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神棍文化“泛滥成灾”，在印度当个文化左派有多不容易？

编者按

本文聚焦印度的左翼出版社“左翼话语”，并籍此切入了印度的左翼公共领域。作者指出，在印度右翼政治浪潮持续高涨的背景下，印度的左翼话语空间并未消亡。左翼出版社“左翼话语”（LeftWord Books）还实现了“逆势生长”。其针对印度教右翼的揭露剖析以及对右翼话语解构的出版物，反而引起了越来越多印度年轻人的关注，显示出全球范围内右翼压制政策下民众对异见关注增大的普遍趋势。相比政府压制，“左翼话语”面临的更多是市场销路、消费模式转变等方面问题。其生存和发展有赖于一系列因素。其一，创始人与编辑团队意识形态立场坚定，其信念的坚定性构成了“左翼话语”生存与发展的坚实基础。其二，出版社善于发掘和培养青年新锐，不断革新作者团队。其三，在选题方面擅长追踪社会热点。其四，出版社在印度多个语言地区建立了营销网络，构筑了牢固读者社群。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学生在德里书展“左翼话语”摊位前合影，图源：“左翼话语”社媒

印度左翼出版社“左翼话语”（LeftWord Books）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书籍之一，《RSS：印度的威胁》（RSS: A Menace to India）出版于2019年，而这恰恰是莫迪政府开启第二个任期的那一年。该书的作者是印度学者、律师和政治评论员A.G.诺拉尼（AG Noorani，已于2024年8月29日逝世），其对印人党意识形态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进行了犀利揭露。

在神化RSS及其领导人的书籍大行其道之时，诺拉尼对当下印度主流叙事的彻底剖析仍能取得成功，也证明了“左翼话语”这家已成立25年的出版社在右翼浪潮中逆势生长。尽管在公共领域左翼思想遭受攻击，且常被指责为“脱离群众、资金匮乏”，但与大众论调相反，“左翼话语”的支持者正加倍努力，在莫迪治下的印度坚守阵地。

该出版社执行主编苏德汉瓦·德什潘德（Sudhanva Deshpande）表示，总体来看，无论是上一届全国民主联盟（NDA，印人党领衔的执政联盟）政府还是现任NDA政府，读者对他们的书籍兴趣一直在增加，许多书在两届NDA执政期间都卖得很好。

2024年，最畅销的书籍是记者兼印度新闻网站“NewsClick”创始人普拉比尔·普尔卡亚斯塔（Prabir Purkayastha）的《坚持战斗》（Keeping up the Good Fight）。该书记录了普尔卡亚斯塔在英迪拉·甘地和纳伦德拉·莫迪两届“威权政府”下的被监禁经历。

人们称，25年来印度社会结构已经被彻底扭转，国家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已被右翼彻底重塑，出版业亦不例外。然而，异见空间反而扩大，新一代年轻人开始涌入“LeftWord Books”的生态圈，寻求另类视角。

德什潘德说，“最引人注目的是年轻读者的数量，来书店的绝大多数是20岁左右或更小的青年人。他们渴望探索世界，这令人感到兴奋”。

然而“左翼话语”（LeftWord Books）的最大挑战并非政治压制，而是出版业的面临的结构性困境。独立出版社需应对疫情、消费模式转变、以及独立品牌带来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德什潘德强调：“我们是右翼执政国家的左翼出版社？我不想这么定义。我们只是众多独立出版社之一，我不想让大家觉得这很不寻常。”

在全球范围内政治环境压抑的地区，对异见思想的关注在正日益增长。2016年《金融时报》一篇报道指出，土耳其在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执政期间经历政治动荡后，涌现出大量“颠覆性”文学作品，催生了“地下现实主义”这一新的文学流派。但压制性措施亦同步出现。在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治下，匈牙利最大出版机构“Libri”被与总理相关的基金会收购，促使多位作家转向小型独立出版社。

图利卡出版社（Tulika Books）创始人兼出版商英迪拉・钱德拉谢卡尔（Indira Chandrashekhar）表示：“即便在右翼政治势力上升时期，左翼书籍的传播空间仍持续拓展——或许恰在此类时期更为显著。”该社出版物秉持“泛左翼”立场，不与单一政党绑定。

然而，“左翼话语”出版社具有明确的政治定位。它由三位印共（马）成员于1999年创立，分别是：普拉卡什・卡拉特（Prakash Karat）、西塔拉曼・耶丘里（Sitaram Yechury）及工会活动家苏科马尔・森（Sukomal Sen）。正如该社主编、三大洲社会研究机构（Tricontinental Social Research）执行董事维贾伊・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所述，其创立初衷在于“出版蕴含反殖民主义与民族解放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聚焦自由化浪潮下的印度现实，挖掘并培育新锐作家”。历经发展，该社已成为全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出版机构之一，合作作者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艾贾兹・艾哈迈德（Aijaz Ahmad）、媒体人N・拉姆（editor N Ram）及法律工作者蒂斯塔・塞塔尔瓦德（Teesta Setalvad）。

卡拉特（Karat）至今仍担任创始常务董事，而耶楚里（Yechury）在当选国会议员后，以利益冲突为由辞去了出版社控股公司的董事职务。正如德什潘德所言：“尽管出版社的营业额在行业中微不足道，但坚守原则始终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一、“逆流而上”

以博士生内哈尔・艾哈迈德（Nehal Ahmed）的著作《不会被遗忘的一切：从贾米亚到沙欣巴格》（Nothing Will be Forgotten: From Jamia to Shaheen Bagh）为例，这部作品通过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学者的视角，梳理了一场以警方镇压为结局的和平抗议运动。艾哈迈德说：“没有人愿意出版我的书，‘左翼话语’是唯一给我机会的平台。其他出版社不会关注我在文学方面的成长，他们只会把我当作一名政治作家。”

在缺乏专业经纪人与公关团队运作的情况下，艾哈迈德仅以电子邮件提交手稿，却获得了“左翼话语”出版社的青睐。更难得的是，他在书里写了不少诗歌，编辑不仅没反对，还特别支持——因为那位编辑对诗歌也很有研究。出版社未要求其调整叙事框架，他得到了充分的创作自由。艾哈迈德形容这段经历不仅顺利，而且“美好”。该书于2022 年出版。尽管他担心受众问题，并且一开始就做好了他的书不会在书店或机场大量上架的心理预期，但他还是感到惊喜。他说，“那个时候能出版就已经很好了，我甚至没指望能赚钱。但幸运的是，这本书反响很好。它被翻译传播并获得多家主流报纸的深度评论。” 2023 年，这本书还入围了印度国家文学奖（Sahitya Akademi）青年奖。

左翼领域常常被描绘成一个脱离现实、自我封闭的“回声室”，但“左翼话语”出版社的书目挑战了这种陈词滥调。从书目谱系来看，包含罗米拉・塔帕尔（Romila Thapar）《我们的历史，他们的历史，谁的历史》（Our History, Their History, Whose History）的印地语译本、印共（马）领导人布林达・卡拉特（Brinda Karat）的自传，以及喀拉拉邦首任首席部长埃姆斯・南布迪里帕德（EMS Namboodiripad）的政治传记等。但“左翼话语”出版社并不仅聚焦于当代政治，其视野也不仅限于印度国内。它还出版了《未来愿景：万隆会议的思想史》（Vision for the Futur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一本关于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时代艺术的专题论文集。目前，普拉沙德正着手编辑杨凯（Yung Kay）关于泰国左翼运动的研究著作，该书将于2025年晚些时候出版。他还推进自身专著《十月》（October）的创作，旨在深入探讨左翼思想在当代社会的存续必要性。

过去十年间，除努拉尼（Noorani）的有关RSS的书籍外，“左翼话语”出版社还出版了拉奥萨赫布・卡斯贝（Raosaheb Kasbe）《解读国民志愿服务团：其传统与政治》（Decoding the RSS: Its Tradition and Politics）的英文版。该书的引言写道：“RSS并不支持这本书，当这本书最初以马拉地语出版时，甚至遭到RSS成员的公开焚烧。”2024年印度人民院（Lok Sabha）选举结果公布四天后，出版社于Instagram平台发布两书并置的图文内容，配文 “了解他们，才能打败他们”。

二、不仅是政治，也是精明营销

2020年出版的苏巴什・加塔德（Subhash Gatade）《莫迪传：无关紧要的问题》（Modinama: Issues That Did Not Matter）探讨了莫迪首个任期与印度社会结构变迁议题，其封面男孩在竞选集会中佩戴莫迪面具。而还有一些出版物在恰当时机展现了尖锐的观点。2015 年，印共（马）领袖戈文德・潘萨雷（Govind Pansare）遭杀害，左翼话语出版社再版了他的作品《谁是希瓦吉》（Who Was Shivaji）。这本书打破流行叙事，将希瓦吉重新定义为不仅仅是印度教偶像。以及吉蒂什・P・M（Jitheesh PM）的《萨巴里马拉的社会历史》（编者注：A Social History of Sabarimala，萨巴里马拉庙是位于喀拉拉邦的供奉湿婆与毗湿奴化身之一摩西妮之子摩尼建陀的印度教寺庙），为有争议性的宗教议题提供语境。

然而，独立出版社不能只根据“热点”来运作。德什潘德说，“你可以自己的方式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做出回应，但你不能凭空创造。我想出版一本关于关税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著作。但我们没有马上可以着手的人选，这件事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2025年早些时候，在印共（马）领导人西塔拉姆・耶楚里（Sitaram Yechury）去世几个月后，该出版社出版了《社会主义者的实践》（Praxis of a Socialist）一书，这是耶楚里的文集，由德什潘德和普拉沙德编辑，其中包括耶楚里对社群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批判。书的封面是青年时期的耶楚里，看起来冷静而超然。

德什潘德说：“出版这本书是毋庸置疑因为我们之间有个人情谊。他曾是出版社的董事之一，也是我们视为同志和领袖的人。但我们（在出版作品时）并不总是有足够的能力或合适的人选。”

三、社群与干部，不只是商业

“五一书店”（Mayday）是“左翼话语”出版社在西德里沙迪普尔（Shadipur）经营的书店。与德里那些令人兴奋的知识中心不同，店内的一切都具有反叛性和另类风格，仿佛是想象中的现实一部分。这种风格体现在装潢、书籍以及排列在柜台的宣传册上。出版社的一个标语是，“我们建立社区，而非商品”。这里有关于享乐政治的小众读物，还有宣称“阿达尼的气球正在泄气”的印共（马）小册子。

普拉沙德说：“我认为人们对左翼历史以及左翼对他们生活（影响）的可能性感兴趣，因此他们来‘左翼话语’出版社看书。显然，我们无法吸引所有读者，但能吸引那些对左翼感兴趣的人。我们的读者对那些能让他们了解当今社会主义建设的书籍非常感兴趣。”

批评者常说，印度左翼被困在不合时宜的过去，被意识形态束缚，无法理解已经发生改变的时代。在“左翼话语”出版社沙迪普尔的办公室里，过去那些令人激动的革命岁月的景象仍清晰可见。

一面墙上挂着一张在詹达普尔（Jhandapur）拍摄的照片，“人民戏剧舞台”（Jan Natya Manch，JANAM）剧团的成员回到那里完成了《呐喊》（Halla Bol）的演出——这部剧是该剧团在共产主义剧作家萨夫达尔・哈什米（Safdar Hashmi）1989年遇害时上演的剧目。“左翼话语”出版社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于 2020 年出版的德什潘德的《呐喊：萨夫达尔・哈什米的生与死》（Halla Bol: The Life and Death of Safdar Hashmi）。“五一书店”还与“萨夫达尔工作室”（Studio Safdar）有互动，萨夫达尔工作室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艺术与行动主义的活动空间”。这个空间本身具有特殊意义，它是独特反文化的一部分，融合了思想、书籍和另类思维。

有时它也是一种仪式感。印度学生联合会（Student Federation of India）的活动家、印共（马）成员尼蒂什・纳拉亚南（Nitheesh Narayanan）回忆起每年一次去“五一书店”的“朝圣之旅”，那时书籍以补贴价格出售。他提到自己在尼赫鲁大学的时光时说：“那是我们唯一会早起的日子。”纳拉亚南（Narayanan）是“左翼话语”出版社的一员，他编辑了两卷论文集。第一卷于 2021 年出版——当时正值马拉巴尔起义（Malabar Uprising）一百周年，其中收录了当时重要的共产主义者的六篇文章。

尽管（编辑论文）这个想法是他提出的，但作为一个不属于左翼中成熟且享有特权圈子的文学新人，他也为自己的身份感到焦虑。他从未想过自己会被列为编辑，而且还是与像维贾伊・普拉沙德这样的知名人士一起。纳拉亚南说：“维贾伊・普拉沙德立刻告诉我要出这本书，而且我是编辑。我从未筹备过一本书，而德里也不是一个会自然而然认可像我这样的人的地方。”

与“左翼话语”出版社合作给了他未曾预料到的合法性。《1921年马拉巴尔起义》（1921 Uprising in Malabar）的样书被寄给了像罗米拉・塔帕尔和伊尔凡・哈比卜（Irfan Habib）这样的学术权威。这本书还在他的家乡库努尔（Coonoor）的党代会上发布。纳拉亚南称，“左翼话语”出版社所做的不仅仅是口头承诺，出版社意识到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学者，还有更年轻的干部。

四、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束缚

“左翼话语”出版社刚成立时，团队只有四个人。如今，人数已增至12人。2025年，他们加大力度，计划出版25本书。每本书印刷的平均册数只有200到250本，但封面一点也不露骨简陋，设计时尚且引人注目。营销经理苏文杜・马利克（Suvendu Mallick）还将“左翼话语”出版社的业务拓展到德里以外的地方，在那里，进步文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受众，但要拓展市场并不容易。在印共（马）活跃的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书籍大多以当地语言销售。所以，他们将目标瞄准了更新的市场。他表示：“我们在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的销量比在喀拉拉邦还多。” 马利克说：“我们还瞄准了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安得拉邦等邦。一旦建立起网络，就会有固定的读者。”

在沙迪普尔“五月书店”售卖的“左翼话语”出版社出版的书。图源：《印刷报》

他估计，每年约有10%的客户是新客户。该出版社还尝试通过一些策略来吸引读者，比如为其读书俱乐部的成员提供折扣。为了吸引印地语地区的读者，“左翼话语”出版社于2021年推出了“左翼出版社”（Vaam Prakashan）印地语IP形象。他们还在尝试用图像叙事的方式，比如在《食物与农业》（Food and Farming）一书中通过漫画来解释印度的饥饿危机。

当前，抑制他们发展速度的不是政治因素，而是独立出版面临的更普遍的挑战，主要是资源短缺。世界各地的左翼出版社组成了联盟，其中之一是由左翼话语出版社发起的国际左翼出版商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Leftist Publishers，IULP）。这使得他们能够相对自由地交流文本，使他们免受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困扰。

普拉沙德说：“当右翼在世界各地传播不容忍（左翼）的信息时，我们在物质和个人层面上的团结非常重要。”但话语权压制并不是他们最大的担忧。德什潘德说：“我们的问题与政府无关，而是资本主义的普遍问题。”对他来说，由于印度有各种充满活力的小型出版社，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国家要好。至于出版的题材，也许是永恒的。纳拉亚南表示，进步人士希望他们的书由“左翼话语”出版社出版。书籍会传播到大众中，思想也会传播开来。他希望不久后能出版自己的古巴游记。“这就是我们支持独立出版社的方式。”

作者简介：安塔拉·巴鲁阿 (Antara Baruah)，印度《印刷报》记者，重点关注文化等领域

本文编译自《印刷报》2025年4月28日文章，原标题为Marxism still sells in Modi’s India. LeftWord Books is thriving。原网址：https://theprint.in/ground-reports/marxism-still-sells-in-modis-india-leftword-books-is-thriving/260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