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柏林，美国展示空运能力

在西方紧锣密鼓地扶植西德的同时，苏联实际上也在东占区积极行动。

1946年4月，在苏联推动下，苏占区的原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原德国共产党合并，称“德国统一社会党”，以后苏联占领当局就依靠这个党进行工作。

1947年6月，苏占区成立了“德国经济委员会”。

12月6日在东柏林召开了“第一次德国人民争取统一和正义和平代表大会”，选出了主要由统一杜会党成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对正在伦敦举行的外长会议施加压力。

苏联曾建议派大会代表威廉·皮克和格罗提渥到伦敦向四国外长表达意见，遭其他三国拒绝。

与1948年伦敦六国会议同时，苏联在莫斯科举行了苏、捷、波、南外长会议，对西方单方面讨论德国问题进行谴责。

2月，苏联禁止西方代表前往柏林苏管区出席德国人的集会。

3月20日，苏联驻柏林盟军管制委员会首席代表，当时任委员会主席的索科洛夫斯基将军宣布，由于西方国家破坏了对德问题的四国协商的安排，盟国管制委员会已不是一个治理机构，决定无限期延期。

同时，苏方通知美国，自4月1日起，苏方将检查所有通过苏占区到西柏林的美国人的证件，并检查所有货运和除私人行李外的一切物品。

苏联开始对通往柏林的铁路和公路进行断断续续的限制，特别对军用运输一步步加紧限制。

6月18日，美、英、法以制止通货膨胀为由，宣布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6月19日，苏联即发表声明：大柏林在苏占区内，经济上是苏占区一部分，为“防止对苏占区货币流通的破坏”，决定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进行“交通管制”。

这实际上是封锁了通向柏林的全部水陆交通。

6月23日，苏联宣布在大柏林发行东德马克（即D记马克）。但是西柏林的西方占领当局指令东德马克只适用于东柏林。

当天柏林市议会经过激烈争论，通过决议：苏联军事长官的命令只适用于东柏林。

自6月24日起，西德和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完全中断，长达11个月的封锁开始了。

英、美方面立即采取反措施，中断了运往苏占区的煤、钢，并拒绝了苏联向西柏林供应粮食等必需品的建议，开始对西柏林进行空运。西方认为苏联处心积虑地要把西方赶出西柏林。

早在4月30日，马歇尔就发表强硬声明，表示美国“打算在柏林呆下去，并将以武力对付武力”。

此时英、法也相继发表要留在柏林的声明。

美国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倾向，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过几种政策选择，其中包括撤出柏林以免正面冲突。

不过杜鲁门很快就在6月28日裁决，必须留在柏林，这点无须讨论。

根据这一基本方针，美国采取了几项措施：

（1）下决心调动运输机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空运，包括用飞机运大量的过冬燃料的空前创举，运输力量绝大部分靠美国，英国提供了少量飞机，法国则一架飞机也没有。

（2）经英国同意，除向德国派B-29轰炸机外，还将有两个大队共60架B-29作为赠予，派往英国，这也是美国在英国建立战略空军基地的开始。B-29就是用于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轰炸机。

实际上赠给英国的轰炸机未经改装，不能携带原子弹，但外界并不知道其中的区别，其威慑作用是可以想见的。这些飞机于7月17日、18日两天抵达英国。

（3）不放弃外交交涉，试探妥协的可能性。

英、法一直主张在西柏林流通货币问题上可以让步。美国勉强同意，曾对苏方提出过以此来换取取消封锁。

但是美国坚持要参与共同管制柏林的货币，为苏方所拒绝。苏联还提出要西方停止执行“伦敦协议”关于建立西德政府的计划。

8月3日，西方三国大使直接会见了斯大林；8月23日美国大使史密斯又单独会见斯大林。斯大林的态度很和解。

但是在四国外长和占领军事长官之间频繁的会晤中，在具体问题上始终达不成协议。事实是双方都不愿把谈判的大门封死，但在根本问题上立场无接近希望。

9月4日，索科洛夫斯基宣布苏联空军准备进行演习，其范围包括“空中走廊”。

这样，局势更为紧张。法国特别害怕卷入战争，在冒战争风险和放弃柏林之间，它宁愿选择后者。美国在安抚盟国的同时，坚持强硬立场。它仍然两手并用。

9月13日，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在一次白宫会议上，向总统转述了前几天范登堡向马歇尔提出的问题：现在需要做出决定，一旦柏林发生战事，在紧急情况下是否可以用原子弹。

杜鲁门的回答是：

他祈祷上帝自己不必作出这样的决定，但是对他在必要时会这样做不要有任何怀疑。

由于福莱斯特对舆论反应如何仍无把握，第二天晚上，由《华盛顿邮报》社长菲利浦·格兰姆，出面邀请其他19家报纸社长和主编在家里聚会，听取马歇尔、福莱斯特、布莱德雷、罗维特和波伦介绍柏林危机。

在场者一致的看法是：

如果发生战争，美国人民将一致拥护使用原子弹，甚至认为当前对苏联的不耐烦情绪，美国公众已超过华盛顿决策者。

 1945年11月30日，三支二十英里宽的空中航线被书面同意，此外，不同于军事部队，例如坦克或摩托化部队，苏联不能够将货机定义为军事威胁。克莱将军被要求向李梅将军咨询意见，问道：“你的飞机能够运煤吗？”，李梅回答：“我们什么都能运。”。

  在美国空军向英国皇家空军协商以组建一条联合航线时，他们了解到皇家空军已经在执行对驻扎在柏林的英军空投补给的任务。1948年4月，英国空军准将雷吉纳德·韦特（Reginald·Waite）计算出了支持西柏林正常运行所需要的物资数量。

  1948年6月24日李梅将军任命林赛营基地（Camp Lindsey）的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为临时空运特遣部队指挥官（Provisional Task Force Commander of the airlift）。25日，李梅命令执行“运粮行动”（Operation Vittles），次日，共装载80吨货物，包括牛奶、面粉和药品的32架C-47运输机起飞前往柏林。

C-47“空中火车”在坦佩尔霍夫机场卸货

  1948年7月1日，向西柏林运送补给的空运系统已经基本成型：更多C-54运输机被部署到此任务中，从美国抵达西欧；莱茵-美因空军基地 （Rhein-Main Air Base）几乎成为了C-54的专有基地；威斯巴登（Wiesbaden）驻扎了C-47和C-54的混合编队。补给编队从东北部的美国空中通道飞往坦佩尔霍夫机场（Tempelhof Airport）并向西顺着英国空中通道返航。

  西柏林的人民看到了希望：天空中愈发频繁出现的飞机，伴随着吵闹的引擎声，从天空中丢弃物品——不同于之前的经历，天空中的飞机中装载的不是炸弹，从天而降的也不是死亡。满载着食物、药物等生活必需品的补给箱缓慢下落，降落在弹坑里、废墟中、瓦砾边。这些补给中有部分装载着为被困西柏林儿童准备的糖果，它们在降落伞下左右飘摇，因此也被人们称为“糖果炸弹”，而那些运输机则称为“糖果轰炸机”。人们向着地点聚集并在不久后散开，站在残垣断壁的高处向掠过头顶的下一批飞机致敬。美国空军，连同皇家空军一同，肩负起了养活西柏林250万人的重任，用“柏林防线”（Berlin Airlift）连接着西柏林与其友邦。

C-54“空中霸主”飞越柏林上空

在推进柏林航线正常运转的同时，华盛顿也十分明确此事件背后苏联的意图：苏联希望将西方势力赶出柏林地区；柏林航线不能够成为永久的解决办法，它的代价过于巨大，其对美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的占用是巨大的。然而，鉴于西柏林由于其自身地理位置的脆弱性和常规方法可行性的缺乏，美国亟需新的创意来保住西柏林这个重要的战略前哨。

  华盛顿所需的“新的创意”，即是利用核武器对苏联进行施压以迫使其战略收缩。虽然美国在二战已经在日本使用过核武器，但是在那时包括美国的全世界都尚未见识到核武器的可怖威力，因此“核威慑”这一观念也尚不存在。然而，战争已然结束，美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是美国核垄断的时代。对此，1948年4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即向华盛顿提议利用核武器应对苏联可能在德国的施压行为；“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不久，美国国防部也开始谋划针对苏联的核威慑。

  华盛顿当时对核威慑效用的期待是：1.威慑苏联，防止事态激化；2.倒逼苏联取消柏林封锁，甚至撤出柏林和东德。为此，1948年7月15日的美国第15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最终投票表决决定，向总统杜鲁门建议向英国派遣具有核投射能力的B-29轰炸机。杜鲁门表示同意并在同日晚宣布派遣B-29轰炸机前往英国本土的空军基地。同时，华盛顿故意泄露了此轰炸机的核投射能力，甚至暗示机上载有原子弹——但事实上这些轰炸机中没有一架能够搭载原子弹，当时美国空军中仅存的几架经过改装的、能够装载核弹的B-29轰炸机没有被部署到英国。

B-29“超级空中堡垒”

  这是一名华盛顿官员所表示的“心理战”战术，其目的即是让他人，尤其是苏联认为这些飞机装载了核武器。这种战术收效显著——苏联当时对美国核力量的真实情况及轰炸机部署情况的了解有限，使得苏联倍感压力。曾任苏军总参谋部成员的上将尼古拉·切尔诺夫上将回忆：“派驻英国的核战略轰炸机一抵达，我就得到了消息，当时我是总参军事学院的学员，正对美国的核潜力进行评估，尤其是那90架可携带一两枚原子弹的核轰炸机，这意味着美国大约有200枚原子弹，这当然是个严重的威胁，相当于200个广岛呀！”。

  杜鲁门对使用核武器这个问题上十分谨慎，并坚持不允许军方管理核武器。此外，英国政府也对核打击持消极态度：1945年11月，伦敦当局曾在《英国当前核政策》的备忘录中明确提出了使用核武器击败苏联的两个必要条件——拥有大约1000枚可用原子弹并能够派出轰炸机摧毁乌拉尔以东以西的城市和军事基地。此备忘录以“在今后5年内，希望单纯使用原子弹击败苏联是不现实的。”为结论结束。

  但是，苏联对美国核力量的错误预估与美国核垄断地位的威慑力仍然形成了巧妙的化学反应。即使核威慑作用也许具有一定局限性，但是核威慑就是斯大林没有作出更多激进举动、使危机进一步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华盛顿的利用核威慑施压但不上升为核打击的政策，被称为“核讹诈”，更多学者将其理解为美国成熟核政策的萌芽。这种政策在未来美国核垄断地位被打破，五常核武器普及的冷战时代仍奏效——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即是又一次核威慑交锋的重大事件。

在苏联的封锁下，西柏林的部队并无撤离之意，依靠“柏林航线”运送到补给坚持。这在本质上标志着苏联封锁政策的失败，也是苏联当局十分尴尬——即便封锁了陆路和水陆交通，天空仍是无法封锁的，而自己正逐渐将自身塑造为二战后的激进势力，威胁着战后的和平。

  1949年4月15日，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报道了苏联政府同意解除封锁的意愿。

次日，美国国务院宣称解除封锁“前路明晰”。不久后，经由四方商谈，四方在西方的条件下达成一致。

  1949年5月4日，美、英、法宣布了封锁将在8天后解除的协议。

  1949年5月12日午夜后一分钟，苏联解除了对西柏林的封锁。一支英国车队当即出发前往柏林，从西德开来的第一列火车于早上5时32分抵达柏林。

  封锁解除，危机结束。

  从1948年6月26日至1949年9月30日，柏林航线的美军和英军飞机共飞越柏林上空超过250000次，将譬如燃料、食物、药品等必需品空投至地面——至1949年春季，每日总计空投数量到达顶峰：每日共计12941吨——原计划3475吨的近三倍，而在这之前的绝大部分时间，每日空投量也达到了原计划的二倍。柏林航线与9月30日正式宣布结束之时，美国空军共运载了1783573吨货物（占全部的76.40%）；英国皇家空军共运载了541937吨货物（占全部的23.30%），共计2334374吨货物（其中近三分之二为煤炭），共计278228次航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