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原始记录写作年代.作者析疑（回复朋友们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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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朋友发表的见解，涉及到了《山海经》的作者、成书来源问题。实际上，中国史学界诸多知名专家教授、文化大咖都探讨过这个问题，经过本书作者严谨考证，都带有片面性。可谓“兹事体大”，有必要进一步澄清：作者现将著述《华夏.欧洲.古印度远古文明起源》相关章节发上，供朋友们鉴别证伪。

二十八集：《山海经》原始记录写作年代.作者析疑.共工国考证（摘录部分）

      有关《山海经》一书内容记载，中国史学界通常认为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确实，《史记》谈论过《山海经》。但实际上，比《史记》更早的战国文学家屈原的文学作品《天问》就大量引用。《竹书纪年》也引用。更早的典籍左丘明的《国语》也大量引用。

      古代典籍中首次明确指出《山海经》的作者是谁，是西汉刘秀（刘歆）的《上山海经表》。刘秀认为《山海经》作者是上古治水的大禹、伯益。

      东汉史学家赵晔在《吴越春秋》有述：“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招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族，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命曰《山海经》。”

      其后，东汉时期王充也在其著作中将《山海经》的作者定为伯益，在流传过程中，经后人增删修改。

      概括上述几大史家的认定：西、东汉史家认为是大禹时代的作品。

      明代史家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奢侈大博级之，杂傅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问之遐旨，南华郑花圃之寓言，以成此书”。

      胡应麟认为是战国好奇之士，综合多本典籍的大杂烩，是战国时代作品。

      清朝乾隆年状元毕沅总结前代诸家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山经》是大禹、伯益创作，《海外经》《海内经》为秦人所作，《大荒经》在刘秀修订产生。

      进入二十世纪，民国史家刘师培认为是战国时代作品。他在《西汉今文学多采邹衍说考》中，根据《墨子》所记“神仙家言，亦以齐邦为盛”推断，他主张《史记·大宛列传》与《山海经》并提的《禹本纪》“疑亦衍书”。

      泛指说：

      现今，学术界的讨论的焦点是作者的北人与南人之争。“北人说”中，主要有秦人创作说和中原洛阳人创作说。

      顾颉刚在《禹贡全文注释》称：“《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

      日本地理学家小川琢治认为：《山经》中多对中原地区山川、矿产记述，从而得出中原洛阳人创作的观点。

      中国科技史专家，史学教授吕子方认为是巴蜀时代作品。

      吕子方以“大荒”“海内”记载巴、蜀之地事迹为证据，提出巴、蜀人说。

      史学教授权威蒙文通认为是西周前、西周中期、春秋战国作品。

      神话学家袁珂认为是楚国人作品。

      楚人说的代表袁珂先生认为：书中所写神话故事与屈原作品《离骚》《天问》《九歌》等关系密切，且行文中多用楚地之语，如《海内经》中关于都广之野的记载，“播琴”一词就是出自楚地，楚地的人称呼“播种”为“播琴”，另《西次三经》中“服之使人不厌”一句中，厌俗称魇，是四川人说的发梦颠。另书中对颛顼和黄帝的记叙极多，相传这被楚人供奉为祖先。据其统计，全书记叙颛顼事迹的有17处：《海外北经》1处、《大荒东经》1处、《大荒南经》2处、《大荒西经》6处、《大荒北经》5处、《海内经》2处，明确记叙黄帝事迹有14处：《北次三经》1处、《海外西经》2处、《海外北经》1处、《大荒东经》2处、《大荒西经》3处、《大荒北经》2处、《海内经》3处，书中称为帝而实际应指皇帝者9处：《西次三经》“实惟帝之下都”“实为帝之平圃”“帝乃戮之钟山之东”，《中次三经》“实为帝之密都”《海外南经》“为帝司夜于此野”《海外西经》“刑天与帝争神”《海内西经》“帝乃梏之疏属之山”“帝之下都”《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

      从袁珂先生的叙述中可见：他并没有解读出“实惟”是波斯语“白色”的含义，理解成“皇帝”的意思，故造成诸多误断。

      20世纪20至70年代，一批学者对《山海经》的成书分别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陆侃如（上海公学、复旦大学教授）认为是西汉作品。

      陆侃如撰文提出：海内外经八卷作于西汉《淮南子》之后刘歆之前，大荒海内经五卷作于刘歆之后郭璞之前，《五藏山经》是更早作品。

      作家茅盾认为：《五藏山经》成于东周，海外海内写于春秋战国之交，大荒海内经五篇成于秦统一之前。

      闻一多提出《山海经》是汉代典籍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至今，对《山海经》成书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活跃，研究方法也更加丰富。

      顾颉刚、谭其骧通过《禹贡》与《山海经》的比较研究得出《禹贡》成书早于《山海经》的结论。后者更是明确提出“《山海经》成书的具体时间应该在秦统一六国之后，正在对南越用兵而尚未完全征服的时候”的结论。

      任乃强认为是汉代作品，与《淮南子》同时。任乃强在《论〈山海经〉成书年代与资料来源》通过对《淮南子》等文献资料的佐证，得出“《山经》成书与《淮南子》同时，汉武帝初年，已有《山海经》，但那时只有《山经》与海经合成一书，大荒经五篇可能是宣、元、成三帝时被海内外八经收入其中，时间约在王莽执政之后，刘歆改名以前”。

      赵璞珊认为是春秋战国之交，非大史家之作，是民间充满乐趣之人写作。

      赵璞珊推断《山海经》成书时代在“春秋战国之交，或者还要早一些，即春秋晚期作品。”同时还进一步断定：“《山海经》不一定是出自当时的理论大家之手，而很可能是一些对当时自然界各种现象充满乐趣的人写作的”。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祗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固然不正确），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也不对）；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酒米.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

      下面作者选择几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专家教授文化大咖的定论予以辨析，逐一析疑：

      首先声明：作者对诸多专家教授、文化大咖有关《山海经》定论深度析疑，出发点并非要让人难堪。事实上，即便作者以严谨的学术考证为依据，证明了诸多专家教授、文化大咖某些学术论述有错，实际上犯错的原因是所处时代科技水平发展的限制。并不代表作者否定诸多专家教授、文化大咖在学术界的其他学术成就。否则同样会犯盲人摸象，以点概面的错。任何人的学术观点，包括作者本人，都做不到不犯错。正所谓“百密必有一疏”。目的是以严谨的学术考证，尽可能弄清事实真相。实际上，这也是诸多专家教授、文化大咖多年来孜孜不倦求证要达到的目的。可谓殊途同归。作者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作者的考证能够以理服人，相信诸多专家教授应当不会高筑学术壁垒，抵制民间草根的最新科学考证成果，定会虚怀若谷、喜闻乐见。

       一、首先析疑多位权威教授、作家认定是秦.汉作品的观点正确与否。

       要论证《山海经》原始篇章是否秦.汉作品，其实容易：只需列举秦.汉之前有无典籍涉及《山海经》记述相关内容，《山海经》是否秦.汉作品就清楚了。

        首先确定秦.汉年代：百度百科，秦朝：前221年—前207年。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称帝建立汉朝。百度百科：汉高祖刘邦，生卒：公元前 256年(或前247年)－公元前 195年6月1日，建立汉朝：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称帝建立汉朝。

       画面插入屈原“天问”图片。

       屈原，生卒：约 公元前 340年－公元前 278年。注意：屈原逝世后，秦朝57年后才建立；汉高祖刘邦还没出生（屈原死后22年刘邦才出生），刘邦建立汉朝是在屈原逝世后72年才建立的。

       我们只需列举出屈原的辞赋中，将《山海经》中的某些内容融入自己的作品《天问》，就足以证明：《山海经》不是汉代，也非秦代作品。

       屈原《天问》从《山海经》吸取人物地名内容：女娲、帝喾、烛龙、应龙、汤谷、羽山、开明等。

       举例比对：（前面是《天问》涉及《山海经》的词语）；后面是《山海经》原话：

       1、《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山海经》：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

       2、《天问》：何阖而晦？何开而明——《山海经》：其瞑乃晦，其视乃明)，

       3、《天问》：伯禹愎鲧。《山海经》：鲧复生禹、

       4、《天问》：九州、昆仑、羲和、灵蛇吞象。《山海经》：巴蛇食象、

       5、《天问》：黑水、三危、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夏)土四方。《山海经》：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6、《天问》：嵞山。《山海经》：丂涂山（有山名朽【朽木换歹】涂之山）。

       7、《天问》：启后。《山海经》：夏后启、

       8、《天问》：《九辨》《九歌》。《山海经》：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

       9、《天问》：夏桀、玄鸟、成汤、羲和、虺（眼镜蛇）等，都来自《山海经》。

       比对可见：屈原在《天问》中，吸收了大量的《山海经》内容：人物、地名、事件、生物等内容融入《天问》。而且，屈原的《天问》前面大半部分内容中的人物、地名、事件都是从《山海经》中摘录的。可见，屈原在写《天问》时，熟读《山海经》。也就是说：《山海经》在屈原之前就存在了。如果说《山海经》是秦.汉代的作品，比秦朝建国年代还早死57年；比汉朝开国年代还早死70多年的屈原，如何能向后世穿越70多年，看到在自己死后57年建立的秦朝；70多年后才建立的汉朝时代的作品？并将死后57年后的秦朝作品、70多年才出的《山海经》的内容融入自己的《天问》中？不可能是战国时代的屈原穿越过秦朝、继续穿越到汉朝读《山海经》吧？多位权威教授、作家说《山海经》是秦.汉代作品，缺乏说服力，显然是谬误认定。你可以说《山海经》某些部分是秦汉史家修订、转录时有增补，但不能说《山海经》主体内容、原始篇章是秦汉作品。

       也就是说：战国时代屈原的《天问》融入大量的《山海经》中的人物、地名、生物、事件，直接把诸多权威教授、作家认为是秦.汉作品的定论否定。

       辨析到这里，作者觉得很奇怪：这么简单明了的记事历史先后出现比对证伪方法，诸多专家教授怎么就没想到？

       二、矛盾（大作家）认为是东周、春秋战国作品。民国大史家刘师培等认为是战国、巴蜀时代或楚国人或战国秦人作品。

       对几位教授、文化大咖这一说法，我们可以通过地理位置来证伪。

       巴基斯坦印度河下游发掘出的哈拉帕文明核心区域“摩亨佐达罗”经过上面多角度论证：文字破解、奇特动物左右有首“术踢”，三青兽“双双”图案破解、建城年代碳十四科学测定年代破解、地理位置破解等，与《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述的左右有首“术踢”，三青兽“双双”精准吻合；与现代高科技3D卫星

       定位图精准吻合。由此确证：巴基斯坦哈拉帕文明（摩亨佐达罗为核心区域），就是华夏民族炎帝支系老祖4700年始建的“西周国”。

       如果按照几位史学权威的定论，说《山海经》是战国秦人之作。那么，2000多年前战国时代地处中原秦人或古蜀国人，没看到实物，他怎么能凭空杜撰出，远隔千山万水（直线距离约4000公里），与他相距两千多年，喜马拉雅南麓阿富汗沙漠东面、赤水（印度河）西面，“哈拉帕”周边山野，有这两种左右有首“术踢”；三头相并的“双双”怪兽出没，那么精准写入《山海经.大荒南经》：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东，有兽，左右有首，名曰䟣踢。有三青兽相并，名曰双双。被相距4000多年，20世纪30年代在巴基斯坦哈拉文明核心区域——摩亨佐达罗发掘出的文物图案证实，与《山海经》相关记录精准吻合，可能吗？

       见下图比对。

巴基斯坦哈拉帕 （炎帝始建西周国）出土文物“左右有首术踢”、“三头相并三青兽双双”形状，与《山海经》记述精准吻合。

       要把左右有首“术踢”、三头相并的三青兽“双双”描写得那么精准，唯有一可能：最先将这两种怪异动物通过文字录入书稿的作者，他与左右有首“术踢”、三头相并的三青兽“双双”是同区域、同时代的人，在野外亲眼见过这些怪异动物，他才可能如实形象记录入书，后来被大禹手下史官汇编入《山海经》。由此可见，最先将这两种怪异动物录入书稿的人，是4300年前（发生大洪水之前），西周国史官。不可能是远隔千山万水、直线距离4000多公里，2000多年后从未见过这些南亚区域独有动物，身在中原的春秋战国时代文史家。

       哈拉帕（西周国）发掘出的文物，与《山海经.大荒南经》记录的：“左右有首，名曰䟣踢。有三青兽相并，名曰双双”精准吻合。

       神奇的是：这个三青兽“双双”的“双”字，居然在哈拉帕文字总表中找到。4000多年延续至今。这个“双”字造型，依然未变，与现代汉字“双”一模一样。惊呆！（此哈拉帕.西周国“双”字，与现代汉字“双”精准吻合。不经意中又一铁证证明哈拉帕文字与现代汉字的宗源关系。比对出处见本书17页《哈拉帕文字总表》20行箭头所示）！

        西周国（哈拉帕）发掘文物上截取的“双“”字，令人惊叹：4000多年前炎帝族始创的“双”字，居然与现代汉字“双”一模一样。唯一区别是左旋90度，上压下，表示“配对成双”的含义，体型大的男性在上，体型小的女性在下。比现代“双”更形象，原创含义一目了然！看了这些4000多年前华夏老祖先始创的文字（书中例举、比对与甲骨文、现代汉字相同、相近的文字多的是），诸多文字与甲骨文、与现代汉字精准吻合，无论你有多么炫目的学术头衔，看了这些比对铁证，还有勇气站出来不承认这就是我们华夏老祖先始创的文字？

       话说回来。

       还可再列举几处远古典籍有关方向顺序的论述，从另一角度证伪。

       三、战国时代屈原《天问》其中几句：

       1、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2、康回冯怒，墬何故以东南倾？

       3、东西南北，其修孰多？　南北顺椭，其衍几何？

       从这几句话中可见：战国屈原时代的方位顺序为先东后西；其顺序是“东南西北”。与现代方位顺序识别相同。

       比《天问》更早的《国语》：

       1、今颍川定陵西北有不羹亭，

       2、襄城西北有不羹城。

     《国语》论述方位，也是按照“东南西北”顺序论述的。

       三、比《天问》更早的《左传》：

       1、“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

       2、初，卫侯伐邯郸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

       3、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

       4、师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

       《左传》方位叙述同样是按“东南西北”顺序。《左传》《国语》皆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左丘明是东周时期人。左丘明(前556年－前451年)，东周春秋末期鲁国之附庸小邾国人，春秋末期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通过 左丘明所著的《左传》《国语》中的方向顺序可见，东周春秋时代，方向顺序是按照“东南西北”顺序叙述，与现代相同。

       《山海经》的多部篇章记述顺序是按照“南西北东”顺序记述。细读过《山海经》并留意记述方位顺序的朋友都知：《山海经》开篇就是“南山经”，细心的朋友都会感到奇怪：为何《山海经》多部篇章不按照中华民族习以为常的“东南西北”顺序，开篇为“东山经”，而是以南方开头，记述顺序是“南西北东”？这个谜很多业界朋友至今都说不清楚。实际上，别轻看这个方向叙述顺序，这实际上就隐藏着华夏远古文明密码。

       其实看过上面影集的朋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夏朝时代，乃至更久远的“西周国”时代，方向顺序就是“南西北东”。因为华夏文明发源地是在南亚，以南为始，以南为尊（南上北下）。所以，以自己所处的方位开始记述。明白了此理。就明白了中国人为何习惯说“指南针”，而不同于西方人说“指北针”——因为华夏民族起始是以南为尊。方位顺序是“南西北东”，故《山海经》开篇就是“南山经”。恰好透露出华夏民族始发地是在南方而非东方，也非“中原”。

       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代的方位叙述顺序是“东南西北”。与《山海经》多部篇章“南西北东”记述方位顺序相反。由此可见，《山海经》多部原始篇章著述年代不是东周（春秋、战国）时代。当然也不排除《山海经》中的多处增补内容是周代、春秋战国的增补作品。

       由此说明：文学大家矛盾认为是东周、春秋战国作品，与《山海经》的多数篇章是以“南西北东”为著述顺序，属夏朝乃至比夏朝更久远的“西周国”作品考证史实不相符。《山海经》以多数篇章以“南西北东”著述为序的作品，初始写作年代远比东周、春秋战国更早。

       民国大史家刘师培、现代史家顾颉刚、史学教授吕子方、神话学家袁珂认为是战国、巴蜀时代或楚国人或战国秦人作品认定，都与《山海经》多部篇章“以南为尊”，记述顺序是“南西北东”，与商朝以前的历史年代不符。

       四川大学教授.史学权威蒙文通先生认为《山海经》有的篇章是西周前期、西周中期、春秋战国作品。

       蒙文通教授认定的范围往前推更早，范围更广。“西周前期”此语实际上已经延伸到整个西周，甚至还隐约包含西周之前的作品，那就是商朝了。因与诸多业界同行的认定大幅度跨越，照顾业界同行面子，估计蒙文通老教授不好说明，作者给他补充：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山海经.海外西经》：刑天（夏耕）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这两段话中，明白无误记述商朝开国帝王成汤王征伐夏朝末代帝王夏耕（夏桀），在章山这个地方打败夏耕（注意：章山这个地方，经过作者深入考证，就是现在新疆喀什南面60多公里处，不周山脉（帕米尔）边沿——奥依塔克红山，这一带是夏朝的属地，也是更久远的不周山麓“共工国“辖区）。并将夏耕砍头。夏耕在巨石悬崖处，头被砍掉了，依然倔强傲立不服输，魂归自己的国家巫山（喜马拉雅）。夏朝残存族群制作形天的假人形象，以乳代目，肚脐带口继续反抗的史实，说明夏朝遗民反抗是很惨烈的（注意：这个巫山不是指长江三峡的“巫山”，而是指夏耕的精神不死，魂归故里——宗教信仰弥漫的夏朝家园喜马拉雅山麓克什米尔）。这个“巫”字，实际上就是商朝创造出来，替代、贬低夏朝的“泛教神灵信仰”代名词。

       《山海经.大荒西经》“成汤伐夏桀于章山……”这段话很详细、具体记录了商朝“成汤王”战败夏朝末代帝王“夏耕”的经过、地点；夏族在夏耕被砍头后依然不屈不挠继续反抗“刑天舞干戚”的惨烈史实。这段记述如此具体、详细，说明记述史官与事件发生年代很接近，就是商朝初期史官，甚至就是成汤王同时代史官。而《山海经.大荒西经》是以“东南西北”为序，正好符合商代乃至之后朝代增补作品的考证。

       显而易见，蒙文通教授注意到了《山海经》这些描述，意识到这些记述明确把陆侃如、闻一多、任乃强等业界同行教授认定的“汉代作品”；刘师培教授、顾颉刚教授、吕子方教授、神话学家袁珂、作家矛盾等认定的“春秋战国、先秦作品”的说法否定。提前到了商朝记述内容。但蒙文通老教授不好说明，只好用“西周前期”（既可能理解成西周的开始时段，也可理解成西周之前的历史时段）这句话将《山海经》的原始篇章著作年代模糊化。

       作者研究到了这个深度，就彻底明白了蒙文通教授为何不敢把《山海经》的原始篇章定论到夏商之交（更不敢定论成夏朝作品）。也不敢明确说有些内容是商朝作品。因为他遇到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如果要把《山海经》的一些原始文本成书年代定论在“夏商”之交，或者明确定论说其中有商朝作品，又遇到华夏文字的起源、文字载体难题。

       中国史学界对华夏文字已经形成民族认知的定论是：最远推到“甲骨文”，甚至连夏朝有没有文字，史学界至今都一头雾水，拿不出证据——想都没想过华夏文明最久远的文字，不仅4070—3600年的夏朝有；更久远的4300—4700年前的“西周国”就有了。蒙文通教授(1894--1968)所在的历史时期，还没有证实商朝已经有毛笔书写竹简书。试想：《山海经》如此鸿篇巨制，要系统雕刻在甲骨上，那是不可能的——尽管现在已经证实：商朝的甲骨文，其实是由毛笔写在甲骨上，再雕刻文字的。甲骨文中的册字，就是两根绳子捆绑竹简的象形，典字是两手捧住“册”的象形。因此，从字形上来看，商朝的文字载体主要是竹简。甲骨只能是文字载体一分支（如此费力刻在甲骨上，原因是甲骨可保存久远不腐朽）。还有一批典籍证明商朝已经有了竹简书。

       《尚书·周书·多士》记录了周武王灭商后对商朝遗老贵族说过的一段话：

       唯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时惟天命。

       译文：你们知道，殷人的祖先有书册有典籍，记载着殷国推翻了夏国政权。现在你们又说：‘当年夏的官员被选在殷的王庭，在百官之中都有职事’我只接受、使用有德的人。现在我从大邑商招来你们，我是宽大你们和爱惜你们。这不是我的过错，这是天命。

       周武王说的这句话：“殷人的祖先有书册有典籍”这句话就明确证明：商朝是有“有册有典竹简书”的（此说已经得到社科院殷墟考古专家唐际根教授证实，网上有相关论文，拍片时请唐际根教授主讲此段内容）。商朝已经有了竹简书是不争的事实。甲骨并非文字的唯一载体。之所以雕刻在甲骨上是因为甲骨能够长期保存。竹简书是有机物保存不了多久。我们现在没有发掘出商朝的竹简书、更不用说夏朝的竹简书，正是因为竹简书保存不了几千年，早就腐朽成泥了。由于在蒙文通教授时代，还没有证实商朝有竹简书，学术界形成固定认知的只有“甲骨文”。蒙文通教授要想说服史学界认可《山海经》的原始篇章商朝就有了，他就必须拿出雕刻在甲骨文上的《山海经》原始文本，他肯定拿不出。同理，写在竹简书上的《山海经》原始文本，他更拿不出（如果有的话，早就腐朽成泥了）。而且，在他那个年代，由于史学界思维闭塞，文化言论约束性强，动不动就成为“政治错误”大祸临头。根深蒂固受“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下游”紧箍咒的束缚，做梦都没人想过华夏文明起源于印度河、恒河流域；更没想过巴基斯坦哈拉帕文字就是我们华夏文字根脉。不仅夏朝有文字、比夏朝更久远的4700—4300年前的“西周国”就已经有文字（而且，西周国的书写载体就是竹简书，写作顺序也是从右到左，与汉字竹简书从右到左书写识读完全吻合）。因此，在他那个年代，拿不出《山海经》甲骨文原始文本；更拿不出《山海经》竹简书原始文本。没有依据，作为史学老前辈就必须慎其言。他就不能够把《山海经》的起始年代定论在“商朝”，更不敢推定到商朝以前的夏朝，故只好用“西周前期”，将《山海经》的原始篇章写作年代模糊化。

       五、接下来再谈赵璞珊教授及相当一批学者认为“是春秋战国之交，非大史家之作，是民间充满乐趣之人写作”的观点。

       实际上，朋友们从本书开篇读到此，自己都能判断此说辞正确与否了。

       《山海经》如此鸿篇巨著，记录东亚、南亚如此广大范围的诸多山川地貌、河流走向、民族分布、民风民俗、区域物产等等，如果没有政治家的博大情怀，已经有了环境普查意识，充盈的国家财政支持、从国家层面组成国家级科考队亲临其境考察，科考汇总，岂是一些民间兴趣爱好之人图一时兴趣、凭空想象能够做到？尤其是《山海经》众多山脉走向、河流走向、地貌形状。朋友们可再回顾本书从头至尾列举的诸多《山海经》记述的独特山川走势、地形地貌、定位坐标，与现代高科技卫星定位地图精准吻合的考证。不亲临其境，一帮文人皓首穷经蜗居家中侃大山，怎么知道远在几千公里的西部有座高耸入云、终年积雪、没有形成圆周、半圆形的“不周山”？又怎么知道这座山还酷似章鱼的尾巴，故很形象取名“章尾山”？怎么知道远在几千公里、海拔五六千米的“赤水”发源地起始流向是“行其东北”、终极流向“入泛天之水”（印度洋边沿.阿拉伯海）？又怎么知道现在的库页岛远古时候叫巨燕国，形状酷似一只巨大的燕子侧身躺在海洋中？又怎么知道喜马拉雅南麓有个像钓鱼竿、钓鱼绳状的“缗渊”？又怎么知道喜马拉雅南麓今天的巴基斯坦布托公园一带有个由三个湖泊组成的大湖“三泽水”，三泽水北面还有座酷似龙状的“龙山”？又怎么知道喜马拉雅南麓克什米尔河谷实惟河是由南向北流淌且有九河汇流；夏朝“恒都”在五曲河段，比邻的“从极之渊”是南北分布？而且这些独特地貌，与现代3D卫星定位地图精准吻合？又怎么知道“流沙之东.赤水之西”(阿富汗沙漠东面，印度河西面)有“两头相并的术踢”，三头相并的“三青兽双双”，将此独特稀有动物记录入《山海经》，居然与4000多年后，上个世纪巴基斯坦发掘出的“左右有首术踢图”“三头相并三青兽双双图”精准吻合……如果说一两项相同属偶然撞脸，这么多项相同如何解释吗，可能吗？

《山海经》记述的不周山.章尾山.白玉山（现代称帕米尔）

《山海经》记述的巨燕国（以前是中国地盘，现在是俄罗斯的库页岛）.是不是酷似巨大的燕子侧卧在大海上？问题是：这是作者模拟置身千多公里的太空俯瞰才看出像只巨大的燕子，4000多年前的华夏老祖置身大地，怎么看出这片区域像只巨大的燕子侧卧在大海上，那么形象取名“巨燕国”？

       《山海经》记述的夏朝都城“恒都”南面的“龙山”。作者是模拟置身于数百公里的太空，才看出此绵延几百公里的山脉酷似“龙”。4000多年前夏禹时代，在克什米尔斯丽拉加建夏都“恒都”，置身于大地任何一点，也看不出这座山脉酷似龙形状。怎么那么形象取名“龙山”？还有很多精准的地貌描述，仅举几例。更神奇的是《山海经》的方位定位精准描述：《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龙山，日月所入（太阳月亮都是从西南落入）。有三泽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看图中：酷似龙的龙山，是不是恰好在克什米尔“恒都”西南面?龙山南面有三个大大湖组成的“三泽水”？定位之精准，由不得你不服！

       赵璞珊教授认为“是民间充满乐趣之人写作”，显然说不服人。

       六、接下来评判鲁迅对《山海经》的定论。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固然不正确），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也不对）；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酒米.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

       鲁迅认为既不是大禹时代作品，也不是战国时代作品。但究竟是什么时代作品说不清楚。仅仅根据《山海经》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酒米.精米），“与巫术合”（《山海经.北山经中三经》确实多次出现用“糈”祭祀神灵的记述），就定论为：盖古之巫书也。

       鲁迅的错误定论表明他对《山海经》的成书年代没有深入考证（在他那个年代没有3D卫星定位图，也无法考证）。更没有意识到《山海经》中记述的祭祀方法，透露出的华夏民族在夏朝时代就已经有了规模化的“泛教”宗教信仰体系，成为净化民族心灵治国之本深入人心。祭祀时针对什么神灵的神性魅力、庇佑子民的法力功效；选择什么时辰，举行相关仪式；采用什么牲畜、粮食、米酒、器皿、唱词、舞蹈等相关步骤等，都有相应的配套。已经形成了程序化的标准模式。是世界上最先走进信仰的群体。实际上这些一丝不苟的祭祀仪式：恰恰体现出华夏民族内心对神灵的敬畏，心灵净化、摒弃恶念，对人善心拳拳，关爱他人，安抚抑制自己内心涌动的欲求，对未来的憧憬。事实上，这些净化人类心灵、安定社会的宗教信仰始创者，就是夏禹的儿子夏启。夏启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宗教泛教大神“泛天”。夏朝灭亡后，依然扎根在喜马拉雅南麓克什米尔一带雅利安人心中，夏朝灭亡白种族雅利安人与宗主国夏朝文化脱钩，逐渐演化为梵教（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梵天”，再后衍生出佛教。

       鲁迅对宗教信仰的本质——核心是“净化人类心灵、铸造良心，引导人们弃恶从善”认识肤浅。他在谈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时，从颇具贬义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难走进信仰的群体”这一错误言论充分体现出来。说明他对“华夏民族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先走进信仰的群体”从未深入考证、一无所知。按理说，没有深入考证，就应该学司马迁的史学态度：拿捏不定，就不要轻易置评，故司马迁说“吾不敢言”。鲁迅却轻率定论为“古之巫书”。这个评价带有深度贬义。因为“巫”在中国是装神弄鬼、虚言妄语的代名词（鲁迅对《山海经》的定性，用“巫”字概括，是对《山海经》严重歪曲——他没有去深入考证，不知道“巫”字是商朝史家为斩断夏朝精神信仰民族魂“泛教”的“泛天”神灵信仰，刻意创造出来的贬低、替代词）。正是因为鲁迅这一评价，《山海经》被诸多文人认定为虚妄之作，“是民间充满乐趣之人写作”。学术价值被严重低估。也正是鲁迅的错误论断，由于其光环罩身，文化大咖的权威效应，所谓“居高声自远”，相信的人相当多。既然是巫书，不具科学价值，研究动力不足，问津学者就少了。鲁迅对《山海经》的定性为“古之巫书”，失之偏颇，产生了长久的负面影响。

       由此可见：诸多专家教授、文化大咖对《山海经》写作年代、作者的定论，实乃盲人摸象，错在以点概面。

       对《山海经》原始文本成书的历史年代，西汉的刘歆（刘秀《上山海经表》作者）、东汉王充（《论衡》作者）、赵晔（《吴越春秋》作者）、清代状元史家毕沅等几位古代史学大咖认为是夏朝时代大禹、伯益所作。经过作者深入考证，这些结论是靠谱的。这是因为他们离《山海经》原著历史年代较近，在他们那个年代，完全有可能有些更久远的民间私藏典籍还没有亡佚。他们从中看到了相关的记述，综合比对后，得出《山海经》原始篇章是夏禹、伯益时代所作。当我们用这根标杆去判定《山海经》的写作年代就会发现：《山海经》除《大荒经》《海内经》是以“东南西北”为记述顺序外，其余都是以“南西北东”为记录顺序作品。可见，以“南西北东”为记录顺序的原始篇章是“尊南”，是夏朝乃至更久远的“西周国”作品。《山海经.大荒经》是以“东南西北”——顺序是《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由此可见，《大荒经》是“尊北”时代的作品，是商朝乃至周朝、战国增补作品。

        实际上，《大荒经》的篇名，本身就说明，增补《大荒经》的文史家是身在中原地带；以身在中原文明开化之地自居的自尊心态增补相关内容的。把西北边缘地带称为“大荒”（荒僻偏远之地）。不过，仔细辨析，也能够看出：即便是商朝的史官，将相关内容增补进《大荒经》篇章，实际上，他增补进《大荒经》的内容，原始篇章也是夏朝乃至更久远的西周国作品。他仅仅将相关远古典籍摘抄、转录、汇编、整理补充进去。增补内容并不是自己的原创。

       譬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这段话：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这段话记录在以“东南西北”为方位顺序的《大荒经》里，按上述分类，当是商代以后的作品。经过本书第一集深入考证，通过哈拉帕废墟发掘的4700年前文物“女娲之肠十神图”与这段记述精准吻合。说明将这段原始文字记录入书的史官，是与该文物处于同时代，亲眼见证，才能实打实写入书籍流传下来。让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这段记录与哈拉帕被掩埋4000多年后重见天日的文物“女娲之肠十神图”珠联璧合。很明显：这段原话并不是商代以后的史官原创。他不过是将看到的更久远的典籍内容汇编、摘录进《大荒西经》。    

       《山海经.海内经》也是以东为开头，以“东南西北”为记述顺序。可见《海内经》也是商朝以后的增补作品。同理：《海内经》有些内容原始篇章同样是夏朝乃至更久远的年代作品。并不是商代以后的史官原创。譬如：

       《山海经.海内经》：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山海经.海内经》这段记述内容，在上面的十二集中，已经通过哈拉帕发掘文物“韩流.淖子阿女驯猪图”得到确证是历史的真实。说明将这段原始文字记录入书的史官，是与该文物处于同时代，亲眼见证，才能实打实写入书籍流传下来。让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这段记录与哈拉帕被掩埋4000多年后重见天日文物“韩流.淖子阿女驯猪图”珠联璧合。

      再譬如：《山海经·大荒南经》原文：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东，有兽，左右有首，名曰䟣踢。有三青兽相并，名曰双双。

       这段话中记录的“术踢”“双双”独特神兽，被4000多年后哈拉帕发掘文物精准证实。说明原始记录者与发掘文物是同时代人，亲眼所见，是实物描写。很明显：这些断句原话记录并非商代后史官原创。他不过是将看到的更久远典籍内容汇编、归类、摘录进《海内经》《大荒经》。他只是将更远古典籍记载的这些断句转录入《山海经.海内经》《山海经.大荒经》的“搬运工”。

       但这些不是主流，总体上都可通过“尊南”或“尊北”定位出该作品的著述年代。

       我们可顺便验证一下《山海经》以“尊南”（南西北东）、“尊北”（东南西北）记述顺序这根划分作品年代标杆的准确性。

       譬如：成汤是商朝的开国帝王，前朝的帝王可以出现在后朝的文献中，但后朝的帝王不会出现在比他更早的朝代的作品中。也就是说，成汤王不会出现在《山海经》以“南西北东”为记录顺序，只能出现在以“东南西北”为记录顺序，“尊北”的篇章中。就是说，有关商朝“成汤王”的记述一定会出现在《大荒经》或《海内经》中，但不会出现在其他《山海经》篇章中。

       我们采用数据截图查找《山海经》验证。

       果然：《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大荒西经》这段记录，清楚叙述了成汤王在章山打败夏耕，将其斩首，夏耕魂归故里巫山（喜马拉雅南北祖居地）的经过。整个《山海经》中，这是成汤王唯一出现的词条。由此验证了《大荒经》多数是商朝乃至以后朝代增补作品。

       我们再用这根“尊南”与“尊北”，划分王朝更替的标杆，借此去判定《山海经》的诸多原始篇章。哪些是夏朝乃至更久远的“西周国”；哪些是商朝乃至周朝、战国增补作品。又会得出惊人的结论：

       《山海经·海外南经》末尾有这段话：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爰有熊、罴、文虎、蜼、豹、离朱、视肉；吁咽、文王皆葬其所。一曰汤山。

        这个“汤山”位置，作者已经考整出，就是冈底斯山余脉，西藏札达县北面的阿依拉山脉，《山海经》中称（汤山.狄山.穷山）。

       《山海经.海外西经》1：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此记述精确定位轩辕国在尼泊尔北面）。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山海经.海外西经》2： 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

         注意 ：《山海经.海外西经》1：这段话明确定位：轩辕国在女子国北（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尼泊尔）。

         看卫星定位图。西藏札达区域（轩辕国）是不是确实在尼泊尔北面？可见：神秘的“轩辕国”的位置，早就记录在《山海经》中，确实存在，并非神话。史学界这么多年怎么就没去追踪，顺藤摸瓜出轩辕国的确切位置？图片放大看：

       红虚线是“穷山”的拱形地貌，与西周国（哈拉帕）“穷”字拱形比对精准吻合。甲骨文“穷”字造型、寓意与西周国（哈拉帕）“穷”字基本相同，足见两者文化脉络延续性。穷山位置恰好在“轩辕国”（札达）北面（定位与现代卫星图精准吻合），轩辕丘（喜马拉雅）正好在“轩辕国”（札达）西面。精确印证《山海经.海外西经》4000年前的记述：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西面轩辕丘是神山，西射亵渎神灵要遭报应，故射箭的人敬畏神山不敢朝此方向射箭）。可见将此段文字录入《山海经》的老祖就是轩辕国史官，在这一带生活，是设身处地描写。现代西藏旅游很出名的一个地方“冈仁波齐”（神山）就是“轩辕国”的区域（核心区域是西藏札达县）。

       《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爰有熊、罴、文虎、蜼、豹、离朱、视肉。吁咽、文王皆葬其所。一曰汤山……有范林方三百里（这里的范林，作者已经确证，就是指世界唯一：西藏札达土林地貌，书中有专集论证）。这里就是约4300年大洪水后喜马拉雅南麓黄帝族生存空间被大洪水摧毁，尧帝带领族人穿越喜马拉雅，北迁西藏札达土林（范林）一带，延续轩辕国国祚的“北轩辕国”。

轩辕国旧址：《山海经》记录的“范林方三百里”，“范林”地貌网址视频链接（西藏札达土林）：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videolanding?nid=sv_2915751296832872323&sourceFrom=qmj

       “汤山”就是到处流淌热水温泉的山。西藏札达、葛尔、普兰一带确实温泉多。有名的札达曲龙温泉、布日温泉、曲普温泉，穹窿银城多处温泉。葛尔巴尔沸喷泉、那木如温泉等。野温泉（未开发）则到处都是。比邻普兰温泉也多。

       “汤山”（狄山、穷山）的地热温泉特征得到印证。札达很出名的旅游景点“古格王城”“土林”就在这一带。国家以后组织考察，在这些山野洞穴中，极有可能找到4300—4070年大洪水灾难时段“轩辕国”北迁，尧帝、帝喾、丹朱、舜帝、夏鲧在这一带延续“轩辕国”国祚的史迹。

       这段话中的“文王”词条，是《山海经》中唯一出现的一次。一开始，作者误以为是指后来的周文王。揭秘出了《山海经》的原始篇章是以“尊南”、还是“尊北”为判定标杆，由此判定出《山海经》原始篇章是夏朝乃至夏朝以前的作品，还是商朝乃至商朝以后周朝、春秋战国增补作品后，顺藤摸瓜发现，《山海经·海外南经》是以“南西北东”为写作顺序的作品，是“尊南”。

        由此确定，《山海经.海外南经》是夏朝乃至之前的作品。根据后代的帝王不会出现在比之更久远的朝代作品中的原理判定：这段话中的“文王”不是3100多年时代的“周文王”，而是尧帝、帝喾、丹朱、舜帝之后，到整个夏朝之间的帝王其中一位。经严密考证（书中有专集论证），确证了这个“文王”，就是夏朝的开国帝王“大禹”。就是“夏国文父卣”文物上的“文父”。由此而进一步确证：不但夏朝真实存在，通过“夏国文父卣”与《山海经》这段“文王”的记录珠联璧合，也证明了夏朝不仅有文字，其文字体系，已经由更久远的西周国（哈拉帕）文字，进化到与商朝文字非常接近的程度。以至于我们的诸多专家学者误认为此文物文字是“商朝”文字。从而误断为商代文物（后面有深入论证）。

        内容太多，文字限制发不完。书中后面有专集详细论证西藏札达县及周边区域就是《山海经》中记述的“轩辕国”。札达土林就是《山海经》中记述的“范林方三百里”。这一带才是华夏民族黄帝支系的发源地，埋葬着尧帝、帝喾、丹朱、舜帝、夏鲧、夏禹死后也落叶归根，埋葬在这一带，是华夏民族黄帝支系真正的发源地，祭祖的“祖坟山”。将来这一带要成为旅游旺地，《山海经》记录得清清楚楚：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爰有熊、罴、文虎蜼、豹、离朱、视肉；吁咽、文王皆葬其所。一曰汤山（就是札达背面的阿依拉山脉，也是《山海经》记录的另一称谓：穷山）。

      此书还没有出版，已有美国知名出版社对此书作出高度评价，欲出版此书。考虑到重心在拍影视剧，选择出版社要慎重，暂时不打算出版。

      下面是美方出版社对此书的审读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