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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比哈尔邦首席部长、人民党（联合派）领导人尼蒂什和印人党在该邦合作，成功地实现了印人党在北方邦的布局——同时巩固高种姓和EBC的多数选票。OBC的政治历史与比哈尔邦历史紧密相关。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比哈尔邦政治发展都是以OBC（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OBC）的崛起为标志，这其中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雅努运动”（Janeu Movement，呼吁低种姓佩戴圣线）、三河同盟党（Triveni Sangh，Triveni为恒河、耶木纳河、娑罗室伐底河三河汇合处）的崛起、独立后社会主义阵线的崛起。洛希亚（Lohia）、卡普里·塔库尔（Karpoori Thakur）、JP 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拉鲁·亚达夫（Lalu Prasad Yadav）、尼蒂什·库马尔（Nitish Kumar）的崛起，种姓普查、在野党联盟INDIA等等，无疑凸显OBC在比哈尔邦的重要性。

“雅努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亚达夫等上层OBC种姓为争取更高的种姓地位而发起的运动。这些种姓开始“梵化”，并遵循婆罗门教的仪式，例如穿戴圣线。在印度教神话中，佩戴圣线是高种姓“再生族”（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前三个种姓）的特权。学者贾夫雷洛写道，例如，养牛的亚达夫将自己与印度教神克里希纳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一直延续至今。库尔米人声称自己是罗摩双生子罗婆（Luv）和俱舍（Kush）的后裔。上层种姓精英坚决反对此举，甚至在一些地方引发了暴力冲突。此时，印度北部的亚达夫和库尔米也成立了代表自身利益的大会和组织，后者甚至试图与全国各地的其他种姓（如帕蒂达尔、沃卡林格、雷迪、马拉塔）建立联系。

20世纪30年代，同样是这三个种姓（亚达夫、库什瓦哈、库尔米），他们要么是强大的耕种佃农，要么是土地所有者。三种姓联合起来成立了三河同盟党（TS）。TS的目的是成为被视为首陀罗的耕农种姓（至少是占统治地位的种姓）的政治阵线。但由于它被国大党收编，而且库尔米和亚达夫之间也存在分歧，所以该党的存续可谓昙花一现。独立前比哈尔邦OBC政治家与国大党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国大党已经成立了本党落后阶层联合会。学者R·安基特（R Ankit）写道，1934年到1946年，比哈尔邦国大党委员会中没有一个OBC团体的成员。

从左到右依次为沙拉德、穆拉亚姆、拉鲁、帕斯万，他们正在参加人民党的一次会议——人民党是20世纪60和70年代在印北部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政党与全国各地地区性政党的联盟。这些党派中涌现出的OBC领导人，如卡普里、查兰、BP·曼达尔、穆拉亚姆、拉鲁，将继续改变印度OBC政治的性质。图源：《大篷车》

独立后的几十年里，比哈尔邦的政治命运由洛希亚派决定。1967年国大党在比哈尔邦选举中失利后，OBC种姓的社会运动首次产生政治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一些政府只维持了几天，比哈尔邦还是出现了4位OBC的首席部长和4位达利特首席部长，并实施了卡普里方案。贾夫雷洛写道，到1969年，比哈尔邦32.1%的工作重点是OBC，主要是亚达夫和其他上层OBC。塔库尔还做出了另外两个对比哈尔邦影响巨大的决定——取消英语作为入学科目，这是他在1960年代担任教育部长时做出的决定。此外还包括举行乡村委员会选举，这是他在1978年做出的另一个重大政治决定，旨在使民主深入农村群众。国大党曾短暂重新执政，但社会主义者们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卷土重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社会主义者的各种形态和政党在人民同盟或国大党的支持下执掌该邦。

贾夫雷洛特写道，在比哈尔邦，塔库尔政府中的其他种姓部长人数首次超过了上层种姓——分别为42%和29%。虽然亚达夫占主导地位，但也有少数EBC。然而，他的继任者罗摩·达斯（Ram Sunder Das）的内阁中，上层种姓部长占50%，OBC仅占20%，没有EBC。达斯政府还修改了“卡普里公式”，以确保如果有任何OBC获得了“普通”配额（“general” quota），他们将从为本社群得保留配额中被剔除。

随着国大党重新掌权，上层种姓再次大量出现在印地语区议会中——1984年的比哈尔邦议会中，上层种姓议员的比例接近45%，而OBC议员的比例略高于18%。但卡普里方案的效果已经显现。诺尼亚和克瓦特（Kewat）等EBC出现在议会中，尽管他们人数不多。

卡普里1988年去世。他的去世推动了自学生时代就活跃于社会主义组织的拉鲁·亚达夫崛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老牌社会主义政党分裂成多个分支，人民同盟也变成了印度人民党。拉鲁领导的人民党（Janata Dal）是在JP 纳拉扬领导的政治动员所产生的政党，后来成为国家人民党（Rashtriya Janata Dal）。1990年，拉鲁首次成为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并在接下来的15年中执掌比哈尔邦。他利用低种姓政治的“曼达尔时刻”将自己定位为“落后派”下一任领袖，当印度教民族主义领袖阿德瓦尼（LK Advani）为罗摩神庙举行“战车游行”（rath yatra）抵达比哈尔邦时，拉鲁逮捕了他。拉鲁从不忘记提醒公众，他是卖奶酪女人的儿子。他还坚持主张让OBC掌权，并提醒受压迫的种姓享有自己的权利，从而在比哈尔邦落后种姓中形成了一定的种姓社会意识和自尊，OBC将他视为领袖。

但拉鲁的统治与穆拉亚姆的统治一样，“亚达夫化”（Yadavisation）特征鲜明。安基特写道，富有且有影响力的亚达夫“垄断了”拉鲁统治的大部分利益，而更多的落后阶层却依然贫穷。但是，落后阶层在2005年前一直支持拉鲁，因为他给了他们自豪感和参与感。对EBC而言，自豪感显而易见，但参与感却微乎其微。拉鲁的内阁和政府的官僚任命都偏向于自己的种姓。例如，拉鲁政府第一届内阁规模庞大，有近80名部长。其中近一半是OBC，但笔者只能找到4位EBC。法律和秩序崩坏、腐败、暴行等其他问题也给拉鲁政权蒙上了阴影，最终导致了他的衰落。

拉鲁衰落的受益者是尼蒂什和印人党。20世纪90年代初，OBC开始大量当选为比哈尔邦议会议员，但他们主要来自占统治地位的OBC种姓。即使进入议会的其他种姓也主要是亚达夫、库尔米、科尔里。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哈尔邦立法议会中才开始出现EBC的身影，但人数仍少得可怜。1995年，卡哈（Kahars）和甘戈特（Gangots）等EBC种姓的各3人和4名来自凯瓦特（Kevat）种姓的人被选入议会。

拉鲁领导下亚达夫的崛起也激发了非亚达夫和达利特领导人的政治动员，他们希望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其中包括尼蒂什——库尔米领导人，1994年与未来的内阁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George Fernandes）一起从人民党（Janata Dal）分裂出来，成立了平等党（Samata Party）。1999 年，平等党与人民党（Janata Dal）的一个派别合并，成为尼蒂什今天领导的人民党（联合派）（JD<U>）。

图源：《大篷车》

在短短几年内，尼蒂什就将拉鲁赶下政坛。他依靠比哈尔邦库尔米（人数少于亚达夫）的支持，同时也依靠EBC的支持。此后，尼蒂什主要通过与印人党结盟在该邦掌权。印人党吸纳上层种姓的选票，而JD（U）则收获库尔米、EBC、穆斯林、达利特人的选票。在执政期间，尼蒂什曾两次与RJD结盟，并在2017年和2024年1月初两次中断联盟，转而支持印人党。

上表列出了2005年-2022年期间尼蒂什内阁的种姓构成情况，揭示了三种模式。首先，与拉鲁时期不同的是，尼蒂什领导的NDA联盟政府在始终给予EBC在内阁中的代表权，即使人数低于占主导地位的OBC。尼蒂什每次上台都会任命4-10名EBC部长。与此同时，达利特和穆斯林在内阁中的人数保持稳定，但在JD（U）和RJD结盟时，穆斯林在内阁中的人数较多，而在NDA内阁中则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在NDA内阁中，EBC人数略有增加，而且并非只有JD（U）任命了这些社群的领导人。例如，在2017年任命的9位EBC部长中，有4位来自印人党。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两位副首席部长都来自EBC群体——来自卡尔瓦EBC群体的塔基肖尔·普拉萨德（Tarkishore Prasad）和来自诺尼亚种姓的雷努·德维（Renu Devi）。

另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当RJD成为政府的一部分时，内阁中的亚达夫数量较多。当NDA政府执政时，上层种姓的代表性更加明显。例如，在2015年的RJD-JD（U）政府中，12位占主导地位的OBC部长中有7位是亚达夫，只有4位部长是上层种姓。随后的两届NDA政府分别有10名和12名上层种姓部长。这印证了外界对RJD和印人党的普遍看法——前者是亚达夫的政党，后者是上层种姓的政党。

印度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CSDS）的数据反映了内阁组成的模式。2005年至2020年期间，RJD及其联盟伙伴主要受到占主导地位的OBC的支持，其在每次选举中分别赢得了49%、42%、63%、60%的选票。NDA在这些年分别赢得了47%、55%、42%、58%的EBC选票。种姓普查结果表明，EBC是该邦最大的投票群体，结合这一事实，NDA能赢得如此比例的EBC支持实属令人吃惊。NDA同时也保留了大多数上层种姓的选票——分别为63%、54%、84%、54%。

五

在谈到种姓普查时，记者和分析家经常使用“曼达尔政治”或“曼达尔 2.0”来描述当前的政治状况。这里指的是1990年，当时中央政府实施了社会和教育落后阶层委员会（SEBC，即曼达尔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该委员会由前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和国大党议员BP曼达尔（BP Mandal）领导。曼达尔委员会1979年由时任总理德赛（Morarji Desai）领导的人民党政府任命，1981年提交了报告。除了为所谓的“落后阶级”的福利和提升提出各种建议外，它还建议在中央政府和教育机构中为OBC保留27%的职位。在被国大党忽视了十年之后——国大党担心上层种姓对保留配额的反应——这些建议由领导人民党政府的副总理辛格实施。

这些建议必将巩固上层种姓作为一个独特票仓的地位，同时增强上层种姓政治家的权力，这些政治家活跃在人民党和印地语中心带的其他社会主义分支党派。这威胁到了高举印度教民族主义旗帜的印人党，因为印人党的重点是通过罗摩祖地（Ram Janmabhoomi）运动将印度教徒团结在一个“保护伞”下。印人党将这一运动推向全国的做法被称为“卡曼达尔”（意指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与“曼达尔”（意指种姓政治）相对应。

目前，随着在野党联合起来提出种姓普查的要求，并承诺增加保留席位以对抗印人党的“印度教特性”政治，2024年的政治状况场景似乎与1990年的极为相似。但是，当前的运动与“曼达尔时刻”存在显著区别。此前，曼达尔报告将OBC视为一个类别，这对OBC来说与其说是分水岭，不如说是绊脚石。上层OBC独揽曼达尔政治的利益，将EBC挤到了一边。当前，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上层OBC主导地位已引发外界不满。大多数委员会认为，EBC与占主导地位的OBC是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

贾夫雷洛在《印度无声的革命：北印度低种姓的崛起》（India's silent revolution : the rise of the lower castes in North India）一书中讲述了通往曼达尔的漫长道路。他写道，“落后阶层”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当时的平权政策有利于种姓社会中教育程度较低的阶层。随着时间推移，达利特经历了最严重的种姓歧视，并开始被定义为一个独特的类别，最终被称为“受压迫阶级”（Depressed Classes），然后又被称为“表列种姓”。然而，其他受压迫种姓仍被称为OBC。尼赫鲁首次在制宪会议和讲话中使用了这一术语，要求对“少数族群、落后、部落地区、受压迫者、OBC”采取特别措施。

SBSP党主席、约吉政府内阁前部长拉杰帕尔在2019年SBSP集会上发表讲话。他是印地语中心带少数著名的EBC政客之一。图源：《大篷车》

在独立后的印度，现在被称为OBC的社会阶层面临的第一个障碍是如何获得新国家的承认。印度的第一批决策者主要是上层种姓的国大党议员，如尼赫鲁，他们不愿意承认不可接触者制度框架之外的种姓。制宪会议成员承认达利特是一个需要提高地位的种姓群体，但他们拒绝承认OBC也是一个被压迫的种姓群体，并且否认他们的社会现实。

贾夫雷洛认为两个原因导致该问题——首先，上层种姓的国大党议员对是否同意更多的保留意见犹豫不决。这种说法最终“绕过了中间种姓（intermediate castes），而中间种姓最终可以挑战上层种姓的统治”。其次，OBC已经“没有安贝德卡尔那远愿意发声的人了。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帮OBC发声。在制宪会议最有影响力的20名成员中，11人为婆罗门，2人为信德人，2人为穆斯林，巴尼亚人、基督徒、卡雅施塔（Kayasth）、拉杰普特、达利特（即安贝德卡尔）各1人。

贾夫雷洛写道，唯一一位大声疾呼支持OBC是马拉塔人旁遮普罗·德什穆克（Punjabrao Deshkmukh）。旁遮普罗主张在印行政机构中实行基于人口的配额制。他说，除了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之外，还有数百万人也是“落后的”。他在议会说道，“就这些阶层而言，没有为他们制定任何规则，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空间。我所要求的，只是给那些数百万没有资格站出来与你们竞争的人更多公平和公正。”旁遮普罗哀叹道，落后阶层没有得到自己应得的权利，因为“他们没有组成一个团体，也没有联合起来发动运动”。

最后，安贝德卡尔在结束讨论时说：“全省的每个人都知道谁是落后阶层。”他敦促议会讨论回到库尔米人兼制宪议会咨询委员会主席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的提议上来。帕特尔曾建议，行政部门可以保留识别“社会和教育落后阶层”的权力。这些提案后来成为宪法第16条第4款和第340条。这两个法条仍然使用“阶级”而非“种姓”一词，根据贾夫雷洛的说法，这种措辞“反映了尼赫鲁和其他人的左派设想，以及他们已达成普遍共识，认为印度必须摆脱种姓式社会”。安贝德卡尔却不这么认为，他告诉议会，OBC“只不过是种姓的集合”。

印度第一批立法者和议员对OBC定义的分歧，为今后几十年印度政治如何应对压迫种姓（尤其是北印受压迫种姓）奠定了基调。它在印度制造了一场抵抗运动， 迫使“落后”种姓在政治上团结在一起以寻求承认——这一结果最终对缺乏政治团结的EBC不利。他们仍是一个模糊的族群，定义不清，决策者也不了解他们。

第一个落后阶层委员会成立于1953年。该委员会由卡勒卡（Kakasaheb Kalelkar）领导，他是一名婆罗门，也是一名甘地主义者，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来自受压迫的种姓。卡勒卡委员会选择了四项标准来界定OBC：在种姓等级制度中社会地位低下；社群中大部分人缺乏教育；在政府部门中任职人数少或没有任职人数；在贸易、商业、工业行业中任职人数少或没有任职人数。委员会确定了2399个种姓，根据英殖民当局的人口普查数据推断，这些种姓约占人口的32%。委员会建议在政府部门中为他们分级保留职位：一等职位保留25%，二等职位保留33.3%，三等和四等职位保留40%(在政府职位等级中，一级职位最有声望，收入最高，包括部长、会计官员等）。职位越往下越低贱，四级雇员从事的都是粗活——环卫工人、小工、保安等。卡勒卡委员会还建议在技能教育机构中为其他落后阶层保留70%的名额。

这些建议引起了委员会内部分歧。委员会11名成员中5人对该报告提出异议。其中一名叫乔拉西亚（SD Chaurasia）的成员之所以持反对意见，是因为他希望委员会做出更多的让步。然而，其他持反对意见者担心报告过于重视种姓，这将进一步加剧该国的种姓分裂——这是持反保留意见人士者传统话术，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卡勒卡本人不同意这一报告——这被贾夫雷洛称为“最后一刻变卦”（last minute volte face）——并建议只根据经济标准提供保留名额。有趣的是，卡勒卡对于在三级和四级政府职位中为OBC保留没有异议，他说“在这些职位中，落后阶层的比例已经很高了”。贾夫雷洛写道，“这相当于坦率地承认，既然低种姓现在从事着最有辱人格的工作，那么他们也应该继续下去。” 

卡勒卡的报告被提交给了内政部长戈文德·潘特（Govind Ballabh Pant），他是一名婆罗门，也是一名保守的国大党议员。潘特声称，乔拉西亚揭示了“这种做法所固有包含的分裂主义危险”。最终，中央政府决定，不建议在全国范围内为OBC保留名额。1961年，中央告知各邦，它们可以自由制定自己的标准，但中央政府认为“采用经济标准比种姓标准更好”。贾夫雷洛写道，国大党的决定“证明该党不愿承认种姓是平权行动的标准”。

从左到右：联邦内政部长沙阿、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副首席部长凯沙夫·毛里亚（Keshav Prasad Maurya）、内阁部长桑贾伊·尼沙德（Sanjay Nishad）——与北方邦印人党结盟的NISHAD党领导人。2022年在勒克瑙举行集会。凯沙夫来自占主导地位的OBC社群，桑贾伊来自EBC社群。图源：《大篷车》

但报告的搁置也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在其他种姓群体中形成了一种意识，即为了获得保留权，他们必须在政治上坚持自己的立场。贾夫雷洛指出，国大党的态度煽动了当时活跃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的为OBC谋利益的联合会，如全印落后阶层联合会（AIBCF）。AIBCF是由在制宪会议上支持OBC的马拉塔人旁遮普罗在《宪法》颁布的同一天成立的，目的是抗议《宪法》缺乏为OBC制定规定。到1966年，AIBCF开始要求政府公布一份全国范围内的OBC名单，并要求政府在教育机构和行政部门中引入OBC配额，特别是基于种姓的配额。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的亚达夫组织“全印度亚达夫大会”（AIYM）以及库尔米和科埃里组织也为实施卡勒卡报告而奔走呼号。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上回应卡勒卡报告的政治是由上层OBC领导的。

但最终，AIBCF因内部政治分歧而分崩离析——主要是亚达夫领导人希望领导所有OBC全国阵线。无论如何，他们的动员行动具体化了保留意见，并使OBC作为一个单一群体崛起。贾夫雷洛指出，“落后种姓协会在‘OBC配额’中找到一个绝佳理由来淡化他们狭隘的身份认同，并将其融合到一个更广泛的阵线中，从而更有效地向国家施压。这种意识使保留意见成为OBC的核心问题，并塑造了未来几十年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执政、代表社会正义政党的政治——直到2014年。”

六

卡勒卡委员会是印度《宪法》通过后首个国家级调查机构。此后，印度11个邦任命了近20多个委员会来研究“落后”问题。南印的土邦，如迈索尔、马德拉斯、特拉凡科（Travancore，位于喀拉拉邦的特里凡得琅）、科钦（Cochin），它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实行了保留制度——南方各邦反种姓运动的历史让推行保留制度成为可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许多邦都成立了邦委员会，并针对被称为“落后阶层”的种姓实施单独的保留配额。

这些邦的保留制也面临法律层面的挑战。制宪会议没有明确将OBC确定为被压迫种姓，这意味着宪法没有承认种姓是为“社会和教育落后阶层”保留名额的标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多个邦政府（尤其是南部邦政府）都与法院发生冲突，因为法院驳回种姓的配额。1963年，最高法院做出了“巴拉吉诉迈索尔”一案的判决。迈索尔（今卡纳塔克邦）决定，除了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保留配额外，还为165个落后种姓保留50%的配额。此外，该邦还为“落后”和“最落后”阶级设立了一个分区。最高法院否决了政府的决定，建议将各邦的保留名额总数限制在50%，并斥责政府将种姓作为主要标准。

但政府任命的委员会一再发现，社会上和教育上的“落后”群体不过是受压迫的种姓，委员会继续将他们列入OBC名单。最终，在1972年一起关于安得拉邦政府保留配额的案件中，在历经多次法律挑战之后，最高法院最终承认，只要符合条件，使用“落后”种姓的这一类别标准是可以被接受的。

各邦委员会也日益明确了拥地或占主导地位的OBC与EBC之间的界限。在卡勒卡之后、曼达尔之前任命了独立委员会的大多数邦，最终都为“更受压迫”“最受压迫”的贫困种姓制定了单独的保留配额。几乎所有委员会都估计OBC人口接近总人口的一半，而且还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是EBC，但配额受到前文提及的巴拉吉案判决的限制。

在南印泰米尔纳德邦，受压迫种姓运动由来已久，1969年萨塔纳森（AN Sattanathan）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OBC占总人口的52%，其中23%被定为“最落后阶层”。1970年，安得拉邦的阿南萨拉曼委员会（Anantharaman Commission）将“落后阶层”细分为多个类别，如今，该邦为138个种姓（土著部落、传统职业群体、皈依基督教的表列种姓、穆斯林中的社会和教育落后者等）规定了五种不同的配额。该邦为OBC的名额也作了相应的划分，约占29%。

如今，印度约三分之一的邦实行了分权配额，包括卡纳塔克邦、哈里亚纳邦、贾坎德邦、西孟加拉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这些邦细分了OBC群体，有的邦承认穆斯林EBC为特殊群体，有的邦则拆分了OBC和EBC。1992年，在英德拉·索尼（Indra Sawhney，编者注：该案是是由9名宪法法官组成的公共利益诉讼案件。请愿人英德拉反对曼达尔委员会延长保留制度；认为种姓并非衡量落后与否的可靠指标；认为保留制拉低公共机构的效率）一案中，最高法院质疑曼德尔的建议，此后，50%的限制就被定了下来。然而，在不同邦，保留意见突破了50%的上限——在某些情况下，保留意见被取消或另当别论，而在某些情况下，保留制的法律挑战仍未得到解决。

在印地语区，保留区的出现要晚于印南部地区，因为正如贾夫雷洛写的那样，上层种姓占主导地位的国大党并不热衷于实施平权行动政策。北方邦从1945年开始就确定了印度教和穆斯林“落后种姓”名单，但并没有为他们提供保留。在比哈尔邦，政府1951年制定了一份落后阶层名单，但该名单仅在提供教育福利时参考。不过，比哈尔邦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迎头赶上。1978年，卡普里成立了蒙格利拉尔委员会（Mungerilal Commissions），划分种姓保留的做法至今仍在继续。

相比之下，北方邦国大党执政时间更长，而且拒绝接受种姓保留意见。直到1975年北方邦才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北方邦最落后阶层委员会的组成非常公正——由达利特人领袖切迪·萨蒂（Chhedi Lal Sathi）领导，其他成员包括马尔汗·赛尼（Malkhan Singh Saini）、西塔拉姆·尼沙德（Sitaram Nishad），他们都来自EBC。贾夫雷洛写道，委员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它还走访了南部各邦，因为“这些邦在提高落后阶层地位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委员会收集了41个被归类为“最落后种姓”的数据，发现这些种姓在公共服务部门的任职人数甚至少于表列种姓，而表列种姓在一定程度上还受益于配额。

1990 年，人民党政府实施曼达尔委员会的建议，在中央工作和教育机构中为OBC预留27%的席位。全国各地的高种姓学生针对这一决定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其中许多抗议活动演变为暴力活动。图源：《大篷车》

萨蒂委员会1977年提交了报告。该委员会建议设立三个群体——最落后阶层（36个几乎不拥有土地的种姓）；“落后阶层”（18个种姓），其成员拥有一些土地，如亚达夫、库尔米、贾特、古尔贾尔；23个穆斯林种姓。根据委员会统计数据，这些群体占该邦人口的51.4%。为了不超过最高法院在“巴拉吉案”中规定的50%的限制，委员会建议分别为其他种姓群体保留17%、10%、2.5%的名额。萨蒂委员会还建议采取其他措施，如提供教育奖学金和颁布防暴行法律保障等。然而，这些建议从未得到实施。

七

然而，曼达尔委员会并不同意量化配额。与卡勒卡不同，曼达尔委员会成员没有上层种姓。委员会成员之一LR奈克（LR Naik）是达利特，其他成员都是OBC。曼达尔本人是亚达夫人，是比哈尔邦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从很多方面来看，曼达尔报告都有利于“落后种姓”。报告明确指出，种姓是平权行动的标准，“以经济标准取代种姓标准的做法忽视了印度社会落后的根源。”报告大量引用印度教经文典籍，说明社会不平等是瓦尔纳等级制度所固有的，要解决“落后”问题，就必须解决种姓所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

曼达尔报告抨击上层种姓的统治地位及其价值观念，称其为“天然禀赋和环境特权的混合物”。报告将上层种姓反对保留意见的论点称为“派阀行为”（partisan approach），是由“热衷于维护其特权的统治精英”提出的。曼达尔报告还研究了各邦委员会的报告。

尽管报告的立场是进步的、反精英的，但却明显偏袒占统治地位的OBC。同一份报告斥责上层种姓不愿放弃对社会的控制权，并决定反对进一步细分保留制。曼达尔报告承认，面向所谓落后阶层的任何保留都会“被落后社群中地位更高的那部分阶层所垄断”。

这难道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吗？所有改良主义措施都必须与等级制相抗衡；社会改革没有质的飞跃......保留的主要优点并不在于它能在OBC中推行平等主义...... 但是，保留一定会削弱高种姓对服务种姓的控制力度，并使其他落后阶层普遍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感觉。

换句话说，只要能打击上层种姓的主导地位，曼达尔委员会不就介意占主导地位的OBC比最“落后”种姓拥有更多的权力。奈克强烈反对这一出发点。他认为，对于任何OBC保留，都应细分为“中等落后阶层”和“贫困落后阶层”，以避免“不平等者间竞争”。他认为，第一类人包括农业种姓、裁缝、工匠等种姓群体，他们在职业方面与上层种姓有一定的关系，并且已经成功地在社会中崭露头角。但第二类种姓群体，包括因职业而受辱的种姓群体，如船夫、洗衣工、制盐工等，他们无法在短期内有所作为提升自己的地位。

奈克的大部分反对意见值得引用，这不仅是因为这些观点清晰概述了将OBC团结成统一体的问题，还因为他提到的情况至今仍未改变。关于占主导地位的OBC，奈克对其的态度十分严厉：

在我遍访印度各地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中等落后阶层”（Intermediate Backward Classes）中有一种趋势正在迅速发展，那就是用上层种姓曾经对待（更确切地说是虐待）他们的方式，去对待他们真正的兄弟（指非主导地位的OBC）。我指的是“受压迫的落后阶层”......

在谈到上层种姓中的政治领袖时，他说： 

他们似乎只是在效仿一些心怀不满的上层种姓，并以落后阶层的名义篡夺经济和政治权力。这是一种精神错乱，无论是来自上层种姓还是中间落后阶层，都应该受到坚决谴责。

左：尼蒂什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坐在他右边的工会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和印度前总理、印人党的支持者阿瓦杰帕伊在一旁观看。比哈尔邦的NDA联盟由尼蒂什领导并得到印人党的支持，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尼蒂什保住了比哈尔邦的权力。尼蒂什内阁一直给予EBC领导人机会，因此他得到了大多数EBC社群的支持。图源：《大篷车》

曼达尔委员会计算出OBC人口占52%，但它建议按照“巴拉吉案”中限额保留27%的名额。奈克建议其中15%应该保留给受压迫落后阶层。奈克最后说，“对于其他所有的优惠待遇，受压迫落后阶层应享有与表列种姓或表列部落同等的待遇。我不建议政治保留。但我敦促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他们除了那些长期以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枷锁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

曼达尔政策的失败在十年内变得越来越明显。2001年，拉杰纳特·辛格（现任印防长）领导的北方邦印人党政府委任了一个社会公正委员会来调查EBC种姓。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证实，EBC根本没有从曼达尔政策中受益。该委员会由胡库姆·辛格（Hukum Singh）领导，他曾是国大党议员和前军官，后来加入印人党。委员会计算出，在北方邦农村地区，OBC占人口的54.05%。排名靠前的OBC种姓约占农村OBC的三分之一，占全部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EBC中没有哪个种姓超过人口的5%，但总体上，包括穆斯林EBC种姓在内的EBC占农村OBC的三分之二以上，占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关于保留制度的好处，胡库姆指出，亚达夫、库尔米、贾特等种姓“相对受益更多”，而马拉、尼沙德、库姆哈尔、卡夏普、莫明安萨里等种姓“在就业方面仍然相对较落后”。胡库姆表示，在所有的OBC中，“虽然某些种姓因其人口占比优势而受益较多，但大多数种姓却相反因此遭受损失。很少有种姓能够受益。一些种姓甚至没有得到他们赢得的十分之一。”拉杰巴尔和诺尼亚占OBC人口2%以上，但却获得不到1%的保留名额。工匠种姓占OBC的2.37%，却仅占据了1.73%的工作岗位。亚达夫占OBC人口近20%，但他们获得了近35%的预留公共部门工作。亚达夫、库尔米、贾特共同占据了超一半的保留公职名额。

胡库姆委员会报告建议将OBC保留配额分为三类——落后（Backward）、更落后（More Backward）、最落后（Most Backward）。委员会认为，只有亚达夫属于第一类，应将他们的保留配额限制在5%。对于另外两类，建议配额为9%和14%。（委员会曾建议将OBC配额增加到28%，从表列部落配额中抽出1%）。然而，胡库姆的细分方案也没有取得太多进展。拉杰纳特政府不久后垮台，该报告被搁置了。

2014年，中央政府要求全国落后阶层委员会（NCBC）再次研究OBC内部的细分问题。NCBC审查了所有邦的名单和相关种姓配额，并提出了与胡库姆相似的三分法，但表示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研究，以确定细分标准，然后才能进一步提出建议。2年后，中央政府任命了另一个全国委员会，即罗希尼正义委员会（the Justice G Rohini commission）。罗希尼委员会5年后（2023年）提交了报告。该文件并非公开，但媒体已披露了令人震惊的报告细节：自胡库姆以来一切照旧。罗希尼委员会调查了2633个OBC，发现这些群体中不到1%获得了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工作席位一半以上的保留福利。有983个OBC社群在就业和教育机构中根本没有任何代表，994个亚种姓的代表权不到3%。10个种姓群体占据了总OBC配额受益者的四分之一。

我们不难想象，正如一些政党所做的那样，保留制度的承诺将安抚EBC。然而，曼达尔政策让人们确信，如果EBC有诉求，那我们不仅是要看保留制度中涉及EBC的内容，更要看EBC保留内容之下各细分类型是如何保留的。因为如果不这么做，EBC肯定会被上层OBC排挤。但是没有一个政党，甚至连印人党也没有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这一点。

拉杰巴尔2019年离开NDA的原因就是因为种姓保留细分制。拉杰巴尔告诉笔者，在与印人党结盟之前，沙阿曾向他承诺该党执政后将种姓保留细分制。随后，印人党建议成立另一个委员会，由前法官拉加文德拉·库玛尔（Raghavendra Kumar）领导。作为2017年负责落后阶层福利事务的部长，拉杰巴尔监督了该委员会，并在六个月内提交了报告。委员会考察了79个种姓，并将其分为落后种姓、更落后种姓、最落后种姓，建议分别为每个种姓保留7%、9%、1%的名额——这与前文提及的卡普里公式不谋而合。

2018年12月，莫迪和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在北方邦加齐普尔发布了一封“纪念11世纪统治者苏哈德夫”的明信片。这位君主受到拉贾巴尔EBC社群和帕西达利特的崇拜。2014 年上台后，印人党开始努力利用苏哈德夫的神话来接触这些社群。该党很快开始将苏哈德夫与印度教右翼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图源：《大篷车》

拉杰巴尔告诉笔者，他曾向印人党高层领导施压，要求落实这份报告，但该党从未兑现。他曾当面质问沙阿为什么不执行这份报告。这位准内政部长却说，“亚达夫会生气，帕特尔会生气，贾特也会生气。”当拉杰巴尔问到该党是否担心此举激怒EBC时，沙阿回答说，这些群体给他们点酒肉就能收买。

“印人党不想实施这份报告，因为如果实施了，那么一个低种姓宾德的儿子、尼沙德的儿子、普拉贾帕蒂的儿子、塞尼的儿子——基本上就是落后阶层社区的子女们——将成为士兵、检查员、行政官员。而且只要一个家庭有一个人得到这样的工作，整个家庭的状况就会改善。然后他们就不可能被酒肉收买；他们会开始考虑自我提升，那么他们就不会投票给印人党。”他批评了为经济较弱势群体（EWS）安排的保留制度，这些保留意见甚至在没有成立一个委员会的情况下就得到实施的。“我们看到了最高法院的命令，即种姓配额制度不能超过50%。莫迪打破了这一上限。德里没有一位印人党落后种姓背景的领导人，没有人提过反对意见。拉吉巴尔表示，“与此同时，没有一个领导人说，‘让落后阶层的人也把当前的27%保留配额提高到52%’。”

在没有种姓保留细分的情况下，北方邦有17个EBC种姓长期以来一直在要求将他们转移到受到保护的种姓名单上。这些种姓都被该邦委员会归类为“更”或“最”落后。在过去的20年里，北方邦SP和印人党政府曾试图将这些种姓转移到表列种姓的名单上——毫无疑问是为了赢得他们的政治支持——但高等法院撤销了这些命令。拉杰巴尔也认为，“现在每个人都明白，每当要选举，这个妖怪就会从瓶子里跑出来。一旦选票投出，这个妖怪就又被收回瓶子里了，”他说。“印人党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北方邦），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呢？”

八

60多年前，国大党拒绝实施卡勒卡报告，将主导OBC带到了一条能够排除EBC的政治权力之路上。比哈尔邦种姓普查有可能改变这一状况。现在，一些EBC种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政治意识，他们在种姓普查中的人数让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最近几个月，在反对派对全国范围进行普查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沙阿频频提及“国大党未能接受卡勒卡的建议”，以批评国大党未兑现对OBC的承诺。今天，印人党对EBC的承诺也面临着来自种姓普查的考验。

图源：《大篷车》

2021年10月，就在北方邦选举前几个月，笔者曾参加了在北方邦沙姆里（Shamli）举行的一次会议，该会议由“卡夏普统一革命委员会”（Kashyap Ekta Kranti Mission）组织，该组织代表了卡夏普等最贫困的EBC群体。卡夏普在胡库姆报告中被归类为“最落后”。会议有2000多人参加，他们高喊着“不保留，就不投票”（Aarakshan nahi, toh vote nahi）的口号。自2023年以来，EBC种姓社会政治组织已经开始动员，要求在进一步细分保留制，这类活动也越来越频繁。随着印度2024年人民院选举临近，这些运动更加频繁。通过种姓普查在实现细分保留制度的希望，无疑是在野党让EBC种姓远离印人党的一种方式。很明显，这也就是为什么印人党认为有必要表达对卡普里的尊重。正如拉杰巴尔指出的那样，向细分保留制妥协将打破印人党原先的种姓模式——为EBC的保留，但同时仍将权力掌握在上层种姓手中。

但仅仅认为种姓普查就能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挑战印人党的地位，那这还是“只见树木，不见树林”。印人党对印地语地区的掌控力度自独立以来就是最强大的，即使不考虑比哈尔邦和北方邦，它也获得了该地区大多数EBC的选票。2023年年底，中央邦和拉贾斯坦邦举行议会选举时举行了地方选举，那里有大量的EBC种姓，而主要的在野党是承诺进行种姓普查的国大党。最后，印人党取得重大胜利，其中很大一部分归功于EBC的支持。中央邦和拉贾斯坦邦在人民院的议员分别为28和25名。

印人党在中央邦一直得到OBC的支持。CSDS表示，印人党赢得了55%的EBC选票，该党在这些群体中的得票率比2018年增加了7%。在占主导地位的OBC中也是如此。在中央邦，占主导地位的OBC与EBC之间当然存在分歧，但这里的EBC并没有受到类似亚达夫这样占主导地位种姓的威胁，这使得EBC能够团结在占主导地位OBC领导人身后。过去20年来，印人党连续提名了多位OBC首席部长，从而确保该党一直受到OBC的支持——这与国大党相反，国大党领导层一直是上层种姓，20年来一直未能在该邦完整地掌权。

2021年10月，代表卡夏普的组织“卡夏普统一革命委员会”在北方邦沙姆利举行了一次会议。卡夏普人是最贫困的EBC群体之一，2001年被邦政府报告列为“最落后”群体。此次会议有两千多人参加，他们提出了“不保留，不投票”（Aarakshan nahi, toh vote nahi）的口号。图源：《大篷车》

拉贾斯坦邦在某些方面是个例外——它是唯一一个由来自EBC马里种姓领导（指拉邦前首席部长阿肖克·盖洛特<Ashok Gehlot>）的国大党政府执政邦。在最近邦选中，该党赢得了38%的EBC选票。但在这里，印人党的表现也更好，赢得了50%的EBC选票。印人党在拉邦派出的候选人中OBC占比最大，该党同时给予贾特和古贾尔（分别是最强大的OBC和EBC群体）强有力的代表权，同时也为多个较小OBC种姓候选人提供了机会。就像在比哈尔邦和北方邦一样，印人党在保持其上层种姓支持的同时赢得落后种姓的选票。

在配额问题上，印人党还有一个优势。“EBC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了种姓角色，并提出了新的政治问题，”即将出版关于卡普里书籍的作家潘卡吉·乔拉西亚（Pankaj Chaurasia）告诉笔者，“国大党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EBC的政治代表权问题。”目前，国大党与占主导地位OBC政党结盟，如SP（SP已成为国大党在印地语区的主要盟友。）一个上层种姓政党和一个亚达夫政党所做出的任何保留承诺都只能到此为止，EBC们太清楚这一点了。

作者简介：苏尼尔·卡夏普（Sunil Kashyap）系印度知名独立报道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