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只施行于贵族，法只用于庶民，并且这个法是习惯法，不是成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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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只施行于贵族，法只用于庶民，并且这个法是习惯法，不是成文法。

春秋后期郑、晋等国首先把《刑书》铸在鼎上，予以公布，遭到叔向等旧贵族的反对。这样一来，礼和法不但反映了古今之争，而且反映了旧贵和新贵之争。

郑子产“铸刑书”，这是成文法典的初次公布。当郑国铸造公布刑书的时候，晋国叔向曾给子产一封信，责备他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缴幸以成之，弗可为也。..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

子产回信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这更证明春秋以前的刑律是掌握在贵族手中的，不把刑法公布，贵族就牢牢掌握了对庶民任意生杀予夺的权柄。但是，为时势所迫，子产为了“救世”而甘冒不韪，把刑典以成文法的形式公布出来。

叔向虽然反对子产铸刑书，然而由于时势所迫，仅仅相隔二十三年，叔向自己所服务的国家即晋国，赵鞅、荀寅也“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了。晋国铸刑书也遭到孔子的反对。孔子批评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孔子的话和叔向的一模一样，可见那时的贵族是何等强烈的反对成文法典的公布。

尽管郑、晋公布的成文法还很不平等，条文非常之残酷，但是有了成文法的公布，限制了贵族的特权，总比把法律藏在贵族手里，要对平民有利。而这正是叔向、孔子等旧贵族代表人物反对铸刑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