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漳州，薛有礼创办新加坡《叻报》，以“觉世牖民”为己任

有研究数据显示，自1850年代到1990年代这140年间，海外的华文日报累计达657家，有着51年历史的新加坡《叻报》，是东南亚第一家华文日报，也是早期海外华文报业中经营时间最久的，尽管新加坡《叻报》已于1932年停刊，但在海外华文报业史上，其功绩不可磨灭。

《叻报》的创办人薛有礼，祖籍福建漳州，早期的新加坡豪门望族之后，其祖父薛佛记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薛有礼与新加坡《叻报》的历史吧！

薛有礼创办《叻报》，觉世牖民，引为己责

新加坡《叻报》

百余年前的南洋华人群体，关注中国的局势及最新的时局讯息，报纸无疑是最好的媒介，新加坡居南洋各国之中心，也是商品贸易、人口迁移、以及文化信息的最重要中转站。在1900年前后，新加坡曾同时存在三份华文日报，即《叻报》《天南新报》与《日新报》，其中，办报时间最早、在宣扬中华文化认同及对华人群体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由薛佛记创办的新加坡《叻报》。

尽管新加坡《叻报》后来不敌激烈竞争，于1932年3月31日停刊，前后仅51年历史，但其保存的资料是研究早期新加坡历史及早期华人群体的重要史料；另外，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最长存的华文报章的《叻报》，也是一百多年前“海外看中国”一扇窗户，《叻报》对儒家文化与中华文明及道德价值在南洋华人群体的传播，有其不可磨灭之地位。

《叻报》于1881年12月10日创刊，最初日销量仅50份，为了办好报纸，薛有礼除了从中国购进排版的铅字和印刷机器之外，还礼聘时任香港《中外新报》编辑、有“南洋第一报人”之誉的叶季允担任主笔。早期的《叻报》为8开纸11张，其版式栏目包括社论、电讯、新闻、广告等版面，其开拓精神对后期的海外华文报纸颇有影响；换句话说，《叻报》也是研究海外华文报业历史的很好切入点。

新加坡，旧称“石叻”，或简称“叻”，顾名思义，《叻报》就是新加坡的报纸。中国新闻界一般认为，来自广东江门籍的美国华侨司徒源（Ze Too Yune）于1856年12月创办并主编的《沙架免度新录》，英文名称为《Chinese Daily News》，也被翻译为《中国日报》，应该算是世界上第一份海外华人创办的中文日报。从办报时间来看，《沙架免度新录》办报时间确实比新加坡《叻报》早了25年，可说是“第一家”，不过，其最初虽是日报，但不久后就改为每周三刊，且办报时间仅一年多就停刊，《叻报》则不同，始终是以日报形式刊出，且存在51年之久，故此，新加坡《叻报》也可认为是海外第一家正规的华文日报。

薛有礼（右，Ewe Lay See 1851-1906年）

薛有礼（Ewe Lay See 1851-1906年），出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海峡华人家庭，他的祖父薛佛记（1793－1847）是19世纪新加坡福建帮之开山鼻祖，其生死都在马六甲；他的父亲薛荣樾（1826－1884）经营船务生意，常年往来于新加坡、厦门之间。

由于薛家与厦门的生意接触频繁，有人会误将薛有礼记载为“祖籍厦门”，事实上，新加坡《叻报》创办人薛有礼祖籍福建漳州，祖籍地为漳州市漳浦县石榴镇东山村上营社，他是出生于的新加坡第五代华人，也是一位接受过英文教育的峇峇商人。由于薛家在厦门有生意，薛有礼也接受过华文教育并去过中国，在创办《叻报》之前，他曾为香港汇丰银行的买办。

顺带提及，薛有礼胞弟薛有福（Sit Yau Fu，1862-1884年），是薛荣樾之第三子，自幼与父亲长住厦门，1874年，年仅12岁的薛有福作为清廷第三批“留美幼童”去了美国，曾考入麻省理工学院，回国后与詹天佑等进入福州马尾船政学堂。1884年，在中法马江海战中，薛有福尽忠殉国，年仅23岁，他也是此次海战中唯一福建本地的清朝海军军官。今天的福州马尾昭忠祠内的碑文，记载他“扬武舰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

《东山薛氏家谱》里也记载了薛有福殉国的事迹。另外，薛有礼的侄儿薛中华，也是新加坡闽帮华社领袖，曾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福建会馆会长。

薛有礼的显赫家庭背景，也反映了早年新加坡华人群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同时也极为关注祖籍国中国的时局变动及发展，这也是薛有礼办报的目的。

薛有福是清廷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

《叻报》从1881年12月10日创刊起，再到1932年3月31日停刊，前后维持了近51年，时间长达50年零四个月，其先后经历了甲午海战、1900 年庚子之役失败、戊戌变法、还有后来的辛亥革命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华文报刊的《叻报》，始终紧跟时局，积极报道其每一段进程，无论是评论还是一些“建言献策”，无不隐含着南洋华人群体希望国家民族自立与强大的爱国之情。

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叻报》的诞生及之后发展，不能离开它当年所处的复杂社会历史环境；不少人认为，《叻报》所持的中间性立场，左右了它对所有事件的态度及新闻价值的判断，有时对同一个新闻事件也时常表现出极为矛盾的两面性。《一波说》以为，走中间道路的《叻报》，在报道中总体是维护中国民族主义，对华人文化的推动，功不可没。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开始，《叻报》就在有关中国的时评文章中，敲响“亡国论”危机警钟，并动员海外华人加入救国运动：“我辈同人均亦国号华邦。虽做客外洋，岂忍就手旁观耶。”

《叻报》的报道中，有高调尊孔的姿态，并以儒家思想向南洋华人建构一个精神信仰体系，强调重归儒家传统，与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本土的反“孔家店”思潮显得格格不入，也为后世史家诟病。

《一波说》以为，《叻报》是一份海外华人主办的报纸，而办报人薛有礼的家族曾影响了新加坡华社近百年，其为儒家传统造势与当时南洋华社出现的尊孔理念是一致的。

《叻报》广告版

对于流散异国他乡的海外华人而言，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是他们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利于加强民族归属感，《叻报》的意识立场也是基于此诉求。

此外，《叻报》也发表不少文章，传扬当时国内的危机，是落后的经济体制的危机，呼吁通过改革来实现民族复兴，让中国变成一个富裕而强大的国家，这事实上也反映了海外华商阶层的真实想法与愿景。

关于办报的缘由，薛有礼曾说：“概夫叻地同侨，囿于旧俗，身之与国，漠不相关，惄然忧之，遂以觉世牖民，引为己责，念裨风教者莫良于报，于是毅然奋发，独任其难。”

以“觉世牖民”为己任，在新加坡当地创办东南亚第一份华文日报，薛有礼这一办报理念，是与其不曾谋面的祖父薛佛记之理念是不谋而合，他是出于爱国主义精神与怀有启发世人觉悟的强烈使命感。

薛有礼与“南洋第一报人”叶季允

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

薛有礼的祖父，是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前文提到薛有礼是新加坡第五代华人，是依照《东山薛氏家谱》记载的资料而估算的。薛佛记的祖父薛明绰是定居马六甲的第一代，从薛明绰到薛佛记再到薛有礼，已是历经五代了，薛有礼是个土生土长的峇峇。

薛有礼是薛佛记的长孙，薛佛记逝世35年后的1881年，薛有礼创办了新加坡创办《叻报》，不过，薛有礼与祖父不曾谋面，他出生时，祖父薛佛记已过世三年，但包括薛有礼在内，也包括今天的薛氏家族后人，都以薛佛记的一生事业及对社会的贡献为荣耀。

薛有礼的父亲薛荣樾，是薛佛记之次子，也因为家族在厦门的生意，薛有礼与最小的弟弟薛有福及其他家族成员与中国接触频繁，其自身对祖国的爱慕之情，也成了他创办《叻报》的动力源泉。

当年，为了一心一意办报，薛有礼不单辞去香港汇丰银行薪酬丰厚的买办职位，还婉拒海峡殖民政府安排他当市政局议员的邀请。当年，海峡华人能识字看报的人不多，刊行初期，日销仅50份，此后有好长年份的平均发行量也少于350份，甚至在1890年险被迫停刊。庆幸的是，薛有礼有献身报业之精神，面对亏损及惨淡经营，仍以其顽强的毅力继续维持下去，若没有“爱国精神”与“觉世牖民”的使命感，是做不到的。

南洋第一报人——叶季允

薛有礼办报，只要与他理念一致的，他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也因他的“放手”，成就了《叻报》主笔叶季允，在《叻报》服务长达40年的叶季允，也被誉为“南洋第一报人”。

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薛有礼创立了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报纸《叻报》，请来了叶季允等一大批从中国“进口”的文人，此后，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文化人南渡新加坡，到华文学校、华文报刊工作任职，他们也成了新加坡乃至南洋新华文化的拓疆者，也通过这些南下文化人的传播，改变了本土华人移民的文化面貌。

叶季允（1859–1921年），原名懋斌、季隐，笔名“惺噩生”，出生于安徽古歙县，少年时随父母移居广东番禺县，他受过私塾教育，精通粤语，善画能文，知医识卜，并精金石诗词，是一位全才的文化人。

19岁时，叶季允任香港《中外新报》的编辑，1881年，他受薛有礼礼聘到新加坡，执笔南洋第一份华文报章《叻报》（LatPau）。

1901年，叶季允出版南洋最早的医学专刊《新加坡医学报》，后于1904年向《叻报》递了辞呈，在本地的松柏街开设“永安堂”诊所行医。但不到两年，就又受邀重掌《叻报》，一直到他逝世，叶季允在《叻报》服务了40年，被誉为“南洋第一报人”，对新加坡的文化贡献很大。期间，他还参与发起创立中华商务总会和养正学校。

从1881年来新加坡到1906年薛有礼辞世，叶季允与办报人薛有礼宾主两人相处了25年。后来，薛有礼的长子薛兆熊接棒，叶季允二度回到《叻报》主笔15年，直至1921年逝世，他为《叻报》服务时间长达40年，可见薛有礼父子对他办报精神是高度肯定的。

叶季允曾说了他的办报理念：“报中之我，一我也；报外之我，又一我也。报外之我，不能移于报中，即报中之我，亦不能列诸报外。盖报外之我，为一己之我，权衡取舍，我自操之，非他人所得而强干。报中之我，为众人之我，一予一夺，必须屏去我之私臆，然后众人之我，说乃可行。”

1921年叶季允去世以后，《叻报》因后继无人，加上各种华文报刊风起云涌，落伍于时代竞争的《叻报》不得不停刊，此时离薛有礼辞世25年，离叶季允辞世10年，但《叻报》成为华文报纸先驱之地位，不容抹灭！

新加坡历史学家柯木林

一代报人叶季允与释瑞于、邱菽园和李俊承，被成为“星洲四才子”，叶季允在早期新加坡舆论领域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受到新加坡学界的重视。

新加坡历史学家柯木林十年前在一篇《报人心血诗人泪─勿忘叶季允》为题的演讲中提到，作为杰出的报人，叶季允有其一套办报哲学，即“报中之我”和“报外之我”的严格区分。他在《惺噩生绪言》中解释道：“报外之我”，是我自己，但是“报中之我”，不是我自己，是代表了社会舆论，“必须屏去我之私臆”，是“众人之我也”。

柯木林认为，作为影响大众舆论的报人，叶季允以儒者、社会导师的身份自居，从其多篇社论中看出来，如：《论教子弟》、《论诚实乃为人之本》和《论傲字为处世大病》等。

柯木林还指出，与早期的文化人一样，“叶季允对于中国国难有着深切的悲痛”；他对清政府的态度，在甲午海战前后有了明显的变化。另外，柯木林也注意到，在1910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叻报》的纪年方式的变动，他认为，这也是体现当时海外华人对中国新政权的期望。

柯木林还评价了叶季允的笔风，“除了关心当代中国局势，身为本喻生动、用情真切，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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