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越权行径：宪政框架下的权力边界挑战

特朗普越权行径：宪政框架下的权力边界挑战

撰文：雅礼学人

2025年5月10日星期六

特朗普善于越权，总想越过法律边界，这在其执政历程中并非首次显现。在过往任期内，他在移民政策、跨性别者医疗护理等领域的行政命令，多次在联邦法院遭到强烈反对。例如，在禁止出生公民权方面，他指示停止向特定婴儿发放公民身份文件，被联邦法官判定与宪法条款冲突而暂停；在解雇联邦雇员、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等行动中，同样因涉嫌违宪而被联邦法官阻止。此次全面政府改革，再次体现出他试图突破权力限制、单方面推动激进变革的倾向。

 旧金山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苏珊・伊尔斯顿对特朗普政府全面改革计划的司法审查，将美国政治体制中 “有限政府” 的宪政原则置于聚光灯下。这场围绕政府架构重组与人员编制调整的行政诉讼，不仅暴露了行政权扩张的宪法困境，更折射出联邦制下权力制衡机制的历史性张力。

分权制衡的制度性约束

美国宪法确立的 “分权但非绝对分立” 原则，在政府机构改革领域具有特殊制度意涵。根据《美国法典》第 5 编第 9 章规定，任何涉及联邦机构设置、职能调整或公务员制度改革的重大行政举措，必须获得国会明确授权。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第 13781 号行政令单方面推进政府重组，本质上构成了对《1949 年重组法案》立法保留事项的僭越。这种将行政效率置于宪政程序之上的做法，与联邦党人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47 篇中强调的 “部门权力渗透但不相混淆” 的宪政设计形成尖锐对立。

程序正当性的双重缺失

改革方案的合法性危机不仅源于实体权限争议，更植根于程序性瑕疵。根据《行政程序法》第 553 条，涉及重大政策调整的行政命令需履行 “通知 - 评论” 程序，确保政策制定的透明性和公众参与。但本案中，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制定机构改革方案时，既未进行法定公示，也未接受公众质询，其闭门决策过程直接违反了行政立法程序的核心要求。这种暗箱操作模式引发多起依据《信息自由法》提起的行政诉讼，进一步削弱了改革方案的正当性基础。

历史循环中的行政权扩张

美国政治史上，行政分支的机构改革尝试往往遭遇制度性反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1937 年的 “法院填塞计划” 因突破权力边界遭致失败，尼克松政府的 “行政特权” 主张在 “水门事件” 中彻底破产。特朗普政府的改革困境延续了这一历史规律：行政命令 (EO 13781) 要求各机构提交重组计划时，刻意规避国会监督委员会的正常审查程序，这种 “行政单边主义” 与里根时期第 12291 号行政令引发的 “国会 - 白宫拉锯战” 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当代司法系统通过强化 “硬审查” 标准（Hard Look Doctrine），进一步收紧了对行政裁量权的司法控制。

官僚政治的复合阻力

联邦官僚系统的结构性防御机制在本案中展现得尤为明显。公务员保护委员会依据《公务员制度改革法》启动的独立调查显示，超过 60% 的受访联邦雇员认为改革方案威胁职业安全。这种体制内抵抗与外部司法审查形成合力：联邦雇员工会援引《劳资关系法》第 71 章提起的集体诉讼，成功获得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的有利裁决。利益集团的司法动员能力，印证了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关于 “官僚机构自我维续” 的理论预判。

宪政危机的制度化解

伊尔斯顿法官的临时禁令绝非孤立事件，而是美国宪政体制自我纠错机制的常态显现。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在扬斯敦钢板钢管公司诉索耶案中确立的 “三阶分析框架”，总统权力在触及国会专属领域时必须接受最严格审查。本案中，政府律师未能证明改革方案的 “迫切必要性”，也未能提供国会默示授权的充分证据，导致司法天平最终向立法权倾斜。这种制度性制衡印证了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78 篇中的著名论断：“司法权作为宪法守护者，有权宣布违宪行为无效。”

结语：

这场改革博弈的本质是宪政原旨主义与新保守主义行政理念的深层碰撞。当行政效率与程序正义产生价值冲突时，美国政治体制通过激活 “否决政治” 机制来维护根本宪政秩序。改革方案的法律命运不仅关乎特定政策的存废，更是对三权分立原则当代适应性的严峻考验。在可预见的未来，联邦法院系统仍将扮演 “宪法防火墙” 的关键角色，通过司法审查确保任何改革举措不逾越麦迪逊设计的 “野心对抗野心” 的制度框架。

此次法官对特朗普政府改革的可能限制，是美国民主制衡机制发挥作用的体现。这一事件不仅关乎特朗普政府改革计划的命运，更反映了美国政治体制在权力动态博弈中对权力滥用的防范与纠正，维护了宪法框架下权力分配与行使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章：”联邦法官似乎可能会暂时停止特朗普的全面政府改革”美国东部时间 2025 年 5 月 9 日下午 3：56载于《NPR》

注：NPR 是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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