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 猛批发展主义的殖民性, 反倒遮蔽了南方国家发展的复杂过程

李小云、唐丽霞

中国农业大学

【导读】全球南方为什么必须要构建自主的发展理论知识体系，在理论建构和话语权上牢牢掌握主动性？一些流行的观点可能认为，知识本身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的特征，自然会分享很多共同的知识和理论。西方社会科学生产出的那一套发展主义经济学、社会学的知识本身可以被用于全球南方的发展实践。全球南方没有必要强调自身知识的特殊性。但，这样的观点真的站得住脚么？

本文通过对上一轮主导南方国家发展实践的“发展主义”知识生产与应用过程中的权力结构进行精准地分析，有力地说明了为何全球南方必须建立自身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打造“新发展主义”。知识确实具有普遍性的一面，但也必然是政治性的。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的独立自主进程，以往欧洲殖民主义者建构起来的“文明/开化”话语不再能统合世界。美国必须建构起一套新的普遍性话语，既能够建立维持全球霸权、又要回应新兴独立国家的政治诉求。“发展”与美国主导全球的权力诉求融为一体，为了对发展的过程进行控制，“发展主义”应运而生。在美国的主导下，西方世界逐渐建设了一整套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借助这一庞大的体系，发展成为了发达国家通过援助和干预支持新兴的独立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工程”。

随着“发展”一词被美国主导，许多重要的南方国家发展的经验、理论，甚至是南方国家自身自主的发展愿望都被围绕发展理论的各种讨论选择性地忽视了。虽然早期的发展理论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上世纪拉丁美洲、中国的发展经验，但后来逐渐走入学术和政策舞台的发展主义理念，除了少数技术性的要素外，基本都是基于西方思想和实践的建构性知识产品，几乎毫无例外地将理论框架建立在脱离欠发达国家实际、迎合西方社会进化论和政治制度偏好的基础上。许多从欠发达地区具体发展实践中生长出来的理论也受到了有意无意的忽视。南方发展问题被西方发展理论家们“想象化”和“自我知识化”。发展主义也被批评为后殖民主义。

正因为当前的发展主义是从战后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生长出来的，发展主义中既包含南方国家本土性的、杂交性的、后发性的自主发展的诉求，又不可避免地被批评为霸权的、殖民主义的西方话语。发展一词也遭遇了广泛的误读，发展对南方国家的重要性也在各种批判性讨论中被模糊。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恰恰是因为南方国家在理论建构和话语体系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只能通过外来知识体系表达自身的诉求。长此以往，南方国家最终就会丧失自主发展的能力。

如今，国际体系正在发生剧变。全球南方的兴起，全球南方之间新的发展资源、发展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正在为全球南方构建自己独特的、本地化的发展路径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总结自身在地化的发展经验、打造新的发展主义知识体系，显得尤为可行且必要。全球南方只有坚持实践为基础的理论自信，才能把新发展主义这一全球南方发展的理论武器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掌握发展理论的主动权，推动实现全球南方的共同发展。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12月刊，原题为《新发展主义：可否成为全球南方的理论武器？》，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可否成为全球南方的理论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殖民/被殖民为特征的全球地缘政治经济体系走向崩溃，“南方国家”作为世界体系中一个新概念开始出现。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凭借其资本和技术、知识和制度的优势，与南方国家追求国家发展的迫切愿望相结合，推动了发展主义思潮的兴起。南方国家进入到美国主导的“发展时代”，发展主义理念也逐渐主导南方国家的发展。然而，随着南方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不断推进，发展主义理念的弊端不断显现，其有效性开始受到质疑，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反思发展的思潮，以此催生出了新发展主义。

全球南方成长于以美苏两大阵营的政治角力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中。在实践中，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南北合作的吸纳式发展学习、南南合作的相互学习以及独立发展实践的自我学习，逐步孕育出了追求独立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虽然经历了波折，但在这一内生动力的驱动下，南方国家逐步探索出了多样性的发展道路。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引领下，南方国家在21世纪实现了令人意外的崛起。2023年，“全球南方”成为《金融时报》年度热词之一。《外交政策》杂志2023年初发文认为，“全球南方”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都在不断扩大，这是2023年一个极富意义却常被忽视的重要全球政治趋势。‍‍‍

全球南方的崛起不仅激发了对发展的反思、推动了新发展主义的政策和学术思潮，同时也促使南方国家从倚重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转向思考“自主性发展知识”。全球南方的崛起沿循了“政治自觉”（政治独立）、“经济自觉”（经济发展），但全球南方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恐怕很难离开“知识自觉”。南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南方的理论武器”。

在全球南方崛起的背景下，本文着眼于发展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的形成与全球南方关系，分析它们对全球南方发展的理论意义。发展主义和新发展主义是内涵广泛、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思潮的总称。本文希望通过这一简要的分析，提出新发展主义可否成为全球南方发展理论武器的议题。本文强调“南方的理论”，并不必然意味着作者持二元知识范式的立场。同时，本文不涉及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思想与社会文化理论和知识，而主要聚焦涉及发展的理论观点。

▍发展理论的建构与批判：南方的被动

从广义和去政治化的角度讲，发展是一个全球性和普遍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但从狭义的角度讲，发展则主要指发端于二战之后的，发达国家通过援助和干预支持新兴的独立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工程”。这一“社会工程”的理论核心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主义理论。该理论体系在本质上受到了“环境决定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讲，西方中心的发展主义理论是西方社会经济实践和思想演化的知识产品。发展主义理论最终走上全球发展的舞台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二战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核心力量。为了确保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美国主导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统称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既控制了世界经济和贸易，同时也作为制度和金融体系服务于美国对南方国家的援助，为发展主义提供了制度和资源供给。第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正统古典主义经济学政策导致了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随之走上西方经济政策的舞台。凯恩斯经济学所倡导的政府干预、发展规划、政府投资公共部门等主张也同时开始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成为发展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欧洲复兴计划的成功为发展主义提供了实践支持，从而推动了通过发展援助支持受援国实现经济发展框架的形成。第四，独立之后的新兴国家普遍抱有追求国家发展的诉求，这些国家的精英和社会大众与发达国家在发展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为发展主义理念的应用提供了合法性。

发展主义理论框架的思想和实践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源于15世纪以来欧洲资本主义与非欧洲国家的长期交流互动。在这一过程中，欧洲逐渐形成“文明/落后”的结构性认知，并由此发展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与此同时，欧洲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改造殖民地的干预性建设，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有关殖民地治理和建设的理论与经验。这些理论与经验在去殖民化之后都转入了发展援助的实践中。因此，发展援助也常被批判为某种意义上的“新殖民主义”。第二，拉丁美洲的发展实践以及相应的国家主导发展的理论认识。作为欧洲和北美之外最早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南方地区，拉丁美洲在19世纪后期开始了初级工业化，并在20世纪30年代推动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在这一过程中，拉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现了以劳尔·普雷比什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南方理论”，并对发展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三，中国自清末以来，封建的农耕经济开始衰落，现代工业化发端。到民国以后，民族工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美国太平洋学会资助了大量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学家展开研究，出现了如方显廷这样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理论堪称早期的“发展经济学”。

尽管如此，真正推动发展主义成为发展理论与政策指导的，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1951年，刘易斯受联合国委托完成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措施》被认为是发展主义的基础理论。沃尔特·罗斯托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的宣言》一书，指出经济成长存在不可超越的阶段。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欠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将从传统状态过渡到发达状态。增长经济学的理论与社会发展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理论，共同构成了发展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

早期关于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讨论，主要参考了拉美和中国的发展实践经验（特别是拉丁美洲的经验），联合国组织的相关研究也都展开了相应的实地调研。刘易斯报告中体现的各种观点——如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发展需要有文化的导向、发展规划的必要性以及援助效果的监督等——既源自他作为西印度群岛黑人的成长经历，也来自他对于拉美经济发展历史的了解。遗憾的是，逐渐走入学术和政策舞台的发展主义理念，除了少数技术性的要素外，基本都是基于西方思想和实践的建构性知识产品。此后，各种从不同学科角度提出的发展理论，几乎毫无例外地将理论框架建立在脱离欠发达国家实际、迎合西方社会进化论和政治制度偏好的基础上。主导南方国家发展的发展主义理论呈现出严重的“南方缺位”。基于北方的“思想”建构的悬置性理论来指导南方国家的在场性发展实践，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尽管南方国家是发展的实践场域，南方国家在发展理论的建构方面却长期处于被动——即便在对发展主义的反思问题上也同样如此。拉丁美洲是最早实践发展主义的南方地区，也是二战之后继续实践美国为主导的发展主义理念的地区。到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高筑、社会矛盾激化、左翼思潮出现，同时也出现了拉美的左翼发展思想。但是这些思想被认为是“地方性”的，反思发展主义的理论主流依然在西方。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先后于1962年和1964年出版了《新兴国家经济——工业化与国家发展》和《20世纪的经济学》，被广泛视为最为系统性地挑战了发展主义理论的著作。他在1983年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交的《新发展观》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以国家“内生的”力量与资源为基础追求发展的重要性，并阐述了用国家权力约束市场的重要性。1963年，英国发展研究院的建院院长、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达德利·西尔斯发表了《特殊案例的局限性》一文，他认为大学里讲授的主流经济学是以发达国家经验为基础的产物，不适用于“欠发达国家”。其后，不同学科反思和批判发展主义的研究大量涌现，逐渐成为学术时尚。对于“北方理论主导”的批判性审视并非质疑其理论本身的合理性，而且，认为南方国家在这场反思和批判的思潮中完全缺位也并不客观，但不得不承认，即便有南方国家学者的参与，这场由北方国家主导的反思与批判，大多仍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南方立场”。在发展理论的殿堂上，多数西方的理论家依托其强大的“建构与反思”的知识生产能力和以提出“研究问题”为特征的学术路径，将南方发展问题“想象化”和“知识自我化”，满怀自信地生产理论和概念，同时又在学术的法庭上对这些理论展开看似不留情面的控诉与批判，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学术权威”以至于“学术霸权”。南方的思想除了“接轨”“协助”“补充完善”，剩下的也只能是被动与无奈地仰望西方知识的神圣殿堂。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宾逊，以表彰他们对于制度差异如何影响国家的繁荣的研究贡献。他们合作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早已在中国传播。中国学者曾就此书提问：“为什么不提出国家为何成功的问题呢？”网上也有人指出：“中国的成就对于诺贝尔奖得主的理论构成了考验。”阿西莫格鲁等人关注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他们的观点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就在于，如同瑞文·康奈尔所说的，揭示了在普世性的表象之下，“北方理论”的社会科学实则是宗主国社会的观点、视角和问题。人类的知识当然具有普遍性意义，但这一普遍性应当是原则性的，即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性。普遍性并不意味着知识——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知识——没有时代性和政治社会文化的情景性。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既有情境性，同时又是高度政治化的。发展理论知识的形成与演化在这一点上并不例外。强调南方国家的理论被动，并非刻意强化南北知识对立，而是旨在呈现发展理论和知识生产中的“主客体”关系，以及长期存在的南方作为“他者”从而被消费的知识殖民主义问题。发展理论的核心缺陷恰恰是实践情景在南方，理论的主导则在北方。如洪通吉所言，这是殖民地科学向后殖民世界的延伸。

▍一个某种意义上被“误读”的发展主义

在发展的语境下，发展主义和新发展主义是理解南北关系与全球南方崛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知识单元。讨论新发展主义与全球南方崛起的关系则需要回到发展主义这个起点上。1949年1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就职讲演中系统阐述了美国对于前殖民地的政策。他提出了一项大胆计划：利用美国先进的科技和工业优势，帮助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增长和改善生活水平。这一计划的核心是与其他国家一道推广民主制度，推动欠发达地区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工业化，通过提供援助干预实现欠发达地区发展。自此以后，几乎所有涉及发展研究的著作都将此看作是当代“发展”概念的起源。因为美国不仅明确提出了援助欠发达国家的发展理念，同时也主导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并与盟国建立了国别发展援助机构以及单列国际发展财政预算，形成了从理论、资源供给到机构的完整发展主义制度体系，并以此推动了在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如果说“殖民”是欧洲帝国主义遗产的话，那么，“发展”则理所当然被认为是美国的当代资产。

与欧洲早期通过殖民主义统合世界事务不同的是，二战后美国获得全球主导地位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需要根据新的地缘政治的客观要求调整策略。二战前，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就已日渐高涨，二战延缓了去殖民化进程，美国则需要顺应这一潮流，形成既符合自身要求，同时也能回应新兴独立国家政治诉求的新战略。因此，杜鲁门在“第四点计划”讲话中提出了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剥削的主张。与此同时，美国需要一个统合世界，特别是统合新兴独立国家的理论范式和实践体系。欧洲帝国主义者成功建构了基于社会进化论的“文明/野蛮”的结构主义理论认识范式，为其“改造落后民族”的殖民主义提供了道德合法性。去殖民化消解了这一道德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则成为美国取代欧洲殖民主义、主导世界秩序最好的道德武器。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将“落后地区”转变为“欠发达地区”，将改造落后地区的殖民主义转换为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主义，并将这一计划放置在政治平等与反对殖民主义经济剥削的大旗之下，从而在形式和修辞上改变了殖民主义时代的等级关系。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在进入新阶段以后，凭借二战胜利的政治资本和战争期间积累的巨大工业产能对全球体系的整合。然而，这一改变并未动摇从15世纪开始逐渐形成的西方/非西方不对等的结构关系。美国通过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新议程，再次将苏联阵营之外的多数前殖民地，纳入了以发达/欠发达为特征的新的全球结构体系中，让不平等的结构在新的时空中得以再生产。在此语境下，发展与美国主导全球的权力诉求融为一体。这种融合必然要求对发展的过程进行控制，因此，二战以后，在美国的主导下，西方世界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发展主义则成为这个体系的代名词。发展主义实际上成为一种被称为“新殖民主义”的教义和霸权，也自然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展霸权的标志。

然而，西方世界对于发展的控制，只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地缘政治和知识技术维度的特征，并非其全部含义。从广义的角度讲，发展主义思潮同样包含了南方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内在诉求。例如，孙中山1918年11月出版了《中国的国际发展》一书；1919年他致函美国商务部长威廉·瑞德菲尔德，并附上他基于这本书所起草的“中国国际发展项目草案”。在该草案中，孙中山请求美国向中国提供资金、专家和技术援助，修复战争的创伤；他同时建议把援助和推动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作为国联的主要任务。很显然，无论从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概念还是提出通过国际援助推动发展的角度讲，孙中山都应该是国际发展的创立者。孙中山《中国的国际发展》一书不仅仅呼吁展开国际合作，同时也系统论述了中国自主发展道路的战略问题。他提出的中国需要提升国家能力、领导中国的民族工业化以及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等观点，与三十年后出现的发展主义理念的诸多要素一脉相承。

事实上，发展主义思潮并非简单的地缘政治经济概念，而是涉及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南方国家的发展历史以及南方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互动等复杂的历史政治经济景观。罗威廉的一系列研究展示了欧洲资本主义冲击中国之前，中国本土现代化的进展。这也是孙中山在民国初期提出中国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推动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倡导“发展是硬道理”，推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实际上，以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以工业化为动力，推动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全球性大转变。马克思认为现代化有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含义，也有后发国家赶上工业化的含义。不仅像中国这样具有长期历史文明的国家一直都在“发展”的道路上，最早取得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便推动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二战以后逐步获得独立的南方国家，同样将推动发展作为建设国家的主要手段。欧洲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为当地人民留下了一系列遗产、制度和想象——其中，发展就是最为主要的想象。因此，虽然南方国家很难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但是如同罗威廉对于中国的研究所展示的，“现代性”是多样性的，发展也并非西方的专利。

很显然，发展主义可以被视为一个由两个相互联系，但分属于不同主体的话语体系组成的混合意识形态。一是西方的发展主义——也是我们通常批判的发展主义。从这个角度讲，发展主义在政治上是霸权的，在理论上是建构的，历史上则是殖民主义的延伸，是殖民统治的产物。二是南方国家的发展主义，这个视角的发展主义具有“本土性”“杂交性”“后发性”的特点。由此可见，将发展主义完全“西方化”是片面的，会造成对发展主义的误读。拉丁美洲和中国早期的发展实践聚焦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带动社会进步和全面的经济社会转型，这些思想毫无疑问属于典型的发展主义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南方国家看作发展的受害者看似具有深刻的批判性，但在客观上则是片面和极端的，对于南方国家甚至是有伤害的。事实上，发展主义之所以会遭受误读，恰恰是因为南方国家在理论建构和话语体系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由此可见，南方国家如果缺乏知识的自觉并失去自主性思想的支撑，转而被那些并不植根于南方土壤的外来知识体系通过建构和批判展开循环性替代表达的话，那么南方国家最终就会丧失自主发展的能力。

▍新发展主义：全球南方发展的理论自觉

法国人类学家路易·迪蒙曾嘲笑“印度社会学”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社会科学只会有一套普世性的概念与方法。这一论断其实并非全错。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的特征，自然会分享很多共同的知识和理论。问题在于如何生产这些知识，以及知识生产和应用过程中的权力结构。本文认为，发展主义在实践中遭遇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存在严重的“南方缺位”。然而，随着全球南方的不断成长，这一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发展主义的兴起充分展示了南方国家的理论自觉。

1987年，巴西经济和社会学家鲁伊·毛罗·马里尼在《墨西哥社会学》杂志发表了《新发展主义的理由》一文，首次提出新发展主义的概念。1994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南方经济理论”。2007年，巴西经济学家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在阿根廷的《新社会》杂志发表了《新发展主义的国家与市场》一文，系统阐述了一系列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投资、利率、汇率和工业化升级等新发展主义观点，明确提出了国家在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2010年包括北方学者在内的一批对新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的经济学家在巴西圣保罗开会讨论替代发展的问题，会议形成了《圣保罗宣言》。该宣言标志着拉丁美洲学者推动的新发展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开始得到主流发展理论的高度重视。2012年，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的中英文版出版，基于中国经验的新发展主义经济理论观点与拉丁美洲的新发展主义观点汇合。从20世纪拉丁美洲的普雷比什和中国的方显廷，到21世纪的佩雷拉和林毅夫，前后将近百年，从结构主义到新结构主义，从发展主义到新发展主义，承载着南方学者思想理论自觉的梦想。

新发展主义并非一个具体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思想理论观点和实践政策的统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学者和发展政策专家，在反思受自由主义影响的、在发达国家流行的现代主义和在发展中国家流行的发展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新发展主义逐渐成形。与发展主义相同的是，二者都强调经济发展和政府的作用。但不同的是：首先，两者出现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发展主义时代的南方国家普遍处于贫困状态，南北经济发展水平悬殊；而进入本世纪以来，这一现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次，发展主义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观点和目的，而新发展主义则是基于南方国家实践在场性的理论认识。再次，新发展主义的理论观点具有实践和理论上的包容性，既针对了北方国家实践也针对了南方国家的实践，理论体系中既有“南方知识”也有“北方知识”，因此属于全球发展知识。

新发展主义在本体论上否定了西方进步路径的唯一性，在认识论上否定经济发展的统治性，强调以人为本、环境资源友好、社会文化发展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承认市场的有限性等；在方法论层面否定了二元对立和发展的前后次序性，反对发展主义教义下经济发展导致社会文化转型直到政治民主的线性发展路径，强调社会文化多样性和跨越性发展；在实践上，新发展主义主张在经济发展中优先保护环境资源，强化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如控制汇率和利率、监管资本、实施工业化政策等。

▍结语

如果说瑞文·康奈尔提出的“南方理论”的问题，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试图摆脱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范式的学术伦理的一种自我反思，那么以中国学者为代表的南方社会科学家日渐增加的对“自主性知识”的追求，则可看作是南方学者摆脱“他者身份”的思想自觉。过去二十多年兴起的新发展主义发展理论，正是这一学术自觉过程极具时代意义的产物。

新发展主义伴随全球南方的崛起而兴起，是南方国家发展实践的知识产品。第一，新发展主义的发展理论思想不是凭空建构出来的，而是对发展主义发展理论的继承与批判。推动南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发展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核心，也是新发展主义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核心。但是新发展主义的发展理念拒绝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念，坚持政府主导和一系列的工业化政策主张，同时将社会发展的维度纳入政策体系，从而协调经济和社会的同步发展。第二，新发展主义的理念以及相应的政策历史性地聚焦南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其中的一系列主张均是对以往发展实践的反思和创新，核心的理论观点与政策均属于在场性的知识并源于现实发展的需要。第三，新发展主义发展理论并非闭门造车，相反，它充分吸纳了包括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同类型学术思潮中有利于南方国家发展的思想，如市场经济、产权、绿色发展等。第四，倡导新发展主义的主体是南方国家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发展实践者。这一主体性确保着新发展主义理念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在场性及相关性。

需要指出的是，新发展主义并非一个具体的理论，而是在实践中、在反思发展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出的一些理论观点。更为重要的是，新发展主义的发展理论兴起于冷战以后的全球化时代，而且伴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随着全球发展格局的变化，一系列催生新发展主义的外部和内部条件也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新发展主义的观点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全球南方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自主发展资源，即日益增加且多元化的南南合作发展融资体系，日益发展化的制度资源，如金砖国家组织、亚投行和新发展银行等发展制度体系。全球南方基于这些资源所开展的发展实践，正在不断生产新的发展知识。中国正在推进的基于“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实践，不仅为新发展主义提供了全方位的实践支撑，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新发展主义的理论维度。一旦全球南方坚持实践为基础的理论自信，新发展主义必将成为全球南方发展的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