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为什么突然就打不过李自成了？

明军和农民军的实力反转主要发生在崇祯14年（公元1641年）前后，其背后是影响关内战争的两大关键外在因素出现了巨变。其一是河南等地天灾人祸从量变到了质变，其二是关外围绕着锦州明清之间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决战——松锦之战，且最终以明军大败亏输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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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的崇祯13年2月，李自成等人还一度在鱼腹山被围，差点全军覆没，全军上下几乎都陷入绝望中，很多人预谋投降。为鼓舞士气，李自成算卦启众心，众将为突围纷纷杀妻以坚定意志（同时也方便破围而出）。突围后农民军走大宁(今四川巫溪)﹑竹山，返回陕南，再次潜伏商雒山中，可谓是狼狈不堪。

此时，天赐良机，外在形势突然发生巨变。

首先是离商雒山不远的河南几乎已经成为一个火药桶。该地明朝藩王众多，人多地少，又遭遇数百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崇祯8年开始连续6年旱灾、蝗灾不断，但朝廷的赋役、加派等不断增加，无数人在多年天灾人祸的打击下濒临死亡，纷纷开始铤而走险。

其次则是明朝关外军事形势的骤变。

大约与李自成鱼腹山被围同时，皇太极改变了攻明的方略，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宁锦防线上，突破点就在锦州。他不再打一阵、抢一下就走，而是采取“长期围困、迫其出降”的策略，在锦州附近修筑义州城积存粮草，收割锦州附近庄稼，还将清军分成两班，以两个月为期限轮流“上班”围困祖大寿。经过一年左右的围困作战，锦州外围据点基本全部丧失，城内反叛不断，连锦州外城也丢失了，祖大寿退守内城，不断向明廷告急。明廷的注意力和军事重心遂不断向关外转移。

崇祯一贯将土地看的极重，任何丢失城池的行为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虽然明知道这是皇太极围城打援的策略，还是不得不组织力量进行救援。但小规模的救援根本不济事，洪承畴派出的几路救援部队全都失败了。

到崇祯14年3月，为救援锦州，崇祯帝和明廷下了最大的战略决心，几乎倾尽所有军事资源，以洪承畴为统帅，调集山西、宣府、蓟州、山海关等九边精锐步骑13万人，与清军决战以解锦州之围。7月各军汇集宁远并誓师，之后双方在锦州外围乳峰山等地打得有来有回，两方都出现了较大的伤亡。8月下旬，清军突出奇兵，在一天时间里，在明军背后掘出三道长壕，断了明军主力的后路和粮道，同时阿济格率军突袭塔山，夺取笔架山明军大批粮草，成功占据主动。形势顿时逆转，明军在只有3天军粮的时候集体突围失败，全军大溃。到崇祯15年2月，松山陷落，连洪承畴本人都被俘，3月锦州陷落，祖大寿投降。

这场前后持续两年多的大决战最终以明朝的大败告终，此战也彻底将大明的脊梁打断，清军入关已是势成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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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锦之战前后，明廷的军事重心被牢牢地困在锦州，各种军事资源疯狂地往宁远输送，李自成等人趁机进入河南这个火药桶，凭着自己在义军中的崇高威望，将其引爆，然后迎来了自己的大发展阶段。

看这个惊人的爆发过程：

崇祯13年11月，李自成进入河南，只有1000多人，攻打几个小城后很快就从者数万人。再攻取豫西各地，提出“不杀平民，唯杀官”“均田免赋”等口号，附近饥民纷纷来寻求活路。

崇祯14年正月，攻取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开仓济贫，声势迅速扩大，河南各地义军更是蜂拥而至，而且还出现知识分子来投的局面，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从占据洛阳开始，李自成的战略发生转变，不再纯粹流动作战，开始重视经营根据地，每占一城都派兵据守，派官员治理，逐渐变得正规起来，开始有了一定的“王者气象”。2月，攻打开封，农民军号称50万之众，逼得周王出库金百万激励士兵守城。11月，攻取南阳，杀总兵猛如虎。12月，再打开封，攻取豫中各地。

仅一年时间，趁着明军精兵强将被困关外的良机，李自成在河南从千人发展成国内势力最强的义军诸侯王，拥兵数十万，占据大半个河南且有了初步的经营，可以说有了自己的朝廷、中央野战军、地盘、官僚队伍和附从势力，再也不是之前的那个四处流窜的“李闯王”了。

之后两年，李自成实力越来越强，并开始往湖北发展，革左五营、罗汝才等部都赶来与李自成合营，经过一番斗争后他们成为李的属下，只有张献忠不愿意失去对部队的控制逃走了。李的朝廷越来越有威势，影响力越来越大。

与农民军相反，在关外大决战失败的背景下，杨嗣昌、丁启睿、傅宗龙、杨文岳、汪乔年等关内明军统帅，在围剿农民军时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从容不迫、捷报频传了，一个个开始指挥失灵，战场抗命的怪事频发，文臣统帅对武将的节制逐渐成为空文。

其中傅宗龙的遭遇最令人叹息：

傅宗龙，之前曾在贵州平叛中立有大功，但因为太刚直不为皇帝所喜，一度差点被崇祯处死。崇祯14年在朝廷无人可用下从监狱里出来被任命为三边总督。9月，傅率领川陕兵2万出潼关，汇合保定总督杨文岳部一起攻打李自成、罗汝才，但在开赴项城的路上中了埋伏，总兵贺人龙有1000精骑却按兵不动，总兵李国奇稍事抵抗就退下来。不久三总兵贺人龙、虎大威、李国奇就不约而同集体跑路了，将两个总督留在险地。傅宗龙、杨文岳只好率领督标抗敌，没想到当晚杨文岳率领的保定部队也偷偷跑了，将傅宗龙孤零零一个人丢在阵地上，傅宗龙还得分兵守保定军留下的阵地。傅宗龙率部独自抗击农民军攻击，粮食吃完吃马骡，甚至分食阵亡义军的尸体。弹尽援绝后突围而出，但在距项城只有8里的地方被活捉。农民军让他骗开项城城门，他反倒大声提醒守城军士，之后遭虐杀。

可以看出，傅宗龙能力还是相当强悍的，在遭遇突然袭击后，他独自率孤军坚守阵地13天，大量杀伤敌人。弹尽粮绝突围而出时还能保留6000多人，半夜偷袭又杀敌一千多，差点就逃出生天。但他实在是太过老实，在中伏后先遭遇三总兵的出卖，又遭遇杨文岳的出卖，成为他们逃跑的垫脚石。

当时的风气已经演变成了这样。

这一点不奇怪，就像一个壮汉，脊梁断了，即便双手、双腿完好如初但也无法发挥全部作用了，更何况他还不断地被人大放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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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剿农民军的统帅中，孙传庭比较特别，他才力深厚，敢作敢为，在练兵统兵、地方治理上都已经深度触及到了当时的痼疾。他对秦军的统帅是深层次、全方位的，不是其他督师所能比拟的，在他手下很少有人敢临阵脱逃，全军攻击力非同一般，所以才成为关内明军最后的擎天柱。

那他为什么还是打不过李自成呢？

看崇祯15年-16年孙传庭两次作战的具体过程：

第一次，崇祯15年10月，经过半年左右的练兵，孙传庭在陕西几乎是从零开始重新拉起一支队伍（之前孙所练陕西精兵经过松锦之战、项城之战、襄城之战等多次失败已经丧失殆尽），在崇祯的不断督促下，出潼关决战。在郏县，孙设下埋伏，将农民军诱入伏击圈，大败李自成，追杀三十多里。但当时连日降雨，孙军粮草不济，再加上各部争抢李军所遗财物，被李自成残兵和新来支援的罗汝才部所乘，明军损失数千人，败退潼关。此次作战，孙部与农民军各损失数千精兵，算是旗鼓相当，但在崇祯和明廷眼中，则是一次战略失败。

孙传庭败归陕西后，疯狂练兵备战。他到处招兵买马、置办军器，还根据之前的战场经验新设一个“火车营”，由总兵白广恩统领，预备作为战场的杀手锏使用。

在孙传庭疯狂练兵期间，李自成也在不断发展。在击退孙传庭后，他顺利攻占汝宁，杀保定总督杨文岳，又先后攻取襄阳、荆州、汉阳等地，改襄阳为襄京，自称新顺王。中原明军在崇祯的逼迫下如扑火的飞蛾般在救援的路上纷纷被全歼。

第二次，崇祯16年8月，经过半年多的训练准备，孙传庭所部实力有明显提升，在崇祯的督促下，终于再次出关决战，总兵力达10万之众。李自成不断诱敌深入，孙部补给线越拉越长。到9月中旬，双方在郏县激战，农民军大败，李自成差点被擒。此时，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刘宗敏率骑兵万人断孙军粮道，引发明军恐慌。孙传庭率军恢复粮道，但留守大营的河南部队军心大乱，河南总兵陈永福无法控制。农民军趁势发起反击，明军全线崩溃。10月，农民军骗开关门，潼关失守，孙传庭本人战死。

可以看出，两次大战，孙部的攻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正面野战胜多败少，多次杀得农民军大败，还差点擒杀李自成，问题主要出在恶劣的天气和漫长的后勤补给线上，两次失败几乎都败在近千里的后勤线上。

该怎么评价这种诡异的军事态势呢？

对孙传庭来说，最好是固守潼关不出继续增强秦军的实力，即便出关决战也得河北、江淮等地明军一起出动，否则河南的赤地千里就是潼关明军的坟墓。

但他做不到，因为他还没有彻底突破底线，真正成为一个自行其是的军阀或混子。

在崇祯朝能顺利活下来的将领基本都成了军阀或混子，军阀可以不听指挥，混子可以像王朴、虎大威、李国奇一样明哲保身。如果不是这两者根本活不下来，最终必然沦为崇祯瞎指挥的牺牲品，要么死在农民军手里，要么死在清军手里。而且越忠心、越听话越是死得早、死得快。

孙传庭算是最后一个入坑的人，而且入了一次坑自己还爬出来了一次——毕竟能力太强，直到再次入坑。

故而《明史》中感叹道：传庭死，而明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