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哪个“级别”生活？

我儿时正生活在“阳光灿烂的年代”。虽然那是普遍贫困的年代，但真心实意说，我现在回想起儿时的光阴，记忆里真的没有啥阴影：脑子里浮现的真的都是湛蓝的蓝天和灿烂的阳光。这大概是因为我恰好幸运地生活在一个生活有基本保障的环境里。

尽管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时我家的生活极为清贫，但就凭国营大厂“双职工”家庭这一条，绝对超越了当时中国95%以上家庭的生活水平。那时候，只要你在国营单位有个铁饭碗同时家里又没有很重的负担，那么生活还是有基本的保障的。当然，这保障是严格按“级别”来的。

到我父母亲这个“级别”——内地某重工业城市一家大型厂矿的普通干部——是每人每月50块钱左右的工资，每人每月29斤粮（大半粗粮少部分白面大米等细粮）、半斤菜籽油（1976年改为每月3两）、半斤肉，每年在春节前每人可凭粮本票证额外供应1斤花生2两香油一半斤黄豆若干冻带鱼之类，每人每年凭票买几尺布（3尺还是4尺记不准了）。此外，做为国营大厂的职工，我们一家四口在厂宿舍区老旧的筒子平房里分得两间小房间——煤火炉子在筒子房中间的黑暗的过道里，用水要到筒子房外面的公共水龙头接，上厕所也需要到外面的公厕；每人每月还有4张洗澡票和1张理发票（家属洗澡和理发需要付费买票，但一张票不过5分或1毛而已），每星期厂里在操场上放一次免费电影。记不得是70年还是71年，我们家分配到一张自行车券，父母咬牙拿出多年积蓄，买了辆永久牌自行车；后来，还弄到了工业券买了一台像木箱子一样重达十几斤的收音机及一台脚踏缝纫机——即便在职工生活有基本保障的国营大厂里，我家这样排面儿也绝对属于令人羡慕的富裕之家了。

虽然那是个贫困的时代——我的小学同学中有不少来自工人家庭，家里往往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孩子又多，还要赡养农村老家的长辈，因而家徒四壁，平时家里吃菜都要靠母亲到菜店捡烂菜叶子，所以营养不良很普遍——而我，实话讲，从来没挨过饿，每星期还能吃到点肉。我姐姐是50年代后期出生的，经历过饥饿的年代，幼时挨过饿。

我父母厂里的书记（那时叫厂革委会主任）是个老革命、12级干部，这在我们那个内地城市属于神一般的存在了。我父亲是厂里知识分子中为数不多的党员，能干肯干年轻有热情，很受领导器重，当时是厂党委组织部干事兼党办秘书，跟书记关系很密切；他家的孩子多，其中几个小的是我和我姐的小学中学同学和好朋友，所以我有机会经常去他们家玩。记得他家住在五十年代厂里给苏联专家专门盖的西式平房里，房子座落在花园中间，应该有个四五间居室，房子举架很高，天花板是木质的，地上铺的是精致的长木地板，墙上也装有高高的木质护墙板；房子里有厕所（很小、不能洗澡，全厂只有这几栋厂领导住的房子有室内厕所）、有厨房，厨房里竟然还有个烤面包炉！他家有很多小画书，记得连环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刚出时就在他们家看到的，当时上万人的大厂就他们家有这么一本；他们家夏天买西瓜不像我们家是论个儿买，而是一车一车地买（当然这与他们家孩子多有关），储藏间（是的，他家有储藏间！）里堆一地西瓜。他们家还喜欢吃狗肉，偶尔会看见他家大儿子带着几个兄弟们把大狗吊在院前的大树上剥皮宰杀，这时候我就喜欢去看热闹。这几个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50多年了，仍然还记得。

我的伯父——就是我父亲的亲哥哥——也是个老革命，比我们厂书记的级别还高官还大。6、70年代伯父在南京某个警备森严的大院里当领导。他家与单位另一位领导家共享一座国民党官僚留下的带大花园的大洋楼，伯父家住在二层，有单独的入户楼梯和入户门。虽在伯父家住过好几次，但那时我还小，一直没搞清楚他家到底几间房，只是印象房子非常大、房间非常多，好几个孩子可以在里面奔跑可以玩捉迷藏。他家每个孩子都有单独的房间。就是在他家里，我才知道私人住宅里竟然可以有浴室可以在家洗热水澡（当然热水得自己烧，楼下有烧热水的锅炉）；他家配有电话，70年代初就有了电视。家里配有一个公务员、还雇了一个保姆，伯父还配有一辆专车。这些都是我父母所在厂的书记的级别没资格享有的。我是随着父亲来到伯父家的，亲兄弟俩多年没见面，伯父拿出茅台酒招待父亲，我还小当然不能喝茅台，但小小年纪的我知道茅台不一般不属于我们这样的老百姓——那是国家领导人宴请国宾时才能喝的，所以我对茅台酒充满尊敬，拿起瓶子来嗅了又嗅。在我们城市，我只在市里唯一的“友谊商店”见过茅台，锁在商店一角厨柜里，好像标价是8块钱一瓶，但那个酒即使你有钱也只能隔着玻璃柜看看，父亲说那酒是“特供”的，宴请外宾等重要活动时才能到市革委会开证明购买，我们厂的书记都不够资格享用。

我的堂兄堂姐们初中一毕业就当了兵，这是当时中国青年最好的出路了。而我和我姐做为普通干部的子女，则是必须下乡的。我姐因为从小极有文艺天赋，后来找了关系参了军，才逃脱了下乡命运。

我姨妈姨父也是老革命，那时也在南京，官比我伯父稍小一点，但难得的是，姨妈姨父都是老革命都是高干，所以他们家除了房子略小点没有专车外，实际生活条件比我伯父家还好。他们家住的是独门独户的带阁楼的西式平房，房子不如我伯父家的房子大，但花园巨大，长满了古树、绿竹和花草，那也是当年国民党的官僚留下的房子，同样我也没搞清有到底有几间房间。我姨妈姨父参加革命前都在教会学校上学，故而生活比较“洋派”，不像我伯父是农民出身的“土包子”。我在他们家第一次见到榨汁机这种东西，第一次喝到了鲜榨的果汁；在他们家第一次听了留声机播放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宏伟乐曲，印象极深——那个时候，这部文革前制作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是禁演禁唱的，私下偷听这个音乐可是违禁的——那时我就很奇怪，这样昂扬的革命音乐，怎么就不允许公开演唱呢？母亲告诉我，这部剧的创作者中，有很多是叛徒、特务和内奸，而其中的一些曲目歌颂的则是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所以不能演也不能听。我表兄从小喜欢摄影，他家有好几台苏联和东德产的照像机，他得意地一台台地拿出来向我炫耀，说实话真惊到了我——在我们厂里，照像机这洋玩意儿连书记家也没有，厂党委宣传部才有一台上海产的海鸥牌照像机，像宝一样由一位干事专管，别人是动不得的。胶卷在本市还没得买，需要时得派专人到北京上海买。

他们家的孩子们也是中学一毕业就参军，我表兄还不到年龄，当时还在上中学，但也跟有关部队首长说好了，等他初中一毕业就去。

现在想起来，其实我伯父姨妈姨父都不算特别大的官，但在当时小老百姓看来就已经不得了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在我看来有如天堂一般，是普通百姓永远不可及的——如果不是因为是亲戚，我连可望而不可及的“望”的资格都没有。我父母在厂里，许多人都知道我们家有这层亲戚关系。文革初期，我父亲虽是普通干部，但因为在组织干部部门工作，属于“走资派”眼里的红人，也被列为批斗对象，还要下放劳动改造，后来造反派们说，他哥他姐和姐夫都是部队的“大干部”，批斗批斗就得了，下放劳动就算了吧。

以上都是我亲身所经历的。我不是说我的伯父姨妈姨父们不该享受那样一个比当时普通百姓高很多倍的生活，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伯父姨妈姨父都是老革命和高级干部，曾为革命出生入死立过功劳，他们当时所享受的生活待遇，以现在的眼光看其实也算不上什么，但在那个时候，与普通百姓真是有天壤之别！

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一切不在政府控制下的经济活动几乎都被严格禁止，官员们生活中工作中基本上摸不到钱，再加上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基本上都是针对领导干部，所以比较起来，官场涉及金钱的贪污腐败确实没有现在严重，一般也就是收点烟酒点心搞搞女人啥的，不像现在一查动辄就是几个亿。但另一方面，正因为一切资源包括普通的生活资料都垄断在政府手里，所有的资源都是政府的官员们进行分配，不仅涉及国家经济运行涉及国计民生的生产活动如此，与个人基本生活和发展直接相关的所有生活资源和机会也基本上如此。所以在那个时候，人生存所需要的一切都依赖于“组织”“单位”和“领导”的赐予，离开了“组织”和“单位”，做为个人你在社会上基本上是没法生存的。你可以拥有什么、拥有多少，一切都是由官员们严格按级别等级来分配的，你想得到点超出你等级规定的东西，那都是违反规则甚至大逆不道的。但政府严格控制的计划经济下每个小老百姓所能得到的生存资料是如此的匮乏和可怜，你想在配额外多搞几瓶酒多买几斤肉几两油，或者你想给的儿女找一份有保障的工作，你都需要找关系“开后门”求人方才有可能得到一些。所以，那个时候，腐败可能少点，但特权可是大大地有，并且也是当时老百姓最反感的。有人说那时候没特权，那大概是因为你的“级别”太卑微你根本不配知道它的存在！

那是个阳光灿烂的年代，但我自己感觉，那个时候人的生活方式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依附”：你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切都攥在别人手里，你的生存不得不仰人鼻息依附于外在的权力，你对自己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和选择权，完全任人安排和摆布。

改革开放后搞了市场经济，资源的掌握和分配多元化了，不再为官家一家垄断，老百姓才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力，获得了原本只有特权人士才能拥有的物资和机会的可能，我以为这是最大的公平！为了赚钱，生产者拼命生产、老百姓自主购买，普通百姓才有可能享用原来只有特权者才能享有的东西，如大房子、汽车、电视、电话、高品质的食品等等，普通百姓甚至还有权乘坐飞机，这在以前是不可想你的！以前买飞机票必须凭县团级以上单位出具的介绍信，普通人即使有钱也没资格乘坐，如果那时候有谁坐了次飞机，那马上就会成为全厂人都知道的大消息，那证明你身份特殊，是值得津津乐道好几年的！出国旅行、经商和留学等等都成了平常事。有了市场竞争，平等公平透明法治的观念才逐步深入人心，考学、参军、公费留学、当公务员等等稀缺资源才有了公平考试进入的规则，否则，这些好事能轮上你无权无势没任何“关系”的小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