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前人已经给出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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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伯陵
有些普遍问题，其实古人已经想到了，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宗师荀子出函谷关，进入秦国，和秦昭襄王展开一场问对，题目是儒学能不能用来治国、儒生能不能坚守高尚道德。
秦昭襄王问荀子：“儒无益于人之国”——儒家理论，恐怕不能用来治国吧？
荀子答道：“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
什么意思呢？
荀子的意思是，儒学是三皇五帝的道统，根正苗红，跟脚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国君用儒生，那么儒生就能治国安邦，如果国君不用儒生，儒生就回到乡里，做一名遵纪守法的普通百姓。
荀子的这番话，意在说明儒生能上能下，随时等待国君的召唤，对国家百利而无一害。
但秦昭襄王仍然不放心，问：“然则其为人上何如”——你这么说是因为儒生没有掌权，如果儒生掌握国家政权，做了人上人，还能如此高尚吗？
荀子显然有所准备，随即说道：“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
荀子是劝秦昭襄王，儒生一旦掌握国家政权，一定以修礼节、正法度、护忠信为天职，绝不会贪赃枉法。因为儒生有高尚的品德，随时可以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您放心吧。
秦昭襄王听完，说了一个字：“善”，但还是没有大规模重用儒生。
以上内容，出自《荀子·儒效》。
在这段对话中，秦昭襄王是站在国君角度看问题，考虑的是儒生能不能用、用了有什么后果，荀子是站在儒生的角度看问题，考虑的是儒生如何掌握政权、又如何保住权力。
从他们两人的不同立场来看，他们的考虑和问答都没有问题，都是对的。
但如果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发现，关于“儒生治国和保住权力”这个问题，荀子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儒生的道德水平。他没有考虑到，或者是刻意忽略了一个问题——
如果儒生无法一以贯之的保持超高道德水平，该怎么办？
毕竟道德水平是内在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儒生是否能保持道德，完全在于自己是不是想保持道德，外人是完全无法干预的。
换句话说，儒生有道德的裁判权。
只要儒生们同气连枝，说自己是正人君子或比肩圣贤，外人是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的。如果外人想寻找理由指责儒生们，那他就要研习儒学经典，可等他研习通透了，他就变成儒生，也就无需指责了。
秦昭襄王事后没有大规模重用儒生，可能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无法确保每个儒生都是圣人，自己还没有合理的干预措施。
所以，与其把秦国兴衰寄托在儒生的道德上，还不如寄托于严酷的法令。
最起码，执行法令的主动权在国君。
后来，汉朝的董仲舒整理诸子百家，向汉武帝献上“天人三策”，再加上汉武帝重用法家酷吏的习惯，汉朝便一改清静无为的黄老之道，“儒法并重”成为汉朝的基本国策。
改弦更张的汉朝，确实出现了一段强盛时期，但仅仅百年后，那些诵读儒学经典的士大夫、豪门世族们，便兼并土地、畜养奴婢、圈禁山林，各自划一块地方搞起独立王国。
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他们还推举王莽改朝换代，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洗白他们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罪恶。
这样的儒生，哪里有荀子寄予厚望的高尚道德呢？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和秦昭襄王、荀子问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一样，汉朝的儒生和法家，不论他们在郡县做了什么，其源头，归根到底是在朝堂，是来自皇帝的任命。
只要汉朝的丞相、廷尉、太守、县令不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了，他们就是没有包袱的，儒生就不可能教化法家，法家也不可能制衡儒生，“儒法并重”由此成了一纸空文。
再往后，宋朝的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儒生的个人道德要求，比荀子提高一大截。
然而，这么高的道德要求，虽然塑造了一部分气节壮烈的儒生，但入仕宋朝的儒生，相当一部分都是蔡京、秦桧等道德水平低下的人。
造成宋江、方腊起义的是他们，和金国谈判卖国的也是他们。
到了明朝，于谦这种立志报国的儒生极少，更多的是“泥塑三阁老，纸糊六尚书”、“平时素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平庸儒生，平时贪赃枉法，临事无一良策。
清朝儒生，不说也罢。
历史的经验证明，指望所有儒生具有高尚道德是不现实的，试图用儒生的高尚道德实现天下太平是不可能的。
要想解决秦昭襄王和荀子留下的难题，根本办法是引入外部力量，实现内外平衡，阴阳共济。
然而，这似乎也很难办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