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自由主义如何看到了“底层”？

来源： 钱永祥 读书杂志 

编者按

自由主义者洛克在1697年写的一篇政策建议说：未经许可即乞讨的身心健全男性，可以被送到港口强制做苦工，等到有船只进港，就送上船做三年水手；伪造乞丐证件的人，初犯抓到割去双耳，再犯就发配殖民地的种植园；每个教区都该设立贫民学校，把母亲与孩子一起送进去做工。然而到了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对底层贫困的态度发生变化，由强调自发秩序、个人自由权利到强调社会正义，自由主义的这种转变是怎样发生的？本文从心态层面揭示自由主义者如何“看见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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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如何看到了“底层”？ 

——读迈克尔·弗里登《英国进步主义思想》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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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钱永祥

（《读书》2019年7期新刊）

一

中国知识界引进西方思想的时候，通常会有所挑拣。无论自觉或者不自觉，我们会根据时代与社会的当下关注，形成问题意识，进而去向西方思想中寻找特定的可用资源。这种“选择性的吸收”是难免的，甚至是合理的。毕竟，自己心里先有问题，“带着问题寻找答案”，本来即是正确的学习态度。

中国人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过程，充分展现了这个模式。早从康、梁，中经胡适、储安平，二十世纪末的取经者重视哈耶克而忽视罗尔斯，更可以看出中国知识人取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的自有取舍，反映了其时代特色，并且从他们的取舍中，可以窥见一代又一代知识人本身的问题意识。其实，在自由主义之外，近些年来施密特、施特劳斯等几位在西方反启蒙的思想家突然在中国产生可观的影响，也可作为了解中国当代知识界心态的重要征候。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 来源：npg.org.uk）

但是这种选择性的引进，有时候会影响甚至左右我们对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完整认识。一个很富启发性的例子，就是在哈耶克被引介到中国之后，他对于自由主义历史的诠释，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国读者心目中自由主义的面貌。

哈耶克认为，“自由主义”这个名称，涵盖了两个差异极大的传统：英国式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欧陆或者法国启蒙式的自由主义。按照哈耶克的区分，英国自由主义洞察到社会的制度如此精密复杂，不可能是出于人类有意的设计，只能是无数人在自己狭小的所见范围之间互动，从而积淀、演化成社会的自发秩序。这种制度观会容许较大程度的个人自由。欧陆自由主义则对社会制度采取一种理性主义建构论的观点，赋予政府强大的设计与管理功能，结果遏制了个人自由与制度的演进。哈耶克认同前者而反对后者，认为欧陆式的自由主义导致了各种集体主义，铺成了“到奴役之路”。他尤其强调，所谓社会正义（以及福利国家），其实是建构主义的一种幻象，是欧陆式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正统侵蚀的结果。对此，哈耶克提出了许多批评。

哈耶克对中国知识人的影响很大，结果之一就是我们眼中的英国自由主义史变成了断代史。在哈耶克看来，英国自由主义并未遵循他心目中古典式的方向前进。相反，从十八世纪后期始，英国自由主义逐渐向某种“社会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最后——也是最具英国特色——的产物，就是二十世纪的福利国家。在他看来，这场转变始自边沁的效益主义，而转变的枢纽在约翰·密尔。

约翰·密尔（又译约翰·穆勒）《论自由》（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来源：douban.com）

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中，密尔可能是哈耶克最为用心的一位。毕竟，他先后编辑、出版过两本密尔的作品，其中之一是密尔与妻子哈瑞耶特在婚前的书信往还。哈耶克在自己的著作中也经常提到密尔，其中多数对密尔高度推崇，将他列为自由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与洛克、休谟、亚当·斯密并列。但是他始终对密尔的社会主义倾向耿耿于怀。他认为，性格怯懦的密尔逐渐偏离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由于哈瑞耶特的强势影响所致。一旦密尔开始提倡分配正义，对社会主义的理想抱持同情的态度，他造成 “一大部分自由派的知识人逐渐转向一种温和的社会主义”。

在哈耶克（以及其师米塞斯）的影响之下，中文学者普遍忽视密尔之后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史，认为古典自由主义才是“纯正”的自由主义，至于密尔以后的各种社会自由主义，包括英国的新自由主义、美国的杜威以及新政式的自由主义，都背离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正道。罗尔斯、德沃金等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自由主义，以社会正义为核心价值，更沦为一种哲学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受此评价的影响，十九世纪后半叶以降的英国自由主义，往往不易进入他们的视野。

二

自由主义对于“判教”不会很感兴趣。它认为分歧多元既是事实也是一种价值，自然会自诩为一个 “大公”的教会，容许众多派别各行其是。此外，自由主义跨越不同的历史时代，所处的国度、社会、文化脉络也差异颇大，难免百花齐放。因此，“古典”自由主义与其后的“现代”自由主义之间如果有显著的差异，并不足以令人诧异。与其汲汲于评比、抉择，甚至判定为纯正或者误入歧途，不如先设法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会发生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工业革命后英国传统社会结构被破坏，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来源：pammack.sites.clemson.edu）

明显的外在原因当然是社会、政治的变化：在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所处的时代之间，西方世界经历了三场革命：工业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这几件划时代的事件改变了世界，新一代的自由主义不能不调整自己，面对新的问题。在三大革命之后，英国自由主义与革命之前的一大不同在于，它必须面对“社会问题”：工业革命造成数目庞大的农村人口离开了原先的社会网络，流入城镇，形成都会底层的无产阶级，陷入贫困、愚昧、脏乱、疾病、失业以及各种堕落、犯罪的生活状态，已经不是昔日的教会、慈善事业或者济贫法所能因应。更严重的是，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革命启发了英国的激进情绪，而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场景，更令中产阶级惊惧。他们不能不思考贫穷所衍生的种种问题，如何将原本温驯地接受了传统等级秩序，但如今却因民主呼声而蠢蠢欲动的下层民众，整合、纳入英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生活。“社会问题 ”及其所衍生的 “纳入”之必要，正是新时代的自由主义所面临的课题。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多数社会都由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处理贫穷所直接导致的社会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发展出了福利国家，而这正是密尔之后英国自由主义关注社会问题的长期成果。福利国家的思路延续着十九世纪“公民”身份的扩张趋势，不仅让社会成员取得政治公民的身份，享有投票、参政等政治权利，并且设法让公民身份延伸到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从而让共同体的成员分享社会在这些方面的发展成果。我认为，在密尔之后，自由主义正视社会问题，并且从“纳入”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决定了“现代”自由主义的特殊性格。这种自由主义并没有放弃对于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追求。不过它的关注范围现在延伸到了个人生活的众多面向，“自由”因此必须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限制与机会。这条思路的思想结晶就是一八九〇至一九一四年之间涌现的“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型自由主义”，其实际的成就则是 “二战 ”之后改变了英国面貌的福利国家体制。

关于新型自由主义研究，迈克尔·弗里登的《英国进步主义思想》是一部经典之作。如今此书译成中文问世，我们认识西方自由主义历史的一大空缺终于可望弥补。该书的内容无须在此介绍。但借着这本书的出版机会，我想要回到“将底层纳入社会”这个母题，除了指出上述三大革命所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之外，也简略勾画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一些精神思潮的改变，从而指出自由主义从古典到现代这个“范式转变”，是在什么样的心态氛围之中发生的。

《英国进步主义思想》（商务印书馆，2018年。来源：doub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