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杂志丨民主陷入了末日螺旋，但远未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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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陷入了末日螺旋，但远未夭亡

凯斯·穆德（Cas Mudde）

与唐纳德·特朗普首次通电话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在X上发帖称：“我们对未来有远大的计划!”此时，美国总统选举开始进行不过数小时。阿根廷、以色列和英国的其他极右翼政客同样欣喜若狂。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欢呼了意大利与美国之间“不可动摇的联盟、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友谊”。

事实上，政治光谱上所有类型的领导人都手忙脚乱地道贺特朗普，并强调他们国家与美国的密切关系。荷兰极右翼主导的政治联盟领导人迪克·斯霍夫（Dick Schoof）称：“我期待着在美国和荷兰之间为我们共同的利益密切合作。”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声称：“作为最亲密的盟友，我们并肩捍卫我们共同的自由、民主和进取的价值观。”（迪克·斯霍夫，是现任荷兰首相。基尔·斯塔默，是现任英国首相。——译注）

2024对全球极右翼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对各国在任领导人来说是糟糕的一年，对民主来说麻烦的一年，这一点人们绝少怀疑。不过，它仍不会像2016 那样一个“灾难之年”那么有震撼力，那一年为我们奉上了英国退欧和特朗普的首次胜利。原因既简单明了又令人沮丧: 正如我在2019年出版的《当代极右翼》（The Far Right Today）一书中所论，极右势力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主流化和正常化的进程。过去一年不是政治变革的一年，毋宁说是始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变革的产物。你只是一直没有在意。

这一年被称为“选举年”。2024年，约有七十个国家举行了选举，选民总数约为二十亿人；但不是所有这些选举都是自由和公平的。在许多规模最大的选举如欧盟、印度和美国的选举中，极右翼表现优异。世界各地的媒体悲观地追问，民主是否还能维持生机。

无可否认，美国总统选举前夕，《经济学人》的一个令人惊讶的乐观评估结论是: “在大约四十二个有选举自由、投票率稳定、选举操纵和暴力行为有限、有证据表明在任政府已被驯服的国家，民主已证明其自身相当有韧性。”公正地讲，这家杂志接受了这一评估，警告称: “但有迹象表明存在新的危险，这包括：新一代精通技术的创新型独裁者崛起，选民分裂，即将离任的领导人试图从政治坟墓之外实施统治。” 这显然预示着美国选举。

人们对左右之别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但我将右翼意识形态定义为，认为社会不平等是好的或自然的，并认为国家不应试图创造更加平等的社会。在这一广泛的群体中，“主流”右翼既支持自由民主的核心机制，也支持其价值观。极右翼则不然，其核心是本土主义，即一种排外形式的民族主义，以及威权主义，即一种对秩序和规训的基本信仰。

在极右翼（far right）内部，极端右翼（extreme right）拒绝民主，即那种人民以多数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人们可以想想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 的理念，而激进右翼只反对自由民主的一些元素，尤其是少数族群权利和分权。但近年来，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变得激进起来，比如，他们削弱了民主制度（如欧尔班）或拒绝选举结果（如特朗普），但也没有公然捍卫某种非民主的制度。对这些混合型的极端激进右翼政党，对合适的称呼是极右翼。

假如专注于极右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结果，我们就不只见证了，几乎所有极右政党都在2024年胜出，还见证了，绝大多数政党都是大胜。主要例外有二。2024年，保加利亚的复兴党（Revival）两度参加议会选举，结果几乎相同。更重要也令人惊讶的是，人们普遍预计，印度执政的人民党将在自己组织的自由但不公的选举中大胜对手，但其势头已经滑落，虽说仍在掌权。此外，极右政党的得票率在三个国家小幅上升（低于2%），在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的五个国家大幅上升（超过10%）。

理当加上芬兰党（Finns Party）领导人尤西·哈拉-阿霍(Jussi Halla-aho)和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的好结果，以及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出色结果。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政党赢得了大约四分之一的选票和720个议席中的近两百个。此外，在新的欧洲议会中，三大政党中有两个属于极右: 马琳·勒庞的国民联盟是第一大，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党（FdI）是第三大。

但尽管极右翼是在几乎整个欧盟范围内胜出的唯一意识形态群体，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微妙差异依旧存在。在一些国家，极右力量主要是改变了政治形态，例如在意大利，右翼整体得票率基本保持不变，但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领导的联盟党（League）的绝大多数选民将选票投给了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而在绝大多数北欧国家，极右翼表现相对较差，尤其是芬兰党和瑞典民主党，这两个党在各自国家都加了全国联合政府，或者是联合政府的支持者。

冯德莱恩（图左背向镜头者，其对面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荷兰首相迪克·斯霍夫）领导下的新的欧盟委员会将是数十年来最右翼的。图源: Hollandse Hoogte/Shutterstock

全国性选举总是国家议题优先，但一些分析人士将极右翼斩获的好结果置于全球政治背景下考察。他们提到 一种“将在任者赶下台的全球性趋势”，往往将其与应对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后果的（姗姗来迟的）措施联系在一起。《金融时报》首席数据记者约翰·伯恩-默多克(John Burns-Murdoch)对今年的总结如下: “经济动荡 + 社会动荡 = 2024年选举结果。”这一非同一般简洁的解释大致反映了过去四五十年间有关极右翼成功的公认智慧。

极右翼获利于形成了经济焦虑和文化反冲的诸多经济和政治“危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人们通常较少追问，缘何极右翼是唯一获利的政治派系。诚然，考虑到人们对所谓“难民危机”甚至9/11恐怖袭击的反应是伊斯兰恐惧症，极右翼会是获利者，这是讲得通的，但不太清楚的是，为什么他们会受益于21世纪的其他重大危机即大衰退、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这些危机中没有一桩与极右翼的核心特征即本土主义或排外的民族主义直接相关。

事实上，所有这三次危机都同样可能导致对 （中间和激进）左翼的支持增加，因为它们都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和局限性。就大衰退而言，这种失败是系统性的，而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则突显了医疗和能源等关键服务部门私有化带来的麻烦，并强调了国家干预和规划的重要意义。但除了一些例外，左翼政党和政治家近年来绝少能有所斩获。

英国改革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在七次尝试失败后，终于在2024年成为英国国会议员。图源: Adam Vaughan/EPA-EFE/Shutterstock

2024年，甚至人们欢呼最多的两大左翼“胜利”也远没有令人印象深刻。在英国，工党获得的议席自1945年以来有了最多增加，但仅比2019年增加1.6%。在绝对数量上，基尔·斯塔默得到的选票比2019年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少了五十多万。而这是在保守党灾难性地统治了十四年以上，支持率处于历史新低之后。此外，从选举看，2024年英国选举的最大赢家是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而非斯塔默。工党的支持率仅增加1.6%，而法拉奇的改革党的支持率，较其退欧党（Brexit Party）2019年时增加了12.3%。诚然，退欧党是在不到一半的选区中竞选，但改革党14.3%的得票率甚至超过了法拉奇2015年与英国独立党（UKIP）达成的上一个创纪录结果：胜出1.7%，增加了4名议员。

同样，虽然人们欢呼法国议会选举是极左翼的胜利和极右翼的失败，但这主要是我们的期望不断降低的结果。国民联盟不只成为迄今为止最大的政党，而且获得的选票超过了左翼的新人民阵线（New Popular Front）。新人民阵线是由大约十几个政党组成的一个联盟。就像在英国一样，为法国左翼拱手奉上“胜利”的是不成比例的选举制度，而不是选民。简言之，哪怕是在少数几个左翼在政治上获胜的国家，也是极右翼在选举中胜出。

特朗普2.0能有多糟 

2016年的政治动荡催生了一种书写政治末日的家庭手工业。2024年，关于民主和自由主义之死的著作成为畅销书，同时媒体头条惊呼“民主的全球危机”。一些研究看似支持了这样的道德恐慌。例如，著名的民主多样性项目（V-Dem Project）计算出，2021年，生活在民主国家的全球人口比例已降至29%。但少数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民主受到侵蚀，极大影响到这一下降，这方面印度首当其冲。那么，“民主”真的陷入危机了吗？假如是这样，它能挺过接下来发生的事吗？

如同经常出现的情形那样，答案部分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民主(见下表)。在选举民主国家，人民可以在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中选出他们的代表，但他们缺乏个人和少数族群权利之类对自由的防护，而这只在自由民主国家才能得到确保。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到，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仍在增加，尽管没有前几十年那么惹人侧目。但自本世纪以来，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一直在减少，不论如何都已少了很多。更一般而言，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的民众都正面临“独裁化”。正如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和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在《民主国家如何夭亡》(How Democracies Die)一书中所恰当分析的那样，自由民主国家正在遭到侵蚀，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真实故事。本书是真正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政治的有关“民主末日”的少数几本著作之一。

1920至2023年，民主国家数量占比。深色色块代表选举民主国家，浅色色块代表自由民主国家。

就绝对数字而言，今年的许多选举几乎没有带来变化。尽管在许多国家，在任领导人败选，极右翼候选人胜出，但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权类型没有改变。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极右翼依旧是反对派，尽管在印度，他们已经掌权。也就是说，极右翼的强化，以及继续保持主流地位和正常化，将进一步削弱少数族群（包括性少数人群和穆斯林在内的群体）的权利和重要机构（如媒体和大学）。

但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即美国，2024年确实带来了一次政权更迭。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将不仅影响到美国自由民主的状况，还影响到全球自由民主的状况。

首先，特朗普2.0与特朗普1.0将完全不同。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是一个结合了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领导的共和党老建制派的联盟政府，但这一次他几乎不会遭遇政治反对。共和党已步入正轨，与此同时，更广泛的保守派基本盘多半已激进化（例如传统基金会这样的智库），眼下正与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包括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组成的新基本盘展开竞争。此外，特朗普将领导一个统一的政府，控制国会两院，同时实际上也控制最高法院。主要的平衡力量来自该国强大的联邦制，但那只能保护民主党控制的州的民众。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脑马琳·勒庞。图源: CHRISTOPHE PETIT TESSON/EPA-EFE/Shutterstock

同样，外交政策方面，特朗普2.0会糟糕得多。第一任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立场基本上是漠不关心的，而非严格孤立主义的。他令美国退出了一些重要国际协议，如巴黎气候协议，且基本上对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兴致。这种做法的少数好处之一是，未有真正尝试组织一个“反自由主义全球联合阵线”，对此，勒庞和欧尔班等其他极右翼领导人是极度失望的。相反，特朗普与包括朝鲜的金正恩和俄罗斯的普京在内的一拨意识形态五花八门的独裁者发展出了“兄弟情谊”，但他主要是受个人经济利益驱使。

眼下，尽管结交了一些新的极右翼“朋友”——最出名的要数欧尔班，其政府向多瑙河研究所（Danube Institute）之类智库输送了巨额资金，借以在海外收买影响力——但对国际政治，特朗普基本上没有兴致。可在他的圈子内以及更广泛的共和党内，一些重要人物已变得与世界各地极右翼政党和政治家密切了许多。传统基金会与欧尔班的冒牌非政府组织网络关系密切，同时一些共和党高层参加了欧洲极右翼政党的会议。眼下，独裁者和亿万富翁都知道操纵特朗普是多么易如反掌。正如金正恩和埃隆·马斯克所展示的那样，一封“漂亮的信”或一张大额支票就将买到支持和影响力。而且，完全被国内外威权政客和“自由至上主义”商人俘虏的特朗普2.0，对捍卫世界各地的民主和人权甚至会更少有兴致。

自由民主的限度和内在脆弱

这一切并非不可避免。极右翼的崛起和民主的危机，是主要由包括媒体和政治精英在内的享有最多特权的人们做出的政治选择的结果。在微观层面，这些选择主要可以用傲慢、无知和自私来解释。但在宏观层面，它们暴露出一个更棘手的结构性问题: 对自由民主的有限支持，以及自由民主内在的脆弱。

极右势力实现选举突破是它们在能够建立强大的媒体基础设施之前。多年来，极右势力和媒体是友敌，它们相爱相杀。一方面，许多媒体机构（尤其是小报）带着同情同理心报道威权主义、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意见。另一方面，极右政党和政客抱怨其他媒体的负面报道，攻击那些报道是“假新闻”，甚至是“撒谎的媒体”（Lügenpresse），但也从对它们不成比例的关注中获利。

随着极右势力变得更加主流，特别是与主流右翼的合作甚至合流，许多右翼媒体机构开始公开支持极右政党和政客。例如，巴西的许多大型媒体集团以及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支持雅伊尔·博索纳罗，福克斯新闻以及一批新进创立的、更极端的右翼媒体声音则成为特朗普和激进化了的共和党的喉舌。同样，由美国亿万富翁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提供巨资支持的免费报纸《今日以色列》（Israel Hayom）帮助推动以色列进一步右倾，并支持目前领导一个极右政府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法国，利用其新媒体帝国，“法国默多克”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也如法炮制。（雅伊尔·博索纳罗，是巴西前总统，2019年1月至2023年1月在任。——译注）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图源： Jabin Botsford/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

显而易见，社交媒体也染指其间，但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的确，社交媒体进一步削弱了守门人的作用，并被一些极右活动人士巧妙利用。例如，海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在通过推特设定政治议程方面相当高效，他可以早上发一条“挑衅性”推文，记者们发现后以之与主流政客对峙，后者会有所回应，晚上，威尔德斯会再度回应，这就控制了当天的整个新闻周期。（海尔特·威尔德斯，生于1963年，荷兰极右翼的自由党领导人。——译注）

此外，许多研究表明了极右翼如何受益于“算法激进化”，换句话说，那是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将人们推入数字“兔子洞”，让他们接触到越来越激进内容的过程。尽管如此，一些研究仍发现，社交媒体对选举行为的影响相对较温和。同样，人们第一印象是，人工智能对选举的影响远远小于人们所担心的程度。

政治精英，主要是（但不仅限于）右翼人士的行为，意义要重大许多。就像二十世纪初的欧洲那样，政治精英在极右势力的主流化和正常化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起初，许多右翼政党基本上是忽视或排斥极右翼的，但在选举中取得突破后，它们会借鉴极右翼的信息。而采纳极右翼的框架和立场，尤其是有关移民的立场，令他们成为愈发符合逻辑的联盟伙伴。这一点在包括英国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能见到，哪怕极右力量迄今为止未能成为英国议会中的一个相关行动方。尽管如此，保守党仍或多或少采纳了英国独立党及其继任者的框架和政策立场。而尽管从未正式与法拉奇结为联盟，鲍里斯·约翰逊仍欢迎了法拉奇2019年的决定，即不挑战保守党赢得的席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一个包括了极右翼的政府，但在绝大多数欧盟国家和越来越多的亚洲和美洲国家，极右翼目前正成为政府的一部分，或者早就加入了政府。

这些精英不是被迫接受极右翼的。他们选择这样做，通常更多是出于战略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他们认定那最终会有益于他们自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主流精英也低估了极右翼，认为他们可以控制极右翼。在博索纳罗和特朗普的例子中，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房间里的成年人”会控制那些冲动而无能的煽动性言论。一个世纪以前，意大利和德国的右翼精英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有一样的看法，结果也差不多。

媒体和政治精英时常宣称，这些主流保守派只是在做“人民”想要的事情。他们长期以来忽视了极右翼的偏好和声音，这固然是事实，但记者和政客们也往往认为，“人民”比他们实际上右翼得多。他们还认为，近年来人口变得更加右翼了，这在经验方面也是错误的。美国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发现，欧盟和美国的民众并没有右倾。只不过，他们变得稍稍更包容，而非排他了。类似的是，尽管右翼精英发动了针对“拉丁美洲同性恋权利革命”的反击，但在普通民众看来，“反击的迹象”是不存在的。同样，人们只不过变得更接受同性恋权利罢了。这不是因为人们改变了他们的观点，而是因为更包容的年轻人正在取代更排外的老年人（他们正离开人世）。

但选民改变了关注焦点。二十世纪，政治是关于社会经济议题的，但在二十一世纪，政治越来越多地被社会文化议题主导。简言之，文化战争已取代阶级斗争。同样，这不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人们追随精英，精英拥有设定议程的权力。不同研究都表明，当媒体报道聚焦于比如移民这样的特定议题上时，人们会发现移民问题更要紧。

但哪怕移民不是选民的头号政治关切，比如在最近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在所有选民当中，移民议题仅排在第六位），本土主义也可以推动投票行为。当包括社会经济议题在内的其他政治议题变得种族化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以荷兰和美国关于住房的讨论为例。在荷兰中，住房是2023年选战的关键话题之一，但相当多讨论集中在所谓难民给住房市场造成的压力上，可实际上，只有5% 至10% 的社会住房提供给了荷兰的难民。在美国，主流媒体大肆报道，“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以缓解需求”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住房政策”之一。

因应右翼崛起，要有根本不同的方案

未来一些年，有关民主末日的书写无疑将迎来又一次大规模繁荣，许多人会回顾过去，寻找未来的答案。没有一样会帮到我们许多。为抗击极右翼，夯实自由民主，我们必须汲取正确的教训。我们正遭遇的，既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极右翼，也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极右翼。极右的威胁和政治背景，已根本不同。相应地，政治解决方案也必定根本不同。

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以来，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论暴政》(On Tyranny)一书就位居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与历史学家写作的其他有关法西斯主义和强人的书籍一样，《论暴政》也主要从历史法西斯主义的角度审视当代极右翼。但威胁和政治背景是不同的。不论你是否认为我们面对的是和以前一样的意识形态，当代极右翼都主要是一种选举威胁，而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从来不是。除了一些例外，最著名的是希特勒的纳粹党，法西斯分子在选举中是微不足道的力量，他们得以掌权只是通过半政变（墨索里尼的罗马游行）或外国尤其是纳粹德国的占领。此外，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民主极不受欢迎，也未经历考验。如今，虽然支持率正在下滑，民主仍处在主宰地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洞见。当日与今天的极右翼政党有着大体相同的意识形态（尽管它们的极端不是那么明目张胆），但它们大多组织不善，仰赖领导人，获得的选举支持率只有个位数。此外，因绝大多数主流政党拒绝与它们合作，它们面临一道“防线”。同样，很大程度上仍由主流看门人掌控的媒体边缘化了的极右活动人士，尽管一些小报和私人电视台已经将他们的立场主流化了。绝大多数极右翼政党几乎没有什么要从内部改变体制的雄心，它们认为那一目标不切实际。

假如我们转向这两个历史时期，要从中汲取教训，以挫败极右翼，并拯救自由民主，我们会发现那几乎无所裨益。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在国内几乎没有遭遇有效反对，最终不过是在一场世界大战中通过外国的军事破坏才被击败。这既没有意义上的启迪，也没有力量的赋予。相比之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极右势力遭到排斥，是因为一种已不再有效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共识。此外，与其它们失败了，不如说它们放缓了步伐。毕竟，那个时代的许多理念和政党已在政治主流中收获了广泛得多的接纳。 

守护民主不受当代极右势力侵害的唯一方法，是理解当代极右翼和民主的状况，而不是它们四十或一百年前的状况。在精英和大众层面，极右势力既被纳入了主流，也被正常化了。民主仍处于主宰地位，但自由民主正经历挑战。

尽管抗击极右势力的斗争至关重要，但不应是终结。相反，抗击极右势力的斗争，必须也是，甚至主要是，为自由民主而战。这场战斗必须是积极有为的而非消极无为的，是主动进攻的而非被动防守的。这场战斗必须赢得那些既不喜欢也不了解自由民主的精英和大众的支持。假如这一目标的实现能完全基于意识形态和规范方面的理由，这固然完满，但同时诉诸自身利益也至关重要。毕竟，自由民主是唯一保护少数族群权利的制度，而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候成为少数。

但一个强大的自由民主还有赖于责任；同样，这既是精英的责任，也是大众的责任。媒体和政治精英理当停止忽视甚至拒绝“人民”的代理。选民不会被极右政客“诱惑”或“欺骗”。他们知道自己投票是给谁，也知道投票是为了什么。而哪怕他们不知道，为他们提供足够准确的信息也取决于精英。

自由民主精英不应主流化和正常化极右活动人士和理念。这并不意味着，理当无视极右的活动人士、理念和支持者。但因极右势力威胁到自由民主，相较于与支持自由民主的主流政党，对待极右理当有所不同。事实证明，极右人士大多满腹心机，散布阴谋论和谎言; 自由民主的媒体不能只是照单全收。媒体理当批判性地分析极右主张，指出那种意识形态上的假设和事实上的不准确，而不是发表言论文章或不加鉴别的专访。

另一方面，政治精英理当开始将极右当作响亮的少数人的声音，而非沉默的多数人的声音。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理当无视极右的议题和立场，但他们也不应宣称那些议题和立场是“人民”的主要或唯一关切。自由民主的基石是多元主义，多元主义承认社会是由有着形形色色利益和价值观的不同个人和群体构成的。所有这些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都是正当合理的，政治家理当找到满足多数民众利益和价值观的妥协方案。假装有适合每个人的最佳方案，正如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所为，不只会削弱自由民主，还会强化极右势力。

（作者是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本文原题“Democracy is in a doom spiral—but it isn’t dead yet”，见于英国《展望杂志》2025年1/2月号，上线于2024年12月4日。略去一张表格；所有图片均为原文所有，但图说与原文不一定一致。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所校阅，为原文添加了小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