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国际传播，发达国家急不得，发展中国家慢不得

（图片摄于金山岭长城）

1）2025年对于中国国际传播来说，算得上是一个机遇之年。

2）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特朗普再次上台，他大力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混合着保护主义、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加上他“高度交易性”的为人处世方式，将对美西方长期以来鼓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国际关系理论”带来很强的解构效果。在美国一些盟友看来，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已经失去了道德权威性和公信力，而在非西方世界看来，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暴露了它自私自利的本质和虚伪性。这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是一个打击。

3）在新的一年里，中国经济虽然面临一些挑战，但与疲软的欧洲和日本相比，与依靠债务驱动实现“透支未来式”发展的美国相比，尤其是与保护主思维泛滥的美国相比，中国经济仍是全球经济中的一抹亮色，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此外，中国扛住了美国的遏制和打压，在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在全球范围内高举和平、合作、发展的大旗，都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4）当我们谈论中国国际传播的时候，应该坚持“以终为始”的工作方法，也应该坚持“问题导向”。做国际传播，不是“图个热闹”，也不是为了做而做。说到底，中国的国际传播是要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要帮助中国在中美博弈中抢占道义制高点，是要帮助消解美西方媒体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的污蔑、攻击和抹黑。正因如此，中国国际传播需要坚持三原则：

——第一，中国的国家利益到了哪里，中国国际传播就要跟到哪里，而不能简单根据传统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小”或“重要性”来排优先级；

——第二，中国国际传播需要“因地制宜”、需要“一国一策”，要根据一个国家涉华舆论环境的特点及其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以解决真实问题的态度，去有针对性地制定国际传播策略；

——第三，中国国际传播要摒弃单一的“媒体思维”和“内容思维”，要抓住最能影响涉华舆论环境的“关键人”和“关键渠道”。

5）传统上，我们非常重视美西方国家的涉华舆论环境，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长期以来，美西方国家的政府、媒体和智库等，已经结成了一个制造和传播各种涉华“虚假叙事”的综合体，他们抹黑、攻击和污蔑中国，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对中国不了解，而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和国家战略目标。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通过舆论手段歪曲定义中国、恶意解读中国、大肆解构中国，这么做既是为了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脸上贴金”，也是为了唱衰和抹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打舆论战，美西方宣传机器试图抢占国际社会的道义制高点；通过打舆论战，美西方宣传机器也在不间断地试图搞乱中国内部一些人的思维。用网民的话来说就是，美西方国家的这些人说到底“不是蠢，而是坏”。要改变这些人的立场和态度，是非常困难的。

6）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过去几年，美西方国家的涉华舆论环境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的积极变化。

——第一，在美西方传统媒体依然十分反华的同时，美西方国家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些能够更为客观、更为积极看待中国的自媒体达人、大V和意见领袖等，他们用自媒体的形式，发出了很多客观反映中国现实，甚至是积极解读中国现实的内容。中国的单方面开放政策，吸引了更多美西方国家的普通博主前来中国旅游、采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发出了比较积极的内容，这对于打破美西方传统媒体在美西方涉华舆论中的“叙事垄断”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第二，美国老一辈人因为常年受到美西方媒体反华宣传的影响，对中国的印象比较负面，但美国新一代年轻人，正好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大繁荣、大爆发时期，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更为积极；

——第三，中美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看到了中国在5G、高铁、新能源汽车、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相对于美国的领先优势，这让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更为积极。而美国社会自身面临的各种问题，包括制造业外流、贫富分化，以及枪支暴力泛滥、毒品泛滥和警察执法暴力泛滥等问题的存在，也让很多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感到不满，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失去信心。

7）在面临美西方国家时，中国国际传播要丢掉“速战速决”的思想，不能幻想美西方反华政客、媒体和智库等，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能在短时间内为中国式现代化“加油、喝彩”，而要坚持“慢工出细活”。我们要重点利用好美西方社会社交媒体打破传统媒体涉华舆论“叙事垄断”的机会，利用好美西方年轻人更了解中国、对中国持有更积极看法的机会，利用好美西方自身“叙事神话”破灭的机会，“做时间的朋友”，一点点去改善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形象。

8）与此同时，在面对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时，中国要根据“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需要，要承接好金砖国家组织、上合组织发展的需要，做好国际传播。

——第一，要从对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重要性优先级的角度去考虑，确定在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投入国际传播资源的多寡，重点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国家的国际传播；

——第二，要影响这些国家有影响力的人、媒体机构、智库和社会组织等，识别、培养出一大批认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和理念、支持所在国扩大与中国之间友好合作的“同路人”，多与他们交往，多跟他们沟通，多给他们尊重，多给他们利益，多给他们机会，不断扩大对华友好的“朋友圈”；

——第三，要以政府间沟通的方式，解决一些中国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官方媒体、学校教科书中关于中国的错误表述，以及这些国家社会上关于中国人的歧视性称呼等。中国需要明确，所有希望与中国开展互利共赢合作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不应该任由本国教科书和官方媒体宣扬反华理念，也不应该任由辱华称呼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是中国的权利，这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

9）做好国际传播，不仅仅是中国媒体和中国媒体人的角色，每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中国企业和中国机构等，其实都是中国国际形象的代言人。尤其是一些积极布局“出海”业务和原本国际化程度就较高的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时要有公众沟通的思维，也要有国家利益为重的大局观，要在所在国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传统和习俗，展现友好、负责任、创新的中国国际企业形象。尤其是在那些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工作、生活的中国人，要坚决摒弃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和种族歧视心理，要尊重当地雇员，要谨慎处理好社区关系。

10）对于中国国际传播，我们既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国际传播属于“软实力”，其改进和提升往往落后于一个国家“硬实力”改进和提升的速度，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19世纪下半页，统一后的德国虽然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但在英国民众当中却落下了抄袭、模仿的“恶名”。在二十世纪上半页相当长的时间内，虽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在很多人欧洲人看来，美国人往往跟粗鲁、没文化、没礼貌联系在一起。中国要营造积极、正面的国际影响，要跟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历史包袱作斗争，要跟美西方长期以来宣扬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作斗争，要跟美西方一直散布的各种反华、反共意识形态作斗争，使命重大，任务艰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全面复兴、中国对世界的积极贡献和影响力不断增大，这都是我们做好中国国际传播的底气所在。假以时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果，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更加深入人心，中国的国际形象一定会不断提升。到时候，甚至会出现“自有大儒为我辩经”的情况——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国际社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替中国发声、主动为中国辩护、主动为中国作解释。实际上，在这方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些积极迹象。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