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 美俄风向变化，中美欧如何应对？王辉耀接受瑞典电视台专访

近日，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接受瑞典电视台记者的专访，深入探讨了多个关键议题。采访中，王辉耀重点分析了特朗普2.0时代中美关系的走向，剖析了美俄关系的微妙变化及其对中国的潜在影响，以及中国在美欧关系调整中可发挥的独特作用，为理解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深刻的洞见。以下为采访全文：

记者：特朗普2.0时代已经到来，您认为这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哪些影响呢？

王辉耀：特朗普商人出身，本质上仍然具有商人的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实际上是希望能够达成交易的。例如，他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背后实际上是想改善美国的经济状况。如果他欢迎中国企业去投资，那中国企业也可以去，就像日本当年也受到美国很多企业反对，后来日本企业去美国投资，化解了美日贸易摩擦。

所以说中美作为全球两个大经济体是可以做交易的，那么谁能成为美国最好的交易伙伴呢？那当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我认为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中国并没有主动挑起贸易战。当特朗普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所有商品加征10%的关税时，中国的回应还是很克制的，只是针对80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10%至15%的关税，，不像特朗普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的类加征关税。

记者：所以在你看来，中美关系并不是完全对抗性的， 也有一种缓和压力的方式？

王辉耀：我认为中国在有克制地做出回应，但同时也在审慎应对。经过多年的贸易战以及美国施加的限制，中国已久经沙场，最终承担贸易战主要成本的是美国消费者，他们将因此承受损失。

同时，中国正在加强与其他地区的贸易。例如，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中国进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中国还是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只占%10左右，如果美国继续选择实施关税壁垒并自我隔离，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强与欧盟、亚洲及拉丁美洲的贸易。

因此，关税问题不会像八年前美国发动贸易战时那样严峻。当时，中国对贸易战的走向尚不明朗。然而，经过八年的贸易战，中国对美贸易不仅未减少，反而增长了近20%，美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这表明，贸易战并未能使美国受益，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实施贸易战后，中美贸易额反而有所增长。

记者：换句话说，中国是如何做好准备的？

王辉耀：我认为中国做了很多准备。首先，近年来中国已实现贸易多元化，加强了与东盟、拉丁美洲、欧洲、海湾国家及非洲的贸易。在美国宣布提高关税的同时，中国则对40多个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的所有税目商品实行零关税。当美国设置贸易壁垒时，中国选择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市场，以应对单边贸易政策。

其次，中国持续推动国内消费增长，增强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意愿。当前，中国经济保持5%的增长率，国内消费稳步上升。今年春运期间，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90.2亿人次，反映出消费活力的增强。

记者：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确实面临许多困难，许多人对自己的收入预期较低，对未来的就业机会也持保留态度。

王辉耀：这种情况是全球性的，全球经济增长整体放缓，中国经济也在抵御冲击。疫情过后，各国经济都在进行调整，同时需要增强市场信心。

目前，中国领导人正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政府近期也出台了新的农业扶持政策，并计划推进3亿人口的城市化进程。此外，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迅速，中国正积极推动“新质生产力”。例如，DeepSeek作为开源技术的代表，展现出高效且低成本的创新模式。

记者：如果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达，那就是：中国一方面加强与多个贸易伙伴的合作，拓展全球伙伴关系，同时也在推动自身经济增长。

王辉耀：简而言之，为了应对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战和贸易战，中国采取了两大战略。首先，中国积极扩大与全球其他国家的贸易，目前中国70%的主要贸易伙伴来自RCEP国家及其他国家，而非G7国家。其次，中国大力推动国内消费。中国拥有3亿农民工群体，其中许多人有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而中国目前的中等收入群体已超4亿人。加快城镇化战略将有助于中国有效应对关税挑战，并保持经济稳定。

记者：您提到，没有哪个国家比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更适合成为美国的贸易伙伴，那么，中国是否愿意与特朗普总统达成协议？

王辉耀：我认为中国已有所准备。作为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果美国希望与中国达成协议，中国当然会愿意合作。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中美已经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现在可以继续推进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协议。中国可以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业产品，也可以在美国投资绿色制造业，还可以在旅游等领域进行合作，继续推动人员往来和资金流动，这些都是中国可以与美国合作的领域。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继续合作。特朗普还希望就TikTok问题与中国达成协议，这仍在谈判中。

总之，我看到许多合作领域，特别是在推进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协议方面，我们可以延续第一阶段的做法，达成2000亿美元的采购协议，其中中国已经履行了大部分。我们可以继续推进后续的阶段性合作，有许多方式可以达成协议。

记者：特朗普总统，他值得信任吗？

王辉耀：我个人认为特朗普总统的立场相当一致。他是一位商人，注重交易，较少受意识形态影响。他并不完全信任北约或其他盟友，并认为“台湾抢走美国的芯片生意”。但如果减少意识形态考量，更多关注经济和贸易，同时推动国内经济复苏，这将是一个更为务实的方向。我认为这正是他的目标，而中国也一直在采取类似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在借鉴中国的经验。他在竞选期间也表示欢迎中国投资。如果中国投资给墨西哥，他会征收200%的关税，但如果是在美国，则税率为15%。如果他坚持这一经济导向的政策，美中之间将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记者：您刚从慕尼黑安全会议回来。此行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王辉耀：在过去八年中，我一直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这是一场重要的国际会议。今年会议发布了《2025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并举行了启动活动，我受邀在慕安会年度报告柏林首发式上发言。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的主题是“多极化”，这或许是跨大西洋主要平台首次正式承认多极化的到来。此外，这次慕尼黑安全会议还邀请了超过30%的全球南方国家参与研讨。

本次会议还安排了中央外办主任兼外长王毅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美国副总统万斯同台发言，这一安排与以往有所不同。我注意到，当前跨大西洋国家内部的分歧似乎比对华或对俄的分歧更加明显。过去那种“民主与威权”或“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叙事在本次会议上并未成为主流。

近期的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显示，美国和俄罗斯在某些议题上采取了相同立场。此外，在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中国、法国、印度、欧盟在内的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签署了《关于发展包容、可持续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与地球的声明》，美国和英国未签署该声明。这反映出传统盟友之间的分歧正在加深，全球格局正变得更加多极化。因此，我认为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核心信息是，多极化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实，会议对此给予了正式确认。

记者：万斯的演讲在瑞典引起了很大反响，例如，他提到新一届美国政府完全不将中国视为威胁，这与瑞典安全机构长期以来对美国的认知并不一致。对此，您有何评论？

王辉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万斯的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如果不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看待国际关系，避免将世界简单划分为“威权与民主”两极，那么中国的发展成就应当得到客观评价。中国已使8亿人成功脱离贫困，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约为30%，这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是积极因素，而非威胁。

另一方面，万斯的言论也引发了欧洲内部的一些反思。例如，他批评慕尼黑安全会议未能邀请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参会，认为这限制了言论的多元性，并因此受到广泛讨论。当然，美国自身也经常面临批评，但也可能是一个不断自我调整和改进的过程。

此外，特朗普及万斯提出的结束乌克兰战争、减少人员伤亡的主张，试图淡化意识形态对立，从人道主义角度推动停火，这一立场值得关注。在经历三年的激烈冲突后，确实需要重新审视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如果美国愿意推动这一进程，即便方式不尽完善，也应当被视为积极的信号，尤其是在加沙等地区同样面临紧张局势的背景下。他们的政策调整符合国际社会的关注点，而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似乎也有所提升。

记者：这对中国有何影响？

王辉耀：中国始终倡导建设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外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从全球来看，我们正步入一个多极世界，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报告也提及了中国、美国、欧盟，以及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寻求有效的合作机制。

中国始终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目前，中国的联合国预算分摊比例超过了20%，并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等全球合作框架。此外，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中国与法国、欧盟和印度共同签署了相关宣言，而美国和英国则未加入。这表明中国希望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以维护和完善多边合作机制，而非削弱或重塑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中国的目标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和升级，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记者：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似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这对中国有何影响？

王辉耀：正如中方领导人所强调的，中国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如果美俄能够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并找到解决方案，无疑是件好事。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已表示，美国不会向乌克兰部署军队，欧洲国家或其他非欧洲国家需要承担相关责任。其中，他说的非欧洲国家可能包括来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例如中国、印度、巴西或土耳其的维和力量。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因此在这一方面具备一定的参与空间。

我甚至建议，可以考虑在北京举办一场联合国主导的和平峰会，围绕乌克兰危机展开对话，邀请特朗普总统、普京总统、泽连斯基总统以及欧洲领导人齐聚北京，共同探讨解决方案。中国多次愿意为推动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和国际社会一道，促进相关各方的交流与协调。

记者：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是否存在风险？如果美俄关系日益密切，这会对中国带来哪些潜在风险？

王辉耀：我认为不会构成风险。中美之间仍保持着广泛的经贸往来，双方互为重要贸易伙伴。而对俄罗斯而言，中国已连续多年是其最大贸易伙伴。

尽管俄乌冲突对俄罗斯经济带来挑战，但去年俄罗斯GDP增长率仍达到4.1%，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中国的贸易，且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大幅增长。因此，俄罗斯没有理由削弱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此外，美国的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未来数年内美国政局可能再次变化，因此俄罗斯在维护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也需要维持与中国的紧密合作。

如果美俄关系的改善有助于推动全球多边关系的稳定发展，那无疑是积极的。正如中国领导人近期与普京总统通话时所强调的，中俄合作是开放的、建设性的、互利共赢的，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排斥任何国家。其他国家也不应对此作过多解读。

记者：您也是此次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发言嘉宾，您最重要的观点是什么？

王辉耀：我的核心观点是，世界正加速迈向多极化，但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尚未充分适应这一变化。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巩固全球多极体系，其中一个关键举措是加强和改革联合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

我的个人观点是，也许我们应考虑将G20国家纳入安理会改革。在G20成员国中，只有5个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我们能够将安理会扩展，将平时轮值的10国改为G20剩下15个国家作为准常任理事国，并设计一种更加包容的方法，那将更好地支撑我们的多极化世界。同时，我们可能需要改革安理会否决权制度。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大约使用了86次否决权，俄罗斯使用了117次，而中国仅使用了16次。由此可见，我们需要防止某一国家单方面阻止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运作，避免像美国和俄罗斯那样使联合国陷入瘫痪。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设立新的机制，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可以包括进来G20其他成员国作为准成员国，这样安理会三分之二常任理事国和准理事国就有权否决单一否决权，同时再通过三分之二的联合国大会成员国投票否决单一否决权，从而避免某个国家独断地主导世界事务。

通过这些改革，G20成员国，包括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都将在安理会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不是依赖目前非常任理事国每两年轮换一次的安排。这不仅能增强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也将为当前的多极化格局提供更加稳固的制度支撑。

记者：是的，您提到了多极化的世界。这一观点长期以来在中国官员和政治思想家中得到强调，成为一种政治口号。如今，世界似乎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至少关于未来的讨论正在朝这个方向转变。可以说这是中国的一种胜利吗？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王辉耀：我认为这并不能说是“中国的胜利”。中国长期以来始终倡导建设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现如今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国际共识，甚至包括欧洲国家和作为跨大西洋平台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也正式支持这一立场。

然而，正如我所提到的，挑战依然存在。尽管我们进入了多极化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一个完善的体系。联合国的多边体系需要与这个多极化的世界相结合，并进行改革。同时，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发挥作用，全球平衡发展需要中国。中国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约三分之一，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全球的多边体系应当体现这些因素。此外，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总量的贡献已超过七国集团所占比重，我们应当更加重视这一现实。我认为我们正进入人类发展的新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因为以往的西方鼓吹的二元对立——西方与中方、西方与南方、专制与民主的对立等二元叙事已经不再有效。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寻求更多的安全联盟，并应在能够达成正常外交关系、停止战争的前提下，避免将北约国家所有军费支出提升至GDP的5%。这些资金其实可以用于改善民生，而不是增加军备，这将提升人民的福祉，而目前我们所有人都在为此付出代价。同时，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回潮对全球并不有利。

我们应当停止战争，建立一个适当的全球体系来体现这一多极化的世界，推动和平与合作。世界的确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而中国可以作为积极、建设性的力量参与到这一全球新时代中。

记者：在当前欧洲，尤其是瑞典，在许多方面都感到被美国冷落的情况下，中国是否有机会在其中发挥作用？

王辉耀：我认为，欧盟和瑞典的作用并未显著削弱。欧洲始终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欧盟依然稳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如果将英国计算在内，甚至可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瑞典长期以来保持中立，在软实力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当前的局势对欧洲和瑞典而言，恰恰提供了一个契机，即不应盲目追随美国，不应陷入“西方对抗非西方”或“西方对抗中国”的旧有竞争模式。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欧盟称中国是“系统性竞争对手”。欧洲不应简单地沿袭这种对立思维，而是应结合自身情况，深入分析分歧与共同点，寻求合作之道。

欧盟和瑞典可以在当前局势下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成为平衡力量，充当调解者，而不是仅仅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欧洲可以保持战略自主，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桥梁角色。中国可以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上推动调解，而欧洲同样可以在中美关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当前，全球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欧盟，必须找到合作的方式，而非盲目站队，形成阵营对抗。在最近的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我们看到中国、印度、法国和欧盟站在一起，而美国和英国形成另一组，这种新的多边合作模式将在未来更多地出现。同时，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情况也表明，美国和俄罗斯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一定共识，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关键的经验在于，欧洲要坚持自身的战略自主，不应再将中国视为对手或竞争者，而应寻求改善中欧关系以及中瑞关系，保持与所有国家的良好互动，实现多方共赢。

记者：埃隆·马斯克是新一届政府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并且他在中国也有非常良好的商业关系。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点？

王辉耀：我认为这是件非常积极的事情。埃隆·马斯克在中国拥有丰富的经验。从破土动工，到开始批量交付车辆，特斯拉上海工厂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这种“中国速度”是他在全球其他任何地方都未曾经历过的，因此他对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目前，马斯克在特朗普总统团队中发挥影响力，并凭借其务实的商业常识为特朗普提供建设性建议，这对美国的商业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在中国建厂，使特斯拉迅速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同时他本人也成为了世界首富。同样，苹果公司在中国设厂后，迅速成长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苹果甚至不再使用英特尔的芯片，而是选择了大中华区台湾企业生产的芯片，并依赖另一家台湾企业在内地负责硬件代工，最终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帮助苹果获得了巨大成功。

如今这些在中国拥有深厚商业经验的人士能够为特朗普总统提供更具商业常识和务实精神的建议，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这意味着中美关系有望回归务实合作的轨道，减少因意识形态分歧导致的紧张局面。如果未来美方在处理中美关系时能够更多地关注商业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对立，那么双方将有更多的合作空间，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应当更加重视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潜力，并通过深化商业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向更加健康、务实的方向发展。

记者：埃隆·马斯克在中国受欢迎吗？

王辉耀：我认为是的。作为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埃隆·马斯克在中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他在上海建立了特斯拉工厂，并在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和绿色能源转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特斯拉的成功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了示范效应，推动了行业的快速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斯克确实是一个具有积极影响的代表人物。尽管特朗普总统对绿色能源的态度相对保守，但马斯克仍持续向其提供建议，并始终保持对商业发展的关注。我认为，像埃隆·马斯、蒂姆·库克、史蒂夫·施瓦茨曼、杰夫·贝索斯等全球知名的商界领袖，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马斯克在中国受到广泛关注和欢迎，其商业成就以及在绿色能源领域的推动力，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记者：他在中国的人脉广泛吗？

王辉耀：我认为并不是特别广泛。我想说的是，这些都是商界人士。他们在中国开展业务，自然会在这里建立一些联系。比如，史蒂夫·施瓦茨曼（苏世民）在清华大学捐资设立了苏世民书院；苹果公司有80%到90%的产品是在中国生产的。我们经常谈论国家安全问题，但事实上，全世界的人都在使用中国制造的iPhone，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并没有所谓的国家安全风险。

因此，这种将彼此视为对手而非合作伙伴的做法，其实是非常讽刺和不明智的。

（本文依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