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航展参观与大湾区企业调研有感

注：本文为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域外》月报2024年十月期的院长点评文章

2024年11月12日，两年一次的珠海航展盛大开场。受空军有关单位的邀请，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组团参加了今年的航展及其配套的国际交流论坛。我还邀请了来自外交和军队等多个系统的一批资深专家和老领导们同行。既然来到了粤港澳大湾区，我们也安排了一系列调研考察，走访了十多家代表性企业，了解新质生产力、新质战斗力和当前宏观经济变迁的微观基础。基于调研，我们还召开了闭门研讨会，大家思想碰撞、所获颇丰。本期的院长点评，我重点谈谈个人在此行中的所思所感。

首先，正如很多评论所说的那样，此次展出武器的规模和先进度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这说明中国的工程师红利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威力相互叠加，国防工业开始初露峥嵘。全球每年将近四成的理工科毕业生都在中国，而国有军工体系和巨大的本土制造业提供了实践和研发的机会，许多年轻工程师崭露头角，形成了军用和军民两用技术百花齐放的局面。全球最大最高效的产业集群正展现其规模效应，各种零部件的生产和研发成本都被压缩到极致。在前年和去年的多次演讲中，我都说过一个观点：中美各项国力对比中，中国最先超过美国的，可能不是经济规模、而是军事力量。看过今年航展的朋友，估计会越来越赞同我的这个预判。

第二，军民融合已经做了十几年，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实际效果与期望值还是有不小差距。军工体系的相对封闭性，形成了民企对中国军队及其采购体系的疏离感。中国的军队采购体系，在企业的资质和条件上设置了不少门槛，在实践中阻碍了众多民企的参与。另外，在美西方的制裁威胁之下，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并不愿意做涉军业务。这次大湾区考察过程中的一件小事，让我颇有感慨。这次我组织的考察团中，既有地方的老同志，也有空军的一些现役将领。有一家著名的公司，该公司有相当比例的销售额和更大比例的利润来源于美西方市场。这两年他们受到了美国联邦政府制裁，市场空间明显受限。在前期沟通中，他们坦率地向我们表态，可以接待地方的老同志，但是恕不接待现役军人。原因在于，最近他们正在对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发起诉讼，要求解除涉军指控和相关制裁。此时正是官司的关键时期，很大可能已经派了人潜伏到该公司搜集证据、罗织罪名。

此事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某种场景下，某些中国企业完全可能会为了美西方的市场而配合制裁中国政府、政党和军队。为什么？因为企业是市场和利润导向的，没有利润它就难以生存下去。当一个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于美西方的时候，即便这是一家血统纯正的中资企业，它也可能身在曹营心在汉。对于这种潜在风险，我觉得可能需要软硬两手来解决：软的一手，是向有实力的重点民企充分开放军品采购市场，主动降低门槛、放下身段去追求他们；而硬的一手，则是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于那些在关键领域表现特别消极、后果特别严重的企业，予以适当的警示和惩戒。

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企业没有爱国精神，要鼓励大家的爱国行动，需要软硬兼施的规范和激励机制。军民融合是一个关乎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一定要想办法让民企中的佼佼者尽快融入到军工体系中来。只有这样，在大幕徐徐拉开的大争之世中，我们才能获得较大的生存发展机会。

第三，中国军工出口的大发展，还需要在对外大战略层面上改变多年来的理念和传统。我请教了相关专家，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军品出口的标准上把控较严：一是怕先进的武器装备流向潜在的对手乃至敌人，二是怕武器出口会破坏中国的外交关系和国际形象。但是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考量都不足以否定和限制中国企业，尤其是民企的军品出口：不卖武器，别人就无法搞清楚你装备的门道了吗？少出口武器，咱们的国际形象就能改善了吗？全球最大最先进的军工体系，如果掌握在中国这样的爱好和平而且不走极端的国家手中，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福分。

从逻辑上讲，此前的出口管制政策，是在和平与发展作为主题的时代设定的，它适应的是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需要。此前的出口管制政策，也是在中国军工远比美俄欧日落后的背景下设定的。如今，大时代变了，二十大报告将之界定为“动荡变革期”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整体产业能力上我强敌弱，制造规模上民企强于国企。这种格局之下，军品和两用技术的出口政策应该与时俱进。

我们需要大力竞争海外军品市场，把军工和两用技术当作战略性产业来扶持，不仅要给研发补贴，还需要给出口退税和卖方信贷，更要在外交政策上保驾护航、多开绿灯。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产业的发展和繁荣而言，需求侧的拉动力量远大于供给侧的推动力量。产业要发展、科技要进步，光靠政府的扶持和补贴并非长久之计，归根结底是能抢到尽可能大的、持续成长的消纳市场，让前期的投入获得合理的回报，之后还要靠消费者、使用者的多轮反馈来不断改进。

军品之于政治家，就如同毒品之于瘾君子、医美之于中年富婆一样，是会致瘾并产生依赖的。采购先进军品往往会引发相邻国家，尤其是敌对国家之间的焦虑和竞赛，导致双方不断加码，欲罢不能。美欧和当年的苏联都是以军工优势控制了大量小国，卖不卖先进武器装备、卖多少、什么时候卖，都可以成为外交筹码。

大力发展军工产业出口的战略意义，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三点：一是更大的销售额有助于本国军事实力和两用科技水平的持续提升；二是抢占尽可能多的国际市场，有助于抑制对手及潜在对手的军事和科技实力的提升速度；三是让广大中间地带国家的军政集团对我形成依赖，从而在越来越分裂的世界市场体系中，为我们的高端民用产品保住尽可能多的全球市场份额。试想一下，如果欧洲的国家安全依赖主要由我们提供的先进军工体系，他们还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把华为清除出欧洲市场吗？

第四，为了抢占外部市场，我们应主动邀请美、俄、欧等军工强国一起来搞“军品大比武”。有人说，中国军工出口的大爆发，还缺一场实战来证明自己。根据中国的外交政策理念，我们当然不能为了卖产品而专门发动一场战争。既然不能“武比”，不妨来“文比””，大家“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各种性能是否可靠，各种指标有没有掺水，全球军工集团都可以放到比武场上向全世界直播，而不是光在那里做静态展示。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战争的爆发还与双方对各自实力对比与战争意志的认知差异有关。军备竞赛和公开比武，还有助于减小误判，从而减小战争风险。

对于衰落中的守成大国美国而言，他们的军工出口仍然获益于帝国巅峰时期所形成的光环和威望，参与这样的公开比武，其潜在风险和损失将远大于收益，所以美军和美国军火商有相当大概率拒绝。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反复邀请并公开喊话，更不妨碍我们邀请那些购买了美军武器装备的第三方国家带着他们的美式装备来参加比武大会。这种买家秀，通常是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商家最惧怕的事情。长期以来，军备竞赛是一个负面词汇，往往与战略失衡、冲突升级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但如今，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是儒家传统的一种美好的理想主义，但在无政府的国际秩序中，更现实的做法恐怕还是韩非子所说的，“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第五，中国军工发展正在经历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三阶段。第一个三十年是对苏系军工的仿制。在50年代初的156项对华援助中，主要是军工和重工业项目。56式半自动步枪就是源自苏联的AK47这款经典产品，苏联提供了全套生产线和图纸，而中国仿制后列装的首批部队即是西南方向。这批武器在1962年的对印反击作战中大显神威。第二个三十年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习和对标美系装备，对于欧洲和以色列装备也有借鉴。两个师傅各有特点：苏俄的装备，细节处粗糙，但是整体上布局合理，短于局部而长于系统；美式装备的着眼点则通常在某些单项指标实现压倒性优势，比如射程、隐身性、探测距离等等，一招鲜，吃遍天。中国军工擅长逆向工程，先依葫芦画瓢，自己仿制出来一个简易平民版，实现人有我也有，跟跑不掉队。

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中国工业能力和整体科技水平的大幅提升，中国军工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即在此前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不断自主创新，实现对师傅们的超越。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朋友们提及这样的桥段：美国军火商公开宣传自己产品的某项关键指标达到A水平，中国军工专家们信以为真，对标A值发愤图强，最终超过他们达到B值。结果等到双方一对标，才发现美国军火商说的A是营销需要，把理想当作现实去宣传，其实至今还没有真正实现，而中国军工则后来居上。这样的案例，根据媒体的报道，在电磁弹射、高超音速导弹、电磁炮、雷达、无人机等等方面，都出现了上述现象。

我不研究军工，也算不上军迷，对于上述领域的具体情况所知甚少，但是我一位多年好友的父亲则的确是其中一个经典案例的主人公。建国后第一个三十年，我们为支援世界革命和第三世界的解放，曾经对外赠送军火。有一位老将军给我绘声绘色地讲述过，当年他如何千里单船跑到非洲去送军火，并且跟苏联人竞争刚独立不久的非洲兄弟的革命友谊。第二个三十年，小平同志说，军火商我们还是要做的，这个阶段的中国的确对外出口了一些，但是数量其实很有限，因为军火出口的增长空间远比民品的出口量小，不但交易量不稳定，还受限于外交政策考量。因此这个阶段，中国大量军工企业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转产很多民品，比如电视机和监控摄像头等。如今的新三十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系统性变化，我们恐怕不得不争当全球最大军火商了。这不是为了挣钱，而主要是为了挤压战略强敌的军工企业的国际市场空间。

欧洲古人说，要想实现和平，就需要准备战争。我们今天则可以说，要想保持体面而持久的和平，就需要确保军工产业的持续优势。但愿世界更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