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接壤小国, 戳破西方对中国“上层路线”的误解｜文化纵横

施越‍‍‍‍‍‍‍‍‍‍‍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

【导读】2024年1-7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27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伴随着中国企业出海的浪潮，如何处理同东道国政府的关系、嵌入东道国的社会关系、化解本地化用工中的劳资关系紧张、减少海外中企无序竞争等一系列问题相继浮现。‍‍‍‍‍‍‍‍‍‍‍‍‍‍‍‍‍‍‍‍‍‍‍‍‍‍‍‍‍‍‍‍‍‍‍‍‍‍‍‍‍‍‍‍‍‍‍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吉尔吉斯斯坦的中资企业后发现，通过“属地化经营”，长期扎根的中资企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商业模式和社会关系网络。数据显示，不同中资企业用工本地化的程度，与所从事的行业以及在吉经营时间有显著关联。工程承包类企业受工期压力限制，加之当地缺乏熟练工，外籍和本地用工比例可达1∶1。对于矿山开发、产品销售等生产经营类企业而言，外籍和本地用工比例一般在3∶7左右，部分企业可降低至1∶9。在长期运营之后，部分企业已吸纳本地员工进入管理层。这些现象与国外媒体所塑造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多数长期经营的生产型企业往往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属地化管理经验，开展过形式多样的企业社会责任（CSR）项目，且培育了以厂区为中心的社会支持网络。但受经营习惯、市场定位以及公关资源等因素限制，此类实践对于“民心相通”的意义被长期低估。

这些属地化的中资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吉两国民众“民心相通”的重要渠道，成为“一带一路”共荣发展、“民心相通”的重要案例。本文指出：第一，在中国的外交方针下，中资企业在吉国必须通过“上层和基层工作一起做”，逐步建立与所在国政府和社区的利益分享机制。第二，中资企业在海外运营同样受到中国传统政企关系的影响，企业必须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大账”。第三，在海外中资企业的现实运转中，人群身份绝非部分外媒报道中本质主义的“中国人”或“本地人”。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8月刊，原题为《在劳动中“民心相通”——中资企业在吉尔吉斯斯坦》，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在劳动中“民心相通”

——中资企业在吉尔吉斯斯坦

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五通”的概念。其中，“民心相通”被明确表述为“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在此后十余年的政策实践中，民心相通往往被理解为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流动、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相关领域的工作；以企业为主体的商贸活动，则被纳入设施、资金、贸易的“三通”之中。

截至2022年12月，中国已与15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投资规模近1万亿美元。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末，中国企业在境外雇用员工总数为374.4万人，雇用外方员工占比已经达到60.5%。因此，2018年12月，国家发改委与外交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外汇局、全国工商联等部委联合印发《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引导“走出去”企业加强合规建设。在这一背景下，中资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动日常生活中“民心相通”的重要力量。

本文以笔者于2023年暑期赴吉尔吉斯斯坦的调研为基础，探讨中资企业的属地化经营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刻意义。属地化经营，指的是企业充分利用属地内资源，深度扎根所在国和社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具体内容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等领域的属地化，以及面向所在社区的企业社会责任。选取吉尔吉斯斯坦为例，首先是因为该国紧邻我国西部边疆，其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与我国边疆安全密切相关。其次，吉国在20世纪初一度受“颜色革命”和恐怖主义冲击，是中亚地区国家能力相对较弱的一国。在吉国的中资企业面临较为复杂的政治和商业生态，部分企业曾被卷入政治斗争事件或经受暴力袭击。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吉国媒体以及欧美舆论界也往往借此炒作负面报道，渲染中资企业带来的“环境破坏”“就业竞争”“文化冲突”乃至所谓“种族入侵”。然而，从调研所获得的信息来看，在吉国长期扎根的中资企业大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商业模式和社会关系网络，依托本地合作伙伴、以本地员工为雇员主体开展经营。在工作环境的长期交往、交流和交融之中，这些属地化的中资企业实际上成为中吉两国民众“民心相通”的重要渠道。双方员工团队以及所在地政府和社区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共同提升物质层面的生活条件，改善社会治理模式，相互塑造价值观，并共同探索更美好的生活方式。“一带一路”倡议的“民心相通”工作应关注中资企业经营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发掘长期日常交流所形成的共同体意涵。

▍内陆的“全球南方”：吉尔吉斯斯坦的工业化和去工业化

吉尔吉斯斯坦所在的中亚地区，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较为特殊的板块。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这一地区在苏联的现代化轨道上发展，一度取得了相较其他亚非拉国家更为突出的成就。在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中，作为苏联一部分的中亚地区自然与美国一道属于“第一世界”。1991年独立后，中亚五国无论从人均GDP还是从技术水平来看，均应归入发展中国家行列。尤其中亚南部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在地理上远离出海口，较难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但鲜有研究者将它们视为“全球南方”的一部分，探讨它们在后冷战国际秩序下面临的困境。更为流行的分析框架是“转型”研究，即将各国能否建立新自由主义政府，削减公共开支，拥抱国际资本和欧美主流思想文化，作为转型成功的评判标准。实际上，作为“全球南方”的成员，中亚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在克服内陆地缘条件、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同时，尽可能维系独立自主发展。

吉尔吉斯斯坦国土面积19.99万平方公里，2023年全国人口约710万。国土主要由山地构成，90％的领土在海拔1500米以上，平均海拔2750米。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的北部楚河谷地和南部费尔干纳盆地被高峻的天山山脉所分隔。在苏联时期，该国南北之间的陆上交通仅由公路维系，铁路须向西经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领土。因此，尽管居于同一国，北部和南部民众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态、风俗习惯以及价值观上均存在差异。

在全苏计划经济体系下，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一道由“中亚经济区”统筹规划发展。与刻板印象相反，在上世纪80年代，吉尔吉斯斯坦并非农业国，其工业产值占经济总产值77%以上，畜牧业产值约占12.6%。当时，吉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北部的首都地区，其起步得益于二战期间欧俄地区工厂的战时东迁。在1981年，吉国有各类工业企业445个，其中联盟部管辖的企业占三分之一。最主要的工业部门是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生产机床、电机、农业机械、仪器仪表和汽车等；此外，有色冶金、燃料和建材工业也较为发达。吉国的资源禀赋主要集中在矿产品、畜产品和水能三个领域。吉国的水电资源在全苏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位列第三。锡尔河上游支流纳伦河的水能是上世纪70~80年代苏联重点开发对象。1981年，吉全国电力系统发电功率达到272.8万千瓦，年发电量104亿度，水电比重达到40%以上。根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数据，2019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发电量为139亿度，冬季仍存在缺电现象；水电比重达到92%，当年水电装机总量为307万千瓦。可见，上世纪的工业遗产至今仍支撑着该国的产业体系。

独立后，吉国的经济结构不得不根据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变化而做出调整。如果不计算黄金产量，2005年吉国工业产值仅占GDP的14%，且主要工业产业由此前的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转向矿产采掘、纺织和食品加工。与此同时，吉国人口迅速上升，从1985年的397.6万人上升至当下700万以上。2015年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后，赴俄罗斯务工的吉国移民规模从40万上升至100万以上。近年来，侨汇金额占吉国GDP的25%~30%，其中绝大多数来自赴俄务工侨民。

概言之，吉国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国土面积相对狭小且地形相对破碎。作为独立国家，吉国同时面临内部整合与融入国际市场两方面的困难。在苏联时期，吉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了有色金属和水能资源。独立后，吉国经济中机械制造和加工业的地位让位于纺织、食品工业和农业，大量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只能通过赴俄跨境劳务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

▍中资企业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属地化经营

中资企业在吉国经营历程，是中国发展以及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变迁的缩影。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亚市场的中资企业主要从事原材料开发，典型代表是在哈萨克斯坦开展业务的中石油。21世纪初，在中国政策性银行的政府间贷款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贷款的支持下，一批基建和机电设备企业进入中亚市场，主要从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电力设备供应和电网建设项目。在吉国，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企业是中国路桥和特变电工。前者参与到“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机制支持的吉国新南北公路等一系列公路改扩建项目中。后者则承建上合组织框架下“达特卡—克明” 405公里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和吉国南部电网改造项目，并完成比什凯克热电厂现代化改造等民生项目。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各类产能领域的中资企业赴中亚国家投资生产，其中民企的数量稳步增长。这一时期，中资企业在吉国开展了炼油厂、热电厂、水泥厂以及若干金矿和有色金属矿山的开采项目。

2013年以来的新局面与多种因素有关。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中国国内传统工业门类的竞争相对激烈，工人工资上涨幅度较大，国家的生态综合治理力度加大，这些因素都使得企业向海外市场寻求发展空间。另一方面，2016年末开始执政的乌兹别克斯坦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开启大规模经济改革，迅速提升与其他中亚国家的关系，大力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产业发展。这与哈萨克斯坦2014年提出的“光明之路”计划相呼应。哈萨克斯坦是中亚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口规模则占中亚近一半，且与其他四国以及阿富汗均接壤。在哈、乌两国改革的背景下，吉尔吉斯斯坦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并以相似的方式制定产业政策，与外资企业合作提升基建、产能和人力资本水平。

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中资企业在吉国的经营是欧美媒体和学界的关注焦点之一。一些西方媒体和学界文章抨击中资企业用工本地化程度低，进而暗示本地民众对中资企业的抗议示威和暴力袭击是企业自身弊病所致。实际上，上述论断并不符合事实。根据前人研究和笔者的访谈，中资企业在吉国的属地化经营程度很高，尤其致力于推动用工的本地化。

根据澳大利亚学者对在吉国投资规模超过5000万美元的中资企业项目的调查，每家中资企业均希望雇用更多的本地员工。理由主要有三方面：其一，雇用中国员工意味着需要承担更高的工资成本、劳务许可成本、往返中国的差旅成本，以及办理外籍劳工劳务许可程序的不确定性。其二，吉国近年来逐渐完善外资企业本地用工相关法律，引导外资企业更多聘用本国劳工。其三，吉国民众对环保和用工比例有较强的关切，并倾向于以暴力或非暴力的集体行动向企业施压。

不同中资企业用工本地化的程度，与所从事的行业以及在吉经营时间有显著关联。整体而言，工程承包类企业受工期压力限制，加之当地缺乏熟练工，在技术人员和熟练工层级往往聘用较多中国劳工，外籍和本地用工比例可高达1∶1。这一情形与地区政治经济格局有关。如前所述，俄罗斯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民众跨境务工的首选地，也是部分中高层次劳动力赴欧美国家寻找就业机会的跳板。因此，在吉开展业务的中资企业实际上需要面对与俄罗斯市场竞争劳动力的问题。但对于矿山开发、产品销售等生产经营类企业而言，用工本地化是长期经营必然要走的道路。此类企业的外籍和本地用工比例一般在3∶7左右，部分企业可降低至1∶9。在长期运营之后，部分企业已吸纳本地员工进入管理层。这些现象与国外媒体所塑造的刻板印象显然大相径庭。

中亚地区中资企业用工本地化的趋势，与整体上中资企业在海外运作的趋势相一致。麦肯锡2017年发布的对8个非洲国家的1000余家中资企业进行的一份调研指出，上述企业中89%的员工是非洲国家本国居民，且中资企业整体上为非洲各国提供了近30万个工作岗位。欧美学者对在拉美国家开展业务的中资企业开展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属地化经营与“民心相通”

用工本地化只是属地化经营需要通盘规划的一部分内容。对于在海外长期开展业务的中资企业而言，维护与所在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区的关系，对于确保企业稳定运营同样重要。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民心相通”的题中之义。过去二十年间，中资企业在吉国开展业务的历程绝非一帆风顺。部分企业的确曾与本地民众发生冲突，原因包括吉国基层治安执法能力有限，企业管理层忽视民众诉求、低估民众的组织动员能力，民众法治观念不强等。此类事件往往成为涉华负面报道的焦点，使中吉双方各层次合作的实践主体面临更大压力。然而，从实地调研来看，多数长期经营的生产型企业往往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属地化管理经验，开展过形式多样的企业社会责任（CSR）项目，且培育了以厂区为中心的社会支持网络。但受经营习惯、市场定位以及公关资源等因素限制，此类实践对于“民心相通”的意义被长期低估。下文将从若干案例出发，探讨中资企业的朴素实践所包含的理论意义。

W公司是一家交通基建领域的国企，在吉国开展业务已有十余年，主要承建医疗、水利、道路等建设项目。项目办公室的负责人告诉笔者，企业所承担的项目对当地老百姓有利，因此整体上不会受吉国政治形势波动的冲击。非政府组织一般也不会针对此类民生项目组织社会运动，因为工程进度拖延对于地方社区、吉国政府以及出资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均无裨益。在用工方面，负责人直言，在当地只能招聘非熟练工，月工资在400~500美元之间，但工作积极性并不高。此外，因公路项目往往位于吉国南北两地区之间的天山腹地，本国员工来自不同省份，可能存在地域矛盾。所幸吉国用工比例限制相对不高，基建类项目外籍员工与本国员工比例达到1∶3即可。为应对国内工资上涨的形势，该企业从非洲和南亚国家基建项目的本地员工中聘用人员。参与过该企业此前基建项目的员工工作效率更高，在工资成本上比直接从中国雇用熟练工而言相对经济。当然，企业同时需要为本地非熟练工提供技能培训，为未来的项目培养人力资源。在处理文化差异方面，负责人强调务必要平等相待，和平相处，要“近人情”。

K公司是一家民营矿产开发、矿山机械加工和销售公司。K公司于21世纪初在吉国南部收购一座金铜矿，并投资一千余万美元建设选矿厂。该项目为当地提供了200多个工作岗位，成为所在地C县的重要产业。该公司受访人员坦言，公司所做的已远远超出一般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俨然成为C县公共事业的主要承担者。受市场化改革影响，吉国的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极为拮据。K公司在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要求下自费修建了县内的学校、体育馆、公路、桥梁、水渠、宗教礼拜场所乃至民房，矿区使用的机械设备一度有三分之二被征调用于上述工程。此外，当地居民如需赴大城市就医，该公司也会配合区政府提供便利。尽管如此，吉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并不会在环保、安全生产、税收等方面给予K公司特殊待遇。比如，矿区所在的地海拔超过2500米，当地居民利用雪山融水，外资企业则不能直接使用，必须自行凿井使用地下水，并缴纳相应的地下资源使用费。

在用工方面，受访人员直言当地工人（主要来自C县本地）对职业工作的理解与他的习惯认知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当地工人将就业岗位理解为可轮换的兼职工作，他们会不定期找亲友顶班。即便上班，主要兴趣也是在食堂伙食；下班时间即便提供加班费，也很少有人加班。当地员工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但同样有跨地区的流动性。尽管C县地处偏远山区，受过教育的员工在有一定积蓄之后，往往会在吉国的主要城市置业，或者在积累一定经验后赴俄罗斯务工。关于吉国的刻板印象中，南部地区宗教信仰相对较强、民风保守是重要特点。然而，受访人员则指出，K公司的本地员工在宗教信仰方面因人而异。以斋月封斋为例，既有严格遵循封斋要求的本地员工，也有同一族裔但完全不遵循宗教习俗的员工。公司管理层总结，曾有人提醒，C县是吉国最难经商的片区之一，但他们也坚持下来了。最重要的经验是不能只走“上层路线”，上层和基层工作都必须做到位，“好好讲道理还是可以的”。在K公司进驻之前，本地居民长期习惯农牧兼营生活，并不习惯工业企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不追求通过教育和工业技能培训改变命运。但K公司长期深耕后，“这几年我们让当地人明白，有我们在，他们有钱花”。这句朴实的话反映的是，在长期交往、交流和交融之后，五湖四海的民众终归能体会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共同的，互利共赢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A公司是一家从事建材行业的民营企业，为中吉两方合资，在吉国已经营近20年。吉方合伙人的社会影响力对该厂长期的平稳运营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中吉双方团队自建厂之初就奠定了分工的框架：中方团队负责采购、生产管理和技术更新，吉方团队负责本地销售和公共关系维护，财务由双方共同管理。在早年吉国社会经济治理相对粗放的时期，此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吉方合伙人能处理复杂的地方关系，解决证照办理、税务、诉讼纠纷等各类中方团队相对缺乏优势的事务。但中方负责人也坦言，此种合作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吉方合伙人的诚信，此前确实出现过其他企业的吉方合伙人逼走中方团队的案例。A公司目前中方员工约50余人，吉方员工约500人，已实现高度属地化经营。但在近年来国内中资企业布局中亚的背景下，中亚南部地区建材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A公司感受到市场竞争压力，表现是员工的流动性增强，本地的管理层和技术员离职跳槽增多。在用工方面，负责人强调，企业用工是双向选择过程，须统筹兼顾尊重本地习惯与维护生产纪律。一方面，管理层在本地节假日期间保障员工休息权利，并向员工和所在社区馈赠礼品。另一方面，在管理层的坚持下，员工旷工、聚众酗酒、赌博等陋习逐渐被改正。本地饮食习惯偏重肉食，本地员工常患心血管疾病。为此，厂区专辟菜园，由双方员工共同种植蔬菜、饲养家禽，以改善食谱。

G公司是一家矿山开发领域的国企。G公司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收购若干吉国的铜矿和金矿公司。其旗下的N金矿项目位于吉国西部，所在县常住人口仅2万余人。另一个项目S金矿位于吉国中部，2019年曾发生过中国员工与所在地民众之间的冲突。因此，该公司一度受负面舆论所困扰，更加重视属地化经营和企业形象建设。N金矿项目中方人员约70人，当地员工500余人。受访负责人称，矿区附近民众非常关心环保和就业问题。每次县政府组织听证会，均有三四百人报名参加，讨论气氛热烈。民众有时提问尖锐，但并不意味着无法做沟通工作。在用工方面，负责人提到了与前述企业类似的情形：来应聘的民众普遍年轻，体力好，但整体上学习技能的积极性有限，培养熟练的生产工人难度很大，培养懂业务并掌握语言沟通技能的本地管理层人员反而容易一些。例如，目前担任G公司后勤保障部长的就是一名吉尔吉斯族女士。她原先在N项目矿区附近村庄的卫生所担任护士，后来担任过村幼儿园的园长。企业进驻之后，管理层看重她相对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因此请她担任协调员。疫情期间，她一度重新发挥护士专长，为企业员工提供疫情防控支持。因工作出色，她被提拔为吉方食堂管理员，负责300余名员工的日常伙食。在她的管理之下，食堂不仅节约了开支，伙食水平较之前还有显著提升。此后，她历任矿区办公室副主任和企业后勤保障部长。目前，整个企业数百名员工的餐饮、住宿、医疗、卫生等事务均由她管理。在长期的工作中，这位女士掌握了流利的汉语口语，但并没有系统学习过汉字书写。此外，中方员工食堂同样由本地厨师掌勺，在长期的互动磨合之后，吉国的厨师完全能胜任数十人规模中式商务接待的宴席餐饮。

▍结语：“全球南方”的新共同体想象

在部分欧美媒体和学界的笔下，中资企业在海外的经营或被视为霸权转移的象征，同样遵循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或被视为所谓“中华帝国”的复归和殖民主义的回归。在此类视角下，中资企业在境外的属地化经营不免被置于有色眼镜之下审查。一般的商业活动在无形中被剥夺了正当性，中资企业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只能以“闷声发大财”的方式勉强应对长期存在的舆论压力。

事实上，新中国从未在境外进行军事占领，也从未以国家暴力支持垄断特许公司开展殖民活动，更没有开展过针对不同信仰者的传教活动。中资企业走向海外也并非单纯出于逐利目的。中资企业在吉国的属地化经营至少给我以下几点启示：第一，在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亲诚惠容、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的前提下，中资企业在吉国不存在依仗暴力获取超额利润的可能，而必须通过“上层和基层工作一起做”，逐步建立与所在国政府和社区的利益分享机制。第二，在中国的政企关系传统中，企业经营所考虑的往往并非狭义的账面利润，而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综合考虑的“大账”。中资企业在海外运营同样受到相关机制和利益考量的影响。例如，在吉国的工程承包企业在利润之外同样看重项目带来的就业、集团整体的项目完工量和国际影响力，上述各家矿产采掘类企业往往投资于人员培训、社区基建和公共关系维护。尽管不同企业的负责人未必会用“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将相关开支项目制度化，也未必会意识到其朴素观念的理论意涵。第三，在海外中资企业的现实运转中，人群身份绝非部分外媒报道中本质主义的“中国人”或“本地人”。上述诸多案例都反映，在长期的共同生产、交易和生活中，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往往能塑造新的社会关系，将各方所具备的资本、技术、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关系组合在一起。这种微观场景中的“民心相通”同样值得关注和探讨。

上述案例和分析并不意味着中资企业在吉国的经营中不存在负面事件或冲突。相反，大到“一带一路”倡议，小到具体企业的属地化经营，都必然面临多层次的风险与挑战。正如当下需要重新将“全球南方”概念从新自由主义的阐释中解放出来一样，中资企业的海外属地化经营也需要新的话语体系来赋予“民心相通”的价值，配合政策、设施、资金和贸易的“四通”，成为推动构建各层级“共同体”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