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工程也能像医疗一样“精准”？国家如何用好这把新工具？

2025年8月29日，在德国南部博登湖畔的林道岛厅，第八届林道诺贝尔经济学大会第四天的议程正在进行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C. Merton发表了题为“运用金融工程与衍生工具管理国家风险并优化主权政策实施”的主旨演讲。他强调，金融工程与衍生品工具不仅能为华尔街服务，更能成为国家层面实施公共政策、管理系统性风险的“精准工具”。

从“熊孩子炒股”到诺奖大咖

Robert C. Merton出生于1944年的纽约，是著名社会学家Robert K. Merton的儿子（“自我实现预言”一词即由其父提出）。成长于纽约州哈斯廷斯小镇的大家庭中，他从小对金融表现出浓厚兴趣。在父亲的引导下，11岁时便开始购买股票，投资于通用汽车。少年时期，他既喜欢数学和棒球，又痴迷于汽车，甚至亲手拆装并改造赛车，展现了工程师般的动手能力。1966年，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工程数学学士学位，之后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应用数学博士。很快，他发现自己更渴望用数学研究现实世界的金融问题，于是转学至麻省理工学院，在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的指导下，于1970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的教学生涯中，Merton创立了多项开创性研究，包括著名的“连续时间金融理论”（Continuous-Time Finance）和“个人投资组合问题”（Merton’s Portfolio Problem）。他被认为是将学术界严谨的数量金融方法引入华尔街的关键人物。他与Fischer Black、Myron Scholes合作，开发了划时代的期权定价公式（Black-Scholes-Merton Model），彻底改变了金融市场对衍生品的估值方式。凭借这一贡献，他与Scholes于1997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Fischer Black已于1995年逝世，未能获奖）。这一公式不仅成为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日常工具，也为整个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Merton还曾在所罗门兄弟、摩根大通等华尔街机构担任重要职位，并推动了养老金管理和主权基金投资的创新。可以说，他既是理论家，也是实干家，真正实现了从课堂到市场的无缝连接。

比较优势与风险分散的矛盾

在演讲中，Merton首先指出了经济学中的一个“老问题”：国家在发展战略中，往往在比较优势与风险分散之间陷入两难。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国家应当集中资源发展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以提升效率和产出。但这种产业集中必然导致高风险，一旦主导产业遭遇全球性冲击，国家经济也会受到严重拖累。另一方面，金融学则强调风险分散：要将投资分散到多个、彼此不相关的行业或地区，从而降低波动。然而，国家不可能“面面俱到”，这与比较优势天然冲突。Merton用体育明星的例子解释这一点：乔丹虽然是篮球传奇，甚至也能打棒球，但他无法在所有运动中都成为顶尖选手。同样，国家只会在少数领域具备优势，而这些领域往往高度相关，导致风险集中。

互换合约的解法

那么如何破解这种矛盾？Merton给出的答案是金融工程中的互换合约（Swap Contract）。他以虚拟国家“Countrywide”为例，假设该国因气候优势，林木生长速度远超欧洲，因此造纸业在全球具有竞争力，同时也盛产铜矿。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该国会集中发展林纸和铜产业，但这意味着经济命运高度依赖全球纸浆和铜价。通过互换合约，Countrywide可以与其他国家或投资机构交换产业收益：它将自身集中产业的回报交换为全球多元化产业组合的回报。这样一来，Countrywide保留了“比较优势”带来的超额回报（α），同时又消除了因产业集中而导致的风险损失。“这是一种几乎零成本的安排，却能显著提升国家整体回报，减少风险，就像医学中的精准治疗一样，可以避免副作用。”

资本管制的代价与替代方案

第二个案例更贴近现实，以中国2015年股市动荡为例，当时中国为防止资本外流，采取了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然而，Merton指出，这种措施虽然短期稳定了市场，却造成了长期收益的大幅损失。他通过数据测算，一个养老基金若只能投资国内市场，其年化回报率可能比全球分散投资低约3%。别小看这3%的差距：24年后，养老金规模可能会少一半。换句话说，资本管制的副作用极其巨大。于是，他提出了替代方案：即便在资本管制下，主权基金或养老基金依然可以通过互换合约，将国内资产的回报与全球资产组合的回报进行交换。这样既符合资本管制的“形式要求”，又能享受全球分散带来的稳定与超额收益。更有意思的是，这种互换机制还有“自动稳定”的功能：当中国经济表现好于全球时，需要支付更多；当经济低迷时，国际资金则会根据合约流入中国。这种逆周期特征，比资本管制更能增强稳定性。

精准金融：减少政策“副作用”

Merton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精准金融”（Precision Finance），他将其比喻为医学中的精准医疗。传统的政策工具（如资本管制、统一税收、普遍补贴）就像“广谱抗生素”，虽然有效，却往往副作用明显。而金融工程提供了“定制化”的手段，能够减少这些副作用，使政策效果更加高效和可控。通过精密的金融合约设计，国家可以：减少政策的意外成本（如养老金损失）、提升执行效率（在稳定与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扩展政策工具箱（不仅限于财政与货币政策）。Merton强调：“这些并非遥远的未来，而是今天就可以实施的解决方案。”

从华尔街走向国策

Merton 的演讲不仅是学术探讨，更是对政策制定者的提醒：金融工程不是华尔街的“旁门左道”，而是主流工具，应当进入国家治理的核心视野。事实上，全球场外衍生品市场规模已达数百万亿美元，几乎所有央行、主权基金和跨国机构都在使用这些工具来对冲风险、稳定市场。正如Merton所言，“没有衍生品，中央银行都无法正常运转”。演讲最后，他呼吁经济学界与政策制定者打破壁垒，让金融工程成为公共政策的新支柱：“金融经济学的应用不应只局限于企业融资或资产定价，而应服务于国家战略。”

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和数量金融学的奠基人，Robert C. Merton以理论创新闻名，更在实践层面不断探索如何让金融工程惠及社会大众。从养老金管理到国家政策执行，他始终致力于将复杂的数学工具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精密仪器”。正如这次讲授所展示的那样，金融工程的真正价值，或许在于帮助国家化解困境、减少政策副作用，并最终提升公共福祉。

（图源：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