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季刊丨资本主义能否拯救民主？

《民主季刊》第36卷第3期封面

原文截图

译按

本文原题“Can Capitalism Save Democracy?”，见于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6, Number 3, July 2025, pp. 5-15 。

本文第一作者Semuhi Sinanoglu是设在波恩的德国发展与可持续研究所（IDOS）研究员，第二作者卢肯·威（Lucan Way）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第三作者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是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

本文商榷了“资本主义损害民主”之说，认为“强大的私人部门和自由市场对民主的韧性至关重要”。三位作者指出，高水平的国家经济控制可令独裁者穷尽反对者的资源，发达的市场经济则可分散和多元化权力，有助于形成稳健的反对党、独立的媒体机构和强大的公民社会，这些都是民主生存的关键。他们强调：“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选择性亲和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私人部门强大的国家更常常是民主的。”

译者听桥，对机器形成的初步译文有校阅，对原文有多分段。

资本主义能否拯救民主？

Semuhi Sinanoglu  卢肯·威（Lucan Way ） 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威胁到民主。

一些人认为，自由市场方便了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以及大公司和超级富豪俘获国家，而那些超级富豪正在“淹没普通公民的声音”。[1]结果是，政府可能无法处置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其他人则认为，不平等的加剧和中产阶级的空心化在公众那里形成了“体制被操纵”的感受，并导致对民粹威权主义的支持率飙升。[2]

这些看法自有洞见，但忽视了资本主义在培育民主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作为市场资本主义的核心，一个强大的私人部门对民主的生存而言至关重要。不太容易受到政府压力影响的私人企业及其员工拥有财富和自主权，可以资助反对派并推动建立独立的公民社会，这两者都是民主韧性的关键。[3]

事实上，排除石油国家后，除了少数例外，今天拥有庞大而多样的私人部门的高收入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此外，在世界上三个比较不同的地区即非洲、东欧和拉丁美洲进行的研究表明，1990年代，经济自由化 （包括公共企业的私有化） 在推动民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广泛存在的高薪公共部门则巩固了威权统治。[4]

与此同时，哪怕是高收入国家富有而强大的私人部门，也可能容易受到政府压力影响，这一事实令这些国家可能容易被民主倒退所挟裹。尽管富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部门比贫穷 （或仰赖自然资源的）国家的私人部门更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但政府利用监管工具仍可对私人部门施加显著影响力。若缺乏严格的制度限制政治干预 （且存在反商业的公众情绪）, 这样的影响力就可能被用来惩罚异见人士并奖掖政治忠诚。事实上，对民主之生存构成最直接威胁的并非企业对国家的俘获，而是国家对企业的俘获。

虚弱的私人部门损害民主

经济资源集中在国家手中损害了民主的发展。

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赋予了政治领导人奖掖忠诚和惩罚异见的强大手段。在国家所有制广泛存在的地方，商人被迫与在任政治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而不是公开挑战他们。当租金由行政当局集中并主要由行政当局分配，而公共系统之外的经济机会有限时，商业精英极易受到政治压力影响。因商业精英严重依赖政治关系保护他们的财产并强化其市场地位以对抗竞争对手，他们绝少反对在任政治领导人。[5]

事实上，来自“民主多样性”(V-Dem) 项目的国有经济数据和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清楚表明，国家统制主义经济政策与政权类型之间存在非常强的相关性。几乎所有国家统制主义经济体都是威权主义的，同时，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经济自由国家都是民主国家。

对一些个案的简要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因果关系。例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的后殖民地领导人利用他们对经济的广泛自由裁量权，阻止富有而自主的商业精英崛起，担心这些精英可能威胁到在位者的权力。随着政府接管离开的殖民者留下的财产，国有部门急剧壮大。领导人还运用复杂的法规、许可证、进口税、配额和禁令体系，维持政府在经济中的主要角色。国家成为金融资源的关键分配者。直到九十年代，政府对金融部门的严格控制使得企业几乎不可能在没有政府关系的情况下兴旺发达。[6]商业精英通常被前政府部长操控。

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明显损害了许多非洲国家的民主。正如莱昂纳多·阿里奥拉（Leonardo Arriola）所阐明的那样，非洲国家在分配商业贷款方面的看门人角色催生了 “金融报复制度”，使得在任者能够 “几乎不被察觉地穷尽反对派的资源，由此避免可能的选举挑战”。[7]在这种不友好的条件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党往往无法长期保持反对立场，并一再被迫寻求与执政党结盟。例如，在塞内加尔，没有独立资金的较贫穷政党特别有可能与执政党合作。[8]一个必须与政府结盟才能生存的反对派不再被视为反对派。在缺乏稳健私人部门的背景下，在任政治领导人绝少遭遇对其执政的强大挑战。

虚弱的私人部门使得即使是看似强大的商业参与者也容易受到征收和再私有化的影响，这使得政府能够压制民主的发展。例如，在俄罗斯，国家对法院系统的铁腕控制使得即使是最大规模的企业面对政府打击时也无能为力。2000年代初，石油巨头尤科斯石油公司（Yukos Oil）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开始资助反对党并挑战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当时他是俄罗斯首富，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二十人之一。普京很快就以站不住脚的税务欺诈指控起诉这位寡头，并将其投入监狱。普京打击霍多尔科夫斯基（他将在监狱中度过十年) 固然在国外引发强烈反弹，但俄罗斯商界领袖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应对之举，尽管普京的行动象征着对他们的严重威胁。

在1990年代经历十年混乱的多元化之后，这一切严重削弱了俄罗斯反对派。克里姆林宫能够使反对派无法获得独立的资金支持。 2000 年代中期，远在官方镇压变得像今天这样严厉之前，反对派在全国范围内已很难维持有效的存在。2000年代末，俄罗斯《新时代》杂志（）的调查报道显示，绝大多数俄罗斯政党广泛仰赖克里姆林宫提供资金。政府对反对派的强大影响力使得俄罗斯民主几乎不可能获得发展。

强大的私人部门可以多元化权力

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将资源集中在少数国家行为体手中，由此支持了威权主义，而一个庞大且多样的私人部门则在不同取向的政治力量中分配资源，造就“民主的肌肉”。[9]这种将经济资源分散到国家机器之外的做法，使得任何单一政党或政治家都难以垄断政治权力。

首先，私人企业通常为民主反对派提供了关键支持。在墨西哥，他们支持反对党国民行动党（National Action Party）长达二十年，直到该党在 2000 年总统大选中战胜长期的执政党；在1980年代初的巴西，商业领袖也支持呼吁结束军事统治的反对党。1990年代，非洲的金融自由化令企业得以自由支持反对派：例如，在肯尼亚，一批企业家在 2002 年帮助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击败了执政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同样，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罗马尼亚，反对党国民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 Party）的崛起也得到了该国首富、企业家迪努·帕特里丘（Dinu Patriciu）的早期支持。在乌克兰，私人企业充实了反对党 “我们乌克兰党”（Our Ukraine）的力量，并帮助资助了维克多·尤先科在 2004 年成功当选总统。

私人部门也支持抗议运动。[10]正如丽莎·穆勒（Lisa Mueller）指出的那样，1990年代中产阶级的兴起激发了非洲的反政府社会运动，中产阶级可以利用私人收入来源支持那些运动。在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等后苏联国家，经济改革后出现了一个新的独立的资本家阶层，他们在资助大众展开行动反对选举舞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04 年，尤先科遭遇选举舞弊指控后，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当时，私人部门出资购买了数千台摄像机，用于拍摄违规行为，并为抗议者的帐篷、取暖器、食物和旅行支出提供了资金。

健康的私人部门和强大的中产阶级还为强大的独立媒体提供了基础。[11]在马来西亚，不断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转向新的在线媒体，如 《当今大马》（），由此削弱了执政党的媒体垄断。二十一世纪初，《当今大马》成为该国首屈一指的新闻来源。独立媒体报道是有政治后果的：在 1999 年的俄罗斯选举中，因独立电视台的报道，主要反对党的总得票增加了 6.3%。[12]但正如上文所述，因私人部门脆弱，俄罗斯反对派容易受到政府压力的影响，到 2000 年代中期，甚至在大规模镇压启动之前，民主反对派就已基本消失殆尽。

庞大而多样的私人部门使得企业可以为民主机构提供刚正的支持。企业会致力于守护诸多民主价值观，包括选举诚信、公民参与和良好治理。举几个例子：在美国，“商业与民主倡议”组织（Business and Democracy Initiative）着眼于保护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强调市场经济有赖于运作良好的民主。“商业服务于美国”组织（Business for America）则动员企业支持重新引入两党合作的《缔造市民联系法》（Building Civic Bridges Act），以减少对立。在德国，“我们为价值观而战”联盟（We Stand for Values）联合了三十多家德国企业，共同对抗右翼极端主义。企业还会参与到保护不同民主机构的全球性项目中。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The UN Global Compact）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可持续倡议，投身于反腐败和法治项目。

国际公益媒体基金会 (International Fund for Public Interest Media) 从慈善机构和企业组织那里筹集近 八百万美元，为公益媒体提供核心运营支持。2023 年民主峰会举行期间，微软和 Internews 联合宣布，与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合作，推出媒体生存能力提升平台(Media Viability Accelerator)，以支持全球独立媒体机构。

驱动这些项目的往往是商业利益。企业有时担心，它们如果被发现支持了威权主义行为，就将面对声誉损失。[13]企业领导人还可能因为威权政党的经济政策而反对它们。例如，在德国，出口导向型企业协会已展开动员，矛头指向极右翼的德国新选择党，因为它支持贸易壁垒。在这方面，商业上的自利也动员了若干国家的企业反对关闭互联网。在印度，其政府在关闭互联网方面独步全球，商业团体已经展开游说活动反对关闭互联网，指出关闭互联网之举给依赖数字支付和在线平台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财务损失。在巴基斯坦，商业委员会展开了动员活动，反对政府钳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举动，因为这损害了巴基斯坦作为信息技术服务可靠供应商的信誉。

私人部门的实力影响到它是否能够成功反击。2024 年晚些时候，莫桑比克政府对该国的互联网接入实施了严厉打击，但主要商业团体负责人只能哀叹：“我们对此无能为力。”[14]一些威权政权通过了打击“外国代理人”的法律，禁止外部资金流入绝少或几乎没有商界反对派的要求民主的公民社会团体，但在私人部门更强大、商业协会接受外国资金注入的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企业已展开动员，反对这一类立法。 

私人部门的总体实力（及其对民主发展的影响）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首先是财产权受到保护，以对抗国家任意征用的程度。假如财产极易遭到罚没（如在俄罗斯那样），商业阶层在严格制衡政府权力方面将无能为力。尽管如此，补充如下一点仍是重要的：更大力度保护私有财产对民主的促进作用仅止于一定程度。没有理由认为，为实现民主的转型或生存，更极端的放松管制或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个维度涉及私人部门的财富、规模和多样性。在非常贫穷的国家，哪怕是财力严重不足的政府，相对非国家行为体和公民社会仍享有巨大优势，以至民主难以维持。相比之下，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倾向于在社会群体之间分散重要的资源，这使得威权政府更难垄断政治控制。这种资源的分散可能解释了今天何以有相当多的高收入国家是民主国家。

当然，企业也可能削弱民主。1930年代初的德国和冷战期间的拉丁美洲，大企业支持了独裁者。此外，观察人士长期以来对金钱影响民主政治，以及一些富有的企业有能力对政府运作和决策施加巨大影响的状况忧心忡忡。但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巩固民主的贡献远大于损害民主。首先，富人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并不一定侵害到绝大多数政治学家定义的民主权利。财富的高度集中往往与自由公正的选举和广泛的公民自由保护共存。

更重要的是，相较于拥有太多权力的富有公司，企业之仰赖在任政治领导人的心血来潮远为直接地威胁到民主。利用私人经济财富施加政治影响固然可能损害民主的质量，政府不受约束地控制商业则直接威胁到民主本身，因为这给了独裁者排挤反对派和侵犯公民自由的机会。事实上，当在任者拥有足够政治权力以重新分配经济资产给他们的亲信时，寡头统治集团往往会涌现。不论重新分配经济资产是通过赤裸裸的征用实现，抑或通过监管胁迫更微妙地实现，结果都一样：经济资源被不成比例地输送到了手眼通天的少数人手中。

国家对企业的压力

所有政府，包括那些私人部门强大到足以防范任意征收的国家的政府，都拥有帮助盟友和惩罚竞争对手的自由裁量权。在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决策都极大影响到商业成功。它们决定哪些公司的缴税情况会被审计，可以从贸易保护中受益，受到或多或少的监管监督，在私有化投标中享受优惠待遇，获得开展经营活动所必需的关键许可，或以优惠条件获得公共贷款、纾困资金、补贴、投资激励和土地租赁。

如俄罗斯的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案所示，政府可以将税务审计作为武器，确保企业和其他可能的反对者言听计从。税务审计是一种诱人的镇压工具，因为审计标准必定是技术性和不透明的，这一事实使政府能够掩盖财务起诉的政治性选择本质。假如出现负面舆情，高级官员可以轻易甩锅给税务机关，或以税务记录需要保密为由驳回质疑。哪怕没有产生惩罚性结果，这样的调查也会具有破坏性，公司股价会下跌，公司声誉可能蒙受持续伤害。对独裁者来说，惩罚性审计可以用作不流血镇压的公开展示，警告其他企业避免招惹国家。

一个著名例证是土耳其税务机关对该国最大企业集团科奇控股（Koç Holding）的调查。2013 年 7 月，在总统埃尔多安指控科奇拥有的迪旺酒店（Divan Hotel）在盖兹公园（Gezi Park）抗议活动爆发期间庇护反政府抗议者后不久，财政部特工突袭了数家科奇的公司。审计持续数月，科奇股价下跌。尽管对政府态度友好的媒体大肆报道称，这家企业集团据称正在破产，失去了关键执照，并做好了科奇家族成员入狱的准备，但官员们平静地否认了任何政治动机。历经十八个月调查后，该公司最终与监管机构达成和解。

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 （AKP）自 2002 年上台，曾利用其他税务案件惩罚持不同政见的企业，并接管重要媒体机构。当艾登·多安（Aydın Doğan）的媒体机构报道涉及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及其盟友的 2008 年灯塔（Deniz Feneri）组织慈善挪用丑闻时，税务机关最终以土耳其历史上对商业实体征收的最高罚款 38 亿土耳其里拉打击了这位商业和媒体大亨。尽管多安家族偿还了部分债务，但到 2018 年，这个媒体帝国已被卖给了政府的亲信。

另一个例子是，土耳其储蓄存款保险基金（Turkish Savings Deposit Insurance Fund）2004 年接管了杰姆·乌赞（Cem Uzan）的资产，其中有土耳其第一家私人电视频道星空电视台（Star TV）。2002 年，乌赞创立青年党（Young Party），与同样新成立的正义与发展党竞争，并在 11 月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约 7% 的选票。正义与发展党 （其前身是一个被禁止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在同一次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2003 年，正义与发展党领导的政府终止了乌赞的两项能源交易。他的媒体机构批评了这一举措，2009 年，他逃往法国。不仅在土耳其，在英国和美国，一样有针对乌赞的欺诈和其他犯罪行为的刑事判决。在流亡期间，他仍然坚持认为土耳其政府对他的企业的监管没收是出于政治动机。

反垄断法是政府可以用来打击批评者的另一个领域。在股市集中度达到几十年来最高水平的美国，很多公司特别容易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反垄断法是一种有吸引力的工具，因为它利用了公众对在特定领域拆分大型企业的支持。

根据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83% 的民主党人和 62% 的共和党人支持实施更严格的反垄断法，近一半美国人认为更多执法会帮助消费者和小企业。[15]

威权主义领导人响应民众不满时可能会将矛头指向某些企业。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认为“牟利”的超市连锁店要为食品价格高企负责，并为最主要商品设定了价格上限。他还试图利用税率将外资超市赶出匈牙利，并帮助他的商业盟友扩大市场份额。2022 年，在价格和利率因大规模货币贬值而上涨后，他下令对主要行业的利润征收紧急暴利税。他针对外国零售连锁店的举措和利润税都广受欢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权也采取过类似策略，认为商店要为杂货价格上涨负责，并指责一些头部企业实施价格欺诈。此番谴责过后，主要零售商和批发商遭到重罚。此类监管强迫威胁鼓励了这些企业与民粹主义者结盟。

政府在奖掖商业支持者方面拥有极为便利的条件。美国政府问责局（GAO）表示，2023 年，联邦合同价值 7590 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该国 2023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差不多 3%。世界银行的全球采购数据库（Global Procurement Database）估计，全球政府采购支出每年接近 9.5 万亿美元，其中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因腐败而损失。

在任政治领导人往往向他们的亲信发放这些合同。在东南欧，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获得的公共合同份额为2%（克罗地亚，2017 年）到 16%（塞尔维亚，2021 年）不等，总体平均为 5%。[16]在匈牙利，欧尔班引入的一些规定赋予了大陆集团（Continental Group）在烟草行业的垄断地位。该公司是这位总理所在党的坚定盟友。他还利用建筑业和旅游业向其政治支持者派发公共投标机会。一些匈牙利大亨因与欧尔班关系密切而积累了巨额财富。

同样，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大大增加了自己在国家合同分配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公共采购法已经被修订超过一百五十次，以为技术规则留出例外。存在政治关联的公司利用这些例外赢得公共住房和高价值基础设施项目（如伊斯坦布尔的新机场）的建筑合同。2018 年，世界银行报告称，全球前十大公共合同接收方中有五家是土耳其建筑公司。这些机会说服了一些商界领袖与民粹主义领导人结盟。

厄扎克全球（Özak Global）是土耳其的一家大型建筑公司，其负责人多年来与埃尔多安维持密切关系，经常在该公司位于安塔利亚的五星级地中海度假酒店款待这位总统。这位公司负责人还公开支持 2017 年的宪法公投，这次公投以强大的总统制取代了议会制，并确认了土耳其向威权统治的倒退。作为回报，环境与城市化部绕过了法律和环境法规以及司法禁令，确保他在伊斯坦布尔收获了一笔价值十亿美元的房地产交易。

与独裁者结盟的商业风险

但与民粹主义者结盟可能是危险的。研究表明，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面对更高的再国有化、所有权变更和企业价值下降风险，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延宕期间。[17]

从长远来看，允许自己在政治上被拉拢对企业来说往往是一场失败的博弈，因为与权力的密切关系使它们仰赖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心血来潮。假如这样的企业与民粹主义者切割，此举将另它们付出更高代价，也令它们不再可靠。靠拢威权领导人的企业历经种种磨难可能明白的是，假如政治风向转变，领导人认为必须要有替罪羊，它们与权力的密切关系就不再能为它们遮挡攻击。事实上，领导人可能会盘算，顺从的企业才能成为最理想的目标，因为哪怕遭到公开指责，它们仍将维持忠诚。

被拉拢的商人常犯的错误是高估自己作为在任政府盟友的角色和重要性。媒体和建筑巨头拉约什·西米斯卡（Lajos Simicska）曾是欧尔班成功的关键人物，因为对总理做出了正面报道，他赢得了利润丰厚的国家合同。随后，政府对广告征收的重税引发了公众的不满，西米斯卡转而反对欧尔班政权，利用他的媒体机构揭露了欧尔班政府内部的腐败。对西米斯卡来说，问题在于他自己与政府打交道的腐败历史玷污了他的声誉。他已疏远欧尔班，但无法在反对党那里赢得朋友。西米斯卡失去了他的媒体帝国，见证了他的建筑公司被排除在公共合同之外，且发现自己已不再是当权者的座上宾，那个位置被欧尔班的一位童年好友取而代之了。

民主的韧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关键部门免受政治干预的影响。这些部门包括税务机关、强制机构和负责批准政府合同的机构。非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僚固然经常被嘲笑为不民主，但独立的公务员队伍实际上提供了反击威权式滥权的关键防护手段。事实上，从 1883 年确立公务员制度的《彭德尔顿法案》（Pendleton Act）到半个世纪前水门事件发生后实施的诸多改革，是一系列举措成就了美国现代民主，那些举措使职业公共官员可以远离政治干预。

近年来，匈牙利、印度、波兰、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等国的民主倒退，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攻击职业公务员队伍逐步进行的。在德国，职业公务员拥有更大影响力，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德国的民主可能比美国的民主更不容易倒退，因为后者更仰赖政治任命。总之，虽然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威胁到民主，但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强大的私人部门和自由市场对民主的韧性至关重要。高水平的国家经济控制令独裁者得以穷尽反对者的资源。相比之下，发达的市场经济分散和多元化了权力，有助于形成稳健的反对党、独立的媒体机构和强大的公民社会，这些都是民主生存的关键。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选择性亲和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私人部门强大的国家更常常是民主的。

但哪怕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企业也绝少能免于政府压力影响。利润往往取决于国家决策，这些决策则赋予政客惩罚异见和奖掖忠诚的影响力。因此，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比人们有时认为的更容易受到民主崩溃的影响。政府对私人部门的影响力象征着保护经济发达国家免于倒退的盔甲上的一个重要缺口。为维护民主，公共部门工作者需要包括公务员就业保护在内的制度性保障，以制止独裁者劫持国家权力，使竞争环境不利于民主反对派。企业界还需要展开集体行动，限制监管过度，保护官僚阶层的独立性。遏制经济中的党派干预将为私人部门提供关键空间，以促进多元化并形成一种更持久的民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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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B. Reich, “How Capitalism Is Killing Democracy,” , 12 October 2009.

[2] Helen V. Milner, “Is Global Capitalism Compatible with Democracy? Inequality, Insecurity, and Interdependence,”  65 (December 2021):1097–1110; Martin Wolf,  (London: Allen Lane,2023).

[3]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Democracy’s Surprising Resilience,”  34 (October 2023): 12–13.

[4] M. Steven Fish and Omar Choudhry,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40 (March 2007): 254–82; Kenneth F. Gree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Leonardo R. Arriol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Lisa Muell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Bryn Rosenfe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5] Semuhi Sinanoglu, “For Better, For Worse? Autocrats and Their Business Allies During Debt Crise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24.

[6] Catherine Boone, “The Making of a Rentier Class: Wealth Accumulation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Senegal,” 26, no. 3 (1990): 425–49.

[7] Arriola, , 34.

[8] Catherine Lena Kelly, “Party Proliferation and Trajectories of Opposi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from Senegal,”  50 (January 2018): 218.

[9] Levitsky and Way, “Democracy’s Surprising Resilience,” 12–13.

[10] Mueller, . See also Scott Radnitz, “The Color of Money: Privatization, Economic Dispersion, and the Post-Soviet ‘Revolutions,’”  42 (January 2010): 127–46.

[11]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Democra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hiladelphia, 5-8 September, 2024.

[12] Ruben Enikolopov, Maria Petrova, and Ekaterina Zhuravskaya, “Media and Political Persuasion: Evidence from Russia,”  101 (December 2011): 3253–85.

[13] Thomas P. Lyon, “The Meaning of Corporat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in Thomas P. Lyo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3), 3–29.

[14] Samuel Comé, “Internet Cuts After Mozambique’s Disputed Vote Hit Businesses,” , 15 November 2024, .

[15] Taylor Orth, “Most Americans Oppose Monopolies and Support Antitrust Laws,”YouGov, 6 November 2023, .

[16] Daniela Mineva et al., “Rolling Back State Capture in Southeast Europe: Implementing Effective Instruments for Asset Declaration and Politically Exposed Companie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 2023, .

[17] Timm Betz and Amy Pond, “Politically Connected Owners,”  56 (March 2023): 561–95; Milos Resimic, “Network 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Renationalization: Embeddedness, Political-Business Relations, and Renationalization in Post-Milosevic Serbia,”  54 (January 2021): 179–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