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片为什么越来越命苦
Sir电影官方账号作者 | 毒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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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什么片最忙？
“牛马”。
代表着社会流行文化和大众心理的电影，正向我们展现出当下年轻人最共情的事。
《长安的荔枝》。
唐朝基层公务员李善德揽活赚钱，结果成了背锅侠，头发都熬白了。
《戏台》是怨种乙方被甲方改方案逼疯。
《浪浪山小妖怪》是要跳出考编，自主创业，即使归来仍是nobody。
甚至打着互换身份为卖点的《奇遇》，也要让男主换个更年轻的灵魂，继续上班。
当代牛马，在电影里寻找着共鸣。
而抓住这种情绪，已经成了国产片，尤其是国产片宣发的重中之重。
这会是电影/我们的出路吗？
01
国产“牛马电影”打响的第一枪。
23年底，一部《年会不能停！》成了跨年档期黑马。
听不懂的职场黑话、窒息的公司裁员，都写出了十足的喜剧效果。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盯上了“打工人”题材。
但如果选取最近两年，有明星，有话题度的片子，代入主人公的情境，你会发现，竟然越来越窒息。
《逆行人生》《胜券在握》里，你是元老级员工，公司却毫不留情裁掉你，要么去送外卖才避免家庭停摆，要么和公司斗智斗勇争取权益。
总之，人到中年，要顾及的东西比年轻人多多了。
《诡才之道》，你都已经往生做了鬼，却还要接受KPI考核、评选，要吓足够多的人，才能继续在鬼界待下去。
除了这些华语地区的影片，国外同样逃不出职场魔掌。
日本那边《最后的里程》受不了高强度加班，所以跳向了不停歇的流水线，韩国那边《未知的首尔》，考上编的学霸也被职场霸凌逼到想跳楼。
甚至好莱坞的《编号17》《异形：夺命舰》，都到了上太空的年代，你依然是大公司用完即弃的耗材。
总结下来，这些电影都在做同一件事——
强调你的身份：苦命的打工牛马。
国内牛马电影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印证着社会结果的变迁。
随着城市化的提高，高等教育的扩招。
相比上一代人，现在的年轻人中，都市职场人的比例更高了。
当他们成为了观影主体后，自然要求反映自身境况的电影出现。
△ 2024年的《中国电影观众变化趋势报告》，如今的主流观众的年龄、地区分布，正是大城市的上班族。
而另一方面。
随着内卷、阶层分化等问题出现，人们在职场中的获得感降低。
厌弃自己一身“班味”。
吐槽自己是工位上的“牛马”。
这就注定了，牛马电影两大主题——
批判和解压。
前者需要思想性，后者需要娱乐性，缺一不可。
比如，在《年会不能停！》里，同事们都害怕被胡健林叫到名字，因为在大家的传闻中，老胡已经成了掌握员工生杀大权的人。
《诡才之道》里，当了鬼的同学始终达不到上级定的“鬼吓人KPI”，反倒是她笨手笨脚摔得满脸血，才终于吓到人。
这些都对应着现实里，随时被裁、完不成KPI的压力。
看起来足够讽刺，也尖锐。
但在这些对应现实压力的文章做得越来越多，观众的笑声却逐渐变小。
因为他们产生出了对待工作的同款情绪：麻木。
牛马打工人电影就像是一杯美式咖啡，就算已经成了当代上班族的标配。
但它能做的也只是缓解疲劳而已，不可能让人真正活过来。
人们对它的态度，也从需要它，变成了不得不喝它。
02
现在的观众需要的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无数片方、创作者绞尽脑汁，也没法得出确切答案。
一方面观众需要电影作为嘴替。
另一方面，又容易被电影触发上班PTSD。
就像《长安的荔枝》。
原本设计好的笑料桥段，却刺痛了不少观众的神经。
而在以前的电影里，创作者的操作空间似乎更大。
十多年前的“浪漫”打工片，《杜拉拉升职记》里，有段职场厚黑学的描写。
公司临近装修，上司因病请假，主持装修的活落到了杜拉拉头上。
在装修工作一切顺利地完成时，上司“凑巧”地痊愈回来了。
一出一进，表彰轻松到手。
事后，上司也不忘私下奖励杜拉拉，承诺给她升职。
这样“吃一记巴掌，再给一颗糖”的情节，便把被压迫的打工人，诠释为了努力终会有回报的奋斗者。
对打工人来说，这就是美化了伤口，还要让你欣然接受。
可如果放到现在，不仅伤口不能被这样“歪曲解读”，还必须把上位者的丑恶嘴脸拍出来。
甚至，要把造成这伤口的罪魁祸首——结构性问题清楚展现出来才行。
这就是如今的现状，观众已经免疫了童话。
但在某种程度上，所有指向系统性的、结构性的表达都成了禁区。
所以创作者们只好退而求其次。
把故事搬到古代，或是主打包袱段子，不做深刻批判，以及用动画、神话题材包裹……
后撤出一段安全距离，以便让故事安全落地。
但这后撤，也拉远了与观众的距离。
只好通过一遍又一遍强调你的打工人身份，来重新拉近距离。
在这些“借古讽今”的壳子里。
大家不想要看到，自己的模样，和所处的环境，被简化、改造成了无公害的寓言。
因为任何当下的、切实的描写，都有可能关系到现实的选择，才是建立新的共情的关键。
甚至可以说，观众的需求从以前的获取安慰，变成了寻求解决方案。
然而这样的需求，如今的创作者们难以满足。
以描写贫富差距，抨击社会而闻名的奉俊昊，在《编号17》里，也只复刻了一个太空独裁版的特朗普来当靶子，大反派葬生于烟花一样的爆炸里，但困境依旧存在。
《年会不能停！》的结尾，公司结构臃肿、高层腐败的真相好不容易在年会上被曝光。
但还是依靠知晓了一切的董事长在最后时刻空降，向员工们作出“未来会变好”的承诺。
虽然这些困扰着打工人的难题似乎被解决。
但观众的情绪却在此刻泄了下去，因为这些结局没能直击要害。
看起来就是个无解题。
都说现在的打工人电影，就像是在给观众照镜子。
可观众发现电影里的人越来越像自己时，潜意识里也不会想看到，这不堪的现实仍然存在。
说到底。
人类就是一种既渴望，又害怕照镜子的动物。
因为大家总是会希望，镜子里呈现的，是一个更美好的自己。
03
所以，打工人电影是走入了死胡同吗？
我们不妨把目光放回到过去。
在电影史上，这类题材其实一直存在。
并且如果一路梳理下来，在电影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时期的打工人电影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1930年代。
卓别林作为早期电影技术的集大成者，他在《摩登时代》里构建了一个典型的工厂。
开篇的一组蒙太奇，就把走入工厂的工人，比作了被圈养的羔羊。
在这里，一切关于打工的描写都很原始，也更深刻。
比如，主角夏尔洛的工作，就是打螺丝。
但传送带上的螺丝是什么部件？工厂生产的是什么产品？
影片没有交代。
因他这样的底层劳工的劳动早已被高度模块化，所以看起来毫无意义。
在另一幕中，工厂为了提高进餐效率，拿夏尔洛试验自动喂食机，他倒霉地碰上了机器故障。
机械手臂不停折磨着他，所有人都在争论怎么修好机器，却没有人关心夏尔洛还被绑在机器座椅上。
他就是那颗可以被替换掉的螺丝。
而到了这一段落的结尾，夏尔洛被彻底逼疯，变成了比机器更抽象的存在。
他不受控制地捣乱，毁坏了工厂，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才露出了久违的，只有在活人脸上看得见的笑容。
此时的世界尚还年轻，而卓别林已大胆指出了这个庞大机器运转时，人们各种不适应的症状。
1950年代。
影响了全世界的电影大师黑泽明，在《生之欲》里继承了卓别林的想法。
渡边，一个看起来没有被工作侵蚀的上班族，在政府市民科全勤工作了三十年。
在他的办公室里人头攒动，文件堆积如山，却看不出他们到底在忙什么。
当一件实际的事务出现时，他们不是落实解决，而是继续维持着看起来忙碌的状态。
市民联合请愿要把社区臭水池填平，改造成公园，请求申请书像皮球一样在各个部门之间踢来踢去。
直到渡边查出了自己身患癌症晚期，他才想到，可以用最后的时间把这个项目完成。
黑泽明就像一名医生，给高速发展的社会机器拍出了它的X光片——
这些每日“忙碌”的上班族，早已和社会机器融为一体，患上了一样朽化的病。
1980年代。
香港电影的初代喜剧之王，许冠文的目光也一直放在都市打工人身上。
如《卖身契》《半斤八两》《摩登保镖》等等，但他没有把共情建立在讽刺工作内容上，而是时刻关注着人的处境。
尤其是《摩登保镖》里的一幕。
保安队长老周在游轮上发现了偷渡客，他打着石膏的受伤手臂，就像机器人一样挥动挥动着将他们驱逐。
他还自有一套说辞把他不留情面的机械工作行为合理化。
“香港就是一艘小船，多几个人就会沉掉了。”
可当手下的小龙偷了公款解救偷渡女孩，面临牢狱之灾时，老周市侩冷漠的眼神变得温和，他掏出自己的退休金，堵上了公款的窟窿。
在许冠文眼里，打工人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认死规章制度的，因为在被机器变得冰冷之前，人性才是原本有温度的东西。
2000年代。
电影已经发展成了高度娱乐化的消费产品。
大卫·芬奇的《搏击俱乐部》展示了世界的另一面——用真实互殴来发泄情绪的地下活动。
俱乐部创始人，主角杰克眼见着他的信徒制造暴力与混乱，情况逐渐失控，最后竟想要炸毁银行大楼抹除债务。
对观众来说，这样的发泄看起来的确很“爽”。
但如果回到故事开头，你会发现，杰克就是个标准的泡沫经济时期的上班族。
他长期失眠，在杂志上挑选高档家具填补内心空虚，一如他的另一人格泰勒说的，“你拥有的东西不能代表你”。
他只是被工作异化的千万个普通打工人中的一个。
在这些影史留名的电影里，往往打工的苦不是重点，牛马身份也不是情绪落点。
而是每一个创作者都在试图强调，天生自由的人性与机械化的系统之间的对抗。
并且在这些电影里，观众得到的也不是一把砸碎枷锁的锤子。
而是一盏在枷锁下，照亮更多东西的灯。
或许是从保住工作，继续苟活的焦虑里跳出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
或许是跳出某种身份符号，看见另一种生存状态。
所以，打工人电影会一直存在，牛马的身份也仍会是主题。
只不过，遇冷的市场会更快速地变换形态，调整策略，产出新的电影。
到时候，它是会把现实的丑陋面剖得更深？还是让我们进入新的幻觉？
都还存在变数。
但可以确认的是。
到时候这些影片的受众，依然还是继续在焦虑中奔波的打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