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首席翻译:美国在把中国逼成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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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驻华公使、尼克松访华时美方首席翻译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在其个人主页发表了2019年6月13日在布朗大学外交政策协会百年纪念讲座上的发言稿:《中美脱钩及其影响》

文:Chas Freeman

译:周枝萍

我们美国人正在费尽心思地制造排外情绪。如今每天都有消息传来,部分美国民众间歇性的本土主义情绪爆发实在令人感到尴尬。当代美国人对这个世界本来就十分无知,再加上社交媒体和非主流小报的胡乱揣测、臆想和幻觉,问题就更加严重。在这些被编出来的故事里,主角多半是中国,当然还有俄罗斯、伊朗和古巴等另外几个“邪恶国家”,而且据说上述几国的影响力最近都已进入委内瑞拉这个距美国南部海岸1600英里之遥的蹩脚“社会主义国家”了。

委内瑞拉出美女,这是世人皆知的,然而除非我们的军队主动打过去,否则这个国家并没有资格成为美国的敌人。不过,我们美国人最终还是在中国那里找到了解药,身患“敌人缺乏综合症”(enemy deprivation syndrome)的美国军工复合体终于还是有救了。

由于前苏联出人意料地举手投降,美国军工复合体不仅失去了“魔鬼般”的对手,也失去了充裕的资金和良好的状态。苏联虽然倒下了,可中国又顶上来了!真是感谢上帝,快把弹药给我们吧!对了,还有钱,否则这点弹药怎么够用呢?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莫斯科在与华盛顿之间的冷战中意外出局并不能为我们预测美中对抗的结果提供任何可靠的参考。只和一个共产党国家打过交道并不能说明你就了解了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与俄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东亚的“市场列宁主义”卓有成效。中国不但没有解体,反而持续不断地在经济和国家实力上提升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国在制定政策时,似乎只有国防预算随着中国崛起相应提高,却没有优先考虑美国的公司、消费者和技术专家。

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曾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让中国人尝到了屈辱的滋味,虽然现在没人能够确定中国将以多快的速度或多稳的步伐崛起,但中国似乎注定会重新夺回它曾保持了数千年的领先地位。这意味着美国已经保持了140年之久的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将落入中国人的手中。失去“第一”光环的美国将不得不与中国以及其他曾受西方压迫的国家一道分享权力。

中国人的确做过一些令美国人反感的事,比如他们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些做法。然而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者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所说的那样:“美国在过去一年里出现的反华浪潮,更多地是由美国人自身的焦虑情绪,而不是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导致的”。退一步说,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对美国恐华症爆发所起的作用,至少与中国“不良行为”所起的作用是不相上下的。

在美国,富裕的精英阶层执掌着能够左右美国经济命脉的银行和大公司,而许多美国人感觉自己一直在受到那些精英的轻侮。当前美国社会流动性陷入停滞,财富集中在“百分之一”的人手中,民众生活水平不见提高甚至出现了下滑,企业高管和金融精英中饱私囊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此类现象让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美国人痛恨不已。他们指责那些精英把收入不错的制造业工业岗位转移到了海外。

欧洲裔的美国中下阶层民众认为近年来的美国领导人看上去和他们不一样,因此特别担心自己沦为少数群体。美国的政治正确致力于保护形形色色的美国人免遭无心冒犯,唯独不照顾中下层白人和他们的信仰,甚至将他们贬损为“可怜虫”(译注:希拉里·克林顿称特朗普的支持者一半都是“可怜虫”),这一切让他们怒火中烧。他们很容易受到舆论的蛊惑,认为自己的痛苦是只顾私利的美国公司与中国勾结造成的结果。把责任推给中国的确有助于缓和他们的负面情绪。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美国国内问题重重,再加上国际威望日益下降,这些都对美国民众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压力。当下这种情况是对美国人的韧性、务实精神和意志力的一场考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改革和调整税收政策、投资政策、劳资关系和教育政策来使这个国家振作起来。

有些人没有选择应对现状,而是选择了反抗现状,他们坚持认为这种挑战是对美国的威胁。在他们的想象里,中国一定十分渴望像二战后的美国那样去主宰世界。然而当你花时间倾听中国人对内谈论他们的抱负时,你会发现他们想要的是尊重,是让曾经看不起他们的外国人能够懂点礼貌。今天的中国人和他们的祖先一样,所要求的都是一种威严的地位,让其他国家不敢造次,使中国得以在安宁的环境中走向繁荣。

面对中国的要求,美国显得有些无所适从,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强,它不再向美国的地区和全球霸权低头。中国人不再认为卑躬屈膝来换取闷声发大财的机会是值得的。而美国似乎铁了心要维持自己的超然地位——不是通过改正自身的问题,而是通过给中国下绊子、上镣铐——但是这份偏执和自满是无济于事的。美国一面在要求中国更加开放的同时,自己却日益走向封闭。

这种变化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无论是美国放过中国,还是美国通过削弱中国来保全自己的全球主导地位,这两者成为现实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试图打倒中国更有可能削弱和拖垮美国经济,而不会阻止中国的前进。那么,未来的美中关系会是什么样呢?

首先,我要对杰里米·哈夫特(译注:Jeremy R. Haft,美国企业家、畅销书作家、学者、对华贸易事务媒体评论员)2019年为“伟大决策”计划所写文章中提到的关键一点表示赞同。他指出,拿不同国家的GDP作比较等于是把苹果和橘子一起作比较,其结果不足以反映国际竞争的真实情况。GDP完全没有反映出经济活动的国际分工。如果我们把挖沟的工人或推卸责任的金融工程师带来的价值增量,与钢铁工人或诺贝尔奖得主为国家资本带来的增量混为一谈,那么我们便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信息。GDP作为一种指数,用处在于让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经济总体规模有多大,增长速度有多快,但它基本不能——甚至完全不能——帮我们预测国与国之间竞争的结果。

虽然不能说经济总量无关紧要,不过一个国家的精神、自豪感、意志和耐力才是决定经济总量能发挥怎样作用的关键因素。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试图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时,其GDP规模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然而日本却牵制了美国将近四年,最终也只是因为缺乏发动核反击的能力才宣告投降。

因此,无论是按名义汇率计算还是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比较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指标都没有切中问题的关键。中国的工业产值现在占全球的四分之一, 比美国的1.5倍还多,甚至超过美国、德国、韩国工业产值的总和,这一点才是更加重要的。此外,在中国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工作的劳动者已经占到了全世界同类劳动者总数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八倍,而且从业人员数量的增长速度也是美国的三倍以上,这一点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与美国和苏联不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充当救世主的欲望,这可能会成为它的一大优势。如果有其他国家试图模仿中国的制度,中国人自然觉得脸上有光;但其实中国人并不介意其他国家内部如何治理。中国在其国内施行的是一党执政的制度。尽管美国的意识形态旗手宣称中国在海外推广专制、反对民主,但其实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在冷战结束后秩序混乱的新世界里,意识形态联盟已经高度弱化,几近荡然无存。一种政治体制有多受欢迎,几乎完全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有效的领导、繁荣的经济、安宁的社会。你无法再强迫小国向大国效忠。各国可以自由选择国际伙伴和竞争对手,并就事论事地与它们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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