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新泉：特朗普“对等关税”的动机、影响和应对

2025年4月18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66讲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举行。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教授发表了题为“特朗普对等关税的动机、影响和应对”的精彩演讲。本文根据屠新泉教授的发言整理，已经本人审定。标题系编者所拟。

特朗普关税战是一个极为热门的话题，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其影响都是巨大的。回顾过去，我们在2018年已经经历了一轮贸易摩擦。

▌2008年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由量变到质变

从特朗普政策变化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特朗普确实是美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基因突变”，他是一个非传统的政治人物。但从贸易政策的角度分析，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并非完全没有基础。在特朗普之前，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发生了量变，到特朗普时期则出现了质变。实际上，自冷战之后超级全球化以来，特别是到了2008年左右，美国贸易政策的方向性调整就已经开始显现。奥巴马时期最大的变化是从多边转向区域。例如，2008年7月WTO的多哈回合最后一次认真的贸易部长会后，WTO多哈回合基本上已瘫痪，这导致的结果是美国开始放弃WTO作为其贸易政策的主要平台。奥巴马时期提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虽然不是美国首先提出的，但它的方向明显地从多边转向了区域。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贸易政策已经开始退缩，并非以前大张旗鼓的全球化，而是转向它自己相对舒适的圈子。因为TPP成员大部分是美国的盟友，或者是美国能够控制和影响的国家。美国发现无法有效控制或影响WTO，因此选择了转向更容易掌控的方向。奥巴马时期第一次阻挠WTO上诉机构法官任命，这是背景之一。

特朗普的政策可以被视为一种“突变”，在2017、2018年期间，他所采取的行动充分体现了其执念与妄念。一方面，特朗普认为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强国必须要有制造业，并决心重建美国制造业或实现制造业回流。他认为美国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就业占比以及在全球中的份额确实在下降，包括产业链完整性都有一定问题。从特朗普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强烈的执念。

另一方面，特朗普同时持有妄念，即尽管认识到美国制造业存在问题，但他仍然坚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应该充分发挥其力量优势获取所需的一切，并且相信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种逻辑早在1987年就已经存在，当时他在《纽约时报》上登过整版广告，表达了对日本和其他国家占美国便宜的看法。那时他还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房地产商、脱口秀主持人等，但他的理念已经非常清晰，认为美国建立的体系并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尤其是让其他国家占了便宜。这一理念持续至今，且从未改变，显示了他的固执态度。

这种执念和妄念的来源有时难以解释，可能需要通过心理学分析来理解。至少在2018年时，有人给特朗普贴上了“黑社会企业家”的标签，这反映了他在商业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习惯——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或各种手段敲诈、讹诈他人。他自称这是“交易的艺术”，但实际上没有任何美感可言，只是纯粹的讹诈行为。总结来说，特朗普在这两个方面表现得非常一贯。

从2017年特朗普执政初期来看，尤其是在贸易政策上的行动，充分体现了他的执念与妄念。那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主要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没有全面展开全球贸易战。并非他不想这样做，而是当时受到诸多制约。因为特朗普当时完全是一个政治素人，没有自己的班底，共和党建制派给他推荐了许多人员，包括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等人，这些人都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这些人对他的执政过程产生了许多制约，其中包括莱特希泽。特朗普真正信任的人只有纳瓦罗，因为纳瓦罗也是政治素人，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接触过共和党高层。纳瓦罗和特朗普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是唯一一位在特朗普政府两届任期中都担任要职的人物。相比之下，其他许多人都是建制派成员，他们对特朗普的一些冲动起到了制约作用。

因此，当时特朗普实际上只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尽管力度不如现在，但在2018年的背景下已经显得相当猛烈。中国政府对此也非常紧张，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可以说，这次心理冲击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强烈。尽管如此，特朗普发动的这场贸易战彻底颠覆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设计的世界贸易秩序，转向单边主义的方式。可以说，当时的变局现在已经延续下来，那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突变。

由于疫情原因，特朗普未能连任，拜登接替后并未回归民主党传统路线，甚至没有回到奥巴马时期的政策。关于美国是否重新加入CPTPP的问题，拜登也未提及，这反映出美国整体上对自由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普遍认为反自由化或去全球化对美国更有利。拜登的贸易政策与特朗普有所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是否仅与中国脱钩还是应与世界脱钩。特朗普倾向于与世界脱钩，而民主党则认为只需与中国脱钩。因此，拜登时期贸易政策的最大变化是推行“友岸外包”以及加强产业政策，这些措施被视为拜登政府的重要创新。总之，这是美国贸易政策基础性变化的一个体现。

因此，从当前来看，美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共识是重建美国制造业，无论民主党、共和党还是特朗普政府，目标是一致的，但实现手法有所不同。然而，在推动中美脱钩这一点上，两党立场一致。尽管如此，在中美脱钩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存在细微差异：特朗普更为激进，而民主党则采取渐进的方式。这代表了基本的变化趋势。

这种变化背后有其基础性因素。从美国贸易依存度的变化图可以看出，特朗普倾向于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孤立主义的态度。历史上，美国在早期确实是孤立主义国家，并且长时间内实行高关税政策。直到1947年以前，美国一直是一个高关税国家。因此，特朗普认为经济繁荣时期往往伴随着高关税和贸易逆差，而在贸易自由化之后出现了逆差加剧和制造业衰落的现象。基于此，他得出结论，应该回到过去的做法。当然，我们知道经济发展是向前发展的，想要完全回到过去并不容易。

▌特朗普冲击正在颠覆美国领导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

特朗普第二任期带来的冲击确实非常巨大。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观察家都认为，特朗普时期的许多变化不仅限于贸易政策，而是具有颠覆性的，尤其在其他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维护美国霸权的同时强调美国例外论，这是美国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之一。一方面，美国认为自己是上帝保佑的国家，应领导世界；另一方面，它有时又想退回到北美大陆，不愿与外界过多接触。二战后，美国推行全球治理体系或称多边主义，但这与其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相比，仅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现在，特朗普试图回到1945年以前的孤立主义传统，既认为美国伟大，又不想与其他国家打交道。因此，从全球治理体系的角度看，他认为WTO、IMF和联合国等机构对美国来说不值得付出，美国不应再承担所谓霸权国家的责任。

地缘政治领域中，特朗普完全放弃了基于国际规则的体系，转而追求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体系。例如，他对俄乌冲突的态度让欧洲感到震惊。显然，特朗普对欧洲没有兴趣，也不喜欢欧洲的意识形态。虽然欧美关系通常被视为紧密，但他首先放弃的是欧洲，这让许多人感到意外。此外，他的行为似乎表明他希望将加拿大纳入美国成为第51个州，以及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等举动，显示出一种回归北美帝国的意图。尽管有人认为特朗普并没有这么宏大的世界观，但从结果上看，这种变化对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盟友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相比之下，中国作为潜在对手已经习惯了美国的态度，反而感受到的影响较小。

特朗普政府放弃了最惠国待遇原则，这是美国在1934年提出的，并通过这一原则谈判国际贸易协定，至今已近百年。特朗普则试图通过所谓双边对等关税来重建全球贸易体系，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进行谈判。在国内社会和经济领域，特朗普的行动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议，例如他与哈佛大学之间的冲突。尽管特朗普并非哈佛大学毕业，但他对哈佛大学的态度反映了他对教育界和其他领域的颠覆性影响。此外，从当前美国国内的政治运作模式来看，似乎也在抛弃“三权分立”的传统政体结构，总统权力独大，类似于皇帝的地位。内阁会议上的表现尤其明显，内阁成员纷纷表达对总统的高度赞扬。特朗普不仅希望成为美国的“皇帝”，还想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这种变化是极其巨大的。

之所以能够如此大胆地实施其政策，是因为在第二任期中，特朗普已经消除了所有来自建制派的阻碍。纳瓦罗是唯一一个因为支持特朗普而坐牢的人，因此被召回作为奖励。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没有了制约力量。此外，共和党控制着国会，并且共和党本身也受到特朗普的影响，这使得他可以更加自由地推行自己的理念和信念。

补充一点关于美国政策变化的基础因素。除了贸易政策的变化外，美国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也是一个关键原因，这也是特朗普当选的重要背景之一。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0.1%人口和最贫穷的90%人口之间的财富份额差异巨大。这种情况在美国尤为突出，而在其他发达国家并不常见。虽然全球化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但美国人倾向于将问题归咎于外部因素，这是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

从国际角度来看，世界制造业产出占比的变化是最具说服力的因素之一。中国制造业产出迅速上升，而美国则快速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已经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这对美国及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特朗普认为让中国加入WTO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一观点已成为美国政治界的共识。然而，少数参与谈判的人如巴尔舍夫斯基则持不同意见，认为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制造业产出实际上仍在增加，因此不能完全说美国制造业已经衰落。制造业的重要性认知问题也很重要，各产业的价值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生产率有所差异。宏观经济角度来看，美国经济状况良好，因此这是一个认知问题，或者是特朗普零和博弈思维的结果。

关于关税问题，特朗普强调所谓的“对等关税”。美国的平均实施关税为3.3%，而中国为7.5%。虽然表面上看中国的关税较高，但实际上差异不大。许多国家的关税低于美国，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毛里求斯。特朗普后来对毛里求斯加征了30%的关税，显示出关税本身并不是主要问题。美国自己也有高关税的产品类别，这里不再详细讨论。

回到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特朗普通过加征关税试图促进国内产业发展，并通过谈判迫使其他国家做出让步，这些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然而，从他的终极目标来看，是否真正实现仍有待观察。

首先来看中美之间的关税情况。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中美之间的相互平均关税为20%。然而，实际结果表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仍在增长，从2017年至2024年期间持续上升。尽管美国承诺在第一阶段协议中增加进口，但并未完全实现这一目标。贸易总额也有所增长，同时中国的顺差也在扩大，由于美国进口的增长速度较慢，导致顺差进一步扩大。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的总出口继续增长，超过了1万亿美元，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增加了约5000亿至6000亿美元。美国的出口虽然有所增长，但增幅不及中国。关键的是，美国的贸易逆差继续扩大，超过1万亿美元。目前，中美之间的逆差和顺差在全球范围内相对平衡。

经济增长方面，中国的增速仍然快于美国，因此中国在持续追赶美国。当然，按美元计算可能会有些波动，但如果按照各自的货币计算，这种追赶趋势依然明显。

接下来讨论《美墨加协定》（USMCA）。特朗普曾宣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并指示重新谈判该协议。由于墨西哥和加拿大相对容易妥协，这两个国家很快对美国作出了让步，形成了新的《美墨加协定》。特朗普随后吹嘘这是历史上最现代、最先进、最平衡的贸易协定。然而，数据显示，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逆差从2018年的239亿美元扩大到了2024年的633亿美元，对墨西哥的逆差也翻了一倍多。这表明所谓的“最佳协议”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尽管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原产地规则等方面做出了让步，但这些变化并未显著改善美国的贸易状况。特朗普未能实现其终极政策目标，但他并未反思策略的有效性，而是选择了加码行动。

从美国制造业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变化并不显著。这是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的数据，为了比较，列出了日本、德国、英国等国的情况。所有国家的趋势都是下降的，美国也不例外。尽管未列出中国和韩国的数据，但它们也呈现出相似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制造业占比大约在20%左右，而英、法、美的占比则在10%左右。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可能与货币因素有关。无论原因是什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制造业占比下降是一个普遍规律，标志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就业情况也类似，尽管变化不那么显著，但总体趋势依然是下降的。对于经济学学者来说，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但特朗普似乎并不认同这一点。

图：发达国家制造业占GDP比重的变化

▌特朗普的“对等”到底指什么？到底要什么？

关于"互惠"与"对等"的概念，这也是一个争议点。当前称为互惠或对等关税，但实际上这个词最早是由美国人使用的。1934年罗斯福总统在其第一任期内制定了互惠贸易协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其主要目的是降低美国自身的关税，而不是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为了在国内说服国会，他需要找到一些贸易伙伴进行谈判，以降低对方的关税作为交换条件。在谈判过程中，从未有过要求关税完全对等或降税幅度一致的说法。互惠的概念是指双方各自做出一定的让步，而非绝对的平等。即使查阅英语词典，“Reciprocity”一词也没有“对等”的意思，更多的是指相互让步和给予好处。

互惠的概念后来进入了WTO，并成为其基本原则之一。贸易谈判中，双方各自降低关税，但具体的降税幅度取决于具体情况。WTO中的互惠原则指的是相互有利，而不是要求关税完全相同。在美国的立法过程中，这一概念也是一致的。

特朗普所指的“对等”包含两个方面：形式和结果。形式上，他希望关税基本相当，最好美国的关税高于其他国家；实际上，他希望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降低对美国的关税，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税确实较高。然而，具体是指平均关税还是特定商品的关税，尚不清楚，特朗普可能也没有考虑得那么详细。此外，他还提到要考虑非关税政策，如增值税、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政策等，以实现所谓的“对等关税”。最终，他的目标是使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向贸易基本平衡，或者至少减少贸易逆差。但实际上，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是一个宏观经济变量，无法通过双边协议简单解决。尽管如此，特朗普认为一对一谈判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他认为自己在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

为了实现他的美国梦，特朗普希望通过这些方式重建美国制造业，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状态。4月3日公布的关税结果引发了全球震惊。特朗普后来公布了他的计算公式，这个公式基于简单的数学运算，即根据某个国家与美国的贸易逆差除以美国进口额再除以2得出。这种简单的计算方法显得有些幼稚。特别是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如莱索托（50%）和柬埔寨（49%），这样的关税措施显得尤其不合理，因为这些国家几乎没有从美国进口的产品。

▌特朗普“对等关税”的影响

4月9日，当真正实施时，美国宣布对其他国家给予90天豁免期，而对中国则进一步加码，原因是中方采取了反制措施。后续的变化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关于特朗普宣布90天豁免期时，国内有些人担心美国可能会联合其他国家孤立中国。然而，我认为不必过于担心，因为特朗普并不擅长复杂的策略，他更多的是直接追求目标。因此，美国试图通过合纵连横来围堵中国的可能性不大。当前的变化主要受美国债券市场的影响，以及由于其策略本身缺乏逻辑性而导致的调整。虽然特朗普有可能威胁一些国家如果不与中国脱钩就对其加征关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成功地组织其他国家共同对抗中国。

至于中美之间下一阶段的发展，目前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关税水平很高，货物贸易几乎停滞。前瞻性数据显示，中美之间的订单和货运订单下降了70%-80%。尽管如此，双方都没有准备好完全脱钩，降低相互依赖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脱钩没有必要。预计经过一段时间后，双方仍会坐下来谈判，类似于2018年的贸易战过程。从美国当前的表现来看，股票市场和通胀问题需要时间解决，因此双方可能会继续僵持几个月，观察局势的发展。在此期间，双方都不太可能立即做出让步，尤其是在中国方面，态度将比上次更加坚定。即使进行谈判，第二阶段协议也会比第一阶段更加平衡。

特朗普近日再次发布消息，称中美双方已经开始接触。然而，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存疑。无论如何，这表明特朗普仍表现出愿意谈判的态度，双方都尚未准备好完全脱钩。

在特朗普就任之前，国内曾有许多关于美国是否会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的讨论和担忧。从法律角度来看，正式取消PNTR将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因为它不仅影响货物贸易，还会波及服务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等领域。此外，取消PNTR需要经过国会立法程序，而特朗普通常避免推动复杂的立法议程，更倾向于签署行政命令。虽然行政命令在美国制度中的效率与法案相当，但其可靠性较差，容易被新一届政府推翻。因此，取消PNTR的可能性不大，中美关系尚未达到完全破裂的程度，且这样做并无必要。

中国对加征关税并不意外。此前已有芬太尼关税20%，再加上34%的新关税，总税率达到了54%。当关税为20%时，中国企业尚能消化吸收，但在关税增至54%时，情况变得极为困难。因此，中国采取了反制措施。有趣的是，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我曾表示“中国已经放弃美国市场”，这一言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实际上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并未得到任何官方授权。我的理解是，中国之所以反击，是因为高关税使得贸易几乎停滞，与其如此，不如坚决抵抗，不让美国轻易占便宜。

然而，若所有国家都面临相同的高关税，分散了对中国施加的压力，这对中国的冲击反而会减轻。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只有中国面临高额关税，其他国家则享有较低的关税。这类似于2018年的局面，与特朗普最初的想法相悖。特朗普曾宣称对等关税是永久性的，甚至对澳大利亚的一个无人岛也加征了50%的关税。这种做法存在漏洞，因为中国商品可以通过其他国家绕道进入美国市场，违背了其初衷。

从特朗普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来看，他的目标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求这些国家降低对美国的关税，二是承诺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卢特尼克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零关税不足以解决问题，还需要消除非关税壁垒。此外，他还要求这些国家增加进口，减少出口，这实际上是一种管理贸易的做法。历史上，美国曾在80年代对日本实施过类似的策略，但效果有限。当前的趋势显示，以色列已与美国达成初步意向，承诺对美国实行零关税，并购买几架飞机以减少贸易顺差。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样的安排相对容易实现，但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操作难度较大，且违反WTO规则。因此，预计只有少数国家会迫于压力接受这种安排，大部分国家不会跟进。

综上所述，特朗普的政策执行起来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要让其他国家同时遵守新的贸易规则，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最终结果如何，还需观察特朗普接下来的行动。

许多国家采取的主要策略是“拖字诀”，即通过拖延时间来应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例如，日本首相已表示不急于与美国达成协议，并且不愿意对美国作出重大让步，而是选择先耗时观望。历史上，特朗普曾声称要在24小时内解决俄乌冲突，但100天后仍未见成效，显示出其承诺的实际执行效果往往不如预期。

以中国的经验为例，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内，与美国达成协议或与特朗普达成协议的价值有限。即使签订了协议，也可能仅能维持一年左右的时间，之后由于贸易逆差再次扩大或其他因素引发不满，特朗普可能会废除协议。例如，《美墨加协定》（USMCA）设定了重新审议条款，但在未到规定时间时，特朗普便威胁要废除该协议。因此，与这样的人谈判协议的意义不大，因为对方可能随时反悔。

不久前在一个会议上，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提到，要想让特朗普满意，关键在于让他觉得赢了，但具体何时及何种情况下他会感到满意并不明确。因此，各国只能不断哄他，试图让他感到胜利。

▌中国应当如何应对？

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应对当前局势并没有灵丹妙药。短期内的影响将是剧烈的，类似于1930年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影响，尽管当时是对全球实施而非双边。这次中美之间的货物贸易短时间内几乎清零，冲击巨大。历史来看，如此大规模的贸易中断非常罕见，尤其是考虑到中美之间庞大的贸易规模。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缓解和化解短期冲击，帮助受影响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出口企业渡过难关。中央各部门正在进行调研，并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从宏观角度来看，强调国内需求，尤其是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的重要性。投资需求见效较快，但从长远来看，仍需进一步激励消费。大国经济的特点是内循环应占主导地位，这一趋势早已开始显现。自2008年起，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快速下降，但仍相对较高，且近两年有所反弹。

推动内需扩大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需要短期措施和长期结构调整相结合。过去两年中，内需激励政策不够有力，现在看来可能是为了储备弹药以应对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战。近期可以看到一系列产业型和宏观经济激励政策陆续出台。

中美贸易战对两国的影响点不同。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外部需求冲击，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对美国而言，则是一次供给冲击，导致来自最大进口来源国之一的供给突然中断，从而推高通胀。历史上的供给冲击，如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持续了20年，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特朗普认为自己作为最大的买家掌握了优势，这种看法是盲目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卖家同样有自身的优势，并且在应对需求冲击方面拥有更丰富的手段和工具。

此外，推动市场多元化、扩大对外投资以及转移生产也是重要的应对措施。目前，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一半，虽然出海成为热门话题，但短期内还不至于导致产业空心化。美国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走到如今这一步，而中国目前的产业发展尚未达到这一阶段。

转向内需或以内循环为主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出口占比过高。目前，中国的出口占全球比重达到14.2%，如果排除欧盟内部贸易，则这一比例上升至17.6%。尽管低于二战后美国的水平，但远高于日本历史上最高的10%。因此，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也需要适当收缩以减少对其他国家市场的过度依赖。扩大内需不仅是宏观经济的需求，也是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避免过度冲击国际市场。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在提升内需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最终消费占比显著提高。然而，2019年的贸易战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打断了这一进程，导致近两年内需有所下降。但从当前政策导向来看，已经非常明确地强调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产能过剩问题如果得不到国内需求的支持，将导致许多产业面临产能利用率下降的问题。

关于对外投资，可以参考日本的情况。日本制造业占比相对健康，约为23%-24%，并且其对外投资占经济的比重远高于中国，并且仍在继续增加。相比之下，中国的对外投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活跃，但实际上并未显著改变整体格局，因为中国经济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中国的制造业占GDP比重仍然较高，尽管在逐渐下降，但仍高于日本、美国等国家，在工业化大国中居于领先地位。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制造业占比甚至略高于韩国。因此，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应对外部形势变化，通过产业转移进入世界市场。虽然某些行业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的苗头，但至少目前还未成为普遍现象。例如，被认为最低端的纺织服装业实际上并没有大规模外迁，转移出去的部分仅占总产能的一小部分，而且往往是技术含量最低的环节。许多企业由于国外订单的需求不得不进行转移，但在国外很难找到像国内这样优越的资源和营商环境。

总的来说，中国仍然是制造业发展的最佳环境之一。短期内不需要过于担心产业空心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