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舟的“水手”——苏联解体幕后与启示

    1991年12月的这一个月里，苏联突发的一系列转变震撼了全世界。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个完整的庞大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垮台，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民族国家之一不复存在，其经历的过程竟是出人意料的平和，让全世界都惊呼难以置信。毫无疑问，尘埃落地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定性为一次革命，虽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革命。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被许多人奉为最高的警示。载舟和覆舟之“水”通常被理解为百姓力量的象征，“治水”也因此成为了永不落幕的传说。但苏联的解体让我们发现中国警语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当然放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也是一样——幕后的真相是，翻覆苏联这首大船的并非水之力，而是一群大力水手。

（一）

    社会经济体制被来自下层的革命所扫除，这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在传统的革命中，社会下层受害者揭竿而起，打败上层旧的统治集团，粉碎该集团赖以维持秩序的机器，再开始重建新体制这一艰巨工作。法国大革命是此类典型，1917年的俄国革命则是20世纪的鲜活教科书。但是，我们很难在最近找到一次历史事件，可以和俄罗斯1991年的革命相类比。虽然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是通过革命终结的，但与传统的革命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苏联体制走向终结，并不是因为经济停止了运行，社会供需矛盾激化的直接结果。而是因为一种政治联盟的兴起，并致力于用资本主义代替它。我们也看到，苏联体制的三个“痼疾”——少数精英统治、专制国家和集权化、等级制——最终导致这个名为“亲资本主义联盟”（以下简称“亲资联盟”）的兴起和成功。

    然而，体制内的党-国精英们（以下简称“体内精英”）才是这种联盟的中坚分子，最终决胜的力量。俄罗斯共和国政府中的重要人物都由他们组成，他们代表着与“亲资联盟”相互照应的另一股势力。新的资本家阶级绝大部分是从他们中产生的。正是这些“体内精英”支持改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最终使政治对手缴械并打败了其他两部分人——信奉社会主义的改革派和日渐式微的保守派。

    苏联体制的终结是一次十分不同的社会过程的产物。也就是，在旧的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体内精英”在这种革命口号下结成联盟——每一次革命都包括各种集团和阶级的联盟。“亲资联盟”也从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和私营企业这些新阶层那里获得了支持——所有这些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在这一过程中特别起着关键的作用。

    苏联解体的独特性，还根源于它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特殊性。历史上其他强大的社会体制，都有这样一些统治集团，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并多多少少公开地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实行统治。国家社会主义与此不同，它的统治集团并不拥有生产资料，它的合法性也全部建立在这一主张上：体制的运行是为了普通大众。这种统治集团只是把自己的体制维系在历史的、文化的和情感的纽带上，一旦面临诱人的物质私利，这种纽带就显得软弱无力了。

    或许，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俄罗斯1991年的情形有点相似。这是日本在西方势力的强大炮火面前蒙羞之后，通过日本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帮人来掌权的革命。新的统治者决心用在西方找到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来取代垂死的日本封建体制。他们废除了旧体制的核心制度，包括阶级特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他们利用国家的力量去建铁路和电话线，去开展新工业的建设工作，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不过，明治维新同苏联精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拒绝、对资本主义的偏好有着重大的区别。日本的封建精英由武士、官吏和大封建地主杂混而成，他们中持不同政见的集团不得不在1866—1868年花去两年的时间去流血战斗才稳操权柄，这点与苏联解体实质上是和平的演变不同。日本在对外来政权所强加的军事和政治的羞辱作出反应时是如此之激烈，而苏联却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世界军事力量的两极之一。

（二）

    我们已经看到，许许多多纯粹是偶然的、意想不到的因素在苏联垮台中发挥了作用。戈尔巴乔夫（1931—2022）在经济改革方面黔驴技穷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则是苏联特殊的多民族架构，它孕育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不得不时刻努力驯服它。此外，就是一个人的个人野心和特殊天才，这个人就是：鲍里斯-叶利钦（1931—2007）。

    在我们看来，虽然“亲资联盟”的政治图谋是导致苏联终结的首要因素，但其他的离心力也在曾在这一时期的东欧和苏联起过作用。一个现代的大型的民族国家要想稳定，似乎需要某种能够把民族国家凝结在一起的经济体制。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都被证明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由于东欧和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已垮台，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不能立刻发展起来，由此所导致的任何内聚力强的经济体制的缺乏，助长了民族国家各地区之间分崩离析的趋势。

    假如苏联不是一个以许多不同民族共和国为基础的多民族国家——就像他在东亚的其他几个兄弟国家——那么，其社会经济体制的终结就不会引发其国家的解体。苏联的解体是改革年代兴起的“亲资联盟”的核心在俄罗斯共和国活动所酿成的副产品，也是该联盟为确保掌权而要求瓦解苏联的人为结果。

    苏联垮台中所牵涉的许多偶然因素，是在1985—1991年间发生的系统演变中产生的。这是一个“体内精英”从苏联体制一形成时就存在的严格的、层次分明的牢笼中释放出来的过程，这种释放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过程所需要的。一旦释放出来，这些人中龙凤们很快就认识到，保存现行制度就什麽也得不到，而瓦解它就什麽都有了。这正是“体内精英”所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将为他们带来更大、更安全的个人特权。他们于是着手废除旧体制。

    然而，精英们并不总是一帆顺风。1991年春，在各次民意调查和一次全民公决中，大多数苏联人民表达了他们对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反对，和对保留联盟国家的赞成。

    据一份可信的民意调查显示，当被问及“你是否支持保留革新过的联盟”时，在乌克兰，“同意”票数为70.2%；在俄罗斯，“同意”票数为71.3%；在白俄罗斯，则为82.7%；在阿塞拜疆和所有的中亚共和国，“同意”票数均超过了90%。

    但调查和公决是不能决定社会大变革的方向的，就像老百姓能奈神仙打架几何。不管大多数人在有关国家未来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如何，苏联体制渐渐驯化普通苏联公民，在他们中间，已经见不到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了。虽然戈尔巴乔夫口口声声把改革叫做“自我革命”，但他从来就未能发动普通老百姓，一党70年的等级统治已经教会他们远离政治了，使他们变成“一潭死水”。

    戈尔巴乔夫的行事作风是官僚型的，不是群众动员型的。他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努力，靠的是党机构，而这个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是自上而下、官气十足、乱统胡治的。要想动员普通老百姓积极拥护他日夜祈祷的革新了的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的了，不管这个目标是如何诱人。

    要不是这样，苏联老百姓就有可能响应民主社会主义的号召，在最危急的一刻行动起来，显示力量，一举冲决“亲资联盟”的图谋。

    历史没有假如。这样就把苏联体制1991年的命运完全留给“体内精英”以及他们在知识分子中的盟友们去决定了。一旦理解了苏联体制的这些结构特征，改革所导致的惊人后果，以及结局又是如此惊人的迅速而平和，就不再显得惊人了。

（三）

    苏联垮台后，叶利钦以及“亲资联盟”看来可以自由地消除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残骸了，可以急切地开始在俄罗斯建设资本主义的任务了。然而，狂喜的俄罗斯根本就没想到，在他们选择的道路上等待他们的，是无尽的坎坎坷坷。许多曾经的铁杆支持者如大梦初醒，追悔也莫及了。

    以上对苏联历程的简单概括不能认为社会主义是无效的，或者没有资本主义优越。苏联历程的真正教训是与社会主义在未来应该采取什麽样的形式相联系的，如果它要解决苏联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所带来的难题的话。

    同样的，把国家社会主义的消亡理解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挑战的失败也是草率的。苏联体制只是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平等的、合作的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首次尝试，这样一个首次尝试，是在不尽如人意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在取得了一些成就也产生了许多缺陷之后，它最终走向了灭亡，这并不令人吃惊。

    失败的，是扭曲的社会主义观念，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

    历史同样告诉我们，资本主义首次在14世纪的意大利几个北部城邦出现的时候，也被证明是早产的。资本主义首次出现但当时未能生存下来，只是几个世纪之后，这一新制度才在欧洲其他地方坚定地确立下来，并逐渐成为现代世界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近百年来，对这一制度唯一全面的挑战来自社会主义。

    因此，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及其破灭留给21世纪最重要的启示是：我们不是处在社会主义挑战资本主义的终点，而是在这一挑战的开端。

    正如我们在过去三十多年所见证的，1991年苏联在极寒中瓦解之后，我们在1992年却迎来了一个春天的故事。这是新世界的一缕曙光，至今故事将入高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