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明珠乱象根因，探寻香港成长之路
风云饼叔
公众号 风云杂谈2019-07-27 19:15
原文见微信红众号 风云杂谈
东方明珠惑乱蒙尘。
回看两年前主席在香港回归20周年庆上的讲话，尤显深刻：
“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还需完善，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传统优势相对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
“和气致祥，乖气致异”。香港虽有不错的家底，但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也面临很大的挑战，经不起折腾，经不起内耗。只有团结起来、和衷共济，才能把香港这个共同家园建设好。
”
1
7月14日，香港再次游行失控，闹事者部分行径堪称暴戾。多名警察与记者受伤，2名港警惨遭断指。
7月20日，香港警方在荃湾大楼发现国际恐怖分子IS常用炸药。被捕疑犯中，邓姓男子被指与国际恐怖分子有联系。
7月21日，反动分子进一步做出冲击中联办和侮辱国徽的行为。
事实上5月伊始，香港的泛民主运动就已经向暴力事件恶性转化。
运动最初的口号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
根据现行《逃犯条例》，香港只能向签订双边协议的国家及地区移交逃犯。
而目前香港只与英国、新加坡等20个司法管辖区签订移交逃犯协议。这意味着，全球大部分国家的重罪逃犯，在香港可以合法避罪。
在港犯案后逃出的嫌犯，港府也无从引渡他们来港受审。
今年两会期间，原公安部副部长陈智敏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内地逃到香港的重犯多达300多人，全部“有名有姓”。但受《逃犯条例》的限制，香港并不能将这些逃犯移交内地入罪。
在此背景下，香港保安局提出修改逃犯条例的建议，并召开记者会，局长李家超对修订建议作出解释。
新的条例草案十分谨慎，仅针对符合双地标准的重罪类逃犯，且排除了死刑、政治类型的移交。这一公开且符合法治精神的修法流程，却遭遇反对派的密集炒作和攻击抹黑。
香港多个反对派政党枉顾事实，宣称修法会成为内地要求香港引渡“政治犯”的借口。
“占中”黑手黄之锋撰文，声称修法“将彻底破坏一国两制对港人的法律保障，且台湾政界人士在香港过境、逗留或旅游，都有被引渡(移交)至中国大陆的可能”。
7月9日，港政府妥协，宣布条例修订全面停止。然而一系列暴力事件并未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
显然，反修例并不是香港乱象的真正原因。
要知道，香港密集发生暴力反动事件的背景，是中美两国在世界舞台中央令人瞩目的博弈对峙与底线较量。
这场百年历史变局下的消磨对抗，初起于贸易制裁，却实质波及了贸易、科技、金融、军事，地缘势力纵横，舆论道义纷争。
虽初始强弱明显，然随着事态不断演绎，中方坚决的底线战略和强大的韧性已经让多数第三方国家乃至国内悲观者大跌眼镜。
2
来看看明珠乱象是如何越演越烈的。
5月10日，中美11轮磋商之后形势陡转直下，谈判陷入僵局。美方随即在关税、南海、华为等方向施压。
中方并未退让，稀土反制、清单制度、巨浪亮相、官媒喊话，坚决捍卫底线。并且中方始终清醒的把战略重心放在国内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矛盾方面。
而就在这段时间，香港反对派以修改逃犯条例为引，加速散布误导信息，发动游行，一系列暴力事件开始酝酿，且明显呈现外部势力参与组织的迹象。
6月29日，大阪G20峰会之后，中美进入新一轮谈判前的筹备期。与此前10多轮谈判不同，中方首次占据到谈判主动权，在尊重主权、不新增关税、华为松绑、重回中方底线的前提下，由美方主动确认元首会面，重启磋商。
这一形势下，美国连同西方盟国加大了向香港、台湾、新藏等方向干预和施压的动作，旨在干扰中方发展重心，积累新的谈判筹码。
其中香港乱象尤为引人注目。丢失理智的青年暴徒在难称高明的操纵撩拨下频频突破底线。香港沦为西方的政治筹码。
3
香港沦为西方意图扰乱中国发展重心和施压中美谈判的筹码棋子。这是香港一系列事件的背景和直接原因。
为什么是香港？或者说香港的问题在哪里？不少人认识到，香港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
再引两段回归二十周年主席讲话：
“
“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目的，一方面是以和平的方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促进香港发展，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
“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有着许多有利发展条件和独特竞争优势。特别是这些年国家的持续快速发展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广阔空间。
”
回归以来，香港发达的金融业和自由贸易港优势，在内地快速发展对资金和进出口贸易需求的剧烈增长下更加明显。
然而港府治理下的二十一年间，香港GDP仅仅增至2.05倍，堪称龟爬。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深圳GDP增至18.66倍。
若说深圳享受了特区红利，那么看看大陆整体，GDP增长至11.30倍。
即便是同为一国两制的澳门特区，GDP也增长至8.4倍，达到全球人均GDP排名第三的水平 (2018年卢森堡人均GDP 11.395万刀，瑞士人均GDP约为8.358万刀，为全球前二)。
九十年代，深圳是为香港廉价打工的小弟。2018年，深圳GDP一举超越香港。
这二十年间，深圳紧紧抓住内地发展机遇和创新核心，完成一系列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相比之下，香港曾经坐拥亚洲最好的大学、最开放的市场和最发达的金融投资市场与充足资金，却迷信市场化，放弃政府引导，缺乏科技等领域的长远投资。
利益阶层始终固守金融与房地产，亦无力封堵英殖民留下的制度漏洞。因此完美避过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发展红利，科技升级红利，互联网产业红利。
4
香港发展陷入困境，可以归结于治理失败，与现行体制脱不了干系。
历史上实现快速发展的有效治理方式可分为两种，无为而治和励精图治。
同样是无为而治，汉初文景二帝采用休养生息的方式恢复生产，充盈国库，获得成功。但清朝嘉庆帝徒有勤勉，在世界工业革命兴起的时期，躬守旧制不思变革，坐看清朝落后世界大潮，留下千古遗恨。
史实证明，无为而治有其适用背景。权贵不显，内无强患，外无掣肘是必要条件。
那么香港的发展背景是什么呢？ 概括起来无非四个方面：
首先是特区地位和自由港地位带来的客观优势。例如因自由港享受转口贸易中心红利，因特区地位受到政策自主待遇，税收无需上缴等财政红利。
其次是紧靠内陆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市场和产业升级机遇。这里面，教育、医疗、金融旅游等巨量消费市场的打开，通信、电子、汽车、机械等广泛科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衣食住行涵盖各个方面的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为香港提供无数的直接参与或间接投资机会。
第三是多年资本主义体制下形成的少数大财团家族，把控经济命脉，占据社会主要资源，形成食利阶层，深度影响香港治理政策和发展重心的现状。
财团对短期资本回报率的刚性诉求，造成香港地产资本绑架政治与经济，反复攫取香港多数人劳动成果，榨干了香港经济前进的动力，成为香港实业无从起步的主要原因。
李嘉诚之子李泽楷曾投220万美元获得腾讯20%的股权，仅一年后便抛出套现。相比港内安稳获利的地产民生垄断业，新兴产业难以成为香港财团的投资重点。
第四是殖民历史背景下，外部势力留下制度掣肘，对岛内发展持续产生负面影响。
这方面例子不胜枚举。
英管时期，港民没有随意示威游行的权利。香港回归半年前，英港督突然修改《香港公关秩序条例》，从此香港游行示威，不用香港警察批准。
92年港英政府修订《社团条例》（1992年第75号条例），放宽对社团的管制。回归后港内媒体多次公然邀请藏独、台独分子演讲，依据就是英国人临时改的《社团条例》。
香港是间谍之都。英国军情五处(情报部门)曾在港设置政治部并经营多年。回归之前，将原政治部打散，人员被混编进入全港政府部门，学校，廉政公署，公共机构，人员记录全部销毁或带走。
回归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人员编制常年超出千人规模，英国驻港大使馆超过500人，所图匪浅。
香港中环花园道26号 美驻香港领事馆
香港警察在治安守护方面饱受质疑，其弱势也根源于英港督留下的司法制度。
最典型就是香港的外籍法官制度。中英两国法官都必须是本国国籍，然而香港除了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两位首席法官外，其余法官可由外籍或双重国籍人士担任。
2016年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任命中，17仅有2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这意味着，决定司法价值观和最终判决的衡量标准，受制于人。
我们来看看这一制度的实际后果：
7月14日游行中涉嫌暴力的三位青年，包括咬断港警手指的杜启华，2天后即被裁判获得假释走出法庭。
当年引起广泛关注的香港七警案，事实清晰无争议：
“公民党”成员曾健超在占中运动中，向11名警务人员泼粪液挑衅，之后拒捕。警察在受到袭击和侮辱后，发生殴打曾健超行为并被拍到。曾健超伤无大碍但拒绝拍照记录伤情。
经外籍法官杜大卫判决，7名警察被判监禁2年。曾健超获判监禁5个星期且获准现金300元保释。
该判罚随即引起警界及社会大游行，指出双标判决和七警入狱将对执法心态造成极大负面影响。但终审判罚并无变化。
上述四个方面背景，构成香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冲突。
一方面，资本财团通过垄断地产金融和民生行业，持续吞噬现有特区和自贸港红利，加剧贫富差距。
必须突破市场化的限制，由政府主动引导做长远规划，治理求变，才能真正对接内地制造业繁荣和产业科技转型的风口。
另一方面，现有政经体制下所谓精英治港的弱政府结构，内有资本财团权贵，外有西方势力掣肘，无法主导完成这一转型。
要知道，所谓治港精英，本身就被深受财团和外势力影响的既得利益群体深度捆绑。
概括起来，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对短期利益的刚性追求，阻碍了经济结构转型和分配调整(马太效应)。而外部势力的掣肘和干扰，极大影响了发展秩序，加剧和固化这一矛盾。
发展必须变革，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精英治港模式，深刻制约政府主导变革的意愿和能力，这是香港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
5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香港再一次上演，解决发展困境的根本手段是政治制度改革，这突破港人的认知底线，一国两制下也并无实现基础。
可行的手段是通过经济制度改良缓解发展困境。
香港的弱政府结构是相对的，背后有中央政府强大的主权支撑，又享有特区足够政策自治空间。
如果能够拿出正确的政策规划，依靠良性的民主体制来制约利益集团，仍然有望落实产业与民生政策，缓解发展困境。
但事实上，多次这样的尝试都归于失败。民众基数足够强大，却不具备看清自身命运的认知水平，矛盾频频被转移。
做为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在首次施政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每年兴建不少于 8.5 万个公屋（“八万五”计划），矛头直指拖累香港经济的房地产业。
他提出商贸，文化、旅游，制造，科技，教育上的一系列方略，准备带领香港转型。这份今天看来十分对症的施政报告，现在网上仍可公开查询。（可搜索97年董建华施政报告）
董施政期间，房价在5年多时间内贬值70%，伴随亚洲金融风暴影响，香港楼市崩盘。不仅地产财团元气大伤，许多已经上车的和炒楼的中产阶级，也损失惨重。
利益阶层和外部势力掌握了传媒在内的多数社会资源，有心宣传下，港人将经济衰退、房价下跌归罪于“八万五”建屋计划，由此质疑董的整套转型方略。
港人纷纷上街抗议，港府不得不撤销“八万五”计划，其后再不提遏制房地产，反而贯彻两大原则：减少土地供应，减少公屋兴建。房地产一飞冲天。
要知道，当时上街抗议最凶的，并不只有饱食暴利的地产财团和财富受损的有产阶级。
相当多享受政策利好、甚至住上公屋的基层阶级，不但没有为董建华发声，反而大规模参与抗议，让董建华下台。
殊不知，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到来，新加坡的楼价同样发生深度调整，但新加坡从未放弃房地产调控，其祖屋制度对房价遏制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地产问题并非无解。香港绝大部分土地属于郊野地区，法律明确禁止开发。抛开英港府留下的这一争议法律不去谈。
林郑月娥18年公布了“明日大屿愿景”计划，通过填海建造人工岛屿，新增土地用来建设 26-40万住宅单位，此举可大大缓解住房紧张的民生问题。
然而这么一件利民好事，竟遭到强烈反对。反对派无视计划具体内容的科学阐述，指责填海损害自然环境、质疑填海耗资太大、认为交通连接无法解决，更有甚着，直接反对填海盖楼，盖的太多了。
“填海计划”对高房价形成冲击，对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构成威胁，遭遇巨大阻力。命运路口，仍然在考验港内多数基层群众的认知水平。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
去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因一位66岁的东涌居民老太太朱绮华说大桥环保评估有问题，耽误工期一年多，工程费用增加65亿元，相当于每位港人均摊近1000港元。
18年引起广泛关注的香港高铁一地两检事件。
为便利旅客从香港入境内地安检，拟在香港口岸同时设置出境和入境海关，这一做法在深圳口岸、英法海底隧道都顺利执行，却遭遇一些港内人士强烈反对。
反对者宣称这将造成内地法律入侵香港，破坏一国两制。好在此事经过磕磕绊绊，香港立法会最终以“区域借赁”形式通过一地两检方案，避免耗资844亿港元的香港高铁耽于争议。
5名乱港派议员大闹议会，两名保安受伤。“一地两检”草案在混乱中通过：
民主映射的是公平，与之相对的是效率。
民主限制效率，香港不是特例，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游行，一系列闹剧已经足够证明，民主对基础认知水平有着极高要求。
民主体制下，人民的认知水平限制了政府的效率，阻碍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生产关系改良，这是我们看到的现实。
6
认知不是天然形成的。认知形成的背后，是教育和舆论。
完整的教育，会让我们相对客观的看到历史发展轨迹，用以搭建基本世界观，掌握逻辑分析和自我纠错的思辩能力。
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现实、交流沟通、传媒舆论对已有判断不断完善、修正和巩固，由此形成不同人群的价值观。
香港平民教育是畸形的。
现有教育大纲严重缺乏历史和政治常识的基础要求。上大学只需要考四门：语文、英语、数学和通识。
2011年港府推出的德育和国民教育课程，被香港极端反对派扭曲为“洗脑”，发起一系列游行，遭遇抵制。
唯一的通识教育课程，教材无需送审，诸多错漏。
开放式的通识教育碎片化不成体系，不看重对待事物的完整观察，分析问题的逻辑框架和思考方式，片面提倡关注和时政多元思考，沦为通俗教育。
不仅如此，香港的基础教育水平令人不敢恭维。来看看这些天香港游行冲突中反对标语中的错别字：
教育师资中存在明显偏激的误导倾向。记得上面提到英港政府打散政治部匿名混入专业机构吗？教育机构中有多少立场存疑的所谓精英，不得而知。
香港的传媒舆论难称客观。
传媒行业深受资本和政治势力影响，不吝片面报导，迎合偏激立场的媒体大行其道。
同时西方媒体从未停止过在香港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否涉及主权内政，这类声音的出奇一致的以撺掇恫吓和煽风点火为主。
这次明珠之乱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反对派港媒和西方媒体就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他们绝口不提示威者先行攻击，也不播放暴徒施暴画面，只展示警察朝着“无辜市民”挥舞警棍的凶狠画面。
片面和煽动报道只是一方面，部分媒体本身就是一系列暴力行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香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在7月接连受到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接见和鼓励，并公然要求美国政府干涉香港。
这是香港议员何君尧因与元朗“白衣人”握手，被暴徒破坏祖坟后，港媒的报道。
对于7月14日沙田游行中警察手指被残忍咬断的事实，《纽约时报》是如此报道的。
记者在文章中笃定的瞎编：一名警官在用手指挖抗议者的眼睛时，一根手指被部分咬断。
7月20日下午，30万香港市民冒雨表达对警方的支持、希望和平稳定，并要求严惩暴徒。
集会临近结束时，BBC记者来到现场报导，他说现场只有“数千人”，并称接下来危机会进入一个新的暴力阶段。记者说的正欢时，现场多位市民怒喊，“你们是假新闻（fake news）！你并没有在讲实话！“
深受资本与西方势力影响的教育和舆论，成功扭曲了港内群众的认知。
畸形的教育让香港青年不知历史与现状，不具成熟思辨能力，无法判断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有心的诱导，更让香港人无力正确选择对香港、对自己有利的立场。
7
香港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也是认知问题。
政治制度改革不可行，基于民众认知觉醒的经济制度改良路线，也被反动势力从教育和舆论的源头掐断。这是香港目前面临的真正困境。
香港的问题短期无法根本解决。乐观去看
1、接下来的中美对峙中，中方通过坚决的底线意识与美国达成互相制约的局面，进而明确限制到香港兴风作浪的外部势力，这是釜底抽薪解决香港暴乱，短期缓和香港问题的办法。
2、后续的香港治理中，精英阶层需要意识到关键问题所在，顶住压力对香港教育和舆论进行规范和有效引导，在此基础上落实民生措施，逐步改良民生、法治方面的制度漏洞。这是中期缓和香港问题的有效方针。
粤港澳的配套已经搭好了，就等香港融入。
3、长期来看，待一国两制到期时，港人通过切身经历和客观对比，意识到根本制度的局限性，从而广泛选择新的制度道路，在民智开启的前提下逐步落实人民普选的民主集中制，这是根本上解决香港问题的前景。
值得一提的是，驻港部队没有列入上述短长期手段中。
驻港部队从来都是香港主权的底线保证，在港人现有认知情况下，一次出手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当然，如果运动真正失控，雷霆手段仍然是可选项，包括抓捕别有用心的变节组织者，酌情抓捕、控制或驱离西方势力的黑手特工，但不包括对广大被蛊惑者采取暴力行为。
8
香港陷入劫数固然是港人治港的失败。更深一层去看，却不能撇清国家整体的责任。
落后是原罪。 中国历经40年疯狂追赶，图志崛起必然遭到打压。
仍然不够强大的硬实力，让西方势力在香港、台湾、新疆各个方向极尽施压，有恃无恐。
明显短板的软实力，让国人无法具备抗拒外来文化入侵和舆论扭曲的基本免疫能力。 更成就了西方主流媒体舆论一副教师爷的双标姿态。
诛心自问，即便经历了举世罕有的发展历程，在目前这个阶段，若是没有广受吐槽的内地舆论管控，而是陷入立场叵测，流言四溢的所谓舆论自由环境中，有多少自诩为独立思考的国人会陷入自我怀疑，然后进一步裹挟成为部分港人一样的暴力自由爱好者？
7月24日，中央全面深改会上决议，支持深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两种制度，百米之隔，将继续上演一堂宏伟生动的国民教育课。
“
少年希望快乐成长，青年希望施展才能，壮年希望事业有成，长者希望安度晚年
”
二十年过去，香港并未真正成年，仍然引用主席的话做结尾，希望香港施展才能，与祖国命运一道，共同迈向壮志得酬的时代。
东方明珠惑乱蒙尘。
回看两年前主席在香港回归20周年庆上的讲话，尤显深刻：
“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还需完善，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传统优势相对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
“和气致祥，乖气致异”。香港虽有不错的家底，但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也面临很大的挑战，经不起折腾，经不起内耗。只有团结起来、和衷共济，才能把香港这个共同家园建设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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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香港再次游行失控，闹事者部分行径堪称暴戾。多名警察与记者受伤，2名港警惨遭断指。
7月20日，香港警方在荃湾大楼发现国际恐怖分子IS常用炸药。被捕疑犯中，邓姓男子被指与国际恐怖分子有联系。
7月21日，反动分子进一步做出冲击中联办和侮辱国徽的行为。
事实上5月伊始，香港的泛民主运动就已经向暴力事件恶性转化。
运动最初的口号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
根据现行《逃犯条例》，香港只能向签订双边协议的国家及地区移交逃犯。
而目前香港只与英国、新加坡等20个司法管辖区签订移交逃犯协议。这意味着，全球大部分国家的重罪逃犯，在香港可以合法避罪。
在港犯案后逃出的嫌犯，港府也无从引渡他们来港受审。
今年两会期间，原公安部副部长陈智敏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内地逃到香港的重犯多达300多人，全部“有名有姓”。但受《逃犯条例》的限制，香港并不能将这些逃犯移交内地入罪。
在此背景下，香港保安局提出修改逃犯条例的建议，并召开记者会，局长李家超对修订建议作出解释。
新的条例草案十分谨慎，仅针对符合双地标准的重罪类逃犯，且排除了死刑、政治类型的移交。这一公开且符合法治精神的修法流程，却遭遇反对派的密集炒作和攻击抹黑。
香港多个反对派政党枉顾事实，宣称修法会成为内地要求香港引渡“政治犯”的借口。
“占中”黑手黄之锋撰文，声称修法“将彻底破坏一国两制对港人的法律保障，且台湾政界人士在香港过境、逗留或旅游，都有被引渡(移交)至中国大陆的可能”。
7月9日，港政府妥协，宣布条例修订全面停止。然而一系列暴力事件并未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
显然，反修例并不是香港乱象的真正原因。
要知道，香港密集发生暴力反动事件的背景，是中美两国在世界舞台中央令人瞩目的博弈对峙与底线较量。
这场百年历史变局下的消磨对抗，初起于贸易制裁，却实质波及了贸易、科技、金融、军事，地缘势力纵横，舆论道义纷争。
虽初始强弱明显，然随着事态不断演绎，中方坚决的底线战略和强大的韧性已经让多数第三方国家乃至国内悲观者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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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明珠乱象是如何越演越烈的。
5月10日，中美11轮磋商之后形势陡转直下，谈判陷入僵局。美方随即在关税、南海、华为等方向施压。
中方并未退让，稀土反制、清单制度、巨浪亮相、官媒喊话，坚决捍卫底线。并且中方始终清醒的把战略重心放在国内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矛盾方面。
而就在这段时间，香港反对派以修改逃犯条例为引，加速散布误导信息，发动游行，一系列暴力事件开始酝酿，且明显呈现外部势力参与组织的迹象。
6月29日，大阪G20峰会之后，中美进入新一轮谈判前的筹备期。与此前10多轮谈判不同，中方首次占据到谈判主动权，在尊重主权、不新增关税、华为松绑、重回中方底线的前提下，由美方主动确认元首会面，重启磋商。
这一形势下，美国连同西方盟国加大了向香港、台湾、新藏等方向干预和施压的动作，旨在干扰中方发展重心，积累新的谈判筹码。
其中香港乱象尤为引人注目。丢失理智的青年暴徒在难称高明的操纵撩拨下频频突破底线。香港沦为西方的政治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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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沦为西方意图扰乱中国发展重心和施压中美谈判的筹码棋子。这是香港一系列事件的背景和直接原因。
为什么是香港？或者说香港的问题在哪里？不少人认识到，香港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
再引两段回归二十周年主席讲话：
“
“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目的，一方面是以和平的方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促进香港发展，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
“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有着许多有利发展条件和独特竞争优势。特别是这些年国家的持续快速发展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广阔空间。
”
回归以来，香港发达的金融业和自由贸易港优势，在内地快速发展对资金和进出口贸易需求的剧烈增长下更加明显。
然而港府治理下的二十一年间，香港GDP仅仅增至2.05倍，堪称龟爬。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深圳GDP增至18.66倍。
若说深圳享受了特区红利，那么看看大陆整体，GDP增长至11.30倍。
即便是同为一国两制的澳门特区，GDP也增长至8.4倍，达到全球人均GDP排名第三的水平 (2018年卢森堡人均GDP 11.395万刀，瑞士人均GDP约为8.358万刀，为全球前二)。
九十年代，深圳是为香港廉价打工的小弟。2018年，深圳GDP一举超越香港。
这二十年间，深圳紧紧抓住内地发展机遇和创新核心，完成一系列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相比之下，香港曾经坐拥亚洲最好的大学、最开放的市场和最发达的金融投资市场与充足资金，却迷信市场化，放弃政府引导，缺乏科技等领域的长远投资。
利益阶层始终固守金融与房地产，亦无力封堵英殖民留下的制度漏洞。因此完美避过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发展红利，科技升级红利，互联网产业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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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发展陷入困境，可以归结于治理失败，与现行体制脱不了干系。
历史上实现快速发展的有效治理方式可分为两种，无为而治和励精图治。
同样是无为而治，汉初文景二帝采用休养生息的方式恢复生产，充盈国库，获得成功。但清朝嘉庆帝徒有勤勉，在世界工业革命兴起的时期，躬守旧制不思变革，坐看清朝落后世界大潮，留下千古遗恨。
史实证明，无为而治有其适用背景。权贵不显，内无强患，外无掣肘是必要条件。
那么香港的发展背景是什么呢？ 概括起来无非四个方面：
首先是特区地位和自由港地位带来的客观优势。例如因自由港享受转口贸易中心红利，因特区地位受到政策自主待遇，税收无需上缴等财政红利。
其次是紧靠内陆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市场和产业升级机遇。这里面，教育、医疗、金融旅游等巨量消费市场的打开，通信、电子、汽车、机械等广泛科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衣食住行涵盖各个方面的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为香港提供无数的直接参与或间接投资机会。
第三是多年资本主义体制下形成的少数大财团家族，把控经济命脉，占据社会主要资源，形成食利阶层，深度影响香港治理政策和发展重心的现状。
财团对短期资本回报率的刚性诉求，造成香港地产资本绑架政治与经济，反复攫取香港多数人劳动成果，榨干了香港经济前进的动力，成为香港实业无从起步的主要原因。
李嘉诚之子李泽楷曾投220万美元获得腾讯20%的股权，仅一年后便抛出套现。相比港内安稳获利的地产民生垄断业，新兴产业难以成为香港财团的投资重点。
第四是殖民历史背景下，外部势力留下制度掣肘，对岛内发展持续产生负面影响。
这方面例子不胜枚举。
英管时期，港民没有随意示威游行的权利。香港回归半年前，英港督突然修改《香港公关秩序条例》，从此香港游行示威，不用香港警察批准。
92年港英政府修订《社团条例》（1992年第75号条例），放宽对社团的管制。回归后港内媒体多次公然邀请藏独、台独分子演讲，依据就是英国人临时改的《社团条例》。
香港是间谍之都。英国军情五处(情报部门)曾在港设置政治部并经营多年。回归之前，将原政治部打散，人员被混编进入全港政府部门，学校，廉政公署，公共机构，人员记录全部销毁或带走。
回归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人员编制常年超出千人规模，英国驻港大使馆超过500人，所图匪浅。
香港中环花园道26号 美驻香港领事馆
香港警察在治安守护方面饱受质疑，其弱势也根源于英港督留下的司法制度。
最典型就是香港的外籍法官制度。中英两国法官都必须是本国国籍，然而香港除了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两位首席法官外，其余法官可由外籍或双重国籍人士担任。
2016年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任命中，17仅有2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这意味着，决定司法价值观和最终判决的衡量标准，受制于人。
我们来看看这一制度的实际后果：
7月14日游行中涉嫌暴力的三位青年，包括咬断港警手指的杜启华，2天后即被裁判获得假释走出法庭。
当年引起广泛关注的香港七警案，事实清晰无争议：
“公民党”成员曾健超在占中运动中，向11名警务人员泼粪液挑衅，之后拒捕。警察在受到袭击和侮辱后，发生殴打曾健超行为并被拍到。曾健超伤无大碍但拒绝拍照记录伤情。
经外籍法官杜大卫判决，7名警察被判监禁2年。曾健超获判监禁5个星期且获准现金300元保释。
该判罚随即引起警界及社会大游行，指出双标判决和七警入狱将对执法心态造成极大负面影响。但终审判罚并无变化。
上述四个方面背景，构成香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冲突。
一方面，资本财团通过垄断地产金融和民生行业，持续吞噬现有特区和自贸港红利，加剧贫富差距。
必须突破市场化的限制，由政府主动引导做长远规划，治理求变，才能真正对接内地制造业繁荣和产业科技转型的风口。
另一方面，现有政经体制下所谓精英治港的弱政府结构，内有资本财团权贵，外有西方势力掣肘，无法主导完成这一转型。
要知道，所谓治港精英，本身就被深受财团和外势力影响的既得利益群体深度捆绑。
概括起来，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对短期利益的刚性追求，阻碍了经济结构转型和分配调整(马太效应)。而外部势力的掣肘和干扰，极大影响了发展秩序，加剧和固化这一矛盾。
发展必须变革，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精英治港模式，深刻制约政府主导变革的意愿和能力，这是香港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
5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香港再一次上演，解决发展困境的根本手段是政治制度改革，这突破港人的认知底线，一国两制下也并无实现基础。
可行的手段是通过经济制度改良缓解发展困境。
香港的弱政府结构是相对的，背后有中央政府强大的主权支撑，又享有特区足够政策自治空间。
如果能够拿出正确的政策规划，依靠良性的民主体制来制约利益集团，仍然有望落实产业与民生政策，缓解发展困境。
但事实上，多次这样的尝试都归于失败。民众基数足够强大，却不具备看清自身命运的认知水平，矛盾频频被转移。
做为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在首次施政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每年兴建不少于 8.5 万个公屋（“八万五”计划），矛头直指拖累香港经济的房地产业。
他提出商贸，文化、旅游，制造，科技，教育上的一系列方略，准备带领香港转型。这份今天看来十分对症的施政报告，现在网上仍可公开查询。（可搜索97年董建华施政报告）
董施政期间，房价在5年多时间内贬值70%，伴随亚洲金融风暴影响，香港楼市崩盘。不仅地产财团元气大伤，许多已经上车的和炒楼的中产阶级，也损失惨重。
利益阶层和外部势力掌握了传媒在内的多数社会资源，有心宣传下，港人将经济衰退、房价下跌归罪于“八万五”建屋计划，由此质疑董的整套转型方略。
港人纷纷上街抗议，港府不得不撤销“八万五”计划，其后再不提遏制房地产，反而贯彻两大原则：减少土地供应，减少公屋兴建。房地产一飞冲天。
要知道，当时上街抗议最凶的，并不只有饱食暴利的地产财团和财富受损的有产阶级。
相当多享受政策利好、甚至住上公屋的基层阶级，不但没有为董建华发声，反而大规模参与抗议，让董建华下台。
殊不知，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到来，新加坡的楼价同样发生深度调整，但新加坡从未放弃房地产调控，其祖屋制度对房价遏制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地产问题并非无解。香港绝大部分土地属于郊野地区，法律明确禁止开发。抛开英港府留下的这一争议法律不去谈。
林郑月娥18年公布了“明日大屿愿景”计划，通过填海建造人工岛屿，新增土地用来建设 26-40万住宅单位，此举可大大缓解住房紧张的民生问题。
然而这么一件利民好事，竟遭到强烈反对。反对派无视计划具体内容的科学阐述，指责填海损害自然环境、质疑填海耗资太大、认为交通连接无法解决，更有甚着，直接反对填海盖楼，盖的太多了。
“填海计划”对高房价形成冲击，对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构成威胁，遭遇巨大阻力。命运路口，仍然在考验港内多数基层群众的认知水平。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
去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因一位66岁的东涌居民老太太朱绮华说大桥环保评估有问题，耽误工期一年多，工程费用增加65亿元，相当于每位港人均摊近1000港元。
18年引起广泛关注的香港高铁一地两检事件。
为便利旅客从香港入境内地安检，拟在香港口岸同时设置出境和入境海关，这一做法在深圳口岸、英法海底隧道都顺利执行，却遭遇一些港内人士强烈反对。
反对者宣称这将造成内地法律入侵香港，破坏一国两制。好在此事经过磕磕绊绊，香港立法会最终以“区域借赁”形式通过一地两检方案，避免耗资844亿港元的香港高铁耽于争议。
5名乱港派议员大闹议会，两名保安受伤。“一地两检”草案在混乱中通过：
民主映射的是公平，与之相对的是效率。
民主限制效率，香港不是特例，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游行，一系列闹剧已经足够证明，民主对基础认知水平有着极高要求。
民主体制下，人民的认知水平限制了政府的效率，阻碍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生产关系改良，这是我们看到的现实。
6
认知不是天然形成的。认知形成的背后，是教育和舆论。
完整的教育，会让我们相对客观的看到历史发展轨迹，用以搭建基本世界观，掌握逻辑分析和自我纠错的思辩能力。
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现实、交流沟通、传媒舆论对已有判断不断完善、修正和巩固，由此形成不同人群的价值观。
香港平民教育是畸形的。
现有教育大纲严重缺乏历史和政治常识的基础要求。上大学只需要考四门：语文、英语、数学和通识。
2011年港府推出的德育和国民教育课程，被香港极端反对派扭曲为“洗脑”，发起一系列游行，遭遇抵制。
唯一的通识教育课程，教材无需送审，诸多错漏。
开放式的通识教育碎片化不成体系，不看重对待事物的完整观察，分析问题的逻辑框架和思考方式，片面提倡关注和时政多元思考，沦为通俗教育。
不仅如此，香港的基础教育水平令人不敢恭维。来看看这些天香港游行冲突中反对标语中的错别字：
教育师资中存在明显偏激的误导倾向。记得上面提到英港政府打散政治部匿名混入专业机构吗？教育机构中有多少立场存疑的所谓精英，不得而知。
香港的传媒舆论难称客观。
传媒行业深受资本和政治势力影响，不吝片面报导，迎合偏激立场的媒体大行其道。
同时西方媒体从未停止过在香港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否涉及主权内政，这类声音的出奇一致的以撺掇恫吓和煽风点火为主。
这次明珠之乱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反对派港媒和西方媒体就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他们绝口不提示威者先行攻击，也不播放暴徒施暴画面，只展示警察朝着“无辜市民”挥舞警棍的凶狠画面。
片面和煽动报道只是一方面，部分媒体本身就是一系列暴力行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香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在7月接连受到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接见和鼓励，并公然要求美国政府干涉香港。
这是香港议员何君尧因与元朗“白衣人”握手，被暴徒破坏祖坟后，港媒的报道。
对于7月14日沙田游行中警察手指被残忍咬断的事实，《纽约时报》是如此报道的。
记者在文章中笃定的瞎编：一名警官在用手指挖抗议者的眼睛时，一根手指被部分咬断。
7月20日下午，30万香港市民冒雨表达对警方的支持、希望和平稳定，并要求严惩暴徒。
集会临近结束时，BBC记者来到现场报导，他说现场只有“数千人”，并称接下来危机会进入一个新的暴力阶段。记者说的正欢时，现场多位市民怒喊，“你们是假新闻（fake news）！你并没有在讲实话！“
深受资本与西方势力影响的教育和舆论，成功扭曲了港内群众的认知。
畸形的教育让香港青年不知历史与现状，不具成熟思辨能力，无法判断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有心的诱导，更让香港人无力正确选择对香港、对自己有利的立场。
7
香港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也是认知问题。
政治制度改革不可行，基于民众认知觉醒的经济制度改良路线，也被反动势力从教育和舆论的源头掐断。这是香港目前面临的真正困境。
香港的问题短期无法根本解决。乐观去看
1、接下来的中美对峙中，中方通过坚决的底线意识与美国达成互相制约的局面，进而明确限制到香港兴风作浪的外部势力，这是釜底抽薪解决香港暴乱，短期缓和香港问题的办法。
2、后续的香港治理中，精英阶层需要意识到关键问题所在，顶住压力对香港教育和舆论进行规范和有效引导，在此基础上落实民生措施，逐步改良民生、法治方面的制度漏洞。这是中期缓和香港问题的有效方针。
粤港澳的配套已经搭好了，就等香港融入。
3、长期来看，待一国两制到期时，港人通过切身经历和客观对比，意识到根本制度的局限性，从而广泛选择新的制度道路，在民智开启的前提下逐步落实人民普选的民主集中制，这是根本上解决香港问题的前景。
值得一提的是，驻港部队没有列入上述短长期手段中。
驻港部队从来都是香港主权的底线保证，在港人现有认知情况下，一次出手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当然，如果运动真正失控，雷霆手段仍然是可选项，包括抓捕别有用心的变节组织者，酌情抓捕、控制或驱离西方势力的黑手特工，但不包括对广大被蛊惑者采取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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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陷入劫数固然是港人治港的失败。更深一层去看，却不能撇清国家整体的责任。
落后是原罪。 中国历经40年疯狂追赶，图志崛起必然遭到打压。
仍然不够强大的硬实力，让西方势力在香港、台湾、新疆各个方向极尽施压，有恃无恐。
明显短板的软实力，让国人无法具备抗拒外来文化入侵和舆论扭曲的基本免疫能力。 更成就了西方主流媒体舆论一副教师爷的双标姿态。
诛心自问，即便经历了举世罕有的发展历程，在目前这个阶段，若是没有广受吐槽的内地舆论管控，而是陷入立场叵测，流言四溢的所谓舆论自由环境中，有多少自诩为独立思考的国人会陷入自我怀疑，然后进一步裹挟成为部分港人一样的暴力自由爱好者？
7月24日，中央全面深改会上决议，支持深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两种制度，百米之隔，将继续上演一堂宏伟生动的国民教育课。
“
少年希望快乐成长，青年希望施展才能，壮年希望事业有成，长者希望安度晚年
”
二十年过去，香港并未真正成年，仍然引用主席的话做结尾，希望香港施展才能，与祖国命运一道，共同迈向壮志得酬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