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昊 陈希妍：美国政治极化与选举暴力相伴相生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作者：孙成昊 陈希妍

来源：《历史评论》2025年第1期

​

美国国家与社会结构性矛盾导致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由此产生的选举暴力是对美式民主的严峻挑战，甚至让美国民主政治陷入恶性循环。美国民主制度在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方面愈发困难和低效，其对外推广自身民主模式的举动更面临合法性危机。

纵观美国政治史，选举暴力事件屡屡发生。远者如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在竞选演说中遭到行刺，1968年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接连在两个多月内遇袭身亡；近者如2021年“国会山骚乱”，以及2024年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期间遭遇两次暗杀。选举暴力事件折射出美国政治极化对社会的严重冲击。

政治极化携带暴力基因

党派分歧是美国政党制度的重要特征，它既是政治极化的前身，也是滋养各种暴力的温床。脱胎于美国社会结构和国家建制的政党经常被视为危险的存在，如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就认为政党不可避免地会点燃难以控制的政治热情，美国历史上的暴力事件不断印证着他的担忧。

美国建国之初，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在事关国家根基的事项上存在明显对立。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奉行国家主义（nationalism），主张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则偏好地方主义（localism），主张个体权利与自由，强调州和地方的自治权力。19世纪上半叶，民主共和党分裂成民主党和辉格党，二者在关乎国家发展道路的议题上相互较量。例如，1832年民主党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使用总统否决权关闭国民银行，遭到辉格党抨击。19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末，种族议题进一步激起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结构性矛盾。1854年成立的共和党希望逐渐消解奴隶制。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发布《解放奴隶宣言》，成为废除奴隶制的先声。此举招致民主党强烈反对，双方的分歧逐渐升级为冲突，进而引发内战。南北战争结束后，两党又就战后重建中的种族平权问题产生争执，共和党主张赋予黑人投票权等公民权利，民主党则反对“激进重建”，并于1876年实施吉姆·克劳法，确立种族隔离制度。

进入20世纪，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程度加深，民主党和共和党更加关注经贸议题，进步主义运动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民主党以保护工人权益、加强对大企业的监管为宗旨争取选民，而共和党则注重保障自由市场，减少政府干预从而获得企业财团支持，双方为党派扩权而互不妥协。20世纪中后期，美国政治极化一路高走。民权运动、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法案》使得富兰克林·罗斯福建立起的新政联盟逐渐瓦解。自此，民主党失去南方保守派支持，成为自由派主导的政党；共和党也清除内部自由势力，失去东北部选民支持，保守主义成为共和党主旋律。此后，两党内部不完全符合政党主流标准的少数派，往往会选择向党派主流标准靠拢，或者转投对立党派，党内一致性得到增强。

随着政治极化愈演愈烈，暴力事件被不断激发出来。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2014年92%的共和党人立场比民主党中间派立场更偏保守主义，94%的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中间派更偏进步主义。民主党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上任之初，民主党主导的《刺激经济法案》没有获得一名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支持，在参议院也只获得3名共和党议员支持。2020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对各自党派总统候选人——小约瑟夫·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均高达94%。两党内部表现出空前团结，也意味着双方的共识度达到历史新低。2024年总统大选前两党政治极化现象依旧严重，原本的政治辩论已演化为纯粹的人身攻击。在这一背景下，本就蓄势待发的各种暴力事件频繁发生也就不足为奇。

选举加剧政治极化和暴力

政治极化令美国选举长期处于暴力阴影之下。美国总统选举是美国两党直接竞逐权力的战场，政党为赢得选举，通过一套自上而下的机制塑造民众情绪与观念，催生暴力事件。

首先，美国政党通过政治宣传，促使民众产生排斥情绪。正如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所言，“党派精神”最终会煽动对立情绪，造成国家分裂。群体领袖的意志在群体形成统一意见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由此可推断政党领袖对选民的政治思想有引领作用；政治广告则通过大众传媒不断重复某种政治观点，将其植入人脑无意识的深层区域，从而让民众逐渐相信这种观点。美国政党利用民众对其他群体认知的有限性，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通过政治领导人的极端言论和夸张的政治广告，妖魔化敌对党派，加深选民对“外群体”的误解甚至仇视。例如，为赢得选举，特朗普用夸张的冒犯性政治话语诋毁墨西哥移民及民主党移民政策，扩大党派矛盾，煽动部分选民对外来移民采取更加偏激的态度。这种宣传还会增强选民的内部认同感，使其认为所属党派更具“道德优越性”。例如，拜登一直强调自己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在税收政策上旨在促进社会公平，而非像共和党一样为富人和大企业减税。这使两党选民在税收政策上的立场差距越来越大。

其次，敌视情绪加剧美国民众的非理性思考，促使他们更加倾向于通过暴力解决矛盾。如法国心理学家勒庞所说，“群体不善于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美国持不同政见的选民之间常常爆发冲突。2024年7月，密歇根州北部一名81岁老人为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张贴标语时，遭特朗普反对者袭击；同月在北卡罗来纳州帕斯夸克县，3名青少年表示“不喜欢”特朗普后，遭4名特朗普支持者开枪袭击。虽然这种暴力行动带来恐慌和社会动荡，但大多数施暴选民自认为处于道德制高点，其行为具有合理性，从而有恃无恐。“骄傲男孩”（Proud Boys）和“誓言守护者”（Oath Keepers）等极右翼团体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表现活跃，积极参与暴力示威和冲突，扬言民主党和进步主义者试图破坏“真正的”美国，自诩为捍卫“美国价值观”的“最后一道防线”，将其暴力行为正当化。

2021年8月22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美国极右翼团体同极左翼组织“反法西斯主义运动”（Antifa）以及其他左翼示威人士爆发冲突。图为冲突场景  视觉中国/供图

最后，政治精英对暴力行动的宽容甚至“嘉奖”，加剧了不同阵营选民的对立。政党为迎合选民，不断煽动暴力行为。例如，共和党内部对“国会山骚乱”意见不一，时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谴责这一暴力事件的煽动者和参与者，但时任众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等人对骚乱者表现出同情，甚至赞扬其“爱国精神”，同时指责民主党和“深层政府”操控选举。特朗普也公开表示对这些暴力分子的宽容，称其为“伟大的美国爱国者”，并呼吁让他们以“和平的方式”回家。

可见，政治极化和选举暴力关系密切，且均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选举只是这一现象的集中表现。美国政客为了政治利益，刻意操控、巩固和强化这种趋势。美国民众和美国社会却困在暴力行动的恶性循环中，无法摆脱选举暴力的怪圈。

美式民主深陷极化泥潭

自美国建国起，各方势力在国家建设等诸多议题上的分歧催生了党派团体，分歧和极化的基因内嵌于美国政党政治发展史中，持续催生以选举暴力为代表的多种暴力形式，美国民主制度面临危机。

健康的民主制度和国家治理离不开选民自主自愿的政治参与和意见表达。然而，威胁、恐吓和人身伤害等暴力会抑制选举权的自由行使，导致党派权力失衡，阻碍民主制度正常运行。在美国，选举官员（election officials）是选举的一线执行者，在选民登记、监督投票程序和选票计数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确保选举公正与透明是其职责所在。不过，2024年纽约大学法学院布伦南司法中心的一项民调显示，38%的选举官员及其家人曾遭遇暴力威胁，62%的选举官员担心政治领导人会干预其工作，两项统计数据较2023年均有所增长。

政治极化催生的选举暴力事件还会增强政党内部极端派的影响力，强化“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压缩两党妥协空间，致使党派主义泛滥，阻碍议事效率，削弱治理效能。立法层面，两党难以在国会达成共识，医疗改革、少数族裔权利保护、移民政策、枪支管控等关乎民生的重大议题被当作政治武器。议员利用阻挠议事（filibuster）手段，发表冗长演讲，拖长议会辩论过程，降低与自己政治立场相悖议案通过的概率，使立法变得十分困难且缺乏延续性。例如，2021年民主党提出《约翰·刘易斯投票权促进法案》，以保护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投票权，但参议院共和党议员认为这是民主党控制未来选举的手段，因而利用阻挠议事的策略阻止了法案通过。行政层面，政治极化导致两党在税收、财务支出和债务上限等议题上难以达成妥协，政府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被迫关门。如2018年末到2019年初，由于参议院未能通过包含建造美墨边界墙在内的临时支出法案，美国政府停摆长达35天。每次政府停摆都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消极影响，普通民众深受其害。

政治极化与选举暴力削弱美国选举的公平性，迫使选民走极端路线和诉诸暴力以达成诉求，并将选举作为利益之争的关键“战场”。每一个事关选举的敏感时间节点都有可能爆发暴力冲突，即便能和平度过，也会为未来发生的暴力事件积蓄怨恨。由政治极化痼疾和政客煽风点火引发的暴力冲突不仅造成直接损失，还让民众间和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令美式民主制度雪上加霜。比如2017年8月，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于夏洛茨维尔镇集会，抗议当地政府移除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事将领罗伯特·李雕像的计划，并与反白人主义者发生暴力冲突。冲突中，一名新纳粹分子驾车撞向反白人主义群体，造成1死19伤。骚乱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集会者和抗议人群“都有责任”，这一态度引发广泛批评。各方压力下，特朗普才发表声明，表示“反对一切形式的仇恨、偏执和种族主义”。但批评人士认为，特朗普在谴责白人至上主义等极右翼群体时不及时、不彻底。

近年来，美国极右翼势力仍在不断壮大，美国选举面临更严重的暴力威胁：从2018年10月多名批评过特朗普的知名民主党人士收到邮包炸弹，到2022年10月中期选举前，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丈夫在家中被破窗而入的极端分子袭击，再到2024年11月总统选举前，右翼分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暴力恐吓言论，影响公民的投票自由与安全。此类事件层出不穷，说明党派妥协是暂时的，美国积重难返的政治极化，会持续引发包括选举暴力在内的多种暴力冲突。

总而言之，美国国家与社会结构性矛盾导致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由此产生的选举暴力是对美式民主的严峻挑战，甚至让美国民主政治陷入恶性循环。美国民主制度在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方面愈发困难和低效，其对外推广自身民主模式的举动更面临合法性危机。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