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第一次失去亲密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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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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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在湖南读书的时候，和萧子升的关系非常亲密，不仅在学校里谈经论道，还结伴穷游湖南五县。可以说，萧子升就是教员的第一批亲密战友。
然而在1920年代，教员和萧子升分道扬镳，第一次失去亲密战友。
梳理一下教员和萧子升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深的了解教员的青年时代，以及教员和亲密战友们的分歧在哪里，也可以通过萧子升，对“清高天真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有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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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和萧子升的初相识，应该是1910年左右。
那年秋天，教员离开韶山冲，到东山高等小学读书，入学考试的作文是《言志》，校长李元圃读了很满意，和同事们说：“今天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才。”
东山高等小学有个物理教师叫萧岳东，正好带了教员他们班，于是，教员便成了萧岳东的学生。
萧岳东的两个儿子，便是萧子升和萧子暲。
萧子暲，即日后的著名诗人萧三。
就这样，教员和萧子升、萧三慢慢的认识了。
教员和萧三的关系升温很快。
教员喜欢历史、地理类书籍，入学不久就写出《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文章，被国文老师评价为：“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视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而萧三也喜欢此类书籍，经常看一本《世界英杰传》。
相似的爱好，让萧三和教员结缘，并把《世界英杰传》借给教员观看。
教员读完以后，在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等章节里写满批注和圆圈，把干干净净的书弄得一塌糊涂。但萧三没有怪罪教员，两人仍然和往常一样讨论知识，指点江山。
萧子升的年纪比教员小，年级却比教员高，所以在东山高等小学，教员和萧子升是学长、学弟的关系——两人认识，见面点头寒暄，但没有深交。
再过一年，他们三人陆续到了长沙，又陆续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这里，教员和萧三的关系仍然融洽，和萧子升的关系仍然一般。
用萧子升的话说：“我是高年级学生，他是新来的初年级学生，我的功课很紧，所以既没时间也没兴致与低年级的学生讲什么同乡之谊。”
教员的成绩很好，和父弟的关系也很好，但萧子升没有和教员主动交往，这就说明萧子升是自视甚高的人，打心底里看不起教员这种土里土气的穷学弟。
他们的关系升温，还是教员主动邀约。
那时湖南一师有个规定，全校十几个班的学生，每人每周必须写一篇文章，然后从每班选出几篇交给教师委员会，教师委员会再优中取优，选出最好的三四篇文章，贴到展览室，给其他学生们观摩。
萧子升的文章经常被选中，成为供同学观摩的范文，教员的文章偶尔被选中，大多数时候是萧子升的读者。
有一天，教员和萧子升在走廊相遇，教员主动打招呼：“密斯脱萧”，然后以极低的姿态和萧子升攀谈，并请求下课后到萧子升的教室，观看他以往的文章。
面对如此仰视、迎合的态度，萧子升没有拒绝，同意了教员的请求。
从此开始，教员和萧子升的关系开始升温。
1915年12月，举国反对袁世凯称帝，教员也经常发表反袁演讲，并把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的反袁文章编撰成册，交给萧子升，请他题写书名。
萧子升欣然应允，提笔写下“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做为反袁文章合集的名字。
1917年夏，萧子升做了一个读书札记，取名为《一切入一》，然后交给教员，请他在扉页上题词。
教员也非常高兴，提笔就在萧子升的读书札记上写下序言——
“君既订此本成，名之曰《一切入一》，命予有以书其端。”
“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以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
尽管教员和萧子升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但两人的性情大相径庭，这就决定了教员和萧子升必然会走出不同的路，出现分歧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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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教员进步神速。
刚入学不久，他便列出学习上的难题和社会改造的问题，一边自己研究，一边向老师请教，迫切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课余时间，教员读了《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对中国历史和地理有了高屋建瓴的认知。
在这个过程中，教员经常会遇到一些细节问题，于是他就脱离经典著作，参考其他作者的论述来梳理事件的脉络。有一段时间，他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便把图书馆里所有和中国历史有关的书都借出来，一本一本的读，一年一年的记。
由于借书非常频繁，教员和图书管理员熊光楚都成了朋友。
除了读书，教员还喜欢看报纸。
每天看报纸的时候，他都要准备一本中国地图册、一本世界地图册，当看到不认识的地理名词，他就翻地图册，直到弄清楚那个地方在哪国、哪省、哪县为止。时间一长，中国各省和世界各国的城市、港口、海洋、江河、山川等地理单位，以及发生在这些地方的事情，教员都了如指掌。
有人不理解，问他，看报纸就看报纸呗，你用得着这么研究吗？
教员说：“历史是以前的报纸，报纸是现在的历史，读它可以增长许多知识。”
慢慢的，教员成了“时事通”，同学们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时事问题，和他一谈就解决了。
那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湖南一师的同学们每天晚饭以后，都要到湘江畔或岳麓山脚散步。每到此时，教员就要给同学们讲述中国和世界新闻，包括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为什么遇刺、德国的威廉二世为什么出兵、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发战争财、中国如何受日本胁迫等等。
教员的分析，类似于“国际国内的军事政治报告”，条理清晰有始有终，同学们听的如痴如醉，有的还要吐槽一句：
“我们同样是看了报的，为什么我们不如你分析的清楚呢，真佩服你的脑子。”
就这样读了数年，教员成了博古通今的人，胸怀古今手握乾坤，即便放到现在，他也能以最快的速度，成为粉丝千万的时政大V。
现在可查的资料中，萧子升似乎没有类似的学习经历，他还是和以前一样，读着文学性质较浓的书，写着脱离现实的文字。
不同的学习经历，导致教员和萧子升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教员更偏向现实，着重解决现实的问题，萧子升更偏向理论，着重用理论套用现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员和萧子升的分歧就出现了。
湖南一师的门口有个匾额，写着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的“德智军美”四个大字。
教员认为，中国饱受欺凌，最需要“军育”，蔡元培的教育宗旨非常符合中国的现状。但萧子升认为，中国最需要“美育”，因为古代诗歌、文学、音乐都提倡德行完美，美育可以帮助学生塑造德行。
这样的分歧，归根到底是现实派和理论篇的区别。
1917年7月，湖南一师放暑假，教员和已经毕业的萧子升约定，不带一文钱，到湖南各地游学，调查历史、地理、民情、风俗，并从中了解社会生态，获取书籍里学不到的新知识。
这次游学历时一个月，他们的足迹遍及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县，行程九百余里，非常成功。
但在游学的过程中，又一次暴露了两人的分歧。
在谈到中国的家庭观念时，萧子升说：“儿子并不完全属于家庭，夸大国家观念和夸大家庭观念都是有害的，他应该是全世界的公民，他对全社会负有责任。”
教员不同意萧子升的意见：“现阶段国家应该摆在个人之上......一个好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因此人民有义务保护国家，人民是国家的子民。在未来的理想国家中，儿童将由国家抚养教育他们。”
萧子升要的是自由，做世界公民，教员要的是国家强盛，国民一体。
谈到权力时，萧子升说：“所有权力都是不好的，而运用个人权势欺压百姓更是一种犯罪。”教员反驳道：“你不会因为刀可以杀人就不制造刀了吧？刀也可以用来雕刻精美的东西。同样道理，政治权力也可以用来组织发展一个国家。”
萧子升和古代隐士一样极度厌恶权力，教员认为权力只是工具，为善或为恶在于使用工具的人。
两人走到哪里争到哪里，谁都不能彻底说服对方，最后教员无可奈何的说一句：“所有这些道德说教在原则上都是冠冕堂皇的，但却无法拯救濒于饿死的人类。”
但穷游结束以后，萧子升感叹了一句：“我现在完全明白了俗话说的‘叫花做三年，给官都不干’，因为乞丐的生活真是彻底自由。”
教员和萧子升的思想观念，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4
游学结束，尽管教员和萧子升的思想观念有分歧，但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
1918年4月，他们还和萧三、蔡和森、罗章龙等人，共同成立了新民学会，并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决心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
2个月后，新民学会正式决定，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萧子升与蔡和森率先进京，筹备赴法事宜，其他成员则稍晚进京，进入留法预备班。
赴法勤工俭学是新民学会的一件大事，但也正是这件事，造成教员和萧子升的最终分裂。
具体原因，大致是两个方面——
其一，思想观念的裂痕难以弥合。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教员没有赴法勤工俭学，又有博古通今的学问做基础，自然顺理成章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准备用暴力革命改造中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萧子升去了法国，在中国文艺基础、法国人文风气的共同影响下，逐渐信奉了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教育改造中国”、“温和革命”的观点。
在湖南的时候，教员和萧子升的思想观念有分歧，但他们都没有实现自己观念的方法路径，这才能维持他们的关系。现在他们都找到了信奉的主义，一个要暴力革命，一个要温和革命，自然会越走越远。
其二，他们都长大了，要面对现实了。
联系赴法勤工俭学的时候，萧子升认识了这项运动的发起人——李石曾，随后便做了华法教育会的秘书，并做为华法教育会的代表，提前到法国安排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各项事务，成为这项运动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从一个学生、教师骤然到了这么重要的位置，萧子升难免有天下风云出我辈的感觉。
可能在这个时候，萧子升就见到了光明的前程，背上了舍不得放弃的包袱。
而教员对社会认识深刻，非常清楚国家强盛才能个人幸福的道理，于是他的心思都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前程和包袱。
就这样到了1921年夏，新民学会的成员便分成两批——
教员与蔡和森等人主张追随马克思主义，用暴力革命改造中国，萧子升等人主张温和革命，用教育的方式改造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员和萧子升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还是谁都不能说服谁，最后教员问了一句：“你跟我们走，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
萧子升，自然没有和教员走。
至此，曾经共论天下事的亲密战友，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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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岁月，两人各有不同。
教员自不必说，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以及世界的格局，声名响彻四海，受亿万人景仰。
萧子升则在时代大潮中随波逐流。
赴法勤工俭学时谋到的华法教育会秘书，成为萧子升的仕途起点，从此，萧子升抱定李石曾的大腿。
1924年，李石曾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位高权重。随后，李石曾投靠了蒋介石，并为萧子升争取到农政部次长的职位。
不过，萧子升的仕途并没有更进一步，没过几年，他就改任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基本被边缘化了。1934年，萧子升又涉嫌参与“故宫盗宝案”，再也没有仕途进步的可能。
萧子升标榜自己厌恶一切权力，最终还是倒向了权力，又被权力一脚踢开。
1949年，萧子升随国民党迁往台湾，3年后又迁往南美乌拉圭，一直住到1976年。
曾经的好友，如今天上地下，萧子升后悔过吗？
按萧子升的说法，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始终坚持无政府主义、温和革命的理想。但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重点描述了湖南的求学岁月，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教员的侮辱——
“毛费九牛二虎之力读那两本旧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从中学会了不少生字，他发觉现在看起书来，不那么吃力了。他一边日复一日的干着那些烦人的活，一边回味着书中的故事。”
“毛看到了这堵墙，这所学校对他来说就像一座城堡。他挺起胸脯，勇敢的朝着墙里的第一道大门走去。”
“第四师范来的学生，不像一律穿制服的第一师范学生穿戴的那么整齐，他们穿的五花八门，就像一帮刚招募来的新兵。有个新兵，长得高大、粗手大脚、粗布衣裤、鞋子破旧。这个年轻人就是毛。”
“对我的学习，他（杨昌济）很满意，常常给我的试卷打满分（100分），还要再加5分。毛曾写过一篇《心之力》，也得了杨先生著名的100+5分，他引以为荣。”
.........
此类描述，比比皆是。
这些话读起来，给人的感觉就是，萧子升和教员的人生差距太大，萧子升充满了不忿、嫉妒、自卑的情绪，便想在两人差距不太明显的时代，努力的贬损教员，以此满足自己的优越感。
看起来，萧子升还是后悔了。
原以为找到一条安全且向上的路，谁知道，此后的人生都是下坡路。不知道在乌拉圭的暖阳下，萧子升有没有回想起，1921年夏天的那个平静的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