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稻田：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传说、现实及其后果（上）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美国能够制造的东西已经不多了，他们的经济是“空心的”。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GDP从2005年的13%下降到2024年的10%，2024年增加值金额大约是2.9万亿美元（最终制造品销售额则要大得多，接近5万亿美元）。作为参照，2022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17.5%。从全球排名来看，2022年美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比全世界比重为15%，中国是30%，中国遥遥领先于美国，而美国则大幅领先于其它主要工业国。

由于产业分工的变化，上述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可能有所低估。即便在制造业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流水线上操作，相当部分的制造业从业人员做的工作是财务，营销，管理等工作。假设一个有1000人的制造企业，其中有100人从事财务和营销工作。随着科斯理论中的“交易成本”逐渐降低，该企业把50个财务和营销工作外包给了咨询公司，这在统计上会体现为制造企业就业的下降，而实际制造业的规模并没有变化。由于美国产业结构中的服务外包更为活跃，因此一个更为宽泛的制造就业口径可能更为准确。美国商务部的一个研究认为，美国制造业（包括上述例子中的非直接岗位）的就业总量大约是1500万，比劳工部非农就业统计多了200万左右，而这个宽口径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接近17%。

在劳工部非农就业统计中（窄口径下），2000年初美国制造业就业是1728万，到2025年初则只有1276万，比2000年初下降了450万，下降幅度为26%；同一期间制造业就业占非农就业的比重则从13%下降到8%。尽管就业有显著的下降，由于生产率的提高美国制造业的绝对产值仍然是增长的，1997到2022期间，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年化增速是1.7%。

美国制造业的“衰落”是很多因素决定的，既有国际竞争的原因，也有美国经济结构转变的原因。本文主要的兴趣是分析特朗普关税政策对美国制造业的影响，这需要更进一步去考察制造业不同子行业的情况。

劳动密集的传统行业是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主因

考察2000年1月到2025年1月美国制造业不同子行业的就业人数，从下降的百分比来说最大的是服装制造，降幅为84%，从业人数从50万下降到8万；纺织业的降幅则为71%，从61万到18万；家具行业下降51%，人数从67万到33万；印刷业降幅56%，人数从80万到35万；计算机和电子制造业下降了44%，就业从178万到100万；造纸业下降了42%，人数从60万到35万；金属冶炼行业下降了40%，人数从62万到37万；木制品行业下降了34%，就业人数从62万到41万；电器行业下降了32%，就业从59万到40万；塑料和橡胶业下降25%，就业从95万到71万。

就业下降幅度最小的则包括化学品工业，下降8%，人数从98万到90万；石油和煤加工，下降8%，人数从12万到11万；交通运输工具制造业下降15%，人数从208万到177万，其中的汽车及零配件行业下降24%，人数从132万到100万；金属加工下降17%，人数从172万到143万；非金属矿物加工下降了22%，人数从55万到43万；机械设备制造下降了23%，就业从145到111万。

有两个行业的就业是增加的，食品加工从156万增加到176万；烟酒和皮革制造等从27万增加到37万。究其原因，食品有保质期，并且要更贴近消费者偏好，食品的安全质量也要求较高，这让本地生产更有优势。烟酒制品则可能是附加值更高，单纯的生产成本占比很低，因而外包生产的必要性就不高。

观察上面略微繁琐的数据，一个很直接的结论是就业的下降主要来自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业，纺织服装、造纸、印刷、家具和木制品、金属冶炼、电子、电器产品组装制造等行业总共丢失了340万个就业岗位。在总共450万的就业损失中，上述行业占比75%，应该说是绝大多数。进口替代是美国制造衰落的主要原因，但造纸和印刷业的衰落很大程度上也和纸质媒体的衰落有关。

下降较少的行业则主要是技术含量较高，资本技术较为密集，对工业基础能力影响较大的行业，比如化学工业、机械设备制造、金属制品加工和交通设备（包括飞机等的制造）。从就业规模来看，这些决定工业基础能力的行业仍然是“成建制”的，如果有需要（不惜成本的话），这些基础行业可以很快生产出其它工业需要的设备，比如纺织，造纸、冶炼，采掘等设备。大致地说当前美国的制造业发展主要是面临成本障碍，而不是技术障碍。

颇为令人意外的是，美国竟然还存在着纺织服装行业，而家具制造业和造纸业竟然也不小。流行的看法是美国基本没有制造业了，上面的数据不支持这种说法。美国的制造业仍然建制完整，门类齐全，甚至还保留了纺织工和裁缝。应该说，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衰落是富裕造成的，正如在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制造业也看起来比较“衰落”。

制造业的回流：2010年的转折

在考察了前面的数据后，美国制造业给人的印象是经历了25年的长期衰落，但这是误导的。实际上，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集中发生在2000-2010的“短暂”期间，2011-2025期间则不但没有下降，而是经历了相当的回升。

2000-2010年期间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他们分别和两个经济衰退相关联。从2000年到2004年初，制造业总就业从1728万下降到1429万，每年平均下降75万，总量为300万。在2004年初-2006年中期间，有接近两年半的缓和期，制造业就业只有小幅的下降。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就业再度快速下滑，到2010年初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到了1140万的历史低点，在3年半的时间里总共下降了280万，年均约为76万，速度和上一个下滑期间十分接近。在整个10年之中，来自新兴工业国家的廉价商品迅速占领美国市场，成本劣势是美国制造业衰退的主要原因。

急剧的变化经常在意料之外出现。从2010年中开始，前面猛烈的衰退开始逆转，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开始了趋势性的增长，到2025年初达到了1275万，比2010年中期增长了130万。这是在经济衰退之后唯一一次制造业就业有显著增长的时期，并且经历了长时间，因而这个增长是有稳定基础的。几个重要的行业在2010年之后上升显著，比如汽车行业从2011年的68万上升到100万，化学工业从78万上升到90万，电机电器从35万到40万，金属制品从135万到143万。计算机电子产品制造则基本持平，少量的行业则继续下降，例如服装制造就业在这一期间从16万下降到8万。

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之外的国家已经开始富裕起来，比如在这一波经济全球化中最为受益的中国，人工成本、土地、环境成本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这让中国商品的国际价格优势不再显著。实际上，中国的制造业就业比重从2012年触及顶峰之后开始下降。这些变化带来的一个合理推测是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在相当多的产品类别上美国制造业已经具备了成本竞争力，或者是成本劣势不再明显。

关税、补贴与制造业回流：一个边际上的考量

关税的负担会分成两部分，美国居民和外国供应商。外国供应商承担的部分是隐性的，通过美元的升值，通过国外供应商的降价来实现。这些降价和汇率升值，让美国得到了更好的贸易条件，效果是降低国际收支逆差，但不会促进制造业回流。而美国居民负担的关税部分，则相当于对本地制造的补贴：税后价格上涨，从而让本地生产变得更有利可图。

比如一件产品在美国的终端价格是100美元，现在施加25%的关税，由于美元升值和外国出口商降价，关税后的美国终端价格可能是115美元，相比关税前美国消费者承担了15美元的关税。这个15美元的涨价是对本地厂家的补贴，能否真正刺激美国本地厂家提高产量，则要看生产的成本了。根据2010年以后的就业数据，笔者倾向于认为美国本地商品已经有了一定竞争力。

贸易逆差与财政赤字：再论关税与“双降”

此前在本刊的系列文章中，笔者认为关税可能会缓解美国的“双赤字”问题。美国经济的“总购买力”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外溢到别的国家，比如美国的总购买是100美元，则可能有5美元是用于净进口，而本地采购（产生GDP，创造本地就业）是95美元；相对的，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可能总购买是95美元，附加还有5美元的净出口，从而GDP是100美元。

美国的这种情况和美元币值较高有关，而强美元又和美国的储备货币地位有关，人们总愿意多持有美国资产。在自由贸易体系下，上述例子里美国的需求外溢如影相随，无法摆脱，无论美国是繁荣还是衰退。如果美国有效需求不足，贸易逆差可能下降到3美元，而如果需求旺盛，那么这个贸易逆差则可能扩大到6美元。

贸易逆差是净进口商品，对应就要净“出口”资产，也就是向外国人出售美国股票，债券，或者其他资产。这本来也无关紧要，即使持有金额很大，在理论上也没有问题。但是事情的麻烦在于财政。假设美国可持续的财政赤字率是2%，在贸易基本平衡的时候，这个2%的财政赤字可能就能够创造美国的充分就业了。现在由于需求外溢严重，美国可能需要4%的财政赤字才能在国内创造充分就业。因此美国政府陷入一个困境：财政政策为了保持国内充分就业，被动地采纳了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率。贸易和财政问题就这么联系了起来。

解决贸易失衡的国际协调十分困难。在金本位下，理论上可以通过黄金的跨境流动和价格的变化来进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可以通过国际间协商调整汇率来调节贸易。但是在当今的浮动汇率下，由于资本流动的空前自由和巨大规模，依靠干预外汇市场来调整贸易收支变得很困难。再来一次类似1980年代广场协议那样有协调的美元贬值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当今的国际协调会比那时候复杂的多。相比之下，关税则可以单方面施行。这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的“破坏”，不过总的得失则要考虑国际经济失衡，看哪一个“代价”来得大。如前所述，美国过大的贸易赤字，导致美国被动的高财政赤字，如果这种不可持续的财政哪一天“爆掉”，毫无疑问将导致1929年以来最大的全球金融危机，受损的既包括美国，也包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国。短期局部利益最大化和长期的总量协调的失衡，这在一个庞大自发系统中屡见不鲜，多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都是源于此。

两个赤字的上述联系，以及关税可能带来的缓解，华尔街几乎完全没有关注，学院派宏观经济学对此的公开讨论也不多见。如果我的推理是对的，在贸易谈判中强调这一点，并表明一个可持续的美国财政对贸易伙伴长远也都是有利的，这可能有助于建设性地解决当前的贸易冲突。遗憾的是，这目前还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