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和平的渴望，为何被阿拉伯人当作“软弱”的证据？ | 文化纵横

【导读】过去一两年里，中东无疑成为国际高度关注的重点区域，一方面，中国与沙特和海湾国家不断传出各项大规模经济合作，给国内经济带来了许多想象力，另一方面，巴勒斯坦、黎巴嫩的军事冲突令人忧心，叙利亚的局势变化又给动荡的中东增加了一重变数。那么，中东变局对当地人意味着什么？中东又是如何看待中国这个外部合作者的？本文访谈对象在长期对阿拉伯媒体的观察中，发现了一个超出一般中国人意料的“中国故事”，并由此提醒道：我们需要对西方以及其他区域进行理念层面的重新认知。

因为关注阿拉伯语媒体中与中国有关的新闻，作者发现当地对中国的讲述非常“离奇”，以此入手，发现了西方精英话语体系中潜藏的一套对中国的“中央王国论”，这套论述结合了神学传统和“帝国理论”，但扭曲了中国的性质和历史。阿拉伯世界因为种种原因，不但接受了这套错误叙事，还在叙事上进行了自我改进。这就导致了，阿拉伯世界的主流世界观认为世界秩序必然由“帝国”统治，又由于对美国秩序的不满，强烈希望“加入中国的圈子”，呼吁中国介入中东事务。更由此生出了“孔子是信使先知”、“中国被迫领导”的荒谬观点。而中国坚持的和平共处、平等独立等外交原则，在与阿拉伯精英的对话中，明显存在理解壁垒。

在种种对阿拉伯、中东未来和中国角色的理解差异之上，作者犀利指出：国内当前对西方学术的理解，还局限在专业学术研究上，但未能注意到其精英话语体系中流传的“共享知识”及其对世界的深重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研究与西方殖民扩张的历史活动深刻纠缠，学术并非“纯学术”，而是带有其目的。因此，中国学者应该做两件事：一是重新审视西方研究成果；二是对整个人类的文明史重新研究，提出我们自己的说法。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国际观察访谈，原题为《帝国迷思：阿拉伯的中国认知与一神教世界观再讨论》，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帝国迷思：

阿拉伯的中国认知与一神教世界观再讨论

孟晖｜作家

​谈行藏（访）｜文化纵横新媒体

▍中东变局中的阿拉伯世界观

文化纵横：今天的中东正在面临又一场剧变。它是世界秩序调整的“前哨站”之一，自身内部的诸多矛盾、问题也从“冻结”中苏醒。年初，沙特、伊朗和解带来一些中东调解的希望，但后续发生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之间的战争和冲突，和最近的叙利亚变局又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从您对阿拉伯媒体的观察出发，阿拉伯世界如何理解当下的局势变化，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阿拉伯世界是否对区域的整合和问题解决有自己的规划和方案？

孟晖：我想首先澄清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今天谈的阿拉伯世界指的是什么。第二个是所谓的中东问题“冻结”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两个问题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今天对中东的概念、认知，甚至是当地人对自己的认知，我们对当地问题的认知，前提来自于西方学术的建构。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确，阿拉伯世界只是中东的一部分，并不等于中东，也并非与中东完全重合。中东这个区域本身就是西方对世界的划分和定义，主要包括土耳其、伊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

这一区域也可以称为“西亚”，但有趣的是，当地人缺乏“亚洲认同”，并不觉得本地属于亚洲。在他们的观念里，亚洲只是指“东亚”，所以他们会习惯用“亚洲人”来直接指称我们中国人。即，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亚洲人，所以更喜欢中东这样一个定义，“中”标明了该区域位于三大洲之间的位置，而“东”则表明该区域在总体上属于“东方”。

到今天，又发展出“大中东”的概念，包括北非的阿拉伯国家，也包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一情况反映出，欧洲人在十九世纪前后制造的区域划分已经难以符合当今的现实，这也让人们在此时此刻的讨论变得很艰难。

我们今天主要讨论“阿拉伯世界”，是指分布在北非和中东的22个国家，也就是大中东的一部分。那些国家分布在地中海南岸、东岸和波斯湾沿岸，西接大西洋，东接印度洋，在中东，该地区亦称MENA（North Africa and Middle East的简写）。其中包括毛里塔尼亚、苏丹和索马里，但是我们能够看出来，在外貌上，那三国人与沙特、阿联酋、埃及等国明显不同。那么，为什么如此广袤的区域里，不同的群体都被归为“阿拉伯人”？西方人的文化建构在其中起到了决定作用，其中，欧洲人搞的“语言学研究”和“历史叙事”的作用尤其关键。相关情况非常复杂，这里无法展开，但是让我们清醒的是，自所谓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人在很多领域的学术研究自始至终与殖民活动、帝国主义行为交织在一起。

我们总以为有“纯学术”。但在近代西方，语言学和宗教学、历史学等学科并非纯学术，而一直都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跟班，殖民活动伸展到哪里，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就跟脚到哪里。而且西方人特别灵活，你跟他分辨人种，他就转而拉出语言；你跟他扯语言，他就说宗教；你跟他说宗教，他就又谈文化；你跟他谈文化，他马上跳到历史。亚、欧、非三大洲自古以来如同大陆岛，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非常复杂，这就给了西方学者操作空间，包括各种无中生有的臆造。

我们中国人拥有自家的强大史学传统，因此很难理解，今日中东的悲剧状况，由西方人建立的历史叙事是其中的一项因素。比如说，中东人集体接受了西方给与的历史叙事，结果伊朗是雅利安人，土耳其是突厥人，这两者形成了民族国家，而一共有22个国家的民众都被归为“阿拉伯人”。三方都有着辉煌的帝国往昔，在各自的帝国荣耀里都曾是统治民族。于是，尽管中东的人们在千百年的岁月里同生共存，是“搬不走的邻居”，但在今天却彼此视为异族异种，是敌人，是威胁。

所以，至少在当今，中东不存在区域整合的可能性，阿拉伯人也没有那类想法，如果你去建议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土耳其人搞地区整合，人家可能要揍你。也就是说，除非我们帮助中东人重新建立一套基于客观史实的历史叙事，重新建立一套贯穿在历史叙事里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形成看待往事的全新眼光，否则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之间的敌对就会一直僵化。在目前，如果指望“中东人民”能够团结起来，那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第二个问题，我们说中东冲突的“冻结”，只是西方媒体语境里的冻结，或者说从美国视角出发，他规定的世界秩序之下的中东冲突“冻结”。很多中国人会接受中东“冻结”的说法，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关注在国内经济发展和融入全球贸易上，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关注中东，所以觉得中东是“冻结”的。实际上，在冷战时期，中东一直是焦点，这也造成了当地人民长期的不幸。

不过，世界秩序的调整确实给中东带来了新的机遇，阿拉伯人对此极为敏感。他们高度关注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经济奇迹对他们极具震撼和启发，说起来让我们吃惊，近年以来，阿拉伯世界对自身处境想出来的解决方案，是引入中国的力量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并且由中国出面帮助他们形成稳定与安全的局面。一带一路倡议尤其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所以反应特别积极，多国的决策者和精英群体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得优先的位置，尽早进入“龙的圈子”。他们改变一直追随西方的路径，制定了“转向东方”的策略，例如沙特就强调，要将其国家规划“2030愿景”与一带一路倡议融合在一起，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设计。可以说，阿拉伯国家已经把命运押注在中国上。在此，我推荐约旦作家艾哈迈德·萨米尔在2007年出版的《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一书，该书把阿拉伯世界的思路阐释得很清楚。

这就引出了一项有趣的现象：阿拉伯的精英群体开始重视中国，想要了解和解释中国，结果是他们接受了西方的一套“伪中国史观”，然后再即兴发挥，展开二度创作，推出阿拉伯版本的“中国历史叙事”。这里面神学、帝国主义思想、历史学与现实的心理需要、实际的政治需要交织在一起，特别能反映知识建构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

阿拉伯精英对中国历史充满歪曲和误解，不过那一现象倒引导我们注意到，在西方开明精英当中流传着一套伪中国史观，我也称为“中央王国论”。有趣的是，越是持开放态度、试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欧美知识分子，越是会接受那套伪史观，掉进另一个陷阱。而西方的伪中国史观一经阿拉伯精英暴改，像哈哈镜一样变形，简直有喜剧效果。

文化纵横：那么，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套西方中国叙事，及其在阿拉伯世界形成的影响？

孟晖：那是一套西方自行打造的史观，并且成为跨国的西化精英群体的一套“共享知识”。基辛格《论中国》对那套史观进行了精炼表达，这套史观的真正核心观念，是西方人自造的一个名称——“中华帝国”。其核心理论特别凝练：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帝国，并且始终是一个帝国。这套“知识”至少建立在两项基础上，一是一神教的神学原则，一是帝国迷思。

十九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成为一个重要概念，但是，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利用帝国主义展开讨论的时候，都是讨论人类的理性行为。然而，与此同时，在近代，西方人产生了对“帝国”的狂热崇拜，帝国具有“代神”的意义，我称为“帝国神教”。就在今天，西方人一提起帝国就涌起激情，发生巴甫洛夫式的反应，是一种非理性的情况。最可笑的是，西方文化里的帝国在内容上又十分混乱，如今已经成了随处乱贴的标签。因此，对于西方人的这种诡异心态，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帝国迷思、帝国迷信。

一神教原则与帝国迷思之间是什么关系，是有待厘清的乱麻。具体到中国的史观问题，二者是非常奇异地缠绕在一起的。中央王国论是按照“创世记”的叙事方式建构的：

上帝在创世之后，又发挥工匠精神，单独创造出中华帝国那么一个稀罕造物，同时为它配套创造出了各种配件，包括中国文明，中国人，上帝应许给中华帝国的各种发明，等等，所以那个帝国特别齐全，有着早熟的文明。

我们中国人大多不懂一神教的逻辑，所以很难理解中央王国论里的神学思维，比如说，在该套理论里，中华帝国是中国的真相同真理——truth，而“truth”乃是上帝的意志。至于天朝、天子、朝贡体系等等，秦汉唐宋元明清等等，则都是那一项绝对的真相与真理的具象表现。也许可以借用佛教的概念来比喻：中华帝国是法，而各个朝代是相。

由于中央王国论作为一整套的历史知识与历史观，是按照一神教原则建构的，所以体现出神学思维的特点，那就是循环论证,诸如：

为什么西方没能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因为中国是中华帝国，是上帝的特殊造物。那么，既然它是中华帝国，其内部就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因此也就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革命，只有天命的反复轮回。于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抗争与奋斗的胜利，只是证明了确实有天命的轮回，只是证明世上确乎有不朽的帝国，证明中华帝国确乎是上帝的手搓产品。（详细论述可参考作者文章《孔子怎么成了“坐在河岸等待敌人漂浮尸体”的使徒？》）

你别笑，法国文化大家马尔罗、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右派政治学家基辛格和尼克松，一致抱有上述观念。更惊人的是，包括他们这些智者在内，西方文化精英不少人相信中央王国论的一项内容：

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上帝的意志并未改变，因此中华帝国依然存在，天命也依然存在，中华帝国独特的世界秩序——朝贡体系也依然存在，而且人的意志无法对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套史观？在近代，西方无论从哪个层面都要处理它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其中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中国。怎么讲述中国，同时涉及到西方怎么讲述自身，因此，中央王国论就应运而生了。该套史观实际上非常成功，承担了多种功能，比如，帝国迷思鼓吹一项非常唯心的理论，那就是先有帝国，后有文明，帝国出现在文明之前，意即你必须先建立一个帝国，然后才能发展出文明。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条理论就是为帝国主义辩护的。但，中央王国论便按照这项立论虚构道，因为有了中华帝国，所以才有中国文明，然后再用这一条虚假叙事反过来作为那一项立论的论据。

中央王国论的内容相当完整，完成了诸多任务，其中之一是把以鸦片战争为爆发点的中西冲突解释成列强内部的冲突，类似当年法、德之间的帝国主义冲突，这就把中国从亚非拉的反帝反殖阵营拉出去，从而宣告第三世界永无翻身的希望。

其二是巧妙地制造如此的历史叙事：中国人民在近代一度的积贫积弱处境，是因为推翻了帝国造成的，在失去帝国的保护之后，才出现了分裂、战乱、饥荒和外国占领。

受访者在风闻社区的相关主题专栏

诸如此类，今天不可能盘点清楚。

把话题引到阿拉伯世界。阿拉伯国家既然决意进入龙的圈子，那么，当然就需要了解中国，也要处理自家和中国的关系问题。但是，中阿之间文化传统差异太大，新中国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建构的历史叙事，他们第一真的读不懂，第二也无法接受。另一方面，伊斯兰教是亚伯拉罕三教中的一支，而那三家一神教在基本原则上是互通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很难读懂中央王国论，但阿拉伯人却一读就懂，心领神会。结果，目前，凡是关心中国的阿拉伯精英都对中央王国论深信不疑。这种伪中国史观也特别符合阿拉伯精英的需要，诸如，轻易地解释了今天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影响力发展的原因，即，那是天命的又一次轮回，背后的暗示则是阿拉伯世界的失败也是命运的一部分；再如，作为君主制和信教的国家，调整国家策略，脱西入东，也需要有合法的理由。

并不是说阿拉伯人有意地自我欺骗，而是各种因素导致他们自然地接受中央王国论，而且按照他们的内心愿望加以修改。比如说，阿拉伯精英普遍不能相信鸦片战争对清朝造成了严重后果，也绝不肯谴责清朝在当时腐朽落后，甚至有叙利亚作者在书中介绍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为了“阻止中国追赶上全球性的工业革命”。我读到时心想，如果道光皇帝能有那觉悟就好了！在阿拉伯作者笔下，读者往往无法搞清楚那个时代中英两方究竟谁强谁弱、谁更先进，最极端的情况里读者甚至无法确定究竟是谁输了。这倒让我意识到，我们中国人一直敢于直面历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阿拉伯世界悲剧及其中国期待

文化纵横：如您所言，今天许多人理解世界，依然很难摆脱西方给定的框架，这种框架又与宗教、神学传统息息相关。另一方面，逐渐崛起的多极化世界理想中，中东因其地缘、文化的重要性而在多极中占据一席之地，以沙特为代表的区域主要国家也在尝试对区域进行发展和调整，实现这一愿望，沙伊和解也可以说是这种愿望的体现。然而，多极化世界的理想和中东当前的现实，尤其是巴以、黎以冲突和叙利亚变局之后，似乎存在着相当的张力。您的观察中，阿拉伯世界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主要心态是怎样的？他们如何理解自身的未来，又是如何处理外部主导和自主性之间的关系的？

孟晖：我要明确一下，目前的阿拉伯人并不相信中东能在多极化世界中占据一极，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能有多极化的世界。疫情以来，他们热烈争论的话题是：将会形成中美两极，还是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由此引申出一个他们特别关心的话题：中国会取代美国在中东的角色吗？媒体的议题选择清楚反映了这种潮流，例如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2020年3月的几档金牌谈话节目，标题有《华盛顿还是北京，疫情之后中东的未来属于谁？》、《新冠疫情过去之后，会是美国停止领导世界、中国接手掌舵吗？》、《中国崛起与美国星光黯淡——了解疫情之后新世界的剧本》等等。大致在那一年，相关的大辩论可说风靡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媒体，最后是“拥华派”占了上风，约旦青年作家穆罕默德·萨拉姆的文章《新冠疫情之后的中国与国际新秩序》中的偏激语气非常典型：“我们有可能即将见证国际秩序的改变一刻，美国会退后，而中国将加冕为世界的女主。”
“关于世界轴心的探讨，不再是探讨什么中美冲突，而是探讨中国作为世界女主人的方式，以及她如何管理这个世界。”

这种现象之所以形成，是因为阿拉伯精英群体在西方右翼思想的长期浸淫之下，彻底接受了帝国主义理论与帝国迷思，也可以说接受了“帝国的世界史叙事”。因此他们相信，人类历史就是一连串帝国接替的历史，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必然有一个帝国提供“帝国和平”，维护“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那么，为什么包括电视谈话栏目主持人在内，很多人都相信中国一定会取代美国呢？这时候中央王国论的作用就彰显出来了，该理论里包含着那样一项神学设定：

上帝手搓出成龙配套的中华帝国、中国皇帝、天命、朝贡体系，是有特殊意图的，是准备在某个特定时刻将该帝国激活，让它代治世界。

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就是以这样一项神学想象为基础，而在一部分西化精英的认识里，种种迹象都表明，“上帝指定的那个时刻到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保守派会那么歇斯底里。但到了阿拉伯人的方面，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中国威胁论，可是，美国霸权将要被推翻的可能，让他们感到很兴奋。从这一点来说，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是彻底失了人心。

另外我想提醒的是，西方产出的帝国迷思与历史叙事等交织，给中东各方构建了一套很难相互调和的关系。前面说过，西方文化里的帝国观念其实非常混乱，不过，其中有条原则，那就是帝国的本质就是对外征服（conquest），然后对征服对象持续实行武力压制（rule）——帝国即暴力。在这样的迷思里，国与国之间根本不可能和平共处。这些观念都在切实地影响着中东人的现实考虑。

其中如土耳其的极端派精英们，彻底被帝国迷思灌醉了，在他们看来，该国拥有的几套历史叙事足以让他们有资格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其中最荒谬的是，西方人伪造的亚洲史让土耳其人自信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因此是蒙古帝国的继承者。同时，他们也相信：土耳其是拜占庭的继承者，因此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也理应是全体基督徒的领导者；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也是哈里发，这一历史让土耳其天然就是穆斯林们的首领，埃尔多安梦想建立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的所谓伊斯兰中间区域。这些“信念”都具体指导着该国领导人的政治决策，让土耳其不安于室，在国际舞台上总是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状态，结果把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唬住了，以为土耳其真的有多大实力。我们不明白的是，土耳其人的行为依据是自信，而不是实力。（详细论述可参考作者文章《爱乱认祖宗的土耳其，背后野心在中国？》）

再有一个情况，近年，在中东形成了“什叶之弧”，也称“抵抗之弧”。阿拉伯世界对之存在两种判断，一种态度承认抵抗之弧在与以色列对抗，但是，还有一种态度至少在媒体上更为流行，那就是追随西方的舆论，咬定伊朗在搞帝国主义扩张。需注意的是，伊朗也确实有“大伊朗情结”，而站在阿拉伯人的角度，伊朗扩张势力，对阿拉伯世界构成的威胁非常严重。

还有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中伊沙三方协定”签订之后，阿拉伯世界非常重视，但是，他们的理解是：

中国出面为伊朗和沙特做了“担保人”，这是中国在中东增强其“存在”的重要一步。在该项协议中，中国才是主角，因此今后伊沙关系是否能平稳顺利，责任全在中国，原因在于中国以其国力做了担保。那么，接下来，中国出于自身各方面的需要，会管束住伊朗，甚至具体到阻止伊朗在舆论上攻击沙特王室，而如果伊朗不守规矩的话，中国会给予惩罚。阿拉伯人真的认为，如果伊沙关系在今后出现波折，那将不是伊朗和沙特的失败，而是中国的威信受损。

这种需要大国背书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阿拉伯人对自己区域安全、发展问题上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当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地在近代所有的抗争、试图统一阿拉伯世界的努力，都被美国和西方挫败了，失败的经历让阿拉伯人很难建立起自我主导的观念。但是，同时，帝国迷思等观念方面的因素也起着作用，而这一情况是我们一直忽视的。

根据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历史，我们很容易理解阿拉伯人对美国的不满和畏惧，但很难理解他们对中国在当地角色的实际期待。必须要谈的是，有一项动向一直为我们忽视：对中阿关系的讨论中，军事和安全问题是当地人最为焦虑的关切，阿拉伯世界的愿望非常明确，希望中国提供安全保护。直白地说，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派军队前去，用大国力量建立稳定与平衡。不要笑，他们是认真的。沙特一位重要媒体人曾在文中提出：“中国未来将通过外交来保护其各条贸易路线和各石油区（此处指中东），也许还会通过战舰加以保护，一如葡萄牙、英国和美国过去也曾试图在我们地区保护它们的各条贸易路线。”这句话把他们的思路呈现得非常清楚。在阿拉伯人的想法里，中东不仅地理位置关键，而且产出的能源对中国至关重要，因此，他们能够提供足够的利益向中国换取安全。2011年以后，极端分子在叙利亚发动战乱，阿拉伯世界，包括叙利亚人，都真心地以为中国会发大军去叙利亚平叛，他们对之很盼望，也认为中国有充足的理由会采取那种行动，那种行动也符合中国的利益。甚至伊朗人也有同样的观点。

▍“帝国迷思”中的世界与中国形象重申

文化纵横：您通过案例展示了阿拉伯世界对外部主导“大国”的认识和需要，但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对全球化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成为“引领者”而非“主导者”的追求。近年来，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互动不断加深，当地各国精英对中国不干涉的态度应该有所了解。那么您的观察，他们如何理解和处理中国“置身事外”的态度？他们对中国的理解中还有哪些我们未曾注意到的内容吗？

孟晖：他们等待的事情没有发生，阿拉伯人的反应是谴责中国，认为中国还没有认识到什么是大国责任。他们将中国的和平态度当成了中国人“软弱”的证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他们理解成中国人“不喜欢政治”，只在乎自家利益，这里又涉及到中央王国论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今天不做敷述。

2015年，王毅外长接受半岛电视台金牌栏目《跨越疆界》的专访，栏目主持人直接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从中东地区撤出，美国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真空，现在美国正在逐步撤离中东，中国是否在政治上、军事上做好了准备来填补美国在中东留下的真空？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的世纪呢？”“美国现在正在衰落，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这种衰落会非常明显，中国已经准备好领导这个世界了吗？哪怕是因为美国衰落中国被迫领导这个世界，中国准备好了吗？”王外长耐心地回答，中东不存在真空，那里有中东人民。主持人听了之后竟然是意外和惊喜，说，我会把这话传回去！然而实际上没用，阿拉伯精英就是认为本地是有待大国力量进入的真空。一位女记者在一篇名为《中国在中东的推进充满了各种局限》的文章中曾明白点出：“（中国和沙特）两国关系的最大落伍之处，就在于北京还缺乏一种军事角色。”而类似的表达在阿拉伯媒体上反复出现。（详细论述可参考作者文章《中东的困惑：在家门口打一仗，中国也不愿意吗？》）

我们很容易看出，阿拉伯人的思维里存在着两项令人费解的悖论：一是，美国在中东的作为让他们感到窒息，他们也不再相信西方能够带领他们进入现代化，但是，他们却期待新的大国复制美国的行为；二是，为什么阿拉伯人对伊朗、土耳其的“帝国扩张”深恶痛绝，却能接受遥远异域大国的“帝国和平”？当然，肯定有多重因素驱动他们形成那样的观点，其中可以看到的是：

首先，“帝国的世界史叙事”让他们相信，旧帝国衰落之后必然会有新帝国兴起，那是宿命；

其次，一神教的上帝都特别喜欢考验信徒，所以，一家“异教”的大国在某一段时期内受命代治世界，那是真主的安排，是神意莫测，是无数次考验里的又一次而已，而虔信者就该遵从主意。但是，伊朗以什叶派为主，在信奉逊尼派为主的阿拉伯人看来，伊朗不仅是阿拉伯的敌人，还是真主的敌人，如果伊朗搞“帝国扩张”，那就具有“魔鬼”的邪恶性质，是试图颠覆真主的世界。所以，他们可以接受前者却不能容忍后者。

由这些情况可以观察到，宗教派别不同、族群差异、区域地缘利益纠纷、历史矛盾等等问题，在我们看来都是可调和的客观问题，可一旦掺入神学观念、帝国迷思等因素之后，就变成不可解的矛盾了。

我们不知道类似的思路，所以空有一腔善意，其实与阿拉伯世界达不成沟通。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所谓的中东问题的解决，阿拉伯世界的整合，中东合作，都面临着诸多困难。而且这些困难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困难，无论是西方的长期影响，还是原有的文化传统，对阿拉伯世界和中东的影响堪称根深蒂固，思想上的改变比经济、基础设施的改变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多努力。

文化纵横：如您分析，一神教传统影响下的社会，在理解和分析许多问题时与中国有因根本理念不同而带来的差异。今天，中国要越来越多地同世界进行互动，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增加对世界和交往对象的理解，并在理解基础上尽可能好地解释自己。您在中国与阿拉伯的互动，以及更广泛的对外沟通方面有哪些思考和建议吗？

孟晖：我们低估了世界的复杂性，在研究和观察世界的时候也就没有对应那种复杂性。比如说，我们的学术界基本上只关心西方专业领域的汉学研究，而忽视了在学术界之外还有一片精英文化领域，那一领域汇聚了庞大的精英群体，分布在各行各业，他们中的优秀人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中央王国论是在这一领域里流行。我们的分析对象也只限于西方汉学学者的严肃专著，但是，西方社会有一类出版物和媒体专门以精英为客户群，比如供给精英人士的半通俗读物，而中央王国论是出现在那类媒介里。典型如艾利森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就一本正经地简述中央王国论，最要命的是他以之作为分析前提。

早在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熟悉中央王国论，这提醒我们，应该研究那一套伪中国史观是何时与怎样形成，与美国严肃的汉学研究是什么关系，通过怎样的途径传播而变为精英群体的专享知识。

我们还有一种误会，以为世界上的人们都与我们在思维方式上差不多，都是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前提下进行思考。然而实际情形并非这么简单。一些西方的人文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精英并不信教，但是，自小生活其中的文化氛围对他们潜移默化，导致他们无法对中央王国论产生警惕。另外，很多西方右派的精英人物很虔诚，而且宗教在西方文化中无所不在，但是，我们在研究中西关系、中美关系时，一直把这项因素剔除在外。至于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则宗教因素的影响更强，可以说与我们存在着思想上的鸿沟。

当然，我们也不要把阿拉伯世界的现状本质化。在上个世纪，中东精英群起倡导世俗化运动，很多国家都成功建立了世俗社会，知识分子普遍摒弃宗教信仰，同时，反帝反殖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例如，那年月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完全不带宗教色彩。不过，悲剧的是，进步运动在中东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宗教保守思想回潮，而导致如此局面的因素是多重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东还会发生转向，重新踏上进步与启蒙的征程。

观察中东让我得出一项感受，那就是历史叙事竟是那么强大的武器，能那么强有力地干预现实，而且与政治竟会那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我绝不是否定历史研究的严肃性，也无疑贬低西方近代的学术成就，但是，应该看到的是，西方人为世界各地区都打造了专项的历史叙事，地区的历史叙事、一国一族的历史叙事又整合在世界史叙事里。在西方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那些历史叙事经常像坦克部队一样轰隆隆地前进，一路碾压和摧毁，有时能像古德里安的装甲师一样长驱直入，快速闯到对手的腹地，然后牢牢占稳地盘。

西方有个与帝国一样泛滥的概念——民族主义，也被西方人随意使用。我们可以反向侦察，那些经西方人鉴定为民族主义者的第三世界领导人或政治群体，有多少是采纳了西方针对该地区、该群体炮制的历史叙事呢？情况真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所说的那样吗？具体到中东的伊朗、阿拉伯、土耳其三个“共同体”，究竟是那三个群体内部的贤达“想象”出来的，还是西方制作好了传授给当地人的？

这里所说的“历史叙事”当然是很宽泛的概念，其中至少存在着两种类型，即专业历史学的体系与精英群体的“历史知识”，两类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待研究。另外，普罗大众则通过大众文化接受另一套信息，或者干脆无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西方精英的“历史知识”做为文化研究的对象，逐一分析，不仅需要熟悉他们的文本，还需要了解他们的语境，了解他们的知识当中埋伏着哪些默示的共同观念。

尤其是中央王国论，那不是历史学范围的课题，而是文化研究的课题。在涉及到中美关系的历史关键时刻，艾奇逊、基辛格等人靠着脑子里一套假的知识来替国家做决策，现在，美国的精英群体仍然在依靠那套假的知识献计献策，这么多年，那套知识竟然丝毫没有更新，而美国精英们前赴后继地深信不疑，这是知识领域里的一场奇观。艾奇逊了解该套精英知识，那么艾森豪威尔、李奇微等军人是否了解？以中央王国论作为切入点，我们可以观察在西方社会里知识与权力、财富、阶级、群体之间的生动关系。

实际上，中央王国论并非孤例，关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精英的认知也与大众不同，拥有专享的知识。所以，我们也许一直忽视了“精英文化领域”，应该对该领域展开研究。

就说一个与中央王国论相连的现象，以1989年上映的电视迷你剧《环游世界八十天》为代表，国际上悄然兴起了“反英复清”运动，贬低大英帝国，抬高大清帝国，而带头搞事情的是美国人。这场运动主要就是发生在跨国的精英文化领域，但会溢出到大众文化中去，如今开始传入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当年被英国骗得很惨，受够了大英的气，所以一旦听说，大英顶多是个上上等的帝国，另外还有头等的帝国，顿时眼睛一亮，觉得说不清的舒心，马上接受这个版本的历史叙事。同步的是，日不落帝国正在各国精英的记忆里消失，大家有意无意地通过遗忘或者歪曲来将大英帝国毁尸灭迹。但是，大英帝国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章，如果连这样一章也能遗忘，那么我们人类怎么可能从历史上获得经验？在这件事上，我们中国人恰恰要拿出自古以来尊重历史的传统，确保关于大英帝国的客观历史得到保存和流传，并且对之持续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

此外，如前所述，西方近两三百年为探索世界建立了多种学科，展开了持续的学术研究，达成了丰富的知识生产，包括全套的历史叙事。然而，那些知识里充满了问题，中央王国论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应该做两件事，一是如我们聊天时你所说，将西方知识的每一块砖都翻开，看看每块砖下面都埋着什么，二是由我们来为人类立传，从文明史到区域史、国族史，都要展开我们的研究，推出我们的叙事版本。尤其是亚洲史，是有待重写的。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替人类守护历史的时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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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46期  总第2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