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面临三大难题

　　作者：陈积敏（Chen Jimin）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当前中美关系面临战略定位、核心利益界定和信任建设三大难题，它们与两国实力对比日益接近、社会制度与价值体系迥异等因素密切相关。

　　10月下旬，笔者接待了一个由数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访问团，双方就当前中美关系如何定位、为何会变成这样、如何实现中美关系稳定有序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交流。通过讨论，笔者认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着三大现实难题。

　　一是战略定位问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教授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指出，竞争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而竞争包括按照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不按规则甚至是破坏规则的不公平竞争，中美之间应努力实现公平有序的竞争。

　　笔者认同他的观点。应该说，竞争既是自然界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良性竞争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从国际关系层面讲则有助于推进国际社会利益最大化。然而，若将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关系，甚至是战略竞争关系，则对于中美关系发展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毫无裨益。美国把寻求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作为其追求的主要目标，这意味着即便合作能给双方带来收益，但若美方收益小于中方收益，在美国看来就是相对增强了中国的力量，因而是不可接受的。显然，抱持这一观念将极大限制双方合作的空间。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者，并提出“竞而胜之”的目标，这实际上是将中美关系看作“零和博弈”，必须分出赢家与输者。这种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以及对中国身份的战略认知，不利于促进全球性问题的应对，无助于构建双边的基本信任，因而不能对双方关系的稳定发展起正面作用。

　　▲11月22日，对于美防长奥斯汀说中方拒绝在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中国国防部回应道：“此次未举行会晤，责任完全在美方。美方不能一边在台湾问题上损害中方的核心利益，一边与中国军队若无其事地开展交流。”

　　二是核心利益界定问题。维护核心利益是一个国家的天赋使命，也是一个政权维持其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中美关系面临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不断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

　　应该说，中国核心利益的界定是明确的，概括起来就是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完全知晓的，所以，美国的干涉行为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表现。

　　美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呢？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描述，这种核心利益可概括为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是维护美国本土的安全与繁荣，在国际层面是推广美国价值观和维持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不难看出，其国内层面核心利益的界定是清晰的，但国际层面的界定则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可以按照其认为合适的方式任意扩大核心利益的范围。威尔逊学者交流中心基辛格美中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就认为，美国最主要的核心利益是维护以其为主导的霸权秩序，即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希望中国对这个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做出贡献，但又不愿看到中国在其中拥有更多话语权。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者”，拜登政府接受了这一提法。10月30日，布林肯在美国外交学院发表《新时代美国外交》的演讲中，就明确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大国”。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中国对美国构成的主要威胁不是针对美国本土的安全与繁荣，而是对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了威胁。但正如前文所言，这种泛化的核心利益界定显然与世界潮流相背离，当前“全球南方”的兴起就是对美国主导的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秩序的反抗。

　　三是信任建设问题。建立信任是推进大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种信任的建立离不开彼此间各层级的交流交往。习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这表明，中方对于扩大中美交流交往是持积极与开放态度的。然而近年来，美方却对正常的中美交往百般阻挠，从限制中国留学生数量与所学专业，到刁难中国访问人员入境，等等。这些做法已经造成“寒蝉效应”。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极力塑造对华不友好的国内舆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5月发布的民调显示，81%的美国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态度。3月，盖洛普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1%的美国受访者将中国视为主要敌人。这样的政治氛围与社会舆论环境对促进中美社会交流显然是不利的，更遑论化解中美两国的信任赤字了。中美两国应积极努力改变这种社会交流的“寒冬”现状，而美国政府政策的转变尤为重要。

　　中美关系的三大难题与两国实力对比日益接近、社会制度与价值体系迥异等因素密切相关。解决这些难题实非易事，但绝不意味着应无所作为、听之任之。笔者以为，双方可从以下几点着力：

　　一是双方均应有改善双边关系的政治意愿。习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充分体现出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真诚意愿，美方也应就此做出明确表态。

　　其次是努力培育合作空间，理性管控分歧矛盾。中美之间有分歧与矛盾是正常的，但不应将这些分歧与矛盾扩大化，甚至升级为两国关系的主流。双方宜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把可以合作并应该合作的议题与事项做起来，努力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同时要管控好分歧，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化的危机防控机制，特别是军事层面的危机管控机制。

　　三是为推进双方人文交流扫清障碍，通过人文交流增进相互了解，逐步校准双方社会对对方的认知偏差。国家间关系的交恶也会因双方民意的恶化而进一步固化，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启之艰难、过程之曲折与当时两国民间对对方的敌意有很大关系。

　　笔者完成此文之际，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特朗普再度问鼎白宫。在其第一任期内，中美社会与人文交流就受到了很多挑战。2024年共和党党纲提出“利用现有的联邦法律，将憎恨基督教的外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拒之门外”。可以预见，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内，中美人文交流或将经历更大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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