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自由主义者投降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怎么办？

文 | 丁毅超 天书

　　2018年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第44届G7峰会，因其紧张气氛和戏剧化场面而载入史册。彼时，美国因其在贸易保护主义、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上的单边行动而遭到盟友的集体批评。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定格了这一时刻：

　　默克尔站在桌前，双手撑着桌面，身体前倾，似乎正在“教训”坐着的特朗普，而其他领导人则围拢在旁，神情各异。这一幕被法国和部分成员国的媒体生动地称为“6+1集团峰会”，象征着美国因其孤立主义行径而与传统盟友阵营分道扬镳。  

　　七年后，历史的画面发生了根本性颠覆。同样是在加拿大，同样是G7会议，英国首相斯塔默跪在特朗普面前捡文件的照片被媒体疯传。更不用说，近日，欧洲多位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同来到白宫，以一种“讨好”的姿态与寻求“交易”的特朗普进行接触。他们不再强调价值观和道义，而是着重讨论实际的军事援助、防务开支以及如何将乌克兰的和平纳入特朗普的“交易型”框架。

　　这种象征意象的转变并非孤立的戏剧性场面，而是西方世界内部权力、利益与安全观念发生根本性重塑的具象化体现。自由国际主义的时代结束了，现在是大国博弈的时代。

　　欧盟比特朗普更“TACO”

　　“TACO”绝对是最近几个月自由主义世界最流行的词汇。“TACO”一词（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特朗普总是退缩）最初由《金融时报》记者创造，用来描述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的反复无常——他会发起关税威胁，随后又为了避免市场和经济压力而迅速后退。这一词汇迅速在华尔街的金融圈扩散开来，成为欧美反特朗普阵营的“精神安慰品”。随着这一词语的流行，TACO一词成为对特朗普所有“不稳定”政策的嘲笑用语。其中的潜台词不言而喻，特朗普是一个糟糕且无能的总统，无力对国际自由主义秩序进行挑战。

　　不过几个月下来，目前起码在关税和贸易问题上，显然只有中国才能让特朗普真正TACO，那些在几个月前嘲笑特朗普的欧盟人士是很难再笑得出来了。

　　本次欧盟在贸易问题上滑跪美国之后，不光西方，我国国内也有不少“正道世界”精神捍卫者痛心疾首。笔者很想问，难道真有人觉得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战略自主？

　　正如我们之前文章所说，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本质是一种地缘政治工具，而非简单的贸易政策。特朗普的行为纵然再混乱，但毕竟美国的体量还在那，绝大多数主权行为体没有能力长期抵抗美国的施压。对印度的额外关税是最典型的表现。特朗普一方面以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宣布征收额外25%的关税，另一方面又在阿拉斯加铺红地毯迎接普京，宣布暂停对俄罗斯的进一步制裁。

　　话说回来，比起特朗普，欧盟这些政客就更没好到哪里了。是谁信誓旦旦保证取消冬季燃料补贴的政策绝不动摇，又在议员逼宫后迅速投降宣布暂停改革？又是谁表态“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欧盟的利益，包括在必要时采取适当的对等措施”，然后又在7月27日去苏格兰讨好特朗普？至于某个自诩特朗普的耳语者并整天标榜欧洲战略自主的嘴炮皇帝，用特朗普的话说，“他爱出风头，却总是出错。”（He is ‘publicity seeking’ and always gets it wrong）

　　我们当然不是说欧盟就完全没机会了。但起码在台面上这批几十年来被新自由主义霸权熏陶至深入骨髓的政客带领下是很难看到有什么希望。霸道和傲慢是这些人的底色，就像即使到了今天这幅境地，他们对中俄仍是这种高高在上，审判异端的态度。

　　过去几十年来这些人的如鱼得水说到底是西方整个新自由主义霸权体系的威力，而不是凭借他们自身的实力。在大版本正在激烈更迭，新自由主义加速退环境的当下还在霸道和傲慢就无疑于自杀。

　　霸道和傲慢，以自由主义之名

　　过去几十年来的这套自由国际秩序，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双标和霸道的体系。用已故的保守主义哲学家斯克鲁顿的话说，今日的自由主义下，你只有被强迫的自由，而不允许你不自由。以科学和理性之名，所有人都必须被统合在自由主义的康庄大道之上。或者用我们更熟悉的话说，这就是“历史的终结”。

　　在国际政治中，我们一般将自由国际秩序定义为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的一系列全球性、以规则为基础的结构化关系。它通过多边机构（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规范（如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合作。这一秩序的愿景是建立一个开放、规则化、并由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和经济主导者的世界。

　　在思想上，为了深化这一秩序的正当性，思想家将自由国际秩序视为必然的且不可逆转的进步力量。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将成为最终的普世形态。在这种世界观下，全球化被视为一种不加批判的、必然的积极力量，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去工业化和不平等加剧）被轻描淡写地视为短暂的“阵痛”。或者用更通俗的话说，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那么自由主义为何会形成如此霸道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回到启蒙主义身上。自由国际主义的原始蓝图是由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所创造。康德提出了实现永久和平的三项“最终条款”：首先，所有国家都应建立“共和制”宪法，因为这会要求公民对战争进行同意，从而降低冲突的可能性；其次，通过“自由国家的联邦”而非单一的世界政府来维护和平；最后，通过“商业精神”和全球贸易来促进国家间的相互依存。

　　康德的愿景充满了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乐观主义，他相信，通过对法律的共同承诺，国家可以摆脱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即国家间的无序和战争，并进入一个规则化的秩序。

　　康德的核心假设是对启蒙主义的外化。或者更准确的说，康德的论点将启蒙主义对国家内部宪政和权利的论证，扩展到了国际政治之中。他认为，在国际政治中，理性和法律的共同承诺可以超越国家间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实现普遍的自由主义世界。

　　反过来说，启蒙主义的普世主义要求也导致它拒绝其他主张的正当性。它必须将历史的无数可能性收束为唯一的必然性。借由罗尔斯的《万民法》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这种强烈的历史目的论成为今日自由主义者颠扑不破的“真理”和信仰。

　　在这种启蒙的历史决定论框架中，自由主义者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特朗普代表的MAGA，以及现在全世界都在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反全球化的民粹群体。在他们眼中，民粹群体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攻击只能是一种反理性和反科学的行为，不符合人类必然走向进步的康庄大道。这成为了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普遍将特朗普第一次当选视为偶然的深层心理机制。

　　如果说16年还能解释成一种偶然，那么到2024年，就很难再用这种借口安慰自己。于是，自由主义者们在恐惧之下选择将民粹群体以及其兴起的背景统统进行妖魔化渲染，而拒绝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们构建了一种“他们与我们”的对立叙事。这种叙事使他们得以将全世界范围内的民粹和保守主义兴起现象解读为一种“暂时的异常”，而非一个系统性转变的信号。

　　在当下的中国，这种情况尤为有趣。毫无疑问，中国当下自身的发展崛起就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最大挑战，但起码在外交和经贸上，中国仍然在自己的本分内扮演一个全球化秩序维护者，而且中国实际上可以说是全世界主要大国中民粹化程度最轻的国家。所以，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正道世界卫士们就陷入了痛苦境地。

　　他们事实上很清楚中国的发展本身才是最大挑战，但他们没有能力阻止中国的发展（至于公开说出“中国不应该发展”的言论想必大家已经见得多了），所以只能加倍从正道世界的道德高地上指责中国的各种正常行为，提出各种发梦式的要求，或者把中国社会中正常的反应妖魔化为极端民粹。而正是这些人的种种行径，反而真正在加速中国的民族情绪抬头，就像日本正在做的那样。

　　自由国际主义的黄昏已然降临

　　最近国内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些现象，一些媒体自媒体又开始配合渲染所谓“反日情绪”，又开始把一些被扣上“爱国营销”帽子的电影拉出来贬低抹黑，又开始忧虑中国“民粹加剧”，“极端民族主义”。仿佛把正常人都归咎成“异常”的、具有“煽动性言辞”的个体，从科学和理性中排除出去，他们就可以获得胜利。换言之，只要给反对者扣上民粹帽子，那么理性和科学就没有错，那么自由主义就没有错，那么进步主义就没有错。

　　问题是，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无助于解释现实世界的变化。在中国搞这套有什么用呢，看看欧美自己都什么样了。欧美反特朗普媒体再复读TACO，也改变不了欧盟投降的现实。

　　笔者不得不再次将科里·罗宾这样的自由主义学者挑出来向大家展示这种自欺欺人。这些自由主义者将保守主义视为绝对的附属性意识形态，认为保守主义没有独立价值，所以其现在应当处于自己的低潮时刻。

　　但特朗普2016年的胜选迫使他们修正理论，但他们不可能放弃自己的自由主义普世框架，反而得出一种相当别扭的解释。特朗普的当选恰恰是保守主义穷途末路的表现，以至于保守主义不再能推出符合自由国际秩序口味的候选人。这只是一种暂时的扭曲和异常，并且在本质上反应了美国选举制度缺乏民主的表现（指特朗普输了普选票）。

　　这些学者在诸如《雅各宾》这样的激进左翼刊物上鼓吹要破坏性修复美国的普选制度。结果不言而喻，特朗普不仅再次当选，并且赢得了普选票。科里·罗宾被迫承认，他也不理解为何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可以如此有效地动员民众。

　　不得不说，德尼恩在《自由主义为何失败》中对自由主义进行的诊断非常精妙。一系列核心的自由主义假设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们可以免疫任何外部批判，它将自身确立为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合法框架。

　　这导致了一个封闭的认知系统：任何被感知的失败都被归因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应用不足”，而非原则本身的内在缺陷。因此，默认的解决方案也总是“更多的自由主义”——即个人自主和技术掌控的进一步扩张。

　　西方建制派的集体失能是这种逻辑的直接结果。一方面，按照自由主义的想象，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进一步拥抱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另一方面，特朗普主导下的美国又切断了这条路径的可行性。

　　或者更明确地说，在失去美国支持之后，欧盟根本无力承担起以自由国际秩序这一重任。欧盟，包括欧洲建制派政客陷入到西西弗斯的悖论之中。他们只能口号式地喊着捍卫战略自主，捍卫自由国际秩序，却又不得不坐视国内右翼民粹主义者的不断壮大。最终在焦虑与绝望之下，他们不得不被迫讨好特朗普以掩盖自由国际秩序已经无以为继的事实，维持自己仅存的幻觉。

　　特朗普的政策反过来毫不留情地解释出跨大西洋关系的真实本质。跨大西洋关系是一种由美国利益主导的权力结构，只不过在后冷战时期被包装为一种普世、进步、无私的理想框架的外衣。

　　正如施米特所言，真正的法只能在紧急状态下彰显。随着新自由主义幻觉的退潮，民族国家以及地缘政治竞争将撕下自己的伪装，取代开放市场和多边机构，成为塑造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将会愈发清晰地看到欧洲的附属性。作为“美利坚天命汗”的附庸与朝贡国，欧洲国家必须提供大量的“金银珠宝”和仆从军换取“大汗”不稳定的安全承诺。

　　这一点在东欧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国家清楚知晓，在俄罗斯的强大压力下，美国而不是德国和法国这样的中等强国，才是自身安全唯一保障。（当然也可以重新融入俄罗斯帝国）在这一残酷现实面前，马克龙的欧洲战略自主更像是某种自欺欺人的笑话，而不是具有政策实践意义的主张。

　　自由国际主义的黄昏已然降临，其身后留下的是一个重新被大国权力、民族利益与现实主义逻辑所主导的竞技场。欧洲的讨好姿态、美国的交易式外交、以及全球范围内日益加剧的地缘对抗，都不是偶然的异常，而是系统性的回归。曾经被自由派视为“历史终结”的幻想，正在被更强硬的政治现实所替代。

　　这不是某一次选举的偏差，也不是什么保守民粹逆流的意外，而是一场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自由国际主义未曾真正实现其普世承诺，却在退场时留下了一个更加赤裸、也更真实的世界。它的终结，不是悲剧，而将是一场真相大白。

　　届时，我国那些自由主义者们，那些西方“正道世界”的捍卫者们将会如何自处？从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式自由主义之问，或许很快将迎来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