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杉矶冲突到海湾“卡法拉”：全球3亿迁徙者，困在怎样的移民政策中？

Club 提要：本月，特朗普政府接连推出多项移民执法新政，重点强化边境驱逐和对“非法滞留”者的搜捕，导致全美多地局势紧张，洛杉矶更爆发激烈警民冲突。同时，白宫还宣布取消古巴、海地等四国移民的临时合法身份，引发广泛争议。这些强硬政策的背后，不仅有选举政治的考量，也折射出全球移民困境的加剧与美国内部社会撕裂的现实。  

移民，从未像今天这般复杂。一方面，全球跨境迁徙人数持续攀升，逼近3.1亿；另一方面，围绕移民的政治争议、社会冲突、经济剥削也日趋激烈。在“供给侧”，全球移民趋势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传统的“南向北”路径不再唯一，移民路线更为多元，从拉美到海湾，从东南亚到东欧，跨境流动不再只是为了生计，更涉及职业发展、气候压力、数字经济等因素。而在“需求侧”，面对老龄化危机和劳动力短缺，欧美、日韩、海湾等国家一边争夺高端人才，一边限制低技能劳工。移民政策常游走于“开放吸纳”与“民族保守”之间，既依赖又排斥，长期无法自洽。

看似自相矛盾的政策背后，揭示了当今移民体系中“合法剥削”的现实：从海湾地区盛行的“卡法拉”制度，到欧美国家临时签证制度下的系统性压迫，移民因高昂中介费用与不稳定身份，频陷“灰色市场”与“影子经济”，成为廉价劳力甚至非法劳工。尤其在农业、建筑、家政等领域，这类劳工缺乏基本法律保障，屡遭剥削甚至虐待，却在维持现代经济运转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移民正日益成为软实力工具与地缘战略资产。发达国家竞相推出精英签证计划，吸引来自新兴经济体的高端人才；然而，这些人才又面临安全审查、身份困境与忠诚质疑的多重压力。即便技术赋能远程办公与全球协作，“自由迁徙”依旧不是真正的自由。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移民既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国家发展的双刃剑。尽管“西方梦”仍具吸引力，但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探索本地发展路径：通过制造业升级、在线跨国合作、绿色经济转型等方式，力图缓解“被迫迁徙”的压力。然而，这些出路仍面临重重障碍，短期内难以替代传统的出走路径。 

一、全球移民趋势：在争议中前行

近年来，全球跨境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情况也愈发复杂。国际移民组织数据显示，到2024年中，国际移民人数已达约3.04亿，占全球人口的3.7%。与2020年的2.75亿相比，增长明显，较2000年代初期更是近乎翻倍。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截至2025年4月，全球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数超过1.22亿，创历史新高，其中在本国境内流离失所的就超7350万。战争冲突、暴力事件、极端天气等因素，正迫使更多人踏上迁徙之路。

移民的方向和路线日益多元。虽然“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传统模式依然存在，但新的出发地和目的地不断涌现。在欧洲，西班牙的西地中海路线热度回升，2024年经海路抵达人数较上年增长12.5%。德国吸引大量技术人才的同时，本土人才却流向邻国。拉美地区内部移民增多，海湾国家调整人才策略，亚洲部分国家也从移民输出地转变为选择性输入地。

移民群体涵盖各类人才。各国纷纷推出政策吸引顶尖人才，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国的人才计划。然而，劳动密集型行业依赖的外来劳工，却面临诸多困境，如签证受限、保障不足等。实际上，技能划分并非绝对，许多移民因各种原因从事与自身能力不符的工作，移民的价值已不再能简单地以“技能高低”衡量。

移民的原因不再单一。除了追求更高收入和汇款机会，战争迫害、气候变化、人口结构失衡、职业发展、家庭团聚等因素，都影响着人们的迁徙选择。数字时代，网络降低了移民信息获取门槛，“数字游民”数量激增，美国2024年该群体已超1810万。

值得注意的是，移民潮也引发诸多争议。各国既需要移民填补劳动力和人才缺口，又对移民存在排斥心理。对企业高管、海外投资者和“STEM人才”给予优待，却严格管控低薪劳工，这种矛盾态度加剧了社会对立，使得全球移民在规模扩大的同时，面临着严峻的人道和政治挑战。

在特朗普执政的前六个月，南部边境被逮捕的人数大幅下降。相反，被移民拘留所关押的人中，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逮捕的比例越来越高。最新的 ICE 拘留数据显示，自特朗普上任以来，被拘留的平均人数上升了 25%。这与美国长期以来实施移民执法的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在拜登政府时期，最终被移民拘留的大多数人是最近越过边境、被海关和边境巡逻队（CPB）特工逮捕的人。将越境者拘留，能让他们在遣返程序中更快进入审理流程，为更快将他们驱逐出境铺平道路。图源：TIME

二、不可忽视的人口结构变化，催生自相矛盾的“反移民”叙事

如今，北美、欧洲和东亚的主要经济体多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与年轻人口高失业率的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下，各国对移民的态度充满矛盾，政策在“需要移民”与“排斥移民”之间摇摆不定。

例如，欧洲和北美许多国家深受老龄化和低出生率困扰。欧洲多国人口中位年龄在43至45岁之间，美国也逐步迈入“高龄社会”。经济发展急需劳动力，数据显示，2023年前往OECD国家的永久移民人数达650万，创历史新高，美国的外籍人口约1.5亿，占OECD永久移民总量近三分之一。

然而，政治层面常借“移民威胁论”获取支持。当前特朗普政府多次收紧高技能签证政策、加强边境管控，但企业又急需人才，双方僵持不下。法国2024年发放居留许可33.67万份，却同时遣返2.16万人。西班牙研究表明移民推动经济增长，但公众仍担忧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英国脱欧后实施技术移民政策，却仍难解决部分行业用工荒。政策因选举和文化认同问题变得短视而零散。

社会文化领域同样矛盾重重。法国倡导“共和一体化”却限制多元文化表现，德国移民政策开放但地方排外现象频出，英国强调移民“融入”却争议不断。民众既认可移民价值，又对社区变化存疑，导致政策难以兼顾经济与社会需求。

亚洲各国人口问题各异。东亚老龄化严重，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29%，韩国生育率低至0.78。中日韩等国虽推出新签证吸引人才，但文化差异和社会融入难题，使公众更接受短期用工或技能引进，长期移民渠道少。随着工业化发展，东南亚部分国家也从移民输出转向适度输入，推出数字游民签证、创业计划等，但区域内移民引发就业竞争担忧。整体而言，亚洲对移民持谨慎分层态度，受文化融合障碍制约，移民政策多为试探性调整，难以全面放开。

海湾国家外来人口占比高达80%–90%，经济依赖外来劳动力，但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利高度封闭。其移民政策形成鲜明反差：一方面，为实现经济转型，推出“黄金签证”等政策吸引科研、金融等领域高端人才，提供优厚待遇；另一方面，数百万来自南亚、非洲的低薪劳工，受“卡法拉制度”（Kafala System）束缚，面临工作受限、薪资拖欠、环境恶劣等问题，即便有改革政策，落实效果也不佳。这种“重高端、轻低端”的做法，让移民权益差距悬殊，难以实现社会长远稳定。

2019 年 12 月，建筑工人前往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八大场馆之一的卢塞尔体育场的施工现场。一名卡塔尔高级官员称，在与世界杯筹备相关的项目中，有 400 到 500 名工人死亡。图源：AP

三、现代移民体系：合法的“剥削制度”？

在全球移民的大背景下，一些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看似用于规范移民管理，实则成了剥削移民的手段，让移民在合法外衣下陷入“现代奴役”的困境。

最具代表性的可能就是海湾国家的“卡法拉”制度，将外来劳工的签证与雇主牢牢绑定，形成了严密的控制网络。劳工出国前，往往要向中介支付高额费用，背上沉重债务；抵达工作地后，又会遭遇工资拖欠、工作环境恶劣、超长工时等问题，居住条件也十分简陋拥挤。如果想换工作或维权，必须得到原雇主同意，否则就可能被遣返。尽管海湾国家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但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这些措施常常难以真正落实。在沙特、卡塔尔等国的大型建设项目中，劳工伤亡事件频繁发生，暴露出严重的人权问题。

欧美等发达国家推出季节性或临时工作签证，表面上是为了解决短期用工需求，实际上却通过签证限制、居留期限、社保缺失等手段控制劳动力。一旦签证持有者更换雇主，或是拒绝不合理的工作条件，就可能失去合法身份，面临被遣返的风险。在西班牙农业区，来自北非和东欧的季节工拿着低于法定标准的工资，住在条件很差的地方，却因害怕失去签证不敢维权；意大利的“黑工”体系通过中介，以极低的工资雇佣移民；美国H-2A签证工人依赖雇主获取工作许可，维权后可能被列入黑名单，失去未来工作机会。

严格的边境管控和高门槛签证政策，迫使大量移民通过非法途径入境或逾期滞留，只能从事没有合同、没有社保的工作，时刻面临被举报和遣返的威胁。在欧洲，许多移民冒险穿越地中海、巴尔干地区，即便抵达后，也只能接受剥削性工作；美国的非法移民在农业、建筑等行业工作，缺乏工会保护。这种“惩罚性执法”让移民不敢维护自身权益。

即便是技能型移民，在新国家常常因为学历和资质认证困难，只能被迫从事低技能工作。在德国，叙利亚的工程师、医生需要通过复杂的语言和专业考试才能执业；美国的外籍医护人员面临各州不同的执照要求，不仅耗时耗力，还可能最终无法从事本专业工作。专业机构为保护本土从业者设置高门槛，导致人才浪费，移民只能接受低薪工作。

近年来，各国移民管理部门利用生物识别、数据共享等技术，加强对非法移民的监控，通过拘留、遣返等手段进行惩罚。法国2024年遣返人数大幅增加，美国升级边境管控，欧洲多国签署遣返协议。这种高压政策不仅威慑了违规移民，也让整个移民群体产生恐惧，削弱了他们的维权意愿。

移民剥削现象背后，存在着深层原因。劳动力市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雇主降低成本的冲动、供应链对灵活用工的依赖，构成了剥削的经济动力；移民缺乏社会网络和法律知识，签证制度使其处于弱势；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对雇主监管不力；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流动加剧了移民的被动地位；移民来源国因各种原因，难以有效保护本国公民权益。多方因素共同构建了现代移民剥削体系。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如今单单通过移民已较难实现阶级跨越或财务积累，更多是在剥削体系中付出了巨大代价：债务、健康问题、心理压力，甚至生命。而接纳国的公众和消费者享受着廉价商品和服务，却鲜少关注劳工处境。国际组织虽不断呼吁改革，但受政治和利益因素影响，进展缓慢。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也正对全球治理和人类伦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2022年7月23日，“海洋观察” 组织的船员在地中海帮助一名男子登上他们的船。2014年至2022年期间，超2万名移民在地中海航线死亡或失踪。2024年，近20.8万名非正常移民穿越地中海抵达欧洲，其中70664人经西部航线、70295人经东部航线、66855人经中部航线。图源：Reuters

四、大国博弈下，人才面临“两难”选择

在当前的大国对抗格局中，移民政策不仅关乎劳动力配置，已是软实力竞争的一部分，各国都在借助吸纳与排斥策略，试图将特定人群纳入其国际影响网络之中。因此，人口迁徙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高端人才面临更复杂的选择。

随着全球供应链重组与经济重心转移，多极化的人才市场逐步成形。多个国家纷纷推出具有吸引力的高端人才政策：如澳大利亚的Global Talent项目、加拿大的快速通道、德国对蓝卡的改革、新加坡的Tech.Pass、以及中东的创新签证体系等。这些政策使得新兴经济体的精英不再将西方作为唯一目标，而是在硅谷、欧洲科技中心、亚洲新兴创新城市（如深圳、班加罗尔、新加坡）乃至中东的金融与科技园区之间进行权衡。

各国也更加重视利用移民和侨民网络提升自身软实力。印度的庞大侨民群体在科技、商业和文化领域扮演重要桥梁角色，在欧美通过系统化的持续游说登堂入室；中东国家则引入外籍专家提升国际形象并加强产业能力。这些举措本质上将人才视为战略资源，签证便利、研究资助和商业平台成为重要吸引工具。然而，移民身份也可能被用作衡量政治忠诚的手段，涉外人才在离境或归国时常常面临安全审查和身份认定的敏感考量。

对此，技术进步特别是在远程协作方面的发展，为高端人才突破签证和居留限制提供了替代路径。云端办公、分布式科研团队、国际协同项目等新模式，使得人才即使身处本国，也能参与全球最前沿的创新活动。这一趋势对新兴经济体尤为关键：他们的技术人才可以在本地保持身份稳定，与海外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或通过短期出差参与海外项目，再回国继续长期发展。这种“循环迁徙”或“弹性流动”模式，不仅满足人才多样化的职业需求，也有助于规避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

人才的跨境流动总体增加的趋势，自然也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延伸。美国针对俄罗斯等国家的签证审查趋于严格，限制了敏感领域人才的入境；欧盟虽然推广“蓝卡”制度以吸引全球技术人才，但内部政治分歧及安全担忧仍阻碍落地效果。高端人才在跨境流动中不仅要考虑职业平台，还要应对安全审查、政治信任与身份认定等风险，部分人才甚至被迫放弃传统迁移路径，转而选择第三国或通过虚拟团队实现跨国合作。

此外，冲突、制裁和重大投资变动往往引发新一轮难民潮或移民潮。例如，代理战争或军事干预会导致大批人口流离失所，而经济制裁或贸易摩擦则可能压缩相关产业就业，迫使部分工人被动出国谋生。同时，大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可能短期提升就业和基础设施，但若因政治风向或市场动荡而撤资，将重创当地经济，引发更多迁徙压力。可见，全球竞争不仅影响技术精英的流向，也深刻塑造了普通劳动人口的命运路径。

对于新兴经济体的人才来说，当前的选择空间更广、但风险与变量也更多。他们需综合评估职业前景、家庭需求、安全环境、文化适应、政治氛围等多重因素。动态与弹性趋势标志着精英人才迁徙正进入一个多中心、非线性的新时代。人才不再一味奔赴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全球不同力量中心之间流动、比较和协作，这也促使新兴经济体更加重视人才政策与本地发展平台的建设。对于人才而言，迁徙不再是简单的出走或回归，而是一种持续权衡与战略选择。

‌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是指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实现远程工作，摆脱传统办公场所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生活的人群‌。咨询公司MBO Partners《2024 年独立工作状态报告》发现，目前有 1810 万美国劳动者自称是“数字游民”，较去年同比增长 4.7%，自 2019 年以来增长超 147% 。这样的增长水平反映出一种稳步增长的新常态，也标志着（数字游民群体）真正迈入主流。如今，11% 的美国劳动者称自己为数字游民 。图源： MBO Partners

五、“西方梦”破灭，全球南方的新选择

对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而言，迁徙曾是改善生计的重要选择。在当前的全球动荡背景下，他们面临关键抉择：留在本土能否获得可持续发展机会，还是必须移居西方或其他地区寻求更好生活？

长期以来，移民本身既是发展方式，也是社会调节机制。移民汇款支持家庭消费和教育，回流移民带来资金和经验，全球网络促进创业合作。但过度依赖汇款会导致经济结构单一，对外来冲击脆弱；若迁徙过程中遭遇剥削，则会损害家庭福祉。理想模式是建立双向迁徙渠道，兼顾本土发展与国际机会，通过双边协议保障移民权益并支持其回国创业。

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尝试通过产业升级创造就业机会。例如，非洲部分国家在中国投资支持下建设制造业园区，拉美国家发展农业加工和轻工业，亚洲新兴市场拓展数字服务外包。若能在本地形成完整产业链、提升企业竞争力，就能吸纳更多劳动力，减少外出迁徙的需求。但现实挑战重重：政策执行力不足、基础设施落后、技术能力薄弱等问题，常导致这些项目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部分外资项目仍以剥削廉价劳动力为核心，无法带来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转型为一些技能劳动者提供了新可能。非洲、南亚和拉美涌现出远程工作者群体，他们通过平台经济获取收入，这种模式促使当地政府投资改善网络基础设施和数字技能培训。但现实中“数字鸿沟”依然显著：宽带覆盖不足、电力供应不稳定、培训资源匮乏等问题，让大量劳动者无法受益。此外，高端远程岗位数量有限，难以满足大规模低技能群体的就业需求。

印度IT外包业近年来的衰落，更是揭露依赖服务业的问题。全球经济放缓导致欧美市场需求萎缩，叠加人工智能技术替代效应显著，价值3500亿美元的服务业面临根本性冲击。行业长期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软件代工”模式，导致技术升级滞后，在AI、云计算等新兴领域出现严重技能断层，仅2023年就因技能不匹配导致12-15%的人才流失。菲律宾、中国等新兴市场以更低成本和专业化服务分流订单，加剧价格竞争，而印度企业采用的“混合费率”模式因交付质量参差不齐，进一步损害行业信誉。此外，印度IT行业曾高度依赖美国单一市场，因此也遭受了过去三年的科技行业寒冬引发连锁反应，使得印度IT企业2023年招聘量暴跌60%。

气候变化在给许多国家带来生计威胁的同时，也在倒逼其进行绿色经济转型。可再生能源项目、生态修复、气候智能型农业等领域需要大量劳动力，若高质量推进可创造就业并减少气候移民风险。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匮乏，以及国际气候融资的不足，使得这些机会难以转化为实际发展动能。

值得注意是，技术变革正重塑全球就业格局。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在发达国家替代传统低技能岗位，可能减少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加剧本地就业压力。要在这一趋势中找到优势，需要发展创造、护理、教育等机器人难以替代的领域，这要求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和产业政策的协同配合，否则自动化可能进一步推动人口迁徙。

近年来，拉美 IT 市场发展迅速，大有取代印度的势头。该地区2029 年软件开发营收预计达 202 亿美元，初创企业、独角兽活跃，外资流入可观，已经成为欧美外包新目的地。图源：ALCOR

* * *

遗憾的是，尽管西方国家签证政策趋紧，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众而言，移民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仍是追求更高收入和稳定环境的首选。高技能人才即便面临签证等待和文化适应成本，仍向往西方的教育科研平台。与此同时，亚洲发达经济体、海湾国家高端项目等提供了新选择，但低技能群体可获得的机会依然有限。若本土无法提供足够发展空间，迁徙仍将是常见出路。所谓“西方梦”短期内不会褪色，但在多极化和远程工作趋势下，其吸引力可能逐渐调整，更多人会考虑区域或在线机会，但改善生计的核心诉求始终主导迁徙决策。

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发展离不开全球责任的支撑。发达国家在享受移民红利的同时，应正视剥削与人道问题；国际社会需为气候和冲突引发的移民潮提供更多支持；发展援助、技术合作若能更有效到位，可从源头缓解迁徙压力。从道义上讲，迁徙是全球不平等的结果，发达国家与国际组织在移民治理、劳工保护等方面的作为，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存机会。尽管政策执行常受政治利益制约，但将其视为全球共同责任，是构建包容性治理框架的基础。

■ 北京对话 Beijing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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