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司法案件的记者，重不重要？

19世纪30年代，英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庭报道，出现了专门报道警务工作和庭审情况的周报。德意志在这方面比较落后，到19世纪后半叶才有类似的新闻工作，而且最初的德语庭审报道大多缺乏文学素养，并且没有独立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对官方的说法鹦鹉学舌，对于司法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是尽量传播“正能量”，为现行秩序辩护和提供正当化。[1]在德国报道庭审的记者一般不会质疑法官的权威和庭审的正当性。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也往往对记者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蔑态度，认为记者是外行，所以如果有记者敢于质疑甚至批评法庭的工作，是非常惊人的事情。[2]

这种局面到了魏玛时期才有所改观，而这主要应当感谢20世纪20年代德国最重要的法庭记者之一、通常用“斯灵”（Sling）的笔名写作的保罗·施莱辛格。

施莱辛格于1878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十七岁就开始写小说。他在大学学习语言和音乐之后，进入德国出版传媒巨头乌尔施泰因出版社（Ullstein Verlag），担任驻法国和瑞士的通讯记者。他从1924年开始为乌尔施泰因集团旗下的《福斯报》撰写大量关于案件与庭审的新闻报道。[3]《福斯报》是柏林最重要的严肃报纸之一，历史悠久，在政治上“始终站在民主和进步那一边”，受众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和知识分子[4]。

（保罗·施莱辛格尔，约1927年）

施莱辛格对法庭报道这种题材的发展有很大贡献，给庭审报道设定了新的基调。他把自己摆在与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公务人员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去观察和评判法庭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5]并且，施莱辛格认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司法机关仍然保留了第二帝国时期的压迫性，所以他主张将刑事司法体制“人性化”。[6]

 施莱辛格密切关注社会问题造成的犯罪，对犯罪分子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他认为，绝大多数严重犯罪都是“人类的悲剧”或者“致命的意外”。所以他经常把罪犯视为另一种类型的受害者：“开枪的人就像爆炸的锅炉、扭曲的铁轨、落下的闪电和发生雪崩的山体一样，本身是无辜的……要解释自然灾害，人们发明了一些手段，比如测量工具。要解释人的爆炸，我们要运用心理学。”[7]因此，施莱辛格报道庭审的原则是“寻找出庭的人们——被告与证人——灵魂深处的动机，也尝试去窥探检察官与法官的内心”。[8]

 施莱辛格成为当时新闻工作者的榜样，很多法学家也视他为权威人物，据说他甚至对司法部的人事政策也有影响力。[9]就连他的政敌——共产党人也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虽然从不脱离本阶级的阵营”，但能够看清统治阶级的弱点，并要求纠正弊端。[10]

 施莱辛格于1928年去世。接替他成为《福斯报》法庭记者的，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柏林的另一位著名记者和文人莫里茨·戈尔德施泰因。他的笔名是Inquit（拉丁文，意思是“他调查”）。著名作家赫尔曼·克斯滕（Hermann Kesten，1900—1996）深情地赞誉戈尔德施泰因是“最有人情味、最机智风趣的记者之一”。[11]

（莫里茨·戈尔德施泰因，约1927年）

戈尔德施泰因于1880年出生于一个犹太商人之家，是土生土长的柏林人，在1933年移民之前一直生活在柏林，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他是德语文学博士，还做过德语文学的出版人，写了大量描绘柏林风土人情的文章。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军，但主要做后方工作，没有上过前线。[12]后来，他接替施莱辛格，为《福斯报》报道柏林的庭审。

 下面这段戈尔德施泰因赞扬施莱辛格的话，其实也适用于戈尔德施泰因自己：“在[施莱辛格]之前，庭审新闻的写作者，是没有任何文学上的雄心壮志的。是他[施莱辛格]首度拔高了庭审新闻写作的水准，同时也让庭审报道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他独辟蹊径，把被告描绘得具有人性，复原成与你我相似的普通人；也是他第一个看到了法庭公务人员的人性，并将其揭示出来……虽然严守实事求是的原则，但他从不满足于干巴巴的报道，而是用自己的才华去照亮这一小块生活的样本，或者用他的幽默去缓和他的犀利，并始终愿意抱着对人类的爱，去理解人类的每一种弱点和缺陷。”[13]

 从1928年6月26日到1933年3月31日，几乎每一期《福斯报》都刊登了戈尔德施泰因撰写的庭审报道。后来在流亡海外期间，他回忆说，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五年”。[14]他写下的大约700篇庭审报道，不仅仅涉及犯罪和司法，实际上更是展现魏玛共和国时期柏林之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万花筒。戈尔德施泰因的写作不仅给读者提供信息，也有教育和启蒙大众的作用。今天我们读到他的报道，仍能够透过生动的文字仿若身临其境地了解20年代末柏林社会的状况，它的苦难、矛盾冲突与社会心态。[15]       

戈尔德施泰因的报道不仅具有社会和新闻价值，也有文学价值。著名作家库尔特··品图斯（Kurt Pinthus，1886—1975）就认为，戈尔德施泰因的庭审报道是“这份报纸[《福斯报》]阅读人数最多、最受欢迎的部分”，将“庭审报道提升到了文学的高度，而且不仅仅是纯消遣性质的文学”。[16]

1931年，戈尔德施泰因被同行推举为新组建的“法庭记者联合会”的主席。由此可见法庭记者已经有了相当强的集体意识。这个联合会的成员除了戈尔德施泰因这样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之外，也有保守派、右翼和天主教方面的记者。大家的政治立场不同，但都致力于改善司法界与新闻界之间的关系。[17]

 纳粹上台之后，戈尔德施泰因逃离德国，后来在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生活，最后在纽约去世，享年九十七岁。[18]       施莱辛格的工作于1928年结束，那时共和国还相对稳定，而戈尔德施泰因经历了共和国最动荡的最后几年，所以我在阅读两人的庭审报道集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施莱辛格主要集中于社会问题造成的犯罪，而戈尔德施泰因的报道更为政治化，他的许多文章的主题都是左右斗争，比如他报道了柏林市警察局副局长魏斯针对诽谤他的纳粹党人的起诉[19]。但阅读这两位的作品集，于我而言都是愉快的经历。

（柏林莫阿比特区刑事法庭）

本文节选自我的原创作品：

《巴比伦怪物：魏玛共和国犯罪鉴证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