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刑20年，李铁的底色

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前国足主帅李铁以一种极端的结局退出公众视野。

6岁开始踢球，19岁代表国家队比赛，24岁随国家队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一年后出现在韩日世界杯赛场，后又在英超闯荡四年。退役后转型做教练，带两支球队从中甲冲上中超，44岁成为国家队主教练。虽然在国家队执教时饱受非议，中途下课，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各种平台上受到关注。

直到2022年11月9日在大连被警方带走调查之前，李铁都是“成功”的。

但此后，他的人生如过山车般从顶峰迅速跌落至谷底，那个人们熟悉的坚韧、勤勉、正派的李铁被如今这个贪婪、利己、虚伪的李铁所替代。

25岁那年，李铁曾出版过一本个人自传，名为《铁在烧：李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在书中这样自述：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版本的李铁。遗憾的是，没有人能真正了解我，猜透我，看准我。

许多与李铁有过交集的人认为他为人复杂，与其交往如隔岸观火。报道足球将近20年，我和他有过很多次接触，有时是采访，有时是私下闲聊，但也只能关注到一小部分的李铁。在现实生活中，他并不愿意让外人真正了解自己，他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完美的人设，然后迷失在自我设定的完美躯壳中。

就像是电影《大佛普拉斯》讲述的那个“万人朝拜的大佛肚子里装有尸体，收垃圾的穷汉的屋子里摆满洋娃娃”的故事。“我们现在是太空时代，人类可以坐着太空船去月球，却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

成功

李铁睡觉的房间是不能有光的。

当年和他住同一房间的队友说，李铁会在临睡前把房间的窗帘拉紧，不让第二天早晨的阳光照射进来。他怕光亮影响到自己的睡眠，进而因休息不好影响训练。

他曾在自传中称“上天没有给我良好的足球天赋”，所以要比别人付出更多。1985年1月，7岁的他同朱锴、张玉宁一起参加辽宁省体校少儿足球队考试，30米跑，他排名倒数第一。那时的李铁还是自传里描述的“又瘦、又矮、又小，长了一头小黄毛，穿着一条大棉裤，邋里邋遢”的穷小子。

可是，这个没有表现出太多足球天赋的孩子，却有一颗渴望成功的心。刚开始踢球时，教练问他们谁将来想进国家队，踢世界杯，李铁第一个举手，喊出的“我”字声量最大。

他自知速度不如别人，所以每天很早起床，让爸爸和哥哥陪自己加练长跑。许多年后，终于凭借“能跑”的特质脱颖而出，成为“跑不死的李铁”。

18岁那年，李铁正随健力宝队在巴西留学。球队主教练朱广沪要求所有人以《当我25岁的时候》为题写一篇作文，李铁写下了这些内容：

在地方队成为绝对主力，获得一次或更多次冠军及金球奖；

在国家队的位置无人能替代；

冲进世界杯，在世界杯上有惊人表现；

到日本或欧洲踢球，让更多人了解我；

让家人过上富裕、快乐生活，不再为钱而烦恼。我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训练之余学会放松，可以开着自己的BMW（宝马车）随意兜风。

25岁那年，他通过个人在球场上的努力，将这些变成了现实。

在2021年3月接受央视《足球之夜》节目采访时，他用一种近乎于背诵全文的方式讲述了25年前作文里提到的梦想。在和自己的现状一一比对后，笑着对主持人张斌说：“斌老师，您不觉得我很成功吗？”

无论球员时期的李铁，还是后来转型做教练的李铁，都如他所言是“成功”的，他是他们那批球员中唯一一个实现全部梦想的人。退役后转型做教练，用不到10年时间完成“成为国家队主教练”目标——中国足坛至今还未有人能像他一样，如此迅速获取成功。

2019年12月，还是国家选拔队主教练的李铁带队前往韩国征战东亚杯。他在一次团队内部会议上说：“国内这些教练中，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带国家队了。”

“为什么说你比别人更合适？”面对团队里有人发出的疑问，李铁答道：“老一批教练已陆续退出，我们这批人真正独立带队的人不多。我参加过世界杯，留过洋，辅佐过名帅，带两支中超球队冲上中超，这些都是别人不具备的。”

据当时在现场的人回忆，李铁说这话时看似平静，但能明显感觉到他话语中的优越感。

▲在国家队执教时到李铁。（图片源自李铁微博）

李铁身上的优越感源自于个人的成功经历。没出事前，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他拥有一份在中国足球圈里堪称完美的履历。去体育媒体平台担任解说嘉宾时，他会开出比其他退役国脚高出四五倍的价格，甚至会私下点名某前队友，说“他和我不是一个档次的”。

2019年年底，带国足选拔队踢完东亚杯后，李铁报名参加了中国足协组织的国家队教练员竞聘。他的竞争对手包括同样踢过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李霄鹏和资历更深、年龄更大的王宝山。评审组组长是朱广沪，组员分别是吴金贵、区楚良、魏克兴和李春满，他们来自中国足协技术委员会。竞聘地点在国家体育总局对面的天坛饭店。

竞聘演讲的顺序通过抽扑克牌决定，李铁抽到的牌面点数最小，第一个演讲。他在演讲时再次阐述了“辉煌”的个人履历，并强调自己选拔国家队球员的标准——必须具备荣誉感、顽强斗志、团队纪律、大局观和必胜信念。随后，李霄鹏和王宝山按顺序出场，两人都为演讲制作了PPT。

李铁是三个人中发言时间最短的，大概半个小时。他没有准备PPT，不过这不是竞聘演讲的必要条件。

演讲结束后，选帅小组的5名成员都将票投给了李铁。因竞聘前就已传出“内定李铁”的消息，所以全票通过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竞聘结束后的当天傍晚，他来到天坛饭店会议室，与时任足协主席的陈戌源合影。

2020年1月5日上午，中国足协在昆仑饭店为李铁举办了担任国足主帅的新闻发布会。他那天穿了一双崭新的红色皮鞋，努力克制着吹刘海儿的习惯。发布会结束便前往机场，当天傍晚在广州带国脚们进行了上任后的第一堂训练课。

李铁带国家队的第一期集训共持续17天，期间安排了5次一天三练。一天三练时，球员们早晨7点半就要到球场跑步。他规定每人要完成5组1000米跑，配速控制在4分30秒以内，他把年轻时用在自己身上的狠劲平移到了国家队。他对球员们说，既然来到国家队，就要有所作为，“那些想在国家队混日子的人，趁早离开”。

交易

做国家队主教练时，李铁曾不止一次表态希望能带球队闯进世界杯，为自己和中国足球再带来一次成功。但他的能力和中国足球的实力让这个目标永远悬在空中，遥不可及。

球场内的失败让他执教国足701天后下课。也正是从那时起，比球场失败更可怕的人生失败，开始向他走来。2022年11月9日上午，正在大连参加教练员培训的李铁被警方带走调查。

2024年年初，央视在反腐纪录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的第四集中披露了李铁成为国家队主教练的内情：知道国家队有可能更换主教练，他在2019年8月便通过自己当时所在的武汉卓尔俱乐部向陈戌源行贿200万元；随后又从个人腰包中拿出100万元，向足协秘书长刘奕行贿。

披露的内容为五年前“不准备PPT”、“评审组组长是熟人”、“全票通过”、“竞聘结束当天便同足协主席合影”等细节提供了一种后知后觉的解读视角。这是一场还未开始就已确定结果的竞聘。

一位足球圈内人表示，从个人履历和过往带队成绩来看，即便李铁不向足协领导行贿，与另外两位竞聘者相比，他也具有明显优势，被选为国家队主教练是大概率事件。但他太渴望成功，不允许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出现任何闪失，所以才会给本就有可能的成功，再加上一层保护。

就像2015年，在联赛还剩九轮的情况下，他接过河北华夏幸福队的教鞭，带队取得八连胜。球队冲超成功那天，李铁被球员们举过头顶，抛向空中。

九年后，反腐纪录片证实这八场比赛全部是买来的。光最后一场同深圳宇恒队的比赛就花费了1400万元，其中600万元由李铁的助手郑斌交给深圳队球员黎斐，由他来买通队友。但后来被黎斐一人独吞。

在反腐纪录片中，黎斐面对的镜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在保级成功的情况下，大家最后一场已无心恋战，即便不用收买队友，也赢不下这场比赛。”

那一年，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的投资超过1亿元（同年中甲联赛平均投资为3000万元），拥有埃杜、拉贾卜、米利亚斯这样中超级别的外援。哪怕联赛中途遇到困难，冲超也是大概率事件。可是，和竞聘国足主帅一样，李铁更希望在没有任何闪失的情况下取得成功。能力达不到，就用钱去买。

李铁在反腐纪录片中说，自己踢球时最憎恨假球，但为了增加球队的冲超几率，证明做主教练的自己拥有不错的能力，便走上歪路。

的确如他所言，年轻时的李铁憎恶假球，足球江湖上也从未有过他踢假球的传闻——假球不但不能帮他实现球员理想，还可能成为羁绊。但成为教练后，当他发现假球可以迅速给自己带来成功，便愿意铤而走险，活成年轻时自己讨厌的模样。

到武汉卓尔队执教后，李铁仍在进行类似的交易。咸宁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李铁在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和武汉卓尔俱乐部任职期间，在请托其他俱乐部比赛中配合或消极比赛时，共花费人民币3905万余元。

武汉卓尔俱乐部原董事长田旭东在反腐纪录片中承认，李铁成为国家队主教练后，和俱乐部之间的谈判变得更加赤裸。他和俱乐部签订了一份（两年）6000万的合同，为武汉队球员争取进入国家队和代表国家队比赛，并承诺和足协搞好关系。国家队后来公布名单时，武汉队经常有四五名球员入选。这样的名单让田旭东感到“脸红”。

▲李铁执教武汉队时和场边球童发生冲突。

走了将近40年的成功路，李铁对中国足球的认知要比普通人更通透，知道如何建立利益环节，如何疏通利益渠道。对他而言，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既是荣耀使命，又是利益的聚集点。他可以像做生意那样贩卖权力，从而实现财富转化。

熟悉李铁的人认为，他一定评估过其中的风险，但同时又认为打假球、操纵球员转会是圈内潜规则，风险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或者干脆认为这不太可能被发现。

李铁在自传中曾讲过这样的故事：21岁随辽足征战甲B联赛时，他会盼着教练每天晚上十点半查房结束后，跟着老队员到训练基地对面的五彩城吃羊肉串、喝啤酒。尽管酒量不好，但在那些日子里，他每次去都要喝一杯，“感觉特别好”。

在中国职业足球圈子里，训练、比赛之余和老队员一起外出喝酒既是规矩，也是在队里站稳脚跟的便捷方式。初入江湖的李铁想要迅速融入到这个圈子里。可在翻越基地围墙，奔向五彩城之前，他也会犹豫，也会这样反问：“这么做既违反了纪律，又放纵了自己，为什么还要去？”

但在“所有人都如此”的行规之下，他可以很容易地为自己找到消除顾虑的理由：“国外生活（随健力宝在巴西拉练将近3年）那么枯燥，回来享受一下也没什么，我又没做什么出格的事。”

矛盾的内心让他在放纵的酒桌上尽量保持克制，喝啤酒不会超过一瓶——那是一种与当下氛围格格不入的清醒。当年采访辽足的记者说，李铁身边常备防腹泻的药片，吃完路边摊，他总会吃上一片药，避免因腹泻影响训练。

只是，我们已无从知晓后来的他在做违法之事时，是否有过像当年翻越训练基地围墙，去五彩城喝啤酒时的纠结。

没当国家队主教练前，李铁曾对我说，自己要写三本自传。第一本《铁在烧》已在2001年出版。他打算在第二本自传中记录随国家队参加世界杯和退役后转型做教练的经历。第三本自传要等结束做教练后再动笔，给自己的足球生涯做个总结。李铁从国家队下课半年多后，我曾询问他是否有出版第二本自传的计划，他回复称“时机未到”。现在来看，未到的恐怕不是时机，而是这么多年来，他拥有太多无法被提及和被书写的经历。

钱

40岁那年，李铁在自己的家乡沈阳创办了“李铁8号足球公园”青训俱乐部。俱乐部施行签约制，凡是签约的球员，均可免去每年一万多元的培训费。俱乐部最多时有300多名学员，一半人免收培训费。不过免费也是有前提的，合同规定签约学员的转会、肖像权、商业权要归俱乐部所有，未来如出现违约行为，需赔偿2000万人民币的违约金。

据俱乐部工作人员透露，为让足球公园更好地运营，李铁将个人赞助收入投放到了俱乐部。李铁本人也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公园维护成本高，自己需要“努力工作，多赚钱”。

2017年，李铁在足球公园里对我说，现在很多人搞青训都以营利为目的，但自己绝不会那么做。“俱乐部如果能够保证收支平衡，或者少亏一点，都可以接受。”

“如果真想挣钱，谁还当教练啊，多累？像我这样的人，随便干点什么不比干足球挣钱？凭借我在沈阳的人脉，要是开个饭店，老火了。”那次聊到钱的话题，他说自己不会在任何足球以外的事业上投资，希望将来能像师父张引那样再为中国足球培养出一批人，“就像当年的辽小虎”。他还提到打算从2018年开始让所有孩子都享受免费培训，不过这个计划后来没能实现。

过去这30多年，李铁始终在有意无意地塑造一种“不在乎钱，一心只扑在足球事业上”的人设，也在足球青训上投入了一定资金，但从发生在他身上那些与钱有关的故事来看，财富对他而言并非身外之物，有时甚至会看得很重。

李铁刚退役时，来自中甲联赛的沈阳中泽俱乐部曾打算聘请他担任球队主教练，但被他开出的500万年薪吓退。那时中超俱乐部教练员的顶薪也不过300万元。

后来，他选择到广州恒大、河北华夏幸福、武汉卓尔这些在金元足球时代敢砸钱的俱乐部工作，它们既可以提供丰厚的薪水，又能为自己的教练之路实现成功带来更大可能。

▲国足丢掉主场后，李铁带队出征阿联酋。（摄影：赵宇）

在武汉队执教两年后，李铁成为国家队主教练。按照常理，他本该与原工作单位切除连带关系，但却仍旧从俱乐部拿着3000万的年薪。一位前武汉俱乐部工作人员称，那时的李铁既在国家队担任主教练，又在俱乐部兼任总经理，球队引援、奖金分配、比赛名单，甚至到客场比赛时住的酒店，都要由李铁决定，“就连主教练何塞都是他通过经纪公司找来的”。虽然俱乐部当时已遇到财务危机，出现欠薪状况，但除因疫情扣掉一个月工资外，还是将这笔年薪支付给了李铁。

可对于其他被拖欠工资的球员和教练员，俱乐部就没那么主动了。部分球员和教练选择到中国足协仲裁讨薪。武汉俱乐部当时认为，所有参与仲裁的人都是李铁带来的，薪水比同等水平的人高出很多，他们是在李铁的授意下与俱乐部“对抗”。俱乐部还怀疑，身为国足主帅的李铁利用与足协的关系，让自己人的仲裁比其他人更顺畅。

被欠薪者讨薪本是天经地义，即使他们是在李铁的协助之下。可是，在李铁完全掌控球队，为自己人开出过高薪水的现实情况下，正当之事也就有了被解读为不正当的理由。

因无法履行偿还欠薪的仲裁结果，武汉俱乐部被中国足协扣掉9个联赛积分，这让投资俱乐部的卓尔集团高层领导很不爽。足球江湖上有传闻称，卓尔集团随后搞了一次内部审查，被查出问题的足球俱乐部董事长田旭东前往检察机关自首，进而牵出李铁。所谓内查与自首，无非就是想绊倒李铁，他们用一种极端的、鱼死网破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田旭东被捕后没多久，李铁被抓。再往后一个月，武汉队提前一轮从中超降入中甲，2023年年初宣布解散。

据咸宁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李铁在担任国足主帅期间，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球员入选国家队、赢得比赛、签约俱乐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人民币共计5089万余元。他的涉案总金额为1.2亿元，比陈戌源多4000万，是这次足坛风暴中涉案金额最高的人。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球员代表，李铁在他效力过的国内俱乐部拿到了顶薪。在英超埃弗顿留洋那几年，他的收入也比国内球员高。刚到国家队执教时，他的年薪为500万元。带国足晋级十二强赛后，足协与他续约5年，年薪涨到800万元。在武汉卓尔执教时，不算各类奖金，他的年薪能达到1000万元。他是所有国内教练员中挣钱最多的人。所以即使依靠合法收入，也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富足的生活。

可是，金钱带来的贪欲没有边界。

一位同李铁打过交道的人分析认为，钱多对李铁而言是一种获得感、满足感，他会认为这是自己来到这个位置后应得的。

也有足球圈内人认为，李铁对金钱的在意，与他从小生长的环境有关。“对他而言，钱可以带来安全感。”

1977年5月18日，李铁出生在沈阳的一个工人家庭，他还有个比自己大五岁的哥哥。他的父母是沈阳黎明厂的工人，那是一家生产发动机的国有企业。因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李铁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哥哥淘汰下来的，而哥哥长大后穿的衣服，则是妈妈淘汰下来的。生日那天，如果能和哥哥分吃一瓶水果罐头，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他在自传里说，除了学校要交的钱，平时会尽量不向家里要钱。

随健力宝队去巴西留学时，李铁曾得了蛀牙。得知队友去医院看蛀牙花了150美金，他舍不得，就一直忍着，“结果没过几天就不疼了”。

一位和李铁很熟的记者曾给我讲了另外一个关于李铁与钱的故事。2012年，李铁在恒大队担任助理教练，某汽车品牌要在广州搞宣传活动，打算邀请李铁帮忙站台宣传，时长1小时，费用10万元。他痛快地接受了邀请。

品牌敲定活动时间后，发现与恒大比赛冲突。当这名记者把情况告知给李铁，李铁在电话里反复说：“你跟对方协调一下，让他们换个时间。”他很想挣这笔钱，以至于没过几天，又打来电话强调“让对方换个时间”。第二次被告知时间无法调整后，他才说：“下次有机会再找我。”

李铁成为国家队主教练那天，这名记者给他发去微信祝贺，没有收到回复。两人下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联系是他从国家队下课当天，记者发去安慰的话，却发现已被对方删除。

两面性

无论球员时期的李铁，还是退役后转型做教练的铁指导，在面对媒体时都没有学会友善。

球员时期的他是记者们眼中最难采访的人。2001年10月7日，国足世界杯出线那天晚上，央视体育频道记者在球员和教练员中穿梭采访。话筒递到正在收拾东西的李铁面前时，他连头都没抬一下，他是那天晚上唯一一个没有接受采访的球员。

他在自传中承认“出道这么多年，得罪最多的就是记者”，“在（1997年十强赛）’换李铁’的倒彩声中变得更加倔强的我开始一点点远离媒体”。那是一场让李铁铭记一辈子的比赛，他在1997年10月31日主场同卡塔尔队的世界杯预选赛中连续两次出现低级传球失误，被几万人高喊“换李铁”。没过多久，他真的被主教练戚务生替换下场。媒体对此事进行大肆报道，李铁称“媒体把一个年轻球员能不能承受的善意批评或是恶意攻击一齐都给了我”。

转型做教练后，他有时会在发布会上用一种很不友好的方式回答记者提问，尤其是不熟悉的记者。有人向他求证某件事，他会一脸严肃地反问：“你听谁说的？”有人问他某外援的状态，他会说：“我们有那么多外援，你为什么只问他？”

面对熟悉的记者，李铁的耐心会多一些，但能聊的话题也仅限于他想表达的，不愿意开口时便会用“少说多做”搪塞。

他执教的球队的训练很少对媒体开放，即使是“只开放前15分钟”的惯例也无法做到始终满足。他带武汉队冲上中超那天，俱乐部搞了庆功会，并安排了媒体采访环节。庆功会结束后，李铁只说了句“我今天嗓子不舒服”后便转身离开，将二十多个记者晒在那里。他不想说话时，根本不会在意媒体的感受。

也正是因为李铁对媒体这样的态度，导致张斌2021年3月在上海采访他之前，曾担心碰壁，打不开局面。张斌在节目里说过这样的话：“我和李铁看似熟悉，其实隔得很远。”

可是，那天出现在张斌面前的是另外一个李铁。他笑着和在场的人握手、打招呼，说自己是看《足球之夜》长大的。坐下来后主动开玩笑说：“咱们不是采访，是聊天吧，张斌老师。”他好像是在用这样的方式让现场的人放松下来，同时也为别人刻板印象中的那个自己打个圆场。

半个月后，张斌带领《足球之夜》节目组前往沈阳对李铁进行第二次采访。节目组抵达沈阳那天，李铁特意开了一辆黑色奔驰商务车去机场迎接。回程路过收费站时，他担心车载ETC已过期，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我从来没去机场接过人。”

接受采访时，“斌老师”、“张斌老师”和“您”字频繁出现在李铁的嘴里。那个像刺猬一样对待媒体的李铁，不见了，变成了一个柔软而周全的李铁。

熟悉李铁的人说，这两个李铁，都是真实的。他知道央视、《足球之夜》这两个关键词在体育领域里的影响力，也知道张斌在圈内的江湖地位，所以会尽可能地配合。

“铁哥所有心思都是唯上的。”在一位前队友看来，李铁的“唯上”既表现在接待张斌时的热情上，更体现在与“各地官员、足协领导”的相处方式上，他会认为自己不配与“走高层路线的铁哥成为朋友”。

正如如这位前队友所言，李铁在面对领导，尤其是那些和自己利益直接相关的领导时，会花费更多心思。

▲李铁的足球公园已去掉“李铁”二字。（摄影：赵宇）

2021年带领国足征战四十强赛期间，李铁接受《体坛周报》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作为领导，杜局（前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兼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和陈主席（前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亲自率队来到阿联酋。这两位领导都已经60多岁了，现在的疫情之下，谁的命不是命？就冲领导这种态度，我们还有什么好废话的？”

2020年，李铁的母队、辽足俱乐部解散时，十多个没拿到工资的球员到省体育局门口拉横幅讨薪，与时任辽宁省体育局局长的宋凯发生过摩擦。后来，李铁专门给他熟悉的几个球员打去电话，告诉他们“别总给领导找麻烦”。

“他还是太聪明，不把别人放眼里，认为只要和领导搞好关系就行了。”李铁另一位前国足队友说。

现实世界里的李铁确实有精明的、趋炎附势的一面，但他又不断用实际行动告诉外人，自己并非熟人印象中那个目空一切，只想和领导搞好关系的人。

他始终没有忘记过去曾提携过自己的人，也愿意帮助与自己有过交集，即使交情不深的人。他曾在就职国足主帅发布会上说：“没有张引和朱广沪，就没有李铁的今天。”张引退休后做足球青训时，李铁会四处帮忙寻找赞助。每逢春节，他只要在沈阳，就要带着家人到张引家中探望。只不过每次探望后，他都会将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就像他在除夕夜给足球基地保安送饺子的操作方式一样。

一位比李铁小10岁的前辽足球员称，自己与铁哥做过一两年队友，不熟，“连单独在一起吃饭的机会都没有过”。在自己即将无球可踢时，李铁把他介绍到了前队友黄勇执教的江西队。他特别强调，“铁哥当时没收钱”。

该球员也参加过辽足集体讨薪活动，当他后来接到李铁“别总给领导找麻烦”的电话后，便再也没敢像其他人那样去体育局“闹事”。

带国家队备战四十强赛期间，李铁主动为身患癌症的球迷寄去国家队的签名球衣，并说“你们对中国足球的爱一直没有停止感动了我”。

他还曾在自传中写过这样一个故事：2001年6月到北京比赛，一位女球迷找到他，希望能在高考前用传呼机给自己发条鼓励的信息。第二天，李铁便给她发去了“铁先生祝你高考成功”的信息。

可是，互联网上也留存着他年轻时面对索要签名的女球迷，骂对方“脑子有病”的视频，他像是个游走于两个极端的矛盾体。

性格

随着李铁案的细节被披露，李铁苦心经营的人设开始崩塌。

2016年8月，李铁从河北华夏幸福队下课后，我与他有过一次电话采访。他给我讲述了带华夏幸福队一年的工作状态：每天晚上12点或凌晨1点睡觉，早晨8点起床，至少要工作12至15小时。平时吃住都在球队的训练基地。俱乐部给他在秦皇岛市区租了房子，一年只住过三次。

可在案情披露后，人们会发现这个自称每分每秒都在认真工作的人，同时也在心安理得地违法犯罪。

受疫情影响，李铁在担任国足主帅的第一年里没能获得任何比赛机会。他会笑着对记者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四十强赛重启后，国家队只在主场踢了一场比赛，就因防疫问题被迫将主场迁至阿联酋。他仍旧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前两轮十二强赛，国足分别败在澳大利亚和日本队脚下，重压之下的李铁的世界里，再没有了“最好的安排”。他开始在赛后发布会上瞪眼、抱怨防疫政策、把球队比作“无家可归的孩子”。

那时的他有太多不满，不满球队丢掉主场，不满中国足协在十二强赛开始前安排的热身赛对手过弱。他如困兽一般，在笼中横冲直撞，身在前方的国家队工作人员能体察到“李铁每天脸色难看”，不敢轻易和他讲话。

那是一个狂躁的、失控状态下的李铁。国家队内部人士本以为“只有陈戌源可以压得住他”。可当他的不佳情绪到达顶点时，那个曾经受他尊重、并与之勾结的足协掌门人，也失去了掌控力。

▲李铁在国足执教时瘦了10公斤。（图片源自李铁微博）

一位与李铁在国家队共事过的人说，所有这一切皆因李铁的性格所致。“他非常自我，任何人都不能挑战他。一旦觉得自己被挑战，就发脾气。”

李铁的这种急躁、易冲动的性格在年轻时就已显现。他曾在日记里多次记载与队友打架经历。在辽宁少年队时，他将队友宋海涛的鼻子、嘴打肿，险些被开除。

健力宝队在巴西留学时，朱广沪曾在李铁与隋东亮打架后召集全队开过一次“批评李铁，帮他找问题”的会。李铁后来在日记里记录了别人对他提出的意见：“作为队长，只和几个要好的在一起，对其他人有点不冷不热；说话、做事没有威信，性格孤僻，很难沟通……对别人要求过高，经常抱怨，说些瞧不起别人对话。自控能力不够，常常冲动，对别人的错误很难忍耐和宽容。”

从表面上看，这些30年前被队友们提到过的“缺点”，随着李铁的成长慢慢消退，但他并没有彻底摆脱它们。他继续冲动，缺乏耐心，不止一次因助手的工作没有达到预期而站在楼道里破口大骂，以至于某个助手在集训前找到管理团队，要求分配房间时让自己距离李铁远一点。

2016年夏天，李铁率华夏幸福队客场挑战前队友李金羽带领的石家庄永昌，这是一场他很想赢的河北德比战。比赛时，华夏幸福队率先进球，但替补登场的罗森文刚上场一分钟，便因禁区内手球送给对手点球，让对手将比分扳平，1比1的比分保持到了终场。

回到休息室后，李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总结比赛，而是痛骂罗森文。华夏幸福俱乐部工作人员称，李铁骂了很脏的话，“把罗森文给骂哭了”。据说后来球员上大巴车后，李铁还在责骂罗森文。

类似的事情在他执教国家队时也发生过。为了让球员们在吃饭时创造更多沟通机会，他规定每个人至少要在餐厅停留30分钟以上，不能随身携带手机。国家队在阿联酋备战十二强赛时，韦世豪曾在吃饭时玩弄手机。李铁发现后，直接将他的手机打落在地，两人差点因此发生肢体冲突。那次集训后，韦世豪离开了国家队。

放眼世界足坛，这种严苛的铁腕治军并不罕见，弗格森、瓜迪奥拉等知名教练员都曾在执教时因管理严格和球员发生矛盾。作为瓜迪奥拉的崇拜者，李铁曾私下和朋友吐槽过如今的球员有太多不良习惯，意志品质不足，拼搏精神欠缺，朋友能明显感觉到他的痛心。可是，身为教练的他又做着比没有拼搏精神更恶劣的事。正直与邪恶在他的身上并行，“铁腕治军”也因此无法达到想要的结果。

他从国家队下课时，没有一名国脚公开表达对教练的怀念，即使他们私下里都称他为“铁哥”。

归宿

2019年年底，李铁带国足选拔队征战东亚杯赛时，我曾多次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他的集训过于封闭。球队在韩国最后一场比赛赛前训练时，他来到球场边，主动找我谈话。他说这是自己“人生的最重要时刻”，“你应该多支持我”。

他还说集训之前已把工作安排向陈戌源汇报过，“主席是支持我的”。

和过去一样，他那次沟通仍是和别人讲话时以自我为中心的强势态度。他最后说：“你是了解我的，你觉得你能改变得了我吗？”

我说：“改变不了。”

别说是我，就算与李铁特别亲近的人，都无法让他改变。这是一个20岁时被几万人在球场里喝倒彩，却没有被打趴下的人。他的发型保持了30年不变，那种倔强与坚持，是天生的、骨子里的。这种性格给球员时期的他带去成功，让不具备天赋的他从甲A走向英超，登上世界杯的舞台。

▲李铁成为国家队主教练时的意气风发。

李铁出事后，很多人都认为他变了，案情中的李铁和人们印象中的铁子，完全是两个人。大家希望能寻找到一个答案，弄清究竟是什么让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但在中国足球圈里，真正了解李铁，可以深入到他内心的人，几乎没有——他从来就不想给别人看透自己的机会。即使李铁自传的作者马寅在写完一本书，为这本传记作序时也坦言，看李铁就像“隔岸观火”。序言的标题是《看不透的李铁》。

李铁出事后，那些和他一起成长起来的队友们与我交流时，也试图还原他们认识了近40年的铁哥。尽管每个人与李铁有不同的往来故事，但最后却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李铁一直都没有变，始终是那个从小做事’咬尖儿’（东北话，形容处处抢先，自私自利），狠、独，目的性强，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手段让自己取得成功的人。

年轻时，李铁为了成功发狠苦练；转型成为教练后，他仍旧渴望成功，希望在短时间内成为最成功的教练，却未能百分百地手握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于是选择了不正当的途径。他就像小说《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出身平凡，通过各种努力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但却在成功之后迅速走向毁灭。他有多重性格，这些性格既相互矛盾，又互相渗透。

当看到李铁出庭受审时的消瘦模样，那些觉得“和铁哥在一起有压迫感”，甚至连朋友都算不上的老队友们又会觉得心酸。他们对李铁的最初印象是辽宁省体校操场上，那个又瘦又矮，一头黄毛的孩子。

为了踢球，他每天放学后要从学校坐1小时45分钟的公共汽车到体校。有一年冬天，沈阳下了很大雪，交通瘫痪。为避免迟到，他提前下车，一个人在雪地里跑了10多公里。每个冬日傍晚，训练结束后的他要坐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回家。那时的公交车上没有暖风，他的双脚和被汗液浸湿的胶鞋一起被冻僵在零度以下的车厢里。

17岁那年，李铁写过这样一篇日记：

1994年7月28日 星期四 天气晴

看了《读者文摘》上的一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它讲的是30年前有个年轻人要到外边开创自己的前途，少小离家，心里难免有几分惶恐。他的族长告诉他人生的秘诀，只有六个字，先告诉了他三个字“不要怕”，令他半生受益。30年后，这个年轻人已到了中年，有了一些成就，也添了很多伤心事。他回乡的时候又去拜访那位族长，可是族长已经去世了，只给他留下一封信。他拆开信，里面赫然写着“不要悔”。

日记的最后，他这样点评：人生在世，中年以前不要怕，中年以后不要悔，这是经验的提炼，智慧的浓缩。

如今距离李铁写完这篇日记刚好过去30年，人过中年的他兑现了日记里的一半内容——有过“不要怕”的前半生，却没能拥有“不要悔”的后半生。面对20年刑期的判决书，不知道他是否将会想起1994年7月28日，巴西圣保罗的那个遥远而晴朗的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