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早报》专访郑永年：如何抵御“特朗普冲击波”｜IIA译文

　　译者按 ·  2025.03.19

　　当下国际局势波谲云诡，美俄会谈引发各界关注。本文指出，美俄若达成以牺牲乌克兰为代价的和平协议，将对国际秩序产生巨大冲击。同时，虽有对美 “联俄抗中” 的猜测，但美俄间的历史积怨使其难以形成真正联盟。面对复杂形势，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以太极之道应对 “特朗普冲击波”，在台湾等问题上坚守原则，展现出强大的战略耐心。

　　作者指出，“大国竞争不是一个大国打败另一个大国，而是一个国家自己打败自己，这种自我打败本质上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特朗普经济政策存在破坏全球贸易体系的潜在风险，而中国应把握开放机遇，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放宽监管，释放创新活力，跨越 “中等技术陷阱”。同时，中国要重视外资与民企信心的恢复，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应对 “卡脖子” 困境。此外，在社会层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软基建”，从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美“联俄抗中”的可能性　　

　　南华早报：

　　美国和俄罗斯正在就结束俄乌冲突进行协商。美俄关系突然解冻将对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增加美国“联俄抗中”的可能性？　　

　　郑永年：

　　每个人都想结束战争，但如何结束是个问题。人们主要担心的是，潜在的和平协议可能会以乌克兰为代价，因为乌克兰和欧洲方面都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这样的协议可能会对世界造成损害，因为签署如此协议等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最后一击”，也代表着18世纪和19世纪“强权政治”或“丛林法则”的回归。　　

　　有媒体报道称，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建议美国与俄罗斯结盟以对抗中国。美国国内认为“中国是主要竞争对手”的共识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但现在不同于整个西方世界都反对苏联的冷战时期。现在，如果华盛顿和莫斯科达成协议，欧洲的反应可能会成为地缘政治变化的新因素。　　

　　而且，美国右翼势力的崛起有可能拉动欧洲右翼势力，从而使世界陷入新的混乱。这是最坏的情况。　　

　　美国也有可能不会在和平协议中完全把欧盟或乌克兰排除。即使北约不参与，欧洲也可以继续支持乌克兰。也有讨论称，如果北约不部署军队，欧洲可能以自己的名义在乌克兰驻军。　　

　　2025年3月1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与英国、乌克兰以及欧盟委员会、北约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领导人召开视频会议（图源：新华社）　　

　　中国不应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而应在战后重建中发挥更大作用。　　

　　另一方面，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然而，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根植于百年的竞争和历史积怨，这不是特朗普个人所能改变的。虽然特朗普可能会寻求某种程度的缓和来对抗中国，但这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赖仍是个问题。即使美俄关系有所缓和，也很难形成一种联盟关系。作为霸权国家，美国不会允许自己的体系内出现一个强大的对手。　　

　　中国也不是苏联。简单地将中国与苏联相提并论是错误的。中国没有自己的“华约”。　　

　　南华早报：

　　特朗普内阁对中国表现出强烈的敌意。中美该如何控制风险并保持交流？马斯克作为特朗普的亲密顾问和在中国拥有利益的亿万富翁，他能否在接触中发挥作用？秘密联络渠道将如何发挥作用？　　

　　郑永年：

　　我们绝不能幻想会出现另一个“基辛格”。我认为，即使基辛格今天还健在，他的角色也会大打折扣。马斯克也不会成为另一个“基辛格”，因为权力结构与过去不同。　　

　　对中国来说，更现实的做法是实行“单边开放”，向美国公众和资本开放。如果美国公司能在中国获利，就会有更多的“马斯克”。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最重要。对等开放是几乎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能更加开放，资本自然会流入。就像免签政策一样，只要提供了便利，就一定会有人来。　　

　　南华早报：

　　有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削减将造成空白，而中国恰巧可以填补空缺。您怎么看？　　

　　郑永年：

　　这完全是误解。　　

　　美国国际开发署是冷战时期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成立的。它以前主要从事人道主义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干预其他国家。　　

　　美国从全球舞台上的“退群”并不意味着是中国的机会。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拥有庞大的财政资源，说服其他国家，而且最重要的是可持续性。　　

　　自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2年发布《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之后，美国就一直在走下坡路。现在的形势多严峻啊。如果中国想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就必须考虑清楚：我们想成为世界警察吗？我们有能力成为世界警察吗？能将这个角色维持多久？　　

　　我多次说过，中国一定要吸取美国的教训，避免卷入外国内政。我一直很欣赏 “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与美国霸权主义不同的是，美国霸权主义对世界许多地区进行深度干预，以至于它不能轻易退出，否则就会造成这些地区的不稳定。而“朝贡体系”则不会如此深陷其中。　　

　　“朝贡体系”是灵活的，以不破坏当地现有秩序为原则，注重贸易和商业，就像丝绸之路一样，不干涉他国内政。　　

　　2011年1月28日埃及开罗解放广场的骚乱现场。美国多次介入或操纵中东欧、中亚以及西亚北非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导致当地社会矛盾冲突加剧，民众被拖入灾难深渊（图源：新华社）

　　如何应对 “特朗普冲击波”？

　　南华早报：

　　如何更好地应对 “特朗普冲击波”？是否预想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上紧张局势会加剧？　　

　　郑永年：

　　我们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　　

　　如果特朗普对中国产品征收60%的关税，美国就会面临高通胀，因为许多中国产品不容易找到替代品。美国资本还没有准备好重新工业化在国内生产中低端产品；而美国消费者也没有准备好接受新一轮的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可以用中国的方式来应对，就像打太极拳一样——当对方出拳时，我们不应该立即做出反应，而是应该先观察。同时，应该思考如何与特朗普达成交易，因为他把“使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放在首位。　　

　　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将供应链和产业链延伸覆盖到美国、欧盟和东南亚市场，在当地设厂，而不仅仅是卖产品。　　

　　在台湾问题上，应该保持战略耐心。我们寻求和平统一，也不会放弃使用军事手段。虽然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我们应该高度警惕“去中国化”。我们还需要战略思维。各方都在反思乌克兰战争。但台湾不是乌克兰，问题的本质也不同。我们不想成为另一个“俄罗斯”，台湾地区也不想成为另一个“乌克兰”。　　

　　中国今天有 “一国两制”，历史也能提供丰富的启示和反思。清朝在西藏和新疆有不同的管理制度，云南和广西也有不同版本的土司或 “头人”制度。中国有句古话：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异而不争。　　

　　以英国为例，从国内治理来看，英国采用 “一国一邦”（one nation, one state）的制度，但同时也面临苏格兰寻求独立等问题。当大英帝国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它所实行的是对它国的“分而治之”，对印度和南非等殖民地采取了这种做法，其遗留问题至今仍未完全解决。　　

　　更重要的一点是：“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人为创造出来，那将非常危险。当今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可以真正称得上是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台湾地区是不可能从中国分离出去的。　　

　　战略定力同样可以用在应对中菲在南海问题上的关系上。我们（中国）有能力接管在仁爱礁“坐滩”的菲律宾船只，但我们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这一问题。美国不会为了菲律宾对抗中国。　　

　　我认为特朗普不会与中国开战。美国社会在战略思维上存在误判，即从中东和欧洲撤退转向印太地区。美国的利益深深植根于欧洲和中东地区。一旦减少在其中任何一个地方的存在，都会带来混乱，进而适得其反，影响美国在那里的利益。　　

　　中国有足够的国防力量来保护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们的国防预算只是美国的一小部分。美国是全球霸主，但中国没有这样的野心，也不会在全球进行多样化的军事部署。　　

　　南华早报：

　　如何评估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郑永年：

　　在经济方面，有三个“不要低估”不容小觑。　　

　　首先，不要低估特朗普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潜在破坏。　　

　　第二，不要低估资本“再全球化”的潜力。资本是全球化的核心。正是资本及其生产要素、技术和人口流动推动了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　　

　　但特朗普的政策思维内部存在冲突。他希望放松对美国产业，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管制，希望资本遵循他的保护主义政策。但资本不能局限于美国，仍然需要到海外去获利。这对于欧洲的资本投资也是如此。只要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就仍然会流向全球。　　

　　第三，不要低估中国的开放能力，中国的开放可以与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动完美结合。资本没有意识形态。政治家有。　　

　　对于拜登来说，中美关系是意识形态的博弈，是无法交易的。对特朗普来说，中美关系可以比作美元对人民币。打个比方，就像国际交易需要汇率一样。对特朗普来说，一切都是手段。他本人可能对意识形态没有强烈的信仰，但如果意识形态有用，他就会用。这一点可能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不同。　　

　　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金融将得到更多的重视。他对加密货币和比特币的政策不仅会影响中美关系，还会影响全球货币体系。欧洲可能也会感到担忧。　　

　　中国一直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针对中国的金融战也将波及全球。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已经开始为本国货币结算做准备。任何威胁都会加速 “非美元化”进程。　　

　　美元纸币上的美国财政部大楼（图源：新华社）

　　亚洲会成为“火药桶”吗？

　　南华早报：

　　您曾警告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并将亚洲称为“火药桶”。我们离亚洲的一场大规模战争还有多远？　　

　　郑永年：

　　这种风险确实存在。人类的记性非常差。对许多国家来说，战争似乎非常遥远，但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已经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现代战争与过去的战争截然不同。历史上，任何地区只要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就会成为地缘政治斗争的中心。　　

　　过去四十年来，亚洲一直是最繁荣、最和平的地区之一。尽管该地区贸易往来频繁，但我们也看到了政治信任的缺失、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抬头。政治家们应更加谨慎，降低战争风险。　　

　　南华早报：

　　您还提到了“东升西降”命题的一些变化，其中的“东方”指的是印度。那么，中国的立场是什么？　　

　　郑永年：

　　印度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野心勃勃”的。它的目标是取代俄罗斯，在全球舞台上形成中美印三极，同时在七十七国集团（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中凸显“中印俄三足鼎立”的核心地位。一旦印度赶上中国，它就会和西方发生冲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美之间的冲突一样。未来几年，由于特朗普的影响，国际力量将发生重大调整和分裂。而欧洲能否实现自治仍是一个大问题。　　

　　不久之后，特朗普就会对经济和地缘政治带来冲击，我们需要密切关注。鉴于中国的市场潜力，我们需要加强重塑全球贸易体系的能力。

　　中美竞争的关键

　　在于哪种制度更有效率

　　南华早报：

　　2月17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引发了广泛讨论。这是否预示着民营企业的政策环境可能发生实质性变化？这次会议对民营企业会产生哪些影响？　　

　　郑永年：

　　我始终认为，大国竞争不是一个大国打败另一个大国，而是一个国家自己打败自己，这种自我打败本质上是一个发展的问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美国，而在于苏联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失败。美国只是苏联解体外部环境的一部分。　　

　　实际上，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理念是有道理的，它主要解决的是国内问题。　　

　　中国也面临着国内发展问题。民营企业的贡献非常大，不容忽视。各部门已经出台了很多支持措施，这次会议就是要重申对民营的背书与支持。　　

　　南华早报：

　　您还提到，迫切需要为民营企业创造一个更加宽松和放松管制的环境。为什么这很重要？　　

　　郑永年：

　　中国也应该向美国学习，放松对企业的监管，下放权力，因为这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复兴。中国在高科技、生物制药、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领域监管过度，发展不足，相比之下美国正在放松对这些领域的监管。　　

　　我们的确需要设定红线，如环境保护、劳工权利和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但不要阻碍技术向经济活动的转化。　　

　　如果我们不放松对地方官员的约束，而是继续加重束缚，那么就很难培养一个负责任的地方政府。正因如此，我支持马斯克所倡导的改革，虽然目前美国精英们因既得利益受到威胁而无法接受其中的许多改革。　　

　　特朗普采取了行动削减官僚主义，他将其称为 “深层国家”，而 “深层国家”确实相当腐败，还披着民主和自由的外衣。　　

　　中美竞争的关键在于哪种制度更有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斯克是正确的。我们不应低估马斯克推动的改革。　　

　　冷战时期，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任命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改革国防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开始，麦克纳马拉的效能系统备受争议。然而这种系统一直沿用至今。　　

　　技术进步不是由DNA或文化决定的。儒家文化也有无穷的创造力。国与国之间的科技竞争，其核心是人的竞争。人的潜能能否充分发挥，取决于体制和机制。　　

　　特朗普2月26日举行其第二任期内首次内阁会议（图源：新华社）

　　中国人工智能的崛起

　　对中美竞争意味着什么？

　　南华早报：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崛起对中美竞争意味着什么？中国该如何创造更多“DeepSeek式”的科技惊喜？　　

　　郑永年：

　　DeepSeek的出现，让曾经垄断、高度集中的发展可能变得“去中心化”。　　

　　这也说明了放松管制的重要性。杭州 “六小龙”初创企业的成功正是因为没有政府干预，民营企业得以茁壮成长。　　

　　中国的企业家们有充沛的创业精神，民营企业具有无限的自生能力。因此，最关键的是地方政府要为他们营造相应的发展空间。　　

　　南华早报：

　　您的一本书讨论了“中等技术陷阱”。美国正在推动高科技与中国脱钩，收紧 “小院高墙”的科技限制。中国该如何率先推动高科技发展？　　

　　郑永年：

　　关键在于技术进步。任何经济体，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如果没有科技推动产业升级，就很难成为发达经济体。　　

　　“中等技术陷阱”是指我们在向高科技产业链上游移动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美国一方面在高科技领域对我们施加最大压力，另一方面又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进行再工业化。　　

　　以芯片为例。中国可以大规模生产7纳米的芯片。而美国可以生产更加先进制程的芯片，但产量很低，尽管它们非常重要。应用技术范畴中，我们处于低端。但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在应用技术方面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能力。　　

　　此外，我们正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的技术发展与日本和韩国的模式基本相似。在工业化初期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在模仿和应用西方技术。例如，起初日本产品质量较差，但后来日本的品牌发展得很好，甚至超过了美国。韩国也走了类似的道路，在汽车和技术等领域向日本学习了很多，然后才进行自主创新。　　

　　中国的技术发展道路与这一模式尤为相似。中国的生物医药从仿制药起步，现在正逐渐生产出更多的原创药品。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也是如此。但中国的问题在于监管过度。　　

　　硅谷三分之二以上的独角兽公司都是由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创办的，他们得益于宽松管制的经济。一到美国，他们不仅能获得资金，还能立即将自己的创新成果产业化。这就是美国的吸引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美国制造”不是美国人制造的，而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在美国制造的。　　

　　中国的深圳、广州和长三角拥有庞大的游戏产业。但由于监管过严，许多公司难以立足，一些公司不得不迁往国外，如印度尼西亚。　　

　　同日本和韩国发展的早期阶段类似，中国的技术发展已经上升到了创新的起点，但我们的体制尚未改革，或者说改革还不够。这些改革势在必行。否则，资源和人才将流向美国。　　

　　南华早报：

　　如何留住外资？　　

　　郑永年：

　　如果中国的民营企业不能茁壮成长，外国资本也不会茁壮成长。　　

　　我认为，保障企业家的财富和人身安全至关重要。否则，外国投资者就不会对我们有信心。　　

　　对外资的影响与几年前在房地产、互联网和教育培训行业采取的监管行动有关。这些行业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大本营。要恢复外资的信心，首先要恢复中国民营企业的信心。　　

　　2025年2月17日，民营企业座谈会现场（图源：网信中国）　　

　　南华早报：

　　体制和机制改革也是应对美国控制中国的“卡脖子”战略的一种方式吗？　　

　　郑永年：

　　是的，这正是释放生产要素的希望所在。　　

　　过度的管制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可以通过放松管制来刺激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从而发展私人船只和生物医药等许多新行业。　　

　　我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波士顿生活过，那里的家庭不仅有房、有车，还有私人船只。以中国的造船实力，民营船业将比低空经济更令人瞩目。但目前对成为“海洋经济强国”的理解似乎仅限于近海养殖，这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的经济学也受西方影响很大，没有充分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了解中国消费者的心态。政府必须通过确保就业和工资增长来刺激经济，这将有助于我们迈向消费社会。　　

　　中国的中产阶级也相对较少。我们有4亿中产阶级人口，从绝对数字上看，这个数字很大，但从比例上看只占总人口的30%。当这个比例上升到50%至60%时，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才成为一个真正的消费社会。　　

　　南华早报：

　　中国出现了多起对普通群众的恶意袭击事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放缓和社会福利制度的缺陷有关。您对此有何看法？　　

　　郑永年：

　　需要加强我讲到的“软基建”，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健、教育和公共住房。这些基本方面必须管理好。　　

　　我对我的家乡浙江提出过三项建议：设立保护社会基层的“安全网”；扩大中产阶级群体；对富人群体不设定上限，鼓励富人赚更多的钱，然后通过慈善事业回馈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社会。　　

　　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没有发展，再严格的治安管理也难以有效解决问题。　　

　　*本文的英文原文载于《南华早报》，译者：周宇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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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对 | 王希圣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覃筱靖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