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帅和彭帅悲剧在大格局下的分析。

刚才有看到对彭帅在庐山被批判的分析。但是我看好多的分析都是从个人的性格或者权力斗争的角度来做分析的。

我认为中国目前对于革命前辈的各种传记，都有一个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这是在中国官方历史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也就是对革命前辈们在革命中犯的各种错误，在官方的传记中都避开。

但是对于最高的领导却要求把问题要讲透。结果大家看到的结果是把所有的错误都归于毛，还有林彪和他的死党和四人帮，以及在党史上已经定性为叛徒的张国焘，康生等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把毛的问题要说透，而其他人的问题，都写成有的人，或则说等，比如古田会议上的争执的双方是毛和朱，协调的是陈。但是在官方的记录中，只有毛的名字，其他的人都隐藏了。在比如在大跃进的时候，当毛推动的时候，有谁反对，谁赞成。现在赞成的名字都没有了，反对的被人吹上了天。再比如在讨论中国是否还要继续发展原子弹的时候，中央赞成的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而反对的有变成了一个黑洞。

因此，邓小平说过，当时犯的错误不能全怪毛一个人，在中央的委员，人人有份。但是到了文章里面，变成了都是毛的错误，其他人要么变成了黑洞，没有声音。要么变成了正确的代表。

因此，在这个情况下，要把不同的传记放在一起看，才能看到具体的真想。

我想换个角度来分析，从中苏关系的角度来看，刘帅和彭帅的批斗是个历史必然的结果，批斗他们的目的是把他们从权力的中心赶走，如果他们认可了这个结果，基本可以平安到老，比如刘帅。如果不认可，那么结果就是一个悲剧。

1：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按照温铁军的统计中共的干部70%的是文盲和半文盲。他统计的华北大区，70%的干部都是李云龙式的干部，只在部队上过简单的扫盲班，凭这样的干部去管理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还可以，如果是管理一个想快速工业化的国家。显然他们的能力是不够的。

2：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确定了向苏联学习的思路。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的专家帮助中国编制一五计划，并且在中央政府的各个部位，司局级单位都有苏联顾问协助中国的官员管理，包括各大院校按照苏联的教材编写教材。苏联专家协助教学。如果，按这个思路继续发展下去，那么苏联的专家和顾问会向中国的太上皇一样，接管中国的政权。如果做了类比的话，那么比袁世凯拒绝签订的二十一条还严重。也就是中国的军警，部门里面都有苏联的顾问。而毛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无法容忍这个状态，必须想办法改出来。

3：按照温铁军的调查，在斯大林死后，56年毛召集中央各部位开会，当时就考虑到要改出苏联的模式，但是当时的结论是，当时刚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中国的管理机构，离开苏联的帮助还中国自己还无法远行这个管理模式。但是当时中国就开始在匈牙利问题上向苏联叫板，说我对你的处理方式不同意，但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我不会向你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这个时候中国收回了苏联占领的旅大军港和中东铁路。并且在58年长波段雷达和联合舰队问题上彻底和苏联闹翻。导致苏联撤走专家。如果给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韩国彻底赶走美军，自己独立自主。在这个过程中毛说了一句很牛的话，你把中国全拿去，我上井冈山。这一段历史可以看温铁军在重庆大学讲八次危机的讲座。也就是说从56年起，中共开始缓慢的向苏共叫板，要权。终于双方彻底决裂，也就是说，苏联对中国进行了禁运。这次的禁运要比目前美国对华为的禁运严重的多。也照成了从58年后一系列中国困难的外部原因。包括大跃进，60年的危机等。

3：如果放在这个国际大背景下看关于刘帅和彭帅的批判就比较简单了。

4：刘帅是个军事家，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因此，他办学的思路是按照苏联的思路来的，记得在讲军事学院早起办学的时候，包括教材，考试，甚至厕所都是按照里面的顾问的身高设计的，都是按照苏联的专家参与指导的。

“解放初，我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敏锐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3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校5年多来，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我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向刘伯承反映：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学院对学员要求太严。但院党委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信里还说，学校里甚至出现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追求军队的正规化和专业化是没有错的，但是苏军的教材是按照苏联的现实，已经实现工业化，有大规模机械化部队来编写的，而对于中国当时的部队乃至后面40年内，都无法按照苏联的军事教材来打仗。也就是当时的教学和中国的实际是脱钩的，而且在中国准备和苏联闹翻的情况下，毛首先考虑到的是把军权收回到自己信赖的人手里，而刘帅是当时苏联派回来的28个布尔什维克，显然无法得到最大限度的信任，即使知道他不会叛国。但是按照教条主义把他拿下。只是做了批判，除去了他的职位，刘帅也是个明白的人，没有做任何反抗，后来一直做个空头的军委委员，平安度过一生。做个顾问，当共和国的几次战争中做个顾问。协助中央指挥作战。

5：而彭帅则是个悲剧，在谈到他的悲剧中，大家关注的重点是他对大跃进的批判，对于其他关注的较少。我的观点是如果从大环境上看，对他的批判是当时必然发生的。

大跃进产生的原因，大家都认为是当时的领导瞎搞，其实是个错误的想法。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开始撤走专家和无息贷款后，中国当时面临的是国际上全面的封锁，全面的断供。比现在美国只断供华为的芯片和操作系统严重程度可以说是数量级上的差别。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没有钱了，可以为了维系从苏联继承下来的156项工业项目，当时采取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是地方没有经验，就产生了大跃进。中央当时不能否决大跃进，因为否决了他，必然要进行政策的调整，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就会断档。这个可以参考8次危机。同样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为了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在58年召开北戴河会议，讨论核武器是继续或者是下马的问题，在电视剧聂荣臻元帅中谈到，当时在会议上聂帅和反对的人在会议上大吵起来。而且支持核武器继续的几个元帅，基本上林帅，聂帅，陈帅等，在后续的回忆录里面对于彭帅和小平还有刘基本都是空白。按照目前，为尊者讳的写作，基本可以推断，如果是赞成的都说出来了。而反对的基本不会写他们在这个会议上的发言。最后，最高领导者确定下了596工程，而不是向横空出世上面写的打把打了596环，儿戏般定下来的。而原子弹的工程的消耗在任何国家和时候都是巨大的。如果这个时候说中国的经济出现大问题，那么中央可能认为是逼下马这个工程。

6：大家在写庐山会议的时候都，有意的忽略了陈帅在7月底8月初才上庐山的事实，在王光美的回忆录里面写了这一段，当时中央领导在庐山开会，陈帅在留守。在这个时候苏联大使尤金和陈帅有个谈话，这个谈话的背景是赫鲁晓夫让朱可夫元帅用军用飞机接各地的中央委员到莫斯科开会，在这个会上他平息了内部委员对他的不满。而当时，他也想让中国这样做。而陈帅感觉问题很严重，就紧急上庐山向领导汇报。以这个事情为分界点，前面还是做简单的批判。到后面基彭帅就必须下台了。甚至后来，总理和贺帅在65年去苏联的时候，苏联的国防部长，借着喝醉，向贺帅提出我们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搞掉毛。我们俩国关系就可以恢复正常了。贺帅当时就立即告诉了总理，总理立即和苏联方面交涉，并紧急回国向中央做了汇报。因此，刘帅和彭帅的悲剧是外部原因是，中国为了摆脱苏联的影响，决定走自己独立的道理，在这个情况下，原来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做法就被抛弃了，原来向苏联学习的积极分子尤其军队上的就被清除出权力的核心。中国国家政权的最核心力量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   邓力群回忆：小平也认为彭总在庐山讲话确有不妥--广东频道--人民网 http://gd.people.com.cn/n/2014/1223/c123932-23310796.html 中写道；

“一种因素，小平同志对此也讲，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有人揭发，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 

　　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互相呼应。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陈毅。一次，他见到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说：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是否开玩笑，竟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毛主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这样的话，问题尖锐了。

　　加上会议之前，苏联政府正式通知我们，停止提供原子弹制造的设备。联系起来看，可是不一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