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印度制造想要“替代中国”？还是先赶上越南吧…

编者按

印度希望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机遇，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但跨国企业案例与宏观数据对比显示，印度制造业发展远不及预期：尽管坐拥庞大市场与人口红利，官僚壁垒、政策波动与“摩擦成本”高企等因素持续削弱其竞争力。反而是越南凭借稳定的政策环境与中国产业链协同优势，实现对印度弯道超车。面对每年1400万新增就业人口带来的就业安置压力，印度亟需突破制度性瓶颈，否则关税壁垒、土地成本与劳工保护间的政策失衡，将让其不断错失机遇。莫迪政府的新激励措施能否重构产业吸引力，或将取决于其如何在开放承诺与保护主义间找到平衡点。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读者批判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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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着手将供应链自迁出中国时，印度声称自己已筹备妥当，志在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然而，时至今日，这一愿景远未达成。

十年前，印度将自己定位为企业寻求生产多元化的优先目的地，这一供应链多元化战略被称为“中国+1”战略（China Plus One strategy）。当前，印度面临严峻现实：诸如越南这类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取得的成效远超印度。

通过采访二十多位企业高管、政府官员以及外交官发现，印度繁杂的官僚流程、限制性的进口政策以及难以预测的监管规定叠加，导致跨国企业难以全力投入印度市场。由于所讨论的经济问题较为敏感，众多受访者要求匿名。

一位前印度大使表示，“情况正逐步改善，但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印度在吸引外资方面比不上越南。”

铺天盖地宣传印度总理莫迪旗舰性倡议——“印度制造”的庞大声浪，掩盖了错失交易机会、投资陷入停滞，以及企业悄然转向其他地区发展的实情。

数家中国台湾半导体企业曾赴印度实地考察，最终却都选择放弃投资。三星于 2018年宣称印度将成为其在亚洲最大工厂的落户地，然而该公司仍持续加大对越南的投资。就连在印度表现最为突出的苹果公司，也面临诸多阻碍，其从中国转移产能的计划进程放缓。

“我们认为自身拥有庞大市场，并且觉得我们配得上这些品牌，” 印度市场分析师卡武萨（Faisal Kawoosa）说道，“但竞争无处不在。而越南在吸引外资方面做得更为出色。”

一、两个国家、两家企业的发展历程

制造商们希望降低对华依赖，但三星和苹果两大巨头们的选择，代表了不同路径。韩国的三星公司，自上世纪90年代便开始在印度生产电视，但其随后将下一阶段的扩张重点放在越南。与此同时，苹果公司则将目光聚焦于印度。

如今，三星的多数智能手机在越南生产。三星在越南拥有六家工厂，投资额超 230 亿美元（$23 billion）。越南的生产使得其可以关闭在中国的生产业务。

相较而言，苹果公司的多数产品仍在中国生产。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苹果公司仅有15%的产品在印度生产，远未达到该公司到2024年将这一比例提升至25%的目标。“在苹果的规划中，15%的产能转移比例并不理想，”该人士称，“这并非他们期望的速度。”目前，苹果公司、三星公司均拒绝就本文置评。

该知情人士还表示，印度政府对零部件进口（尤其是从中国进口）的限制，以及当地生产质量问题，给苹果公司的全球制造管理层带来“摩擦与挫败感”。印度工人罢工事件也为公司敲响“现实警钟”。

“这是苹果公司不愿面对的状况，” 这位知情人士提及了 2021 年南印泰米尔纳德邦一家富士康（苹果公司主要的制造合作伙伴）iPhone组装厂发生的抗议事件。当时有报道称，工厂员工宿舍发生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后，2000 名女工封锁了一条高速公路。

富士康未回应置评请求。

自2024年9月起，三星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生产家电的工厂至少发生了三起工人罢工事件。而在管控严格的越南，劳资纠纷相对比较少见。

一位在印越两国均有业务经验的全球市场总监表示，“越南具备强有力的中央决策支持与长期规划，这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稳定性，”而印度庞大的民主制度与权力分散的治理模式导致了“政策不一致”，“这与企业所追求的稳定经营环境相悖。”

2015-2023年越南、印度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百分比对比。图源：《华盛顿邮报》

分析人士称，越南与中国的紧密联系使其相比印度更具优势，也使其成为寻求产业转移企业的自然之选。相比之下，在2020年两国边境冲突后，印度大幅削减了来自中国的投资。

如今，越南电子产业规模达1260亿美元（$126 billion），是印度的三倍多——尽管印度国土面积是越南的10倍，人口是越南的14倍。

贸易数据也凸显了这种差距。越南现已成为美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2014年时其排名仅为第15位。印度则仍停留在第10位。高盛今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印度对美国的出口在所有新兴经济体中处于最低水平行列。

二、印度面临的困局

在经济增长势头趋缓的大背景下，印度所面临的紧迫性与日俱增。该国深陷严重的就业危机之中，每年有1400万人涌入劳动力市场，然而印度却难以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制造业作为印度急需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资引入进展缓慢，成为问题症结的关键所在。

甚至印度政府自身的评估也正视这一现实。印度国家政策规划机构在2024年12月发布的报告中总结：“截至目前，印度在利用‘中国+1’战略机遇上成效有限。”报告指出，东南亚国家因劳动力成本更低、监管更简便、税收政策优惠，吸引了更多投资。

印度科技部秘书克里什南（S. Krishnan）表示，“印政府对我们并非企业唯一选择这一境况心知肚明。”

印政府2023年的一份议会报告指出，印度“未能在那些从中国转移出来的企业中树立良好形象”。

印度财政委员会主席帕纳加里亚（Anand Panagariya）在2024年12月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我们的劣势主要集中在政策层面，土地价格被推高至不合理水平，同时劳动力雇佣也困难重重。”《印度快报》对此次演讲进行了报道。

2024年9月，工人们在位于金奈附近三星印度工厂内举行抗议活动，要求认可他们的工会组织。图源：盖蒂图片社

三、错失的发展机遇

印度政府多次敦促中国台湾半导体企业在古吉拉特邦（印总理莫迪的家乡）建厂，但这些敦促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

一位了解相关情况的印度高官表示，“由于关税问题，印度未能吸引更多台湾投资，”很多企业“在疫情期间来印考察，随后决定不再重返，因为在这里无利可图。”

该高级官员称，半导体制造公司力积电（PSMC）在评估风险后，放弃了与印企塔塔集团（Tata Group）成立合资公司的计划，转而选择出售技术，并协助塔塔建设工厂。富士康与印集团韦丹塔（Vedanta）之间总价195亿美元的半导体合作项目也于2023年宣告失败。

韦丹塔、力积电均未回应媒体置评请求。

“企业着眼印度市场时满怀憧憬，然而紧接着便会核算在印度开展业务的‘摩擦成本’（frictional cost）。”这位总监称。

这种迟疑并非仅局限于半导体生产领域。日本驻印度商会秘书长杉野健二（Kenji Sugino）指出，平均而言，每十家咨询印度业务的日本企业中，仅有一家会切实付诸行动，前往印度投资。杉野进一步补充，目前总共仅有约10家日本企业成功将业务从中国转移到了印度。

即便成功进入印度市场的企业，也往往面临诸多困境。日本汽车企业就时常抱怨印度低滚阻轮胎进口关税过高。因监管方面的问题，印度海关曾拦截新日本制铁公司（Nippon Steel）的关键货物，长达数月不予放行，致使该公司遭受重大损失。

对于关注印度的跨国企业而言，历史上不乏警示事例。

据一位知情的印度高管透露，日本制药巨头第一三共（Daiichi Sankyo）在2013年付出高昂代价撤离印度市场。其原因是美国政府部门发现，第一三共收购的一家印度公司存在伪造数据行为，且向美国出售违禁出口产品。

自2020年起，通用汽车至少历时四年试图出售其在印度的工厂。然而，相关规定要求新买家必须保留原有的员工体系，这使得通用的出售计划不断受挫。

当前，印度政府正谋划推出新的激励举措，以吸引外国企业赴印投资，其中包括针对零部件制造提供补贴。同时，印度期望与美国特朗普政府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若该协议达成，可能会降低印度的关税水平，进而提升在印度开展制造业生产的吸引力。

“世界需要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既能生产高质量产品，又拥有稳定的供应链。”莫迪于2025年3月指出，“我期望印度能够契合世界的期待。”

作者简介：卡瑞诗玛·梅赫罗特拉（Karishma Mehrotra），《华盛顿邮报》南亚报道记者，曾为富布赖特项目学者，为《广播实验室》（radiolab）、《华尔街日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印度快报》《卷轴报》《彭博商业周刊》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