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发展前景:瓶颈约束与挑战

评估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一方面要提出一组可供选择的不同的前景,另一方面要考虑到整个发展过程中变量的动态性。我们可以选择某一阶段获得相对发展的结果,但对整个发展过程不能采取静止不变的简单假设。

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由于错综复杂,内外交织,不仅经济发展趋势对中国未来发展将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政治、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协调程度,也会对未来中国发展前景带来不同的影响效果和发展趋向。任何假定,如果不充分考虑到未来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不断变化,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类风险和挑战,以及政治、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对经济兴衰的影响,都有可能提供种虚假的现象和发展的误导。

就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进入21 世纪,在经济贸易或政治和军事等领域始终将与国际相互联系,相互合作。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不得不去面对作为一个新兴国家面临的各类挑战。

第一,如何争取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要实现未来发展的目标,就需要争取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但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出口能力的增强,未来几十年世界竞争加剧，以及西方日益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将日趋严峻。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学者疑惧权势格局变迁,经济强势被损,战略范围丧失，而以种种借口和方式遏制中国的发展。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反映出占据既得强国地位和比较优势的西方大国政客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

最具有典型的事实是,美国人伯恩施坦和芒罗在最近一期的《外交》月刊上发表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全文推理混乱,把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从国内经济建设到维护政治稳定,从促进国家统一到开展睦邻外交,都归结为同美国对抗,足见霸权之逻辑。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威胁论”对西方国家政策已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中国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使未来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严峻。中国虽然依据国家性质、长远利益和道义思想向全世界承诺: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并反复强调,“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但国际和平与稳定,西方对中国政治干预、技术封锁、贸易限制,以及由此引起的磨擦、矛盾与冲突,历来都不是中国一方单方面承诺与良好意愿所决定的。

冲突与协调,对抗与合作的两种因素并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通过高度的政治智慧与外交策略,使协调与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从目前来看,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基本战略,一个是经济上的卷入。出于实际利益的需要,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并通过市场卷入,牵引一个体制转型与崛起的中国进一步西化。另一个战略是遏制。以中国作为一个西方最具有潜在威胁的敌手,进行对抗。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国力强大,西方采取经典式的遏制战略来对付中国已无能为力。因为实施遏制,就意味着放弃中国大市场。因而,西方对中国采取的战略,往往是在经济上卷入,在政治上遏制的双重战略结构。从发展的前景来看,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以及经济合作领域有巨大的互补性和共同的利益。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相对稳定,最大的收益国是美国。美国经济力量削弱的趋势在进入90年代后开始得到遏制。这与推行“全面交往”的政策,减少对抗与冲突,削减军费开支,降低霸权扩张透支,集中力量用于国民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政策有关。根据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趋向,对抗与冲突,不仅危害本国经济政治利益,而且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

中国作为新兴大市场,全世界乃至美国都会发现它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的繁荣与稳定,以及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联系在一起。根据世界经济组织预测,到2010年,亚洲的需求将会占全球总需求的1/3,需求量最大的几乎肯定是中国。仅以 2000 年为计,届时中国的年进口订货累计将达到1万亿元。这个巨大市场的湾力是显而易见的。它将从亚太地区和世界发达国家吸纳更多的商品和投资,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有利于发达国家景气上升和就业率的增长。

因此,对美国国家利益最敏感而又关键的政策问题,不应当是因中国的经济崛起而加剧磨擦和对立,以及使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出现混乱,甚至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如果加剧冲突和对立,随着冲突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就会导致遏制国家收益递减的同时,维持和控制的成本越来越大。

40多年来的冷战使美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发现维持冷战的成本，要比维持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财力上升的更快，维持霸权变得更加困难。结果,导致美国 80 年代以来经济地位的衰落。所以,遏制、对抗与冲突,完全违背了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美国政府一再强调,“美国经济的活力比以往更加依赖国外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使我们的商业利益服从对外政策,现在我们应当改变这种做法。”事实证明,把中国预设为美国的战略敌人,制造磨擦和对立,甚至引发双方的对抗,损失最大的还是美国。何况中国的崛起是任何外力不可能制止的趋势。

中美关系是21世纪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进程中，争取和平与稳定国际环境的关键问题。中国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就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积极推进政治、经济与军事协调发展的外交战略与政策,审慎而又明智地做出最佳战略选择。这包括:加强多极协调与合作,抵销单极霸权和对抗;积极发展亚太地区国家友好协作关系;充分发挥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和作用;把台湾问题作为中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关系最敏感和关键的问题加以限制;中国政治、经济与军事在对外整体协调与合作中的战略与策略,等等。

第二,如何适应工业经济技术全球性调整,实现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嫁接。在中国经济加快调整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已加快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以“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为契机,西方国家试图再度通过技术革命掀起经济发展过程的新的飞跃。信息经济在西方国家正在逐步形成目前西方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主导产业正加速从钢铁、汽车、化工等传统产业转变为集成申路、软件、电子计算机、个人电脑、传真机、光缆电缆等信息技术产业。1996 年全球信息产业销售额已达1万亿美元,超过汽车和钢铁业,成为西方国家最大的产业。作为一种新型的更高级的产业经济,西方国家发展信息经济的主要战略意图是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西方高技术储备向产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转移,形成更大的竞争力和维护与扩大在世界市场上的领先地位。

​中国要实现21世纪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在西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必须同步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着眼于国际经济与国内区域经济的发展,加快工业结构的推移和调整。由于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的产业转移将会持续到 21世纪初叶。中国传统沿海经济区的产业,也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递增,向中、西部转移。但是,填补沿海经济区传统产业转移的空间,在21世纪第十个年头,不应延续无高技术支持、无创汇需求的新一轮组装产业的引进。最早对亚洲经济增长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提出警示性观点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保罗.格鲁格曼认为,亚洲以及中国经济增长依靠组装型产业,以及偏重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有可能造成经济增长的停滞。保罗的结论有失偏颇,但对我们仍有启发和警示的作用。如果到21世纪中国工业仍然停留在一味依靠资金投入,引进国外组装型产业装备,或停留在依靠日益上涨的劳动力成本的组装水平上,这种即未实现技术转让,又缺乏成本优势,更没有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会有多大的国际竞争力呢?事实上,当工业化进入劳动力成本上升到较高水平阶段时,靠廉价劳动力与进口技术相结合的比较优势就消失,靠资源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的成本就会上升。日本在过去几年里经济增长率低迷不振,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是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和“工业技术创新战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战后支撑大国经济繁荣的“技术立国”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虽然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西方市场开放和技术引进、吸收、消化实现了工业结构的调整,但进入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试图象“亚洲四小龙”那样，利用美国的市场开放和技术转让,实现比较优势的条件将更加困难。中国在积极发展经济和引进国外技术的过程中,必须明确,21世纪，一流技术主要依靠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发展。未来中国经济的强大,无可置疑地建立在科技创新与大规模产业化的优势基础上的。因此,应尽快建立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机制,突出新技术的首次商业化应用。通过产品创新或工艺设计创新,提高中国新技术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推动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力争高新技术产品在未来国内外市场形成强大的竞争力。

第三,如何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协调发展。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是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的基础。各国经济发展历史证明,政治不稳定,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 40多年中,发展中国家因为外部干预等因素,分裂主义活动,地区间的敌对活动,种族磨擦不断加剧,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许多北非和中东国家以及亚洲许多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都发生过政变和动乱。1948年以来每个发展中国家平均每五年至少有一起政变。分裂和动乱严重动摇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在一些国家,腐败也成为危害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所以,中国21世纪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上稳定和国家的统一。而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高度重视从根本上解决造成腐败的原因，加强法规制度建设,促进民族团结和政治上的稳定。在此基础上,加快经济的现代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事实上,现代化程度愈高,政治会愈开明,社会会愈稳定,文化会愈开放,经济会愈繁荣。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未来发展,根本取决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与科技的协调发展及其成效。

现代发展理论成果证明,21世纪中国面临的所有挑战中,最紧迫的确实是如何实现成功的协调发展。作为 21 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中国政府实现政治、经济、社会与科技的协调发展,将为世纪强国的崛起带来最为光明的前景。

（本文转自《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中国发展论的世纪研究与思考》，隋映辉著，济南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