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尼姑庵惊现“秃娼”：佛门清净地如何沦为风月场？

在清代，妓女出家，不乏其例。如四川华阳妓女韩巫云，能歌善舞，名重一时，后出家为尼。她所赋《咏铃儿草》云：“众芳灿烂独青青，赚得明皇仔细听。寄语流莺今且去，春风系遍护花铃。”显然已有自悔风尘之意。此为妓化为尼的典型例子，但并不能借此证明娼妓与尼姑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两者的结缘，大抵还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为示说明，不妨先引白衣庵尼姑为例，作为论证清代出现娼尼的引子。从史料记载可知，白衣庵为“优尼之所栖”之处，以庵内供奉观音大士得名。名为尼庵，实为“淫媾之区”。庵内众尼，虽“色皆平等”，仅有一尼“艳绝”，但从庵内辟有密室可知，这些尼姑所做的尽是皮肉生意，属于名副其实的“秃娼”。然正是如此如同淫窝的白衣庵，其檀越（指施主）却均是一些“大力者”，其行为甚至得到了官府的“左袒”。

当然，庵中艳尼，或为尼姑之私生女，或为官宦大家之妾，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从小父母双亡，无可依赖，才被尼庵中的住持尼姑收养。不妨试举几例如下：一是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湘公庵的阿巧，本为农家女，七岁丧母。湘公庵某尼，与其母为姊妹行，怜悯阿巧幼无依靠，就将她留养于庵中。二是洞庭东山湘公庵尼妙云，本为常州小家之女，家有姊妹五人，妙云年最幼。其母因为难以照顾提挈，于是在妙云二三岁时，将她寄养在常州一座尼庵，她后辗转流入湘公庵，当时年仅八九岁。三是湘公庵尼姑爱宝，则为庵中某位尼姑的私生女。四是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净明庵尼姑小金，黎里镇人，父母很早就已亡故，家贫无所依靠，在年幼时就入里中西庵为尼。五是苏州净莲庵有一位尼姑，为某位乡绅之妾。当乡绅亡故后，就携带剩余家赀，投净莲庵出家为尼。

照理说来，佛门原为清净之区，岂可藏污纳垢；尼姑以修行为愿，怎容卖俏诲淫。然一至清末，江苏之无锡、金匮、太湖等处尼庵，专有一种所谓“师姑”，“妄托香火因缘，居然青楼面目。招引少年子弟，尽入迷途；顿教禅院庄严，化为秽地。伤败风俗，端人咸切痛心；亵渎神灵，菩萨亦当怒目。甚而酿成命案，尤应严速驱除”。为此，江苏巡抚丁日昌专门下令，将这些县的尼庵查封。当时被查封的尼庵，无锡境内有上映山庵、下映山庵、宝珠庵、清宁庵、永凝庵、玉泉庵；金匮境内有青林庵、青莲庵、圆通庵。此外，在洞庭东山，亦有多达20余所的尼庵，陆续被查禁封闭。

如此众多的尼庵，顿成青楼面目，且已化为伤风败俗的污秽之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然其普遍性并非仅仅限于江苏一地。仔细考察清代史料，娼尼首推吴越两地，其次为泰山姑子，再次为广东。此外，苏北的徐州、湖广的黄州府，亦有零星出现娼尼的例子。下面依次分述之。

吴地娼尼，大多集中于苏州一府，著名者有下面数处：

其一，苏州吴县洞庭山，分为东、西两山，均有尼庵，尤以东山居多。在东山尼庵中，其中又以湘公庵最为著名。史称洞庭东山尼庵，与别处尼庵大有区别。一般说来，别处尼庵，“或为乡里雏莺，因贫而赖以育养；或为人家别鹄，因寡而借以清修；或为贞洁不字之闺娃；或为伉俪不睦之怨耦”。在这些尼庵中，虽然间或也会出现一些不守清规的尼姑，但并不普遍。而洞庭东山的尼庵，则已公然卖笑。换言之，东山各庵尼姑，虽有出家的名号，却一方面并未祝发，仍是雾鬓云鬟；另一方面，则又未曾放足，尚为莲钩罗袜。这就是说，东山尼庵中的尼姑，缠足梳髻，不御道服，与民间女子并无差别。更有甚者，她们还浓妆淡抹，各擅胜场，征歌侑酒，只要缠头掷到，任凭客人所为。在东山湘公庵中，更是藏有很多佳丽，环肥燕瘦，美不胜收。诸如妙云之荡逸飞扬，爱宝之孤高坦率，各享盛名，尤其是阿巧，更是风致嫣然。

其二，苏州吴江县之黎里镇、震泽镇、盛泽镇，亦以盛产娼尼著称。史称黎里镇，“风俗淫靡，诸尼多污点”。清末人俞樾亦云：“吴江黎里镇多尼庵，登徒子游其中，犹青楼也。”吴江震泽镇的女僧，虽号称剃度，但仅在顶心剃发一圈，前后尚有发覆于四周，后面的头发，正好与颈相齐，自垂髫时至30多岁，莫不如此。至于衣裙襚襟，犹如俗家装束，且缘饰甚华，只是襟领并非圆领，而是直领。盛泽镇以产丝绸闻名，风俗淫靡，而其中的比丘尼更是著称于时。

其三，苏州昆山县风气淳朴，无声色之乐，却颇多尼庵。尼庵中的尼姑，无论是不剃发而裹足着裙之人，还是剃发而善自修饰之人，大都青年妙龄，丰姿楚楚，伊蒲之馔，无不精美。游人可以在庵中设酌，但“不及乱而已”，这显与一般的娼尼稍有区别。光绪年间，昆山城中某庵之尼却尘，更是神清骨秀，风雅宜人。

吴地的无锡，亦堪称娼尼丛集之处。尤其是无锡的惠泉山，风景绝佳，山麓多尼庵，庵舍精雅，其门题榜，或有或无，有时甚至不称尼庵，而是打出“某某山庄”的旗号。庵中尼姑，“多俗家装束，无异勾栏，舞衫歌扇，且亦缠足”。

越地娼尼，则集中于杭州、嘉兴两府。杭州女尼分为两类：大约居城内者，多带发修行；居城外者，则多剃发。尤其是城内的木庵，屋宇宏深，结构精雅，洞房曲室，几如迷楼。嘉兴女尼，自昔就颇负盛名，如元之慧秀，明之娟娘、惠容，无不以能诗善画闻名。到了清代，流风未泯。在嘉兴鸳鸯湖畔，禅宇颇多。按照嘉兴的地方习俗，每年的七夕之期，烟雨楼游人丛集，挟妓之外，甚至还有游客“挈尼而游”。嘉兴城内的尼庵，较为著名的有观音堂、送子庵。观音堂位于城南门内报忠埭。庵中女尼五六辈，“皆有艳名”，尤以尼姑清全最具特色。史称清全性荡甚，杨花水性，里中诸少年“趋之若鹜，酒食喧呶无虚日”。清全善歌，弦索之声，达于户外。于是，佛门清净，变作欢场；禅榻凄凉，成为闹市。乌程县属的南浔镇，富室甚多，有“九牛”“十二虎”“百二十阉狗”之谚，借此形容富室之多。南浔镇致富之人，或凭借丝绸业，或凭借贩盐，不乏拥资超过千万之人。豪富必生淫欲，于是那些纨绔子弟，恣为嬉游，尼庵就成了他们喜欢的冶游之地。南浔镇上的尼庵，院宇深邃，陈设华丽。若是嫖客想梳弄一个幼尼，须付出数千金的缠头。此外，名流雅集，亦多选尼庵，因其饮博皆宜。还有介于嘉兴、湖州之间的乌镇，镇上亦有很多尼刹，“半作鱼元(玄)机，如都中皇姑寺”，可见不乏娼尼。其后，乌镇“猺光狱起”，据审察，乌镇尼庵得到了同知的儿子庇护，而道台的女婿“亦染指焉”，导致此案“一获三狐，并及秃鸨”。“秃鸨”一称，堪与“秃娼”作对，大抵说明尼庵犹如娼楼。

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被那些冶游好奇之士啧啧称羡的尼庵，除江、浙尼庵之外，当数山东泰山尼庵，堪称别树一帜。为此，“泰山姑子”，著称一时。所谓姑子，其实就是尼姑，大多天足，却好自修饰，“冶游者争趋之”。凡是到泰山顶礼之人，下山时必定前往尼庵，称之为“开荤”。这是因为朝山时人人持斋，到下山之时，则可享受山珍海错之奉。客至尼庵之后，“主庵之老尼先出，妙龄者以次入侍，酒阑，亦可择一以下榻”。至光绪末叶，泰安知县下令让差役将尼庵查禁，“逐其人，使他徙，封其庐为学舍”。

在广东的尼庵中，亦颇多娼尼。如潮州普济庵尼姑妙姑，其色相号称“南州百八十庵之冠”。“客之访妙姑者无虚日，至辄费数十金，顾其对客殊落落然。”尤其是广州的慈云庵，因为内供观音大士，所以香火极盛。庵内比丘尼甚众，绾髻缠足，衣饰与大家闺阁无异。可见，此庵虽托名清净法场，其实色界情天，较勾栏为尤甚。“少年美男子无意独身误入，必使身登佛国，生还无望也。”慈云庵的内室布置，亦相当精致，内室中床奁陈设，珍丽异常，炉中焚烧的是龙涎、百和一类的名贵香料，薰脑袭髓。庵中有36位尼姑，在当时号称“三十六花禅”。庵中尼姑，随时出应盐商的招嫖，“作珠江之游”。庵中还有“秘传内视法”，而且收藏了不少秘戏图，一册为“元宫演楪儿图”，上面六字为文徵明所书；又有周臣工笔所画秘戏图36册，上面有徐高阳所书“三十六宫皆是春”七字。

在清代的娼尼中，除吴越尼僧、泰山姑子、广东娼尼之外，苏北的徐州、湖广的黄州府，亦多产娼尼。如徐州有一座著名的尼庵延寿庵，庵中女尼十余人，均来自山东，这些女尼无不妙年俊俏，妖艳无伦，带发修行，不加剃度。她们昼则诵经礼佛，钟鱼并奏，铙钹齐鸣，俨然如一尼姑；夜则改装易服，蛾眉蝉鬓，粉腻脂香，则又俨然娼妓。那些青年子弟，都视此庵为温柔之乡。起初此庵尚是暗藏春色，其后“贿通官吏，恃为护符”，于是“公然为妓也”。且诸尼雅善度曲，又多有演剧之能，歌扇舞衫，音乐悉备，随之“禅关幽静，不啻歌舞之场焉”。又如黄州府观音庵尼姑妙莲，“虽皈依优婆，而心怀六欲。与里中诸无赖恶少征逐，每夜必开无遮大会，堂皇无忌，不避人言”。可见，这位尼姑尽管“龙宫落发”“佛殿斋身”，却是“未斩情丝”，先堕欲海，致使佛门清净之地，竟成一处“淫窟”。    

结束语

按照明朝很多人的说法，或者用佛家的话头，晚明是一个“末法”世界。生活在这一末法世界中的尼姑，“多游族姓”亦即与大族妇女交通，当然是一种大众化的习俗。明人周清原在其所著小说《西湖二集》中，对尼姑曾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不妨引述在下面，作为全文的结束语。按照他的说法，世上的人大都有好有歹，难道尼庵都是不好的么？当然，尼姑中尽有修行学道之人，不可一概而论。随后，周氏话锋一转，对尼姑败坏妇女风气的危害性直言道出。他认为，尼姑中毕竟不好的多于好的。况且那不守戒行的尼姑，谁肯说自己不好？她们往往是假装至诚假老实，通过甜言蜜语，哄骗妇人。更兼尼姑可以直入内房深处，毫无回避，不唯“窍”己之“窍”，“妙”己之“妙”，还要“窍”人之“窍”，“妙”人之“妙”。那些妇人女子心粗，误信了她至诚老实，终日到尼庵烧香念佛，往往着了道儿。还有的男贪女色，女爱男情，幽期密约，不得到手，走尼庵去私赴了月下佳期，男子汉痴呆懵懂，一毫不知。一言以蔽之，“大抵妇女好入尼庵，定有奸淫之事”。周清原的这种担心并非孤例，而是当时文人士大夫普遍的看法。正因为此，时人才将尼姑归入“三姑六婆”中，使之成为文学作品刻意描摹的范型人格。这或许是那些文人士大夫为了挽回世风，而不得不将尼姑世俗化的危害加以夸大，但确实部分道出了当时佛教界的实情。这有史料可以证实。如弘治年间，延绥巡抚黄绂奉明孝宗之诏，毁掉庵寺，并将尼姑解送巡抚衙门，“给配鳏士”。此令下达之后，人人大悦，尼姑无不愿配，甚至出现了“去位尼有携子拜跪路傍远送者”的景象。尼姑中确实存在留恋世俗的情结。

尽管在尼姑群体中不乏具有恋世情结之人，有些甚至与僧相通，但从总体来说，佛门尼姑尚有不少能恪守清规，过着安静的清修生活。如明末崇祯年间，兵科给事中沈迅上疏，其中有“即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匹配，增户口数十万，亦宜量汰”等语。此疏被人误读，一时哄然讹传，认为朝廷不日将推行“僧尼匹配”政策，于是“京城诸尼，或易装越城，远匿村墟，皆以偶僧为惧”。就尼姑“以偶僧为惧”的心态而言，尼姑的恋世情结显然仅仅存在于部分的尼姑之中，尚未构成尼姑中的普遍现象。换言之，尼姑的世俗化行为尽管已经较为风行，但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既然已经出家，就不再留恋世俗的情感生活，更遑论与和尚结为配偶！

清代尼姑对世俗生活的崇尚，以及居积求利之风的形成，乃至花禅娼尼的勃盛，固然是佛教世俗化的表征，然究其实质，尚有明清游冶文化开始转向的另面相。通观明代的游冶文化，尽管不乏以土窠子为代表的私妓，然尚以秦淮名艳为代表的官妓文化为主流，进而形成名噪一时的秦淮游里文化。入清以后，秦淮名艳，虽有遗存，游风却已不炽。继之而起者，则是私妓的勃兴。反观清代的私妓文化，则是以江浙娼尼、泰山姑子为代表的花禅异军突起。所有这些，大抵证明清代士大夫的游冶趣味甚或游冶文化，明显开始发生历史性的转向。随之而来者，则是佛教更趋世俗化。 

本文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学问 授权，文摘自 陈宝良 著《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