和我挤在狭小的车斗里，风在我们耳边猎猎作响。随着车速越来越快，我竟然有一种重新进入恰帕斯的丛林的错觉。

与弗朗西斯科（Francisco）的合影

在阿尔塔米拉诺，我遇见拼车的同行者弗朗西斯科（Francisco）。听我讲完在萨帕塔社区的见闻后，他微微点头，亮出手上那只磨得褪色的手环，说了一句轻得几乎被风吹散的话：

“我每年都回来。人活着，总要有一个能回去的地方。”

我们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分别，我们相约每年一起去一次莫雷利亚的卡拉科尔，彼此还留下了电话号码。在回到家中后，我拨了无数次，那个号码像却像被封存在某个时间节点一样，始终无法接通。虽然如此，但他的那句话，却像山间的风一样，永远地停在了我心里。

离开莫雷利亚的卡拉科尔后，我总会想起那天清晨的光景。山脊上的那棵树在风里轻轻摇动，像是从远处向我发出的提醒：世界并不需要被缝合成一块，而是在无数细微的关系中，悄悄生成它自己的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