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由盛转衰，原因在于民心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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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广才

• 唐代的管理制度，比较粗糙。正式的官职，可谓数量稀少。大概只有七八百个。如果这么少的人，能管理从朝鲜到波斯这么大的面积，那地球科技，大概早就赶上三体人了。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天下英才”全跑到体制外去了，没编制嘛。门阀公卿坚持搞4+4，终于搞出黄巢来。

  。。另一方面，体制内人少，你未必就管得好！一旦上面出了蠢✘（这是无可避免的），系统马上崩盘………即， 小政府更容易完蛋。

  。。本质上，人少体系，严重依赖社会大势。也就是说，王朝只是均田＋府兵的附属品，有也行，没有也行。在总人口少，均田制推行容易，没有土地兼并的情况下，王朝会随着这个大势，席卷所有可以利用（耕作）的土地，如果没有沙漠高山，可以覆盖整个地球。根本不存在“穷兵黩武”的问题。这应该叫历史进步的车轮。

  。。反过来，一旦土地兼并严重，那均田失败的后果，就是再怎么折腾，王朝这个装饰品，瞬间就得完蛋。

  。。所以，生产资料的分配，永远是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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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可能这么少呢？按照唐代的官吏标准，最强盛时期全国行政官职定员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这还不算非正式在编人员、衙役、为各级政府服务的人员，比如县衙雇了个厨子。《唐六典》中，一个县级单位正式编制人数根据县的大小功能不同而有差异，一般在50-100人左右，所谓的功能不同，就包括比如有些县生产铁，就设置管理铁的人员和机构，有些地方生产盐，就有盐政人员等等，从汉代开始历朝历代都是盐铁专营的，一个县的主要官员有县令、县丞、县尉、主簿等正式编制人员，衙役属于非正式编制的，包括捕快、差役、书吏等。不包括纯军事人员中的军官、弁卒。因此并非您所说的官职人数少的造成的。

唐代的由盛转衰，原因就是李隆基中后期的懒政，在宫廷中，自己破坏了宫廷规矩，在朝堂，任用李林甫等人的瞎改革，导致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加重，贫富严重分化，最直观的就是诗人描述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林甫是怎么改革的呢？经济上，鉴于当时朝廷府库充盈，不再收取实物税，而是采用折算银钱来征税，而李林甫死党垄断银号，控制银价不断攀升，原来十亩税一就可以了，由于银价上涨，要交上税农夫就得出售更多的粮食、工匠要卖出更多的手工品等实物；而豪族大户总是有办法避税且能拿到政府补贴的，李林甫为自己所在的阶级也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因此到了天宝后期，就出现了大量撂荒、卖掉土地沦为流民和雇农的现象，劳动能力差的不被大户雇佣成为乞丐，这就是“路有冻死骨”，而朝廷大员、各地豪强财富积累到了非常奢靡的程度，虢国夫人的府邸堪比皇宫，地方豪强争相斗富，今天你拿出一个二尺高的珊瑚，明天他拿出一个五尺高的珊瑚。在选人用人上，李林甫重视豪族大家裙带关系，普通寒窗苦读的人，很饱学之士已经著作等身、名满天下了，但通过正常渠道多年都考不上进士，李林甫给玄宗汇报说已经野无遗贤了，这就堵塞了能人上升的通道；在政治行政方面，李林甫之后，尤其是杨国忠依靠其妹妹关系，结党营私，肆意妄为，当时的朝堂，歪风邪气上升，官员们通过婚嫁关系结成了关系网，一时间教坊司生意兴隆，美女如云，这种政治歪风生活奢靡甚至影响到了民间“不重生男反重生女”，只要有个姿色好的女儿，全家都可鸡犬升天，这让辛勤种田、辛苦工商、浴血边塞的人情何以堪？

安禄山的反叛，一是感觉自己为唐帝国辛苦守边却常常处于朝廷官吏的压榨和羞辱之中，随时可能被排挤掉。一个三百斤的壮汉到了长安给一个小姑娘当干儿子，跳胡旋舞这是多么大的羞辱？；另一个原因，安禄山到了长安，看到宫廷、百官的极度奢侈，皇帝亲戚的毫无廉耻，也让安禄山看轻了这些达官贵人，明明很多官员水平一般、政绩平平却能享受如此豪奢的生活，中央政权这些大人物也不过如此；官吏对百姓巧取豪夺，民怨沸腾，让安禄山觉得自己完全可以一呼百应。整个大唐帝国坐落在火山至上，从皇帝到大臣到权贵们却仍然醉生梦死，这是一个反叛的好机会。

果然，安禄山反叛了，很快就冲到潼关城下了，有多快呢？安禄山从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范阳起兵，二十三天渡过黄河，十二天攻克洛阳坚城，再过三天兵临潼关城下。有些人把原因归结在内部兵力空虚上，其实不然，这一路经过了好几个节度使的地盘和关隘，州府县还有不少兵丁衙役，一个月时间从范阳到潼关城下，除了攻克洛阳花了十二天时间，这一路丝毫没有抵抗？唐帝国的军力部署有这么空虚吗？不是的，一路上州府县官吏望风而逃，老百姓箪食壶浆欢迎欢送安禄山，并且很多人沿途加入了叛军，节度使们都搂着女人睡大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在安禄山本人政治头脑差劲些，加上安禄山叛军内部攻克长安后的内讧频繁，给了唐王朝喘息机会，否则，安史之乱足以导致唐朝灭亡。安禄山军队攻克了洛阳就开始内部分赃不均而斗争，攻克了长安更是到处奸淫抢掠。老百姓回过神来，他们愤恨可恶的唐帝国官吏，但来了叛军后这些骄兵悍将更加凶残，如狼似虎。假如唐帝国官吏、国内的军事力量没有彻底腐化，只要中途有十分之一的州府县或者关隘守军坚决抵抗，一个月也不会到达潼关城下，几个月才攻到潼关的叛军必然人困马乏，哥舒翰即使出关决战也不会失败，要知道哥舒翰的军队是戍边百战的神策军，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唐玄宗过低地估计叛军的战斗力，命令哥舒翰出关决战，能不败北吗？而公元756年叛军向东进攻的就没那么幸运了，首先就碰到了坚决守睢阳城的张巡。若洛阳有一个张巡，叛军还能那么快攻陷潼关吗？

唐王朝从极强盛突遭叛乱，措手不及，令人唏嘘感叹。每个研究者都从不同角度来分析，什么府兵制的问题，什么军力内空边实的问题等等，都有一定道理，但根本的原因是政治腐败、经济垄断、民生凋敝、统治糜烂、民心向背。今天的专家的研究成果，其实都是隔靴搔痒，研究成果并不比当时的诗人直观看到的更准确高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前一句说的是经济金融垄断导致的贫富分化、民不聊生，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问题，后一句说的是官吏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的问题，是吏治腐败，老百姓与朝廷离心离德的问题。安史之乱前夕来往大唐长安的西域客商看到的一定是一片繁荣祥和、到处大兴土木、声色犬马、歌舞升平、骄奢淫逸、靡靡之音的景象，看到的唐军也是军马鲜艳、刀兵锋利，看到的大明宫高大巍峨、万国衣冠络绎不绝。他们一定看不到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农夫、佝偻驼背的工匠、生意内卷的商贾、倒毙道旁的乞丐、怀才不遇折柳告别的学子。

通常，开国之君看到过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摧枯拉朽的威力，也知道国家的根本在于民心，因此国家上下一起努力，国家面貌日新月异。但等到了国家强盛起来，崛起的权贵们就自高自大起来，将升斗小民视作可以任意宰割、予取予求的弱势群体，当财富和生产资料被权贵垄断起来的时候，权贵们就当然地认为是他们给于了底层百姓工作和生存的机会，他们养活了百姓，予取予求就是当然的，李林甫们制定的政策就是如何为权贵谋利益，如何在升斗小民中榨取更多的油水。这样，老百姓与权贵就成了敌对的阶级，军队中的士兵、下级军官也都来自于百姓，在安禄山起兵后一路势如破竹的时候，军无斗志，州府县官吏弃城而逃，百姓欢迎安禄山就可以理解了，这就是安禄山能够短短一个月零就兵临潼关的原因，如果减去攻克占领陪都洛阳的12天时间，实际上用了仅仅26天。从范阳到潼关，隔山渡河，兵马粮草辎重随行，正常行走也就这么快吧？兴衰之间也就是一个民心向背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