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君带你读《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二）

（图片来源见水印）

兰登·华尔纳是个让人难以评价的人，不能武断地评价他是个破坏和盗窃中国文物的人，但是也不能贸贸然地引用日本学者的评价说他是个保护中国文物的人，因为这触碰到了中国人的基本道德底线。

读到这本《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总是会让人不禁想起余秋雨老师所写的《道士塔》。很多人关于敦煌最初的印象正是余秋雨老师在《道士塔》里对王道士和当时无能的地方政府的声声控诉，从《道士塔》里我们基本能了解到《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的背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敦煌藏经洞，1907年，英国籍考古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来到了莫高窟，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用一叠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5大箱、600多卷经卷……

杨绛先生曾说“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本着这个原则，笔者认为与其说《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是一本优秀的民族志，还不如说它是一本出色的游记。而事实上，这本书确实有很多篇幅是华尔纳对西行路上所见到的风景、所经历的琐事的记录。我们总是能看到华尔纳对于车子陷于泥泞中时车夫如何解决、旅店条件过差时随行人员如何与店家争吵、驼队行进时出现危机时大家如何团结合作等等各种琐事进行非常细致的描写，这是一种很寻常也很写实的一种写作方法，虽然严格来说，这种比较零散的记载方式和正规的民族志写作方法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但是却又不得不承认，这和各种类型的民族志的写法核心又不谋而合，即参与其中，细致观察，详细记述。尤其是当华尔纳一行每到一处有研究价值的地方，华尔纳就会对该地进行十分仔细的描述，比如当他们到了中国古都西安时，华尔纳这样描写鼓楼“这里店铺正面屋顶上长满苔藓凹陷的瓦盖斜面不同于其他任何中国城市的屋顶设计，也正是这些不同之处，显示出它比北京更为古老。”再比如当华尔纳到了彬州（Pinchow）城外的水帘洞（Suei Lien Tung）石窟时，他这样描述“我们取道登上木结构楼阁的楼梯，屈身通过岩石甬道进入后窟，向里探望，迎面是一尊跏趺大佛丰圆、庞大的面部，估计足有六十英尺高，两侧侍立着两尊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