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征内幕最早的公开报道 竟是“国军军医”写的？（下）

【按】本文最早于一九三六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当时为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作者署名廉臣，并在文内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其实，作者就是在长征途中“失踪”的陈云。

【1935年，陈云在长征路上神秘“失踪”】

    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之后不久，长征队伍中突然不见了威望甚高的陈云，连与陈云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部队中出现了种种传说，有的说他已牺牲，更多的人说他失踪了。陈云到底去哪儿了？

    原来，红军长征后，红军唯一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在湘江之战中被毁，无法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联系。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共产国际，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于是派陈云和潘汉年担负这一使命。陈、潘二人的出走，只有极少数核心领导人知道。随后，陈云化装成江浙商人，辗转四川、重庆抵达上海，着手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后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下文就是他在异国他乡写下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介绍，此文出口转内销，后来又转登到了上海的报纸，成为最早一篇关于红军长征内情的正面公开报道。

《随军西行见闻录》（下）

廉臣（陈云）一九三五年秋

    红军重回黔北之桐梓、遵义，曾打一大胜仗，此为红军自江西突围以来有数之胜仗。此仗似出红军极有计划之行动。当红军占领桐梓之日，即整备野战医院，我被贺诚派往野战医院收容伤兵。当日下午在娄山关即与由遵义向娄山关攻击前进之王家烈部两师人接触。王部几次仰攻娄山关，均为红军守军击退。红军则派大部由两翼包抄王军之后，攻战王军之后之遵桐马路上之板桥镇，截断王军归路。而当时娄山关之红军亦居高临下进攻王军，王军不支，四方包围，两师人大部缴枪，小部溃散。红军则猛烈追击，当夜三时占领遵义新旧两城。闻王家烈出走时只率师长柏辉章等随从数人。此仗实使王家烈倾家荡产，不久即出黔游历而作下野客矣。

    当时野战医院即随军进遵义城，但次晨又开始大战。进攻红军之军队系薛岳所部由吴奇伟率领之两师人，自贵阳北进，渡过乌江后，本拟增援王部，不意王部失败如此之快。至烂板凳(离遵义六十里)时，王氏率随从退下与吴军遇，备告失利情形，吴氏即急趋遵城。在遵城南之十里铺以外(离遵义城约二十里)，与红军彭德怀之三军团接触。彭德怀亲在火线上指挥。在接战后一小时，彭德怀即断言当日下午吴部两师可大部缴械。未几林彪率领之一军团由捷径迂回至吴军之后。当日上午十二时，吴军两师即陷入红军四面包围。四周有利阵地，均为红军夺去。吴氏见势不佳，拟即撤退。但红军愈逼愈近，缴枪之声四起。大部已被缴枪，吴即拚命率领两团突破南面红军包围线，由汽车路上向乌江撤退。幸乌江浮桥未撤，故吴氏等即得渡河。但红军勇悍异常，一部由汽车路上向南尾追吴军，一部即由左翼山路急行军赶到乌江边。此种急行军亦为红军之特长，综计夜行军在山路上八小时走了一百里。当赶到乌江边时，吴氏本人早已过河，但所部尚有一千八百余人正在渡河。吴氏见红军到，恐乌江浮桥被占，而乘势进迫贵阳，故下令立即在江南斩断浮桥之保险索，桥即为急流冲断，红军不得过江，但在乌江北岸之一千八百余人，均被缴枪，闻吴军全部辎重都在江北尽为红军所得。此仗之后，遵义城中满布了红军与黔军南京军之被俘缴枪者。此项俘兵，红军特为之组织新编师，每人发缴枪费三元，专派共产党人员进行宣传。后闻被俘官兵有十分之八被鼓动加入红军，不愿当红军者，每人发路费送出红军警戒线。红军对被俘之中上级官长，亦由朱德亲自召集谈话，多方安慰，说明红军主张抗日救国，希望全国军人一致合作，被俘军官之愿留红军者留在红军，不愿者就给川资送出红军区域。此种办法确为红军新办法，故一般被释之官长，殊有死里逃生之感。

    红军这一胜仗，确使南京军及川滇黔湘各省军阀为之震动。薛岳、周浑元以川军不能冒险前进，须重新布置。湘军则由围攻贺龙肖克之部队抽调几师，扼守乌江东岸。据以后红军之捷报云，贺龙肖克之部队亦由此而将湘军陈渠珍旅全部缴枪。自遵义红军获胜之后，红军兵士及下级官长都愿与薛岳周浑元部打仗，自谓：川滇黔军队之武器不足，缴之无味，与南京军作战，则有新式武器与充足之弹药可缴。自豪气概，可见一斑。

    红军此次所以能连胜王家烈部与吴奇伟部之原因，一方面因红军之有顽强作战之能力，而且红军兵心之团结一致。当犹国才二进桐梓城时，红军政治部所派之地方工作团中有一儿童局书记(即专在儿童中活动者)，年仅十三岁，由江西随军来，当时被犹军截断于娄山关附近之高山上，与红军失去联络。但此十三岁之童子毫不惧怕及失望，竟日夜爬山，走了两天三夜，终与红军会合。闻此童子在行路口渴而找不到一点水饮时，实在口渴不能耐，曾以自己之小便盛之于口杯中而饮之，以解口渴。此亦可见红军团结之坚矣。同时其中另一原因，因红军中有大部黔省新兵。此辈在未当红军时，愤恨黔省当局之苛捐杂税，使之生活不安，故作战时据红军云新兵极勇敢。且此辈新来之黔籍红军均熟道路，几次带领红军由捷径包抄王军及吴军之后，包围王吴两军而缴枪。故红军沿途打仗，非但未有极大减员，而且能到处熟知地理者，正由于红军每到一地，即鼓动当地居民加入红军，而在作战时，则得此辈之助也。

    红军在遵义战役胜利之后，驻重兵于鸭溪(在遵城西南六十里)，几次想引诱薛周两军及川军决战。但薛周两部及川军郭勋祺、廖泽、潘佐等部均小心异常，不轻易进攻。故虽红军几次在赤水河两岸引诱决战，薛周两军均不前进，只小心的建筑碉堡。红军见黔北无计可施，即急行军乘隙偷过乌江，拟向南威胁贵阳。此时贵阳确大为震动，后我到上海时，见当时报载有贵阳飞机场被红军占领、飞机二十余架被毁等事。

    以我猜测，红军南渡乌江，即思入川。但红军则故向东，佯攻瓮安、黄平、待南京军东向及滇军出滇而向贵阳时，红军忽然向西南插入贵阳，竟由贵阳与龙里之间通过，以佯攻贵阳姿势，而以主力占领定番（定番即今贵州省惠水县。）、长寨（长寨即今贵州省长顺县。）、紫云、贞丰、安龙、兴义等各县城，并渡过北盘江。红军此种机动，确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而当时滇军四旅已入黔，红军反得乘空入滇，毫无阻碍。南京军、川军、黔军、滇军，均落于红军之后。故红军得一路无阻，到处缴少数滇军之枪械，占领滇中许多城市，截断昆明通黔之几条汽车路，而得从容渡过金沙江。

    红军入滇后，有两件有趣的事，亦为红军兵士平日引为笑谈者：

    一为红军包围曲靖而向马龙前进时，截得由昆明来之薛岳副官所乘汽车一辆，内满载军用地图并云南著名之白药(可医枪伤，极贵重)。据被俘之副官云，他系由薛岳派入滇省谒龙云者。前日薛岳来电，因无云南军用地图，请龙云送去。龙云接电之后，本拟派飞机送去，但次日机师忽病，故改用汽车送去。但未知曲靖已被红军包围，汽车路亦被截断。龙云并送薛大批白药、云南之宣威火腿及普洱名茶，共满载一车。车离曲靖二十里时正遇红军。因此卫兵副官均被缴枪，军用地图未交薛岳反而被红军用以渡过金沙江，白药、火腿、茶叶，均为红军享受。故红军兵士每谈至此，皆为捧腹。咸谓三国时刘备入川系由张松献地图，此番红军入川，则有龙云献地图。

    另一事则为红军进嵩明城及官渡（官渡是今云南省昆明市的一个区。）时，皆由县长及当地军警各界领袖迎入。原因并非此辈通赤。盖云南地处中国西南，年来虽知湘鄂赣川等省红军活动之消息，但官场布告向称红军为“赤匪”，而云南人心目中之“匪”均系衣衫褴褛，困苦不堪，并无新式武器，而且抢劫居民者。彼等见红军临该地时，既未沿途抢劫，而且纪律甚好，买卖公平，钞票兑现，并且服装整齐，有许多新式武器，为云南军队所未见者。此辈地方官绅自以为此必是南京军，因纪律、军容远优滇军，此非南京军而谁?因此排队欢迎，且将省府命办之军米、军款全数交出，并募几百亻夫子与大批向导以供“南京军”。红军亦将计就计自认南京军，将一切军需及亻夫役接收后，并应地方之盛宴。席间，由该县长一一介绍，谁为县长，谁为局长，谁为民团指挥，谁为绅士。一一介绍之后，各地方领袖并请此“南京军”长官训话。红军领袖即席起立，口呼“同志们!”即在此时红军伏兵四出，立即将地方领袖监视矣。红军官长当即宣布：“我们不是国民党的南京军，而是中央红军。”此时地方领袖早已相顾失色。但红军并未与地方领袖为难，即好言安慰而去。

    当时红军，立即召集由地方交来之几百亻夫子、向导开会，即席宣布他们不是南京军而是红军，并询问亻夫子是出钱雇来抑系强迫派来当兵差者。众亻夫子异口同声均称被强迫派来，并言概无工资，家中妻小亦将因本人出外而饿死。红军当即宣布：“云南军阀官僚如何使你们吃苦，红军现决全部放你们回家；但如有人愿留为红军亻夫子者，每日工资五角大洋，先付半月工资安家。”当时十分之九以上之亻夫子及向导均愿被红军雇用，只有十余人则要求回家，当由红军发给每人一元之路费回家。

    我自经滇省以后，对滇省有极好之感想。先是红军中人，常以为滇省为中国西部高原，必系高山峻岭，道路难行，气候恶劣，物产不丰；不意自入滇省以后，虽觉云南之地势甚高，但在滇东北有很大的平原。自黔入滇，地势虽系向上，但此处地势，绝非黔省可比，而与赣省入湘南之地势相似。在向滇省前进时，虽面前有许多高山，但一到山巅，则并不是下山，而是一片平原。以后走完平原，前面又是高山。上山之后，又是平原。地势层层向上，且每一县城及镇市周围又有几十里几百里之平原，俗称昆明坝子、大理坝子、曲靖坝子等等。坝子者即县城周围之平地也。因云南之道路平坦，兼以道路甚宽，可行北方之骡车，在交通事业之开展上又觉便利，如修汽车路则较黔省之凿山开路容易多矣，故云南汽车路发展甚早。

    云南气候甚佳，远非贵州之“天无三日晴”可比。昆明附近气候温和，正如江浙。我等经过曲靖附近时，即已不能穿棉衣。惟每天气候之变化甚大，时至下午四五时，常有巨风及阵雨，气候亦较寒。

    因云南之气候好，所以物产甚丰，曲靖、马龙以及滇东北产米甚多，且有棉花，惟全国闻名之云南鸦片烟，确是遍地种植。云南鸦片之所以贵于黔川几省者，系云南鸦片所结之果实如拳，较大于川黔所出者。惟鸦片在云南亦极便宜。在马龙、嵩明，每现洋一元可购云土半斤。我常笑谓江浙之瘾君子闻云土如此便宜，岂不将口涎欲滴乎。

    滇省居民最多者为汉人，其次为苗家、彝家、回民。而现在彝家则为统治云南者，故彝家一般之生活亦较富裕。乡间之村长、区长，在某些区域中，以彝家为多。我等在官渡经过时，有几十里路都系回民所居。风俗习惯，亦如江浙之回民，有清真教堂。红军之五军团中亦有不少甘肃之回民，故与回民感情极好。红军亦极尊重回民之教堂。红军领袖朱德曾亲至清真教堂与其教民首领谈话。次日教堂以红军与回民之感情甚好，且排队欢送，并有几十回民加入红军。此辈回民加入红军之后，红军为之单独成立回民队伍，一切风俗习惯饮食起居，悉照回民原有习惯。

    在昆明附近，我常见居民之年三十岁以上者，多数在颈间(即喉部)生一瘤，男女均然。据云居民中十之七八均生瘤，此系泉水缺乏碘质所致，并有一个山上之泉水不能饮，饮之喉部即烂，故红军经此山时，均未饮水。

    云南不仅在气候上、物产上、地形上均对我之印象甚佳，而且云南在政治地位上有过讨袁（指袁世凯。）之云南起义，拥护共和政体，有过光荣之历史。

    红军入滇目的本在渡过金沙江，故即分兵两路入滇：主力则占沾益（沾益即今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寻甸、嵩明而直逼昆明；而其另一路则先在滇黔边吸引黔滇军，曾击败犹国才之五团，缴获甚多，乘胜入滇占宣威、东川两府，后直趋巧家县而渡过金沙江。红军之主力逼近昆明时，昆明及全省震动。但红军目的并不在占昆明，而是引诱滇军不向金沙江边而急援昆明。同时红军原定在交西渡（交西渡亦名绞车渡，即今皎平渡，位于云南省禄劝县西北。）口渡过金沙江，但为迷惑追军而故意西占禄劝、武定，更西进而占元谋，由元谋北上至龙街佯作渡河。这一调虎离山之计，追军确又上一大当。周浑元、滇军、湘军将全部进剿部队，均趋元谋，而红军却全部在交西渡全无阻碍的渡过金沙江。龙街之佯渡部队，亦由捷径赶回交西渡。红军在金沙江边计渡九天九夜。而追军则直至红军渡过金沙江占领通安州（通安州是今四川省会理县的一个镇。）、直逼会理州（会理州即今四川省会理县。）城下时，才知红军已由交西渡渡河。待追剿部队折回交西渡，则红军早已全部渡过金沙江，而早将船只破坏矣。故红军安然渡了九天九夜，周浑元之追兵在第十一天下午才接近江边，但船只已毁，且江北山洞内有红军扼守，不能接近河边，徒呼负负而已。红军此计一成，红军士兵均极快乐。在第五军团的政治部机关报上，编出一出新剧，名为《破草鞋》（《破草鞋》亦名《烂草鞋》。），形容蒋介石自江西起追剿红军几省，历时半年以上，对红军追剿毫无所获，只在红军之后尾随，拾得少许红军穿烂而抛弃之“破草鞋”而已。当时红军傲慢之精神，亦可见一斑矣。

    红军之渡金沙江为自离江西以来，最险要亦最得意之事。渡河情形，我见上海及各地报纸所载者，不确也不详。我曾亲自渡过金沙江，我亦觉此事为平生一大幸事，使我永远不能忘却者。

    金沙江为扬子江之上游，发源于青海，在西康、云南省境者，均称金沙江，再下流而至四川之宜宾(即叙府)称扬子江。金沙江之两岸，均为高山峻岭，除几个渡口外，均为悬崖绝壁。自云南省走向金沙江时，离江六十里处，即为下坡。连下四十里而至交西渡，由交西渡到江边为二十里，路上的山峰嵯峨，千奇万怪，状甚可怕。夕阳西照时，山峰照耀如黄金。自交西渡至江边则山势更陡，下山必用手杖，否则有滚下山沟之危险。而且这二十里中在当时天气(阳历四月底)已极炎热。二十里中几无草木，愈下山，愈觉热。一到江边，天气更热，红军士兵莫不痛饮冷水。江边居民只五六家，系平日借渡船为生者，因春夏天气炎热及秋冬气候严寒，故均凿山洞而居。相传三国时诸葛武侯“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即系此处。《三国志》上并云江边气候极热，马岱过水之二千人，中水毒死了一千五百人，或真有其事也。

    金沙江之北岸有船夫六七家，并设有关卡。川滇两省之货物来往，均须在此纳税。闻云南著名之鸦片云土过江以后，即价高两倍。居民自称江北岸为四川，江南岸为云南。我渡江时，船之两旁所坐之人数不均，且有立于船中者，船就倾折于北面，船夫则大呼“先生!背靠云南”，意即叫立于船中之人，坐于船之南边，面向四川而背靠云南，以免船之倾斜。南岸之泊船处为沙滩，北岸都系悬崖，悬崖内凿一将近一百米特之孔道，并有山窗洞，船到北岸即泊于悬崖内之孔道口。渡客即由孔道内走入东边半山之关卡。我等渡河时，水还未涨，故江水尚距孔道口二丈余。有石级直上孔道。

    金沙江宽约等于黄浦江之一半，立于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水流自西而东，流速极快，计每秒钟约有四五米特。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已有一二尺，但风雨作时，则水浪骤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风势，真是吓人。我渡过之时正值怪风骤起，沙滩上之沙土，随风飞舞，河边居民在石洞所筑之草屋被风吹去。我站立路中，忽来一阵巨风，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于地下，因此我等莫不叹金沙江风威之大。但半小时后，风停雨止，且见太阳。询问居民，始知金沙江边之风雨每次不过半小时，过后就晴。中国西部气候变化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金沙江如此水急，因此不能通船只，自宜宾以至泸州，才通木船，泸州以下则通轮船。但金沙江之渡船在东川、巧家以下则船只较多。巧家以上每渡口最多十余只。龙街以上则只通皮船。船以兽皮制造，每船只渡一人。上游之所以用皮船者，因水流太急，江中礁石极多，木船易破。

    红军渡河时，不能架浮桥，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六只船，大者可渡三十人，小者可渡十一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自船底流入每次来回，均须专人在船舱中将流入之水以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复渡，故危险异常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而红军全部人马，几乎都从此渡河，故除日间渡河而外，夜间则于江之两岸，燃烧木材，火光照耀江面，终夜渡河。

    红军之渡过金沙江而仅凭此六只破烂之船，国人未目睹此或不信之。但事实红军确仅仅靠这六只破船以渡江。当然红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于南京军、滇军中了它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故有充裕之时间渡过全部人马。而且全部渡完两天之后，追军才到，所以掉队落班者亦极少。但另一原因，则因红军之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试想，如无较好的组织，则在渡河时，人马拥挤，一不小心，小船即可翻身，而船只稍有损失，即将延长渡河时间矣。故红军在各方面之组织能力，确远优于南京及各省之军队。我曾见红军总司令部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有共产党高级人员组织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这个渡河司令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那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表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而红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亦非国民党军所可及。即如红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红军之组织能力，除表现于组织秩序外，而同时极好的组织船夫。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闻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于红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共产党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闻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共产党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语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诚可信也。并闻渡河以后，共产党即毁船，船为当地彝家领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之生活暂时将绝，故每人除工资外，各给现洋三十元，因此船夫中有大部对红军有好感而随红军入川者。

    红军之人枪由船渡金沙江，而同时亦将全军马匹渡过金沙江。渡船上本不许载马匹，但渡河时红军想出方法，命马亻夫弃马鞍，拉住马口索坐于船尾，使马立河边上，船离岸时，岸上派人执鞭驱马，马即跟于船尾游泳过江。故红军自豪，渡过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马，诚趣事也。

    渡过金沙江以后，自江之北岸，至川省之通安州为三十里，均为上坡路，而且山极耸，正如交西渡至金沙江南岸一样。在这个三十里中全系荒山，极少树木，沿途只见一家人户，偶于山坡上见些羊群，此处已为游牧区域。自通安州至会理城须再上坡三十里以后，道路始稍平，但两旁仍有高山。通安州只一镇市，为川滇通商之第一镇市，居户约三百余家，有小学一所。我到时，正见几百乡人，身佩红布列队将行，系由共产党鼓动去当红军者。闻共产党曾在通安州成立革命委员会抗捐军等等。过通安州将到会理时，远见会理城正在火烧。至宿营地后，才知会理守军为川康军刘文辉所部之刘元塘师。刘师据城死守，因恐红军爬城，故将城外附近之房屋全部烧毁，使红军不能接近城墙。但此举却引起城外居民之大愤，因被红军鼓动，数千居民，协同红军攻城。后闻此数千人大部加入了红军。

    会理既有刘师死守，红军亦未强攻，只加监视。红军之目的，系在渡河以后，南京军的追剿部队暂时不能过河时，借此休息补充。故红军总司令部命令全军在会理休息五天，并命各部队加紧居民中宣传工作，规定招募红军新兵五千人的计划。这一计划，红军各部都执行，总卫生部亦亟亟执行。五天后果然有新兵五千人加入红军。红军部队之所以经常得如此补充，一因红军善于宣传居民，二因云贵川三省居民平日之生活实在太苦。会理居民莫不怨愤刘元塘平日种种之压迫：苛捐杂税，层出无穷；自铸铜质银元，强令通用；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年轻女子，随意奸淫，不从者累及全家。如此行为，岂有不遭民怨之理。加以红军领导贫民“打刘家”、“打土豪”，莫怪贫民之成千成万加入红军。

    五天以后，红军即北上，由会理、德昌、西昌、泸沽（泸沽是四川省冕宁县的一个镇。）、越嵩（越嵩即今四川省越西县。），而至大渡河边，每天行程六七十里，计行二十九天。红军因急于抢大渡河，故未攻西昌，绕道而北上。自会理到大渡河边，为沿安宁河之大道，平坦处有二十余里之宽度，但狭隘处只一安宁河与河边之小道而已。安宁河两旁均系高山峻岭，东为大凉山，西为雅砻江流域之高山。这两旁高山都住彝家，汉人只居于沿安宁河之大道上，且每家筑有碉楼，因彝汉民族冲突甚烈，彝家时常下山攻击汉人村落，故筑碉以御之。红军至泸沽时，即分兵两路，小部至富林（富林是四川省汉源县的一个镇。）南岸，佯作强渡姿势，以吸引对河之敌。大部则由泸沽向西北进，占冕宁县城，而企图在大渡河边之安顺场（安顺场位于四川省石棉县西北。）渡河。但由冕宁西北五十里之大桥镇而至安顺场，须经过彝民所居之高山，历时两日半，这是红军当时之一大困难也。

    四川之彝家为川人所最恐惧者，安宁河以东之大凉山为彝家之根据地。大凉山面积极大，南至宁南县，北至大渡河，西起安宁河，东至金沙江沿岸之雷(波)马(边)屏(山)。冕宁西北，直至康定以南，均属彝家区域。此处彝家，相传为诸葛武侯征伐之所谓“南蛮”。在冕宁西北之彝家山上确有哑泉，饮之即哑。冕宁县志及宁远府志均有记载。彝家均有武装，有数千快枪并有少数手提机关枪(只就冕宁西北山上的彝家而言)，均缴自汉军。沿安宁河两岸土地，本为彝家之土司官所有，但自刘文辉成都失败而入雅州后，即驱逐彝家土司官而据其土地为己有，因此彝家与刘家军结仇甚深。实际上政府官吏之统治，只及于沿安宁河两旁平原上之汉人而已。彝家则不受统治，而且抗缴一切租税。政府军队通过彝家之山时，必须大队，一团以下，可被缴械。

    此处彝家不若蒙古、西藏等民族。彝家还系部落。性情多猜忌，疑虑无定。各部落之间，常有世仇，故常相械斗。彝家之生活，半为游牧，半为种植。种植以玉黍为多，畜牧牛羊马为多。

    彝家中有两种阶级：一为黑彝，即为彝家中之统治阶级；一为白彝，白彝即为黑彝之奴隶，终身为黑彝耕作，除衣食外，其他无所得。黑彝随时有权置白彝于死地。每一黑彝，常有白彝数百人少则数十人为之耕作，黑彝则终岁不劳动。黑彝与白彝不通婚。现在黑彝人数渐少，但仍保有其统治势力，所谓土司者即此辈黑彝中之首领也。白彝原系汉人，系由黑彝掳来。黑彝将汉人掳来以后，常由大凉山与冕宁西北山上之黑彝相互交换掳获之汉人，使其不知道路而不能逃逸。黑彝并为白彝之男女配婚，均称男女白彝为娃子(意即四川话之孩子)。但每一黑彝家必信任一个白彝为当家娃子(如当家人)。当家娃子掌有一切银钱出入及日常事务之权。因过去汉人只笼统的不分黑白只反对彝民，加以彝民中之文化落后，所以白彝都助黑彝反对汉人。遇与汉军作战时，白彝均参加。

    汉人之与彝家贸易，系由通司翻译，亦有彝家能汉语者，但黑彝恐汉人杀之，故不下山，遇事则命白彝与汉人往来。彝民常以兽皮、麝香等物售于汉人，换布匹及盐而回。

    彝民之服装与汉人完全不同，头包青布而在脑后堕下一尺布。如上海之印度马巡（指上海解放前英国巡捕房雇用的印度籍的骑马的巡捕。）。有些鼻穿银环。不论男女，均悬耳环。耳环不是金属制，而以骨制，共有三四颗或圆或长圆之骨块连成一串而挂在耳上。面部熏黑。身上穿的如和尚之袈裟，系由羊毛自织而成(此种外衣，质轻而软，且可御风，极适于行军之用)。腰系带。彝民所居之山上气候一日数变：中午炎热，下午四时起发巨风，晚八九时下雨，次晨天晴。我们经过彝民之山地历时七八天，均系如此顺序不变。因每日气候变化甚烈，所以彝民出门，不论何时，必将外衣带在身上。遇发风落雨即以外衣裹身。彝家每人身携利刃，用以防身，亦用以割肉进食。足有绑腿，终年不穿鞋袜，只少数穿草鞋。但彝民生长山地，善于爬山。红军于山路行进时，彝民则由路旁之山石攀登而上。而且上山之快，宛如猿猴。

    彝民生活之痛苦，远过于汉人。汉人还能耕平坦之田亩，彝民之田亩，日渐被川军之官长及当地官吏所侵占，而只耕植于山地。在山下远望彝民所耕种之山坡上的山地，倾斜度几如削壁，望之可怕，但彝民终年耕植于此。因其只耕种山地，故彝民平日所食者，亦只玉黍而已。至于彝民所居之家室，则更鄙陋不堪，以竹木编为壁，上覆松树皮，潮湿特殊，跳蚤成群。

    红军所过之彝民居住之山，共有彝民十余部落。当红军之前卫团出大桥镇上山二十里时，即有三个部落之彝民在前后及左翼包围红军，意欲缴枪。但红军善用宣传政策，向白彝声明共产党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并提出为彝民所迫切希望之要求“打刘家”(意即打刘文辉的军队，因刘文辉压迫彝民甚烈)。当时红军领袖即与当前的一部落名“沽鸡”者以鸡血充酒，与彝民领袖共饮，表示歃血为盟共打刘家。经过歃血为盟后，“沽鸡”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红军，而反被红军收编作“红军游击支队”，而与红军引路及招抚“阿越”、“罗洪”等十余部落。此后红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红军于道旁。红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

    走完彝民山地，即至开罗场（据现在核查，开罗场即今四川省石棉县擦罗乡。），该镇有人户二十余家。但此处有一趣事可记者：刘文辉驻西康打箭炉（打箭炉即今四川省康定县。）之队伍，米粮须由西昌府供给，故刘军设粮站于开罗场。当红军前卫行抵开罗场时，刘军粮站之人员还以为南京军至，亟为设筵招待官长，并将军米如数点交，计有四千余包。每包六十斤以麻皮袋装之。红军领袖将此项军米照数发给各红军部队，剩余甚多，悉发当地民众。我至开罗场时，正见民众不论老幼均肩负一袋回家，面有喜色。询之则云：“红军先生，我们白米好久没得吃了。红军来了，才把刘家的米发给我们吃。红军好!”刘文辉之搜刮民食反以之济红军，而红军则以发给民众，此则愈使当地民众反对刘军而欢迎红军矣。

    自开罗至大渡河边之安顺场为六十里。红军政治部谓安顺场为“有革命的历史意义的地方”。原因是太平天国时，北王韦昌辉杀东王杨秀清后，当时太平天国内部顿起分裂，石达开率部离南京而入川，安顺场即为石达开兵败身擒之处也。当晚我为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诊脚病，适李召见一老者，年已九十以外，为当地之童馆教师，尝亲见当年石达开在此失败者，正由李富春享之以酒肉，请其讲述石军历史。据老者言，石军到安顺场时尚有五六万人，刀枪马匹无算。但一至安顺场，忽遇上游大水，安顺场前面之山水暴发不能渡河。前有大渡河，右有清军，且拆断小河之铁索桥，左为山崖绝壁，后为彝民，且当时彝民之数量远过于现在，石军被困于此者，凡四十七天。当时军心不固，而石氏本人亦动摇，故自缚入清营。石军均为俘获。老者并云“长毛”并非强盗，自称“复汉驱胡”。石部对人民甚和气，军队有纪律。老者并云：“红军之纪律则较翼王(即石达开)军更好。”据老者之所云若是。石达开当时未能渡过大渡河而失败于大渡河边确系事实。我后见沪川各报，蒋介石亦曾伸引石军为例，以比喻红军之必然不能渡过大渡河而失败于河边。但红军竟安然渡过大渡河，故红军颇以之自豪，认为渡过大渡河是历史上的军事胜利。

    大渡河亦扬子江之上游。大渡河流入岷江而转流入扬子江。红军至大渡河时，时已五月底，气候已暖，上游雪山正溶解，故水势暴发，水流甚急。大渡河之河面及水流均较金沙江为更宽更急，水浪更高。渡船每一往返，历时五十分钟。且每只小船之船夫，至少须有八人作工。渡河方法，先将载客之船由南岸河埠沿南岸逆流拉上五六十米特，再顺流如飞箭似的斜过对面河埠。船至北岸河埠时不能稍前稍后，一不小心，即触礁石，船即分裂，故非当地熟知水路礁石之船夫，不能驾船。船返南岸时，亦须由北岸沿江逆流拉上五六十米特，再顺流飞箭似的斜过南岸来，故如此往返需时五十分钟。

    红军抵安顺场时只获两只船。有刘文辉军之一营兵驻于安顺场对岸之大渡河北岸，并筑有野战工事，沿河扼阻红军渡河。但既有守军，何以船只不收容于北岸而系之于南岸呢?事有如此凑巧者，北岸刘军营长之岳家在河南岸之安顺场。该营长当晚宿于岳家，以备明晨将其岳家及当地绅商全部渡至河北岸。因其情报红军尚距安顺场六十里，须次日下午才能抵安顺场，故安心在岳家与其娇妻酣睡，不料红军行动如神，当夜急行军，半夜即抵安顺场，因此两船被扣，营长被俘。

    但红军即使有两船，并不易渡过大渡河，因河之北岸有守军一营，船只不能接近对岸。且当时船夫早逃，没有驾船之熟练工人。但红军终于击溃对岸刘军而渡过大渡河。此事亦为红军据以自豪者。但即以我之旁观者目光视之，亦觉红军之士气勇敢及共产党团员之奋不顾身有以致之也。

    据闻渡河经过如此：红军领袖获得两船之后，即拣选十七个共产党团员，中有几个为江西、福建之木船工人。十七人即携梭标、步枪、驳壳、手榴弹及机关枪，驾着船，不顾一切，向河之北岸驶去。河之南岸，红军则布置机关枪及迫击炮之阵地，并配置有特等射手，以配合船上的强渡部队。

    当红军所驾之船离南岸时，刘军即对之射击。但红军不稍畏缩，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当即一跳上岸。虽刘军对之射击，但只有四个受伤者，其余则一齐扑至刘军工事内。此时刘军一方惊于红军之英勇，胆气已寒，又加河南岸红军之机枪迫击炮瞄准射击，刘军几不敢抬头，而渡河之十余红军即占刘军工事而缴其一部枪支。闻刘军有一机关枪手，正拟至高山阵地架机关枪，行不十步，即被对岸红军之特等射手射倒在地。因此刘军全部向后退上高山。红军即抢守工事制止刘军向下，一方则重驾船返至南岸载红军渡河。待红军渡过一营后，红军即向刘军冲锋。刘军兵心已寒，全部溃败，红军即占高山，乘势向刘军猛追，闻刘军大部被其缴枪。此次战役，红军在队伍中大施宣传及奖励此十七个抢渡大渡河者，尊之为英雄。的确，我虽非军人，但在军队中服务已有几年，强渡河流之冲锋部队亦已见过不少，但在如此水宽流急之大渡河中，能以十七人驱逐敌军一营，占领敌垒，却未之见也，故共产党常以共产党团员为红军模范。此辈共产主义者常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自任，此诚非国民党军及其他一切军队所可比拟也。

    红军既获两船之后，即开始渡河。但仅依此两船而思全部红军渡过大渡河，历时甚久，且后面追兵将至。故红军以两天半的时间，渡过轻装之红军一师，而当时目的即转向夺取泸定县之泸定桥，以求红军之全部由泸定桥上过河。故红军大部由河南岸西进，经西康省区而向泸定桥前进。已渡之一师，由北岸前进，同以夺取泸定桥为目的。

    但在河之北岸，刘军沿河布防，故河北岸之红军，自离安顺场对岸向西走了三十里以后，即与抗击之刘军节节作战。但刘军如此分散，且缺乏通信工具，故被红军节节击溃。刘军中大部为抽丁得来之新兵，不愿作战，且亦不会作战，早闻红军之宣传不杀白军官长及士兵，故沿途缴枪。红军以缴得刘部之枪弹，还击刘军，闻河北之一师获利不少(红军打仗时如消耗之弹药与缴获之弹药相等，则云“不折本”，如缴获与消耗核对有余，则谓“获利”)。在离泸定桥四十五里之冷碛（冷碛是四川省泸定县的一个镇。），红军曾与顽强扼守之刘军作激烈之战斗。后由红军南岸之部队，隔河向刘军之后射击，结果河北正面红军得迂回至冷碛之后而包围刘军。闻此处刘军一团全部被俘，冷碛被占。此时红军南岸前锋即抵泸定桥矣。

    泸定桥为四川通西康、西藏之桥梁，泸定县城即在河之北岸。此处之大渡河，河面虽较狭，但两旁绝壁，水势更急。泸定桥为铁索桥，以十三根铁链为之。铁链之两端，系于河之两岸。九根铁链并排于下，四条则为两旁之扶手。下面并排之九根铁链上横铺木板，再在横铺木板之上铺长条直板。人马即由桥上过去。吾始闻铁索桥时，以为极难行走。但泸定桥则非但可以过人，而且可以过马。泸定桥长有九丈，阔约一丈，十三根铁链，系由中国十三省募捐而造成。

    南岸红军因无刘军抵抗，故先抵泸定桥之南岸。此时北岸桥头有刘军筑工事扼守，且刘军将桥上之木板抽去，只剩十三根铁索，以阻红军过河。红军领袖林彪(第一军团长)即命该部最有战斗力及共产党团员最多之一连，担任冲锋，并在河南岸之天主堂内收集许多堆积之木板。这一连人前面冲锋者从九根铁索爬过去，后面的红军则在后铺板子。当时冲锋部队，勇往直前，冲至桥北岸之刘军工事前，刘军已无斗志，即呼愿缴枪。红军当即缴其枪并占领其工事。泸定城内刘军退出时，沿街放火。目的在使红军之粮食及宿营两感困难。但红军一过桥北，一面向刘军追击，一部救火。不一刻红军由北岸冷碛攻来，把泸定县撤退之刘军前后包围而缴械。此时城内之火已救熄，但全城一半以上之房屋均被刘军火毁矣。幸存之一半，则大感红军救火之恩惠，而莫不痛骂“刘家兵”。刘文辉部队在会理、西昌、泸定等县沿途放火，以阻红军，实质上非但不能阻红军前进，而且反遭民怨。

    红军之全部渡过泸定桥，确为红军之莫大成功。如红军不能过桥，则安顺场渡河至北岸之一师，势将孤军作战，而南岸之红军主力则必走西康。西康则系游牧区域，粮食宿营，两感困难。而国民党军进剿则以雅安为后方，追剿部队虽感困难，但有后路接济；红军则极难克服困难也。今红军全部渡河，自此川陕甘青几省均将为红军活动之地区矣。

    红军既占泸定县后，如向雅州前进，则仍须走向东南至汉源、荥经而达雅州。但红军将至泥头（泥头即今四川省汉源县宜东区。）分县时，知汉源川军扼守高地，居高临下以待红军。红军当即改变方向，折向东北至天全河边，强攻天全河守军杨森部之六个旅。这一转动，使红军部队由大道转入高山小路矣。我记得红军在化林坪（化林坪是今四川省汉源县三交乡的一个村庄。）分县驻军一晚。化林坪在四千五百米特之高山顶上。此时已阳历六月初，但当晚气候极寒，明晨出发时，则四望皆系雪山，盖昨夜已下大雪矣。此时气候骤寒，而红军兵士之棉衣早于云南丢掉，但红军士兵虽在严寒之下，依旧人人面有喜色而毫无怨言。

    红军大部抵水子田（水子田即今四川省汉源县三交乡水子地村。）时，前锋已击退天全河岸杨森之六个旅，而占领天全、芦山两城。我等由水子田出发，经一高山，几无路，亦无石阶。两旁竹木丛生，遮蔽天空，山上泥水极深，两腿全在泥沟中爬走。上下此山共只三十里，但自天明走起，后卫部队半夜才达山顶。既无人户，当然找不到火把，所以大部伫立于泥沟中，待至天明后才下山来。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为国共合作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亦在山顶泥沟中站立一晚，次晨我见其虽仍神清气爽，但已满身污泥矣。下山至山麓，有居户六七家，见红军至如天而降，群相惊奇。据云彼等世居于此山麓，虽闻祖先言此山有路可通，但荒山野地，野兽成群，从无人敢走此小路，群围红军询山路上之所遇。

    红军虽经化林坪之降雪高山，虽经水子田之泥沟小道，但红军兵士人人面有喜色而未出怨言。此无它，因此时红军军心一致，坚信必可与川北红军徐向前部会合，而同时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国之四川发展，不但有无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陕甘，可径与日本军队开战，实现共产党几年来抗日及收复失地之主张。故红军至天全时，部队中有一歌曲，词云：“(一)目前中心的任务，要打日本兵，收复华北东三省，保卫民族。(二)四川地方顶呱呱，什么也不缺乏，敌人要想封锁我，那才笑话。(三)工农红军铁一般，渡过金沙江，两大主力来会合，敌人发慌。(四)红军越打越有劲，团结象一人，我们伟大的任务，一定完成。”这一歌曲之词句，即可见当时红军情绪矣。

    红军占领天全、芦山两县之后，曾出兵于飞仙关，离雅州只二十余里。此时红军的目的系在急求与川北之松潘、茂县（茂县即今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北川等县之徐向前红军会合。故避开川军之拦阻，向西走邛崃山脉，占宝兴、懋功，而与在理番之徐部会合。不久两支红军即已会合，而我于此时，即被贺诚遣往川西特委之独立营为卫生主任。不久即被川军冲散，幸遇旧同学蒋君而得安全返抵家乡。

    我三年来在红军中之见闻所及和此次随红军西行入川，我觉到红军及共产党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的一个实力派，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红军仅系跳梁小丑，那么何需乎南京政府及各省当局集中百万军队，费时几载，每年耗费国家财政之大部?并且何需蒋介石亲自在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督剿?很显然的，红军已经是南京军的一个主要对手，而且这个对手红军的实力，超过国内除南京军而外的其他各个实力派。论全国红军数量，除南京军而外，红军则超过任何中国南方、北方各个实力派。若论红军之质量，则我虽不知其详，但有一事可以反证者，国内过去及现在之实力派，如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等，当年都占有比红军优越之地区及优越之经济条件，但一旦与南京政府作战，则在短时期内，都被蒋军所败。而红军则相反，蒋介石之“剿共”已历数载，屡屡限期消灭，可是红军并未消灭，而且毛泽东朱德徐向前会合，活动愈烈；并且南京军几年来之“剿共”，却送了红军不少枪弹武器。红军所有武器之来源何在?既无海口可买，又无新式兵工厂，而连年作战之消耗，以及红军武器之扩充，都系缴自国民党军。即退一步言，至少是红军能够在几年来，并且直到现在还在与南京政府对峙，而不相上下。故我谓红军在数量上在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数一数二的实力派。

    以我旁观者之地位观察，红军部队之所以坚固与有战斗力，是由于下面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红军兵心团结，这确系事实。试想红军几年来在这样困难条件之下作战，如果军心不固，则早已失败。而红军兵心之所以团结，一方面确因共产党在红军兵士中进行许多教育工作，红军兵士是自认抗日救国、解放工农是自己的责任，这就使红军士气大振。同时共产党党员及共产青年团团员于红军兵士中占百分之四五十，而这些共产主义者，曾受共产党之专门教育，在红军兵士中确有极大的细胞作用。譬如，红军之新兵，大半依靠红军各连中党团员去教育他们；在红军行军中发生困难时(如粮食及宿营地缺乏等等)，共产党员必让非党分子之红军士兵先吃先宿；作战时党团员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党团员在火线上受伤时，非但丝毫无懊丧呼号者，而且还大声疾呼：“同志们!努力冲锋!”“不要顾我而妨害战斗啊!”而红军之富有战斗力者，亦由于共产党的领导。红军在作战之前夜，每连之党团员必先召集会议，决定明日作战时如连长指导员伤亡，谁为继任，如再受伤，谁再继任，这样准备了四五个。所以在作战时，即使下级干部受伤，仍有继续不断的侯补者，也正因此，所以红军部队极不易击溃。

    红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

    第二个原因，红军所以不被击败，而反日益扩大，由于民众给红军以帮助。即以江西红色区域而论，红军在此作战已多年，人口、经济已两感缺乏，但能坚持如此之久长，正由于当地民众之极力帮助红军。再如此次红军入川，沿途经过不知几许困难，但红军有居民为助，故并未饿饭，而且沿途民众之加入红军者有几万。

    有人说红军沿途强迫居民以从红军，实质上，不但无其事，而且不可能。试想，红军初至一地，只要居民远避，红军何处去找居民?实际上红军一至某处，当地居民除“土豪”外，均未逃走，而且为红军带路，当挑亻夫，沿途到处成群的加入红军当兵。

   以我观之，红军之所以得民众帮助，不由红军之威胁民众，而由于红军兵士守纪律，的确不扰民，不动民间一草一木。非但如此，而且常常没收军阀、官僚、劣绅的财物，散给居民。民众感觉红军对他们有实际利益，所以趋之若狂。

    第三个原因，红军经过许多困难，终于克服了困难。红军所处环境之困难，远非南京军可比。欲问红军何以能克服困难?我以为红军中确有一些领袖，这些领袖，非但聪敏，且有才能。譬如毛泽东、朱德为红军之首创者，在各省军队及南京军之不断围攻与物质条件如此困难情形之下，对战七八年，竟以少数红军而组成现在几十万红军，这确非易事。我觉得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材，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此外，如周恩来、林祖涵等远在国共合作时，已是当时国内政治上之要人。周恩来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之黄埔学生很多与周熟悉者。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

   红军中之上级军官如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徐向前、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大部均系国共合作北伐时之国民革命军军官出身，富有作战指挥的能力，率领红军作战已多年，在国事及政治问题上，均对共产党有坚决之信心。刘伯承、彭德怀、罗炳辉及以后二十六路军之赵博生辈均为北伐前后国民革命军中之共产党员，举行“兵变”而为红军者。他们为坚信共产主义的分子，在红军中领导红军与国民党军对抗这七八年。

    我在红军中对红军领袖之日常生活及其品行，有很好的感想。这也许多是由于我在南京军中服务时所感影响太坏而有所致之。大家知道在别的军队中当一团长，个人生活已极奢华，更无论师长军长矣。但红军军官则反是：红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亻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而且红军领袖与兵士特别接近，军长师长常杂在兵士中打篮球、排球，军官与士兵相亲相爱。这种红军军官与兵士同甘苦之日常生活，确为国内其他军队之军官所无。也正因为红军领袖在日常生活上与兵士同甘苦，所以虽在各种困难环境之下，而红军兵士仍毫无怨言。红军领袖之品行及办事精神，亦为现世一般武人望尘莫及者。兹略举一二事为例：红军领袖自毛泽东、朱德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红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红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还有一事，非但为国民党军军官所无，而且为常人所不及者。如赵博生、董振堂二人均为西北军孙连仲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二十六路军一万六七千人投入红军。赵董二人均原系共产党秘密党员，他们一至红色区域，即各将十余年各人所蓄之七八千元，全数捐给共产党中央。由此可见，红军领袖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假公济私之军官比拟，显有天壤之别也。

    故我谓红军之几年苦战与红军之所以逐渐发展，确由于红军中有天才之领袖，有能为之干部，红军中及共产党中之许多人材，确为全国不可多得之人材。

    我自离红军至家乡以后，自思既参加了“剿共”的南京军，后又参加了被“围剿”的红军。我在两方面参加了对战七八年，详思几年对战之结果，对内只有破坏，对外则坐视日本强吞东三省，而且目睹北方将全落他人之手。如果现在南京军、红军以及全国军队只要枪口一致向外，则日本之欲图我国，决非易易。政府诸公时以“攘外必先安内”为言，但时至今日，事已至此，应该及时改变方针。从消极方面说：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曾以全力“剿共”数年，红军并未剿灭，反而使红军之毛泽东朱德、徐向前部会合。彼等现今所处之地区，远非如江西时之易于包围。国内军人之稍知局势者，均知根本消灭红军已不可能。如与红军再战几年，则不问谁胜谁败，日本将早已亡我全国矣!如国内自相残杀而坐视强敌并吞全国，则国民党当局诸公非但不能对国人，而且中华民族将永劫不复。

    我以为当今局势，如再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政府当局应该改变计划，协同红军以共御外侮。全国红军数量，红军之质量，有识者不能不承认是一个极大的力量。这一个力量，过去在环境十分困难情形之下，与南京军及各省军队百万对战几年，如果现在给以物质之补充，则红军之战斗力将更加增加。为什么不许这个能战的红军去抵抗日本呢?若合我全国兵力一致对外，则不难收复失地。同时红军之领袖不乏极有才能者，现在正需集中全国人材以御外侮，为什么不利用红军之兵力与红军之人材以为国家对外之用呢?

    如果有人以为红军甘心内战，不顾外患，这我觉不然。红军领袖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昔年北伐前、北伐时均为国民党中委及国民革命军之上级军官，且也不能不说有相当功绩于北伐，徒以各方主义不同，以致分兵对抗。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而且红军领袖及共产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并闻友人传说，共产党中央及其所领导的政府主张合全国兵力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我以为政府之对内对外政策之迅速改变，此其时矣!我辈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国之亡于日本，不作亡国奴而已。我总觉得无论如何，红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略，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完）

原文出处：《红旗》1985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