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回顾抗美援朝战争（503）霍英东支援抗美援朝

​“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锁禁运，那是骗人的，我没有那么高的认识。但说当时我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要光是赚钱，还有很多方法，并不一定要走这条路。而且，走这条路赚的钱亦并不真的很多。”

80年代初，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港澳办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在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等人的谈话中讲道：“我给霍英东先生正名，他的走私是帮我们运送战略物资，为抗美援朝做出了贡献。”

其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整整三十年，廖仲恺为何旧事重提呢？

当时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霍英东响应改开政策，率先准备在广州开建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但是在香港新闻界，一种论调突然甚嚣尘上，比如“霍英东是靠走私起家，钱不干净”云云，公然诋毁抹黑霍英东。

究其原因，还是一小撮香港殖民者不满大陆推行改革开放，怕弱化香港作为大陆和西方贸易窗口的地位，但改开乃大势所趋，他们抵挡不了，所以只能采取这种下作手段来恫吓香港商人不要去大陆投资。

这便是廖承志讲话的背景。

那么，霍英东为抗美援朝又做出了什么贡献，值得国家领导人亲自站出来为其澄清证明呢？

一、严密的封锁线

我们经常在新闻中看到美国宣布对某某国家实施经济制裁，实际上，经济制裁可以算是美国的传统艺能，早在七十多年前，美国就已经对新中国发起制裁。

从新中国诞生之日起,美国就对中国实施“对华贸易管制”，禁止向中国输送战略物资及战略性稍次的物资。美国同时要求英国给予积极的配合,尤其是严格限制对香港的出口。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6月29日，美国国务院命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6月30日，美国要求英国采取同样的措施。7月10日，美国又要求菲律宾政府停止向中国出口石油产品。

7月10日,美国驻巴黎统筹会议代表在巴黎会议上提出“巴统”国家要对中国实行像对苏联、东欧那样的贸易管制。

所谓“巴统”正式名称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1948年11月由美国提议发起成立的组织机构。因其总部设在巴黎,因此该组织又被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也就是“巴统”这一名称的由来。

7月24日,美国和英国在“巴统”会议上提出一切石油产品对中国实施禁运，这里所谓的“石油产品”是指基于石油所衍生出来的所有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原油、汽油、柴油，乃至于燃料油、润滑油都在禁运之列。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墨西哥、委内瑞拉这些并不是巴统的产油国家也加入了对中国实行石油“禁运”的行列。

这还只是抗美援朝战争没爆发之前。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国商务部紧随其后宣布，对中国大陆及港地区实行全面许可证制度。

在此之前，美国虽然也对大陆进行了封锁，但只是对战略物资实行许可证管理，现在禁运范围则进一步扩大，蔓延到方方面面，甚至连轻工业的纺织品也在禁运名单，理由也很搞笑，因为纺织品可用于志愿军制造军服。按照美国商务部发言人的说法：“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中国。”

1951年5月3日，此时正值美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吃紧，前线战事不利，后方就加大制裁力度。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格罗斯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要求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停止向中国输送武器、石油及其它战略物资。

面对美国的国际封锁，刚刚起步的新中国顿时举步维艰。要知道，在解放前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几乎没有自己的工业。而二十世纪中期，战争已经迈入了工业化时代，打仗不仅拼的是军心士气，还有石油、钢铁等各类资源。这些恰恰是当时新中国最为缺乏的。

1950年，新中国的钢铁产量仅为61万吨，石油产量不足20万吨。作为对比，美国的钢铁产量为8780万吨，石油产量为26600万吨。分别是我们的一百多倍和一千多倍。

汽车方面，当时国内还没有汽车工业，国内的汽车基本上都缴获自国民党，牌子繁杂，零配件也互不通用，就这，大大小小的车子加起来还不到三万辆。由于美国的石油禁运，这些车子极度缺乏油料，不得不将大部分改成木炭动力。汽车靠烧木炭驱动，别说现代的年轻人没见过，就是好多上了年纪的都没见过，现在只能偶尔在关于朝鲜的新闻里看到。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新中国本就自给率严重不足的工业产品更是雪上加霜。而工业是催动战争机器的动力，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国外想方设法地获取各种战略物资。

二、香港的突破口

于是香港成了因缘际会的焦点。

建国初期，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制定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暂不收回香港，维持现状。

周恩来总理指示：香港作为世界战略棋盘中的一个重要棋子,作为世界大气候、小气候变化的气象站，是观测世界风云变幻的观察站，是接待国际人士的交际处，是宣传我内外政策的宣传站,要把香港工作放在世界战略位置来部署。

同时从国内经济发展考虑,周总理认为,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支持国内经济建设。因此，必须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不要有等待收回的思想。

当时的领导人之所以做出这个决策，也与英国人对新中国的暧昧态度有关。

早在1950年1月，英国就宣布承认新中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同时两国还建立了通商关系。

英国期望与新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是基于香港的考虑。毕竟1950年的日不落帝国早已日落西山，随着印度的独立，香港这颗女王“王冠上的明珠”成了帝国最后的遮羞布。可香港乱不乱，新中国说了算，英国政府很清楚，凭他们在远东地区那点可怜的军力，别说保卫香港，保卫他们自己都难，新中国收回香港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的问题。

所以他们迫切想与新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藉此希望能够维护在香港的统治。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英国也派了几千仆从军去装点“联合国军”的门面，同时美国每次对新中国发起制裁，都会拉上英国一起。但是对大陆进行经济封锁，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却并不符合英国的利益。

香港的地理位置注定它不可能抛开大陆而发展起来，它的最大作用是充当大陆对外贸易的窗口，如此才能体现出这个“自由港”的优势。如果对大陆关闭贸易大门，也就意味着无限弱化香港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这种情况无论是香港当局还是英国政府都不愿意看到。

但胳膊拧不过大腿，英国的战后建设还得指望“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呢，这个时候开罪美国，损失的可是绿油油的美元。

杜鲁门签约马歇尔计划

不过纵观大英帝国的发家史，诚信守法从来不是主流，背信弃义才是常态。虽然如今势不如人必须遵从，但有句话叫阳奉阴违啊。

英国政府特别是港英当局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在“禁运”问题上同美国自始至终存在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因此对美国采取了两面派态度:表面上慑于美国的强大压力颁布了一道又一道“禁运”管制的法令，做出严格执行“禁运”的姿态；另一方面又在暗中支持商人同新中国进行贸易，并亲自出马“包私出口”，从中捞取钱财。甚至连当时的香港总督葛量洪及其夫人也暗中参与到与大陆的海上贸易当中。

正如当时华南局财经委所说：“英国政府虽然在美国压力下步步对我国加紧封锁，但由于其本身存在着一些矛盾——英美间经济上的矛盾，香港本身的财政收入的矛盾，帝国主义本身与香港市民所需物资的矛盾，香港工商业家利益的矛盾等等，使他只能采取松松紧紧的办法，这样就给我们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利用。”

我党有着长期秘密工作的历史与经验，特别是在香港、澳门，早在二十年代我党就开始在这两个地方秘密活动,群众基础更雄厚。我党设在港澳地区的组织在抗美援朝时期一方面依靠广大港澳爱国同胞建立秘密运输通道，另一方面直接打通了同港澳当局某些方面的关系，通过与他们建立秘密的贸易联系，购进我们急需的各种物资。

三、霍英东其人

霍英东就是这些“广大港澳爱国同胞”中的一员。

1923年，霍英东出生在香港一户水上人家的小船上，他们一家是疍民。

所谓疍民，是指没有房屋田地，以船只为家，以捕鱼为业的人。小小的船只装着一家人的全部家当，过着居无定所，随波逐流的生活，困苦已极。

在霍英东出生三年前，台风袭击粤海,霍英东家的小船被肆虐的飓风掀翻,狂风巨浪夺走了在船上干活的两个哥哥的生命。霍英东的母亲被一位叔叔救起,他的父亲在家养病,那时霍英东尚未出世。

霍英东7岁时，父亲病故，其母为了让孩子们不再重蹈他们两位兄长的覆辙，毅然决定不在水上生活，将几个孩子带到岸上定居。

但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香港就是一个港口，在上面生活的人怎么可能离得开水生活呢。霍英东长大后，开始通过海上贸易积累家资，逐渐拥有自己的小船队，从这方面来看，霍母的期望算是落空了。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联合应该对新中国发起禁运。而新中国突破禁运的贸易中转站最初是在澳门。

澳葡政府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持中立，因此获益颇多。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后葡萄牙政府没有参加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于朝鲜战争，澳葡当局基本上持一种观望的态度。

正是由于澳葡当局的上述立场,使澳门成为有利于内地购买急需的战略物资的地方,成为了突破美英“禁运”的前沿阵地。因此,华北、华中、华南与香港的贸易,除了直接货运之外,经由澳门转口的数量极大。

新中国在澳门的贸易机构大量抢购“禁运”的各种战略物资,吸引了许多港澳商人前来做生意,其中包括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霍英东。

霍英东获悉澳门许多家公司大量收购汽油、煤油、柴油及五金、麻包等物资。霍英东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于是和几个朋友合伙，开始了用风帆船向澳门运输柴油的生意。

最初只是小打小闹，用来运输的船是一只没有任何动力装置的风帆船，运输队加上霍英东才三个人——船主、霍英东以及霍英东的堂兄。由于人少量小，第一次霍英东只赚了几百块钱，虽然远高于当时每月一百的平均工资，但相比较把脑袋别在腰上的风险性，利润可以说微乎其微。

在运柴油的过程中，柴油就装在船舱中。船舱的底部是水,油浮在水的上面。最初采用这种办法有两个好处:一个不需要桶,另外,外面也很难发现运送什么东西。因为每次运的油量不多,从外边看船吃水很浅,好像没有载什么东西,所以,不引人注意,比较安全。

当时霍英东还不知道，大量求购战略物资的这些公司虽然形形色色，但幕后的买家只有一个——南光公司。

南光公司归我党华南局直属，成立于解放战争后期，目的是为解放广西和海南岛筹集物资。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了冲破美国的“禁运”，时任中南局书记的叶剑英指示加快南光公司的发展,由南光公司负责并请何贤、马万祺等爱国人士协助，大力筹措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的战略物资。

后来南光公司被葡澳当局承认为我党在澳门的代表机构。

在当时，南光公司表面上还是以普通公司为掩护，所以它为内地运送“禁运”物资的工作只能暗地里进行。专人负责联络渠道，专人负责收购货物，专人负责结算货款，专人负责运输保障，这些人之间相互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南光公司的船只也有专门的通行证，持有这种通行证可以沿途免检，畅通无阻直接开到广州湾。

霍英东由于运送“禁运”物资的次数多,并有良好的信誉,因此引起了南光公司负责人的注意和重视。据时任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回忆，他们当时虽然未曾与霍英东先生直接见面,但他们都记得霍英东是他们信得过的重要的供货人。

1999年12月，霍英东受邀参加澳门回归的庆典，在庆典上与此前一直缘悭一见的柯正平终于见面，二人一见如故，把手言欢，共话当年澳门的风风雨雨。

柯正平

四、差点尝到子弹的滋味

香港与澳门的海路虽然只有咫尺之遥，但并不是一片坦途。

鉴于当时东南沿海复杂的形势，海上运输充满着危险。一方面要对付港英、澳葡当局的检查;另一方面是海盗猖獗,大肆抢劫,国民党的海军也经常骚扰。

澳葡当局和国民党相勾结，纵容国民党残余力量和特务在澳门的活动。所以澳门成为了“大天二”的乐园,国民党特务的天堂。

广东地区的“大天二”历史久远,分布很广。抗战胜利后，一帮土匪、汉奸结伙成为打劫危害地方、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大天二”国民党溃逃至台湾后，流散在南粤沿海的国民党一些残兵败将,结伙成为无恶不作的土匪,活动在澳门及附近的沿海,并自称为“大天二。”

霍英东在运输过程中，就曾经被“大天二”用枪指过脑门。

1950年冬季的一天,霍英东往澳门运送钢管。他们驶到了公海，自以为到了安全区域,船平稳地行驶,心情也很愉快,但很快发现一艘机动船向他们快速驶来。

霍英东十分惊奇，并立即预感到这是不祥的兆头,立即下令加快船速。霍英东的船突然加速，机动船上立即射来了带着刺耳响声的子弹击中了船舱，并传来了喝令停船的喊叫声。霍英东知道逃不掉，只好下令停船。

这艘机动船很快靠近霍英东的木船,一伙人跳上了霍英东的船只，二话不说就宣布将全船的货物没收。霍英东根据这伙人的着装和言语，判定他们不是港英或澳葡的巡逻艇，而是一伙海盗。

霍英东的判断是不错的，这伙人是国民党军在解放战争中被打败了的残兵败将，流落到澳门组成的“大天二”——一伙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的无恶不作的强盗。他们甚至可以身带武器，耀武扬威地在澳门街道上横行，澳葡当局都不敢过问。

“大天二”拥有国民党海军的一些舰艇和武器,颇具实力。霍英东的木船周围包上了钢板,可以阻挡机枪子弹的射击,但是却抵御不了“大天二”的机关炮。霍英东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伙人把自己的一船货抢走。

霍英东到了澳门住在国际酒店，不久，发现一艘船的货舱边，一些人正在出卖钢管等货物。他看清了正是自己被抢的一船货，马上前去理论,并称要到澳门警署告发这伙人。

售货人并不搭理霍英东的斥责，继续叫卖。这时霍英东突然感到有一个硬邦邦、冷冰冰的家伙顶在了自己的后脑勺。随着身后一位大汉“再嚷就毙了你”的吆喝声，霍英东明白了是一支手枪的枪口顶在了自己的后脑勺。

他知道只要大汉一扣扳机，自己就要命归黄泉，只好不再吭声，并迅速地跑掉。他到澳门警署报案，澳门警察更怕国民党的“大天二”，管都不敢管。直到坐船返回香港他还心有余悸，惊魂不定。事后霍英东回忆说:“没想到海上运输差一点尝到了大天二子弹的味道。”

四、新的路线

1951年春天以后，霍英东就不再往澳门运动物资了——他在这几个月已经与上下游搭上了线，不用转到澳门多转一道手，而是直接将物资运往深圳的蛇口。

建国初期深圳只是一个小城镇,人口不多,但地理位置重要,位于交通要冲。深圳在广州东南,当时已有铁路相通,从深圳经布吉、平湖、天堂围、塘头厦、樟木头、常平、横沥、南社、石龙、石滩、仙村、新塘、南冈、吉山、天河、永村、东山等站到广州。当年由香港经海路运送到蛇口的物资,大部分经铁路运到广州。

朝鲜战争期间,霍英东的船队满载着各种各样的战略物资无数次通过重兵把守的鲤鱼门海峡,驶往蛇口码头，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而被美英“禁运”的战略物资运到内地。

这一运输路线是霍英东经过缜密的分析思考确定的。霍英东认为:出维多利亚港湾的东西两个通道相比较,东边鲤鱼门海峡很狭窄，最狭窄处不到500 米，英国海军把守,一夫当关,万夫莫过,看似最危险；西边的维多利亚港海峡宽阔，表面上看危险性小,但西边的海域面积大，岛屿多，港英海军的舰船多,通过此处的风险实则更大。

最终霍英东还是选择了经鲤鱼门海峡驶往蛇口码头的路线。因为这里离公海比较近,只要冲出鲤鱼门很快就到了公海,英国海军就不会管了。”

霍英东船队的行驶路线大致如下:出鲤鱼门向东驶进入蓝塘海峡，然后后转头向南，从大浪湾、石澳湾以东一直往南行，直到进入公海；更多的时候直接从蒲台岛的东侧南行驶进公海，然后转向西行驶，到大屿海峡后转向北行，过伶仃洋驶入深圳湾，最后到达蛇口港。

路线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运输的成功与否。事实证明，霍英东选择的出鲤鱼门海峡的路线是正确的。虽然过鲤鱼门海峡看似最危险，但只要突破这道海峡，前路就畅通无阻了。没有大气魄与大智慧，是不敢这样向死而生的。

五、随处可见却又极度紧缺的铁皮

据霍英东后来回忆，抗美援朝期间的海上运输，他运得最多的东西不是石油，也不是药品，而是铁皮。

铁皮，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再常见不过的金属物品。然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正是这种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品，成了最为紧缺的资源，以及决胜疆场的关键。

1951年1月3日,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爬冰卧雪,同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军队——美军激烈战斗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在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出：“油料供应上目前最大问题就是汽油桶无来源，既无铁皮制桶，又不能买到较大量空桶。故一二月份原计划前运16万桶，因无桶装，只能先给10万桶。因此,要求中财委分给我们的1951年的制桶铁皮14000 吨迅速进口。如在1月20日前不能进口三分之一，即无法接济上，从而2月下半月前方所需汽油，因无桶前运，便会发生恐慌。

1951年7月23日,东北军区后勤部发给志愿军东、西部队及第一二三、四、五分部的电报指出:“后方油桶极为严重，有油亦无法送。”

汽油是抗美援朝物资供应线的血液。没有油料的基本供应,就无法运送作战物资,抗美援朝的战役就无法进行,这可以说是军事常识。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的油料供应还不存在什么输油管道,全靠桶装运输。

志愿军入朝初期,由于国内现有的大批油桶运往朝鲜，因战争损耗、路途偏远等故不能及时回收到国内，以至于出现后方有油却没有容器运往前线的情况。这对这对于在冰天雪地里战斗的志愿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当年,油料供应问题的关键是汽油桶无来源,既无铁皮制桶，又不能买到较大量的空桶。但是美、英不仅将黑铁皮列为“禁运”的战略物资,汽油桶也列为“禁运”的战略物资。

港英当局明确规定，不允许容积大于20升的油桶出港。既然没有成品的油桶可进口，那么进口可以制造油桶的铁皮就成了急中之急。

中央财政委员会1951年计划分配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制桶铁皮14000 吨。杨立三在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紧急申请迅速进口铁皮，指出计划中14000吨的三分之一即4667吨,如不在1951年1月20日前进口就将发生汽油无桶前运的局面。

当时，国内尚不能生产黑铁皮，这一问题是相当严重的,直到1951年7月仍存在着缺乏油桶的紧急情况。可见,这时进口铁皮已经成为了严重的军事问题。虽然这种紧急情形当时的霍英东无从知道,但是在这紧急时刻，霍英东运送的大量铁皮,无疑是党中央计划进口铁皮中的一部分,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根据上级的指示,从1951年下半年,志愿军开始了回收空桶的工作,并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如:“领油时不交空桶不发给油料”;“严禁空桶移作他用，必须用时要经上级批准。凡擅自动用者或无故损失者，应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同时,我国外贸部门在出口桐油时，也对回收空桶作了有关规定。志愿军把空桶的使用和回收提高到了执行军纪的高度，足见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的程度。

一件铁皮大约有一吨重，就算切割成小件也有200斤中，非常浪费人力，搬运起来也过于麻烦。而当时市面上运输费的收取方式是按照货物价格一定比例确定的，铁皮这东西既难以搬运又利润微薄，所以哪怕中央大量收购，愿意干这种苦差事的人也少之又少。

而霍英东就是任劳任怨，不过分计较利润的这些人其中之一。

霍英东回忆,有一段时间连续抢运了大量的黑铁皮，在几个星期里每天都发几只船,不仅有机动船还有拖船；机动船载运百余吨，拖船装100吨至200吨;不仅晚上发船，上下午也发船。霍英东的船队不惧风险,风雨无阻,接到提货单,第二天就将黑铁皮运到蛇口，以至于他忙得每天睡眠不足三小时。在这个种高强度工作下，他几个星期就运输了几千吨黑铁皮。

六、遭受打压

由于霍英东支持抗美援朝，重义轻利的行为，使他收获了新中国的好感，中央许多领导人在这期间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1964年，霍英东受邀作为港澳代表团的副团长去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并受到领导人的接见。

事物都是相对的，霍英东收获了新中国的好感，自然也就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恶感。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霍英东随即停止了海上运输业务，转而进军房地产行业。1955年，霍英东开发兴建了蟾宫大厦。

1956年4月,霍英东在香港《星岛日报》刊载了蟾宫大厦分层出售的广告。这座17 层的大厦是当年香港最高的建筑物。

一座城市的最高建筑物通常都会被公认为该城市的一处景点，甚至还可能成为该城市的标志或象征。过去如此，今天亦是如此。

霍英东建筑蟾宫大厦无疑成为了当年香港社会关注的大事,这一消息,在香港房地产业造成了轰动效应,香港社会各界也都十分关注。

蟾宫大厦由于是当时的最高建筑,许多人蜂拥而至,争相购买。正当蟾宫大厦销售最红火的时候，突然关于“霍英东战时走私,港府要将他递解出境”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港九各地。许多买家打电话到立信置业公司查询此事，有的买家甚至来到霍英东的公司要求退回订金。向来处事不惊的霍英东也感到恐怖和不安。

所谓递解出境，是1949年开始，港英当局对亲共的左派人士采取的一种惩罚措施，对于当时的香港居民来说,递解出境是比坐牢更为可怕的事情。

而现在竟然有人公然制造港英当局的谣言，更离奇的是，面对这则谣言，港英当局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全程保持一种暧昧不明的态度，用意不言自明。

谣言一直传了大半年，霍英东天天被传递解出境，但却一如既往活跃在香港商界，久而久之，谣言不攻自破。

七、星光行事件

如果说蟾宫大厦只是港英当局默许纵容谣言伤人，那么“星光行事件”就是英美两国联手对霍英东进行打压。

星光行大厦位于九龙尖沙咀海边黄金地段,是霍英东与几位朋友共同投资3000万港元兴建的。霍英东除个人投资750万港元外并承担1000万贷款的担保,即霍英东总共投资 1750 万,占总投资的一半以上。

星光行于1966年建成,主要用于出租,由于其地理位置极佳,许多客户争先租用。其中一个较大的租户是中资的中艺公司,以经营中国的工艺美术品为主。

由于当时中英关系紧张.港英当局对中资企业在香港的发展持敌视态度。霍英东把星光行租给中艺公司无疑是“罪上加罪”，所以英美联手封杀星光行,对霍英东给予制裁。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将霍英东列入“黑名单”,明确规定所有星光行的租户都不能买卖美国货。当时正是美国制造业最为辉煌的年代，作为当时远东最繁华的城市，香港一向是美国货倾销的市场，美国货在香港市场特别紧俏，不能卖美国货无异于是自断财路。如此迫使各商家不再租用星光行。

霍英东为了出租星光行,宣布以每平方英尺每月九毫钱的超低价租金招徕客户，果然有许多客户前来洽商。

在港英当局的默许和纵容下,香港电话公司通告租用星光行的新客户，近期将不能予以安装电话，没有电话怎能做生意？星光行的租户明白这是港英当局在打压霍英东，恐惧之下纷纷退租。

星光行一时无人问津,冷冷清清。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霍英东与几个股东商议决定出售星光行。

按霍英东当时的财力,他完全可以独资买断星光行,但他清楚如自己独资买下,星光行的日子会更加不好过,不知港英政府还会采取什么更狠毒的手段。

霍英东通过律师写信给美国驻香港领事馆，询问自己出售星光行后,星光行是否可以从“黑名单”中剔除，是否可以买卖美国货等。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答复：要看买家是谁,买家应是有信誉的人。

这里所谓“有信誉的人”即是港英当局和美国相信的人。

这时,英资的置地公司提出收购星光行。英资置地公司的母公司怡和商行是以贩卖鸦片到中国发家的香港最大的英资公司。英资置地公司收购星光行显然是有背景的，得到港英当局支持的。霍英东无路可走，只好将星光行以3750万港元出售。

八、苦尽甘来

香港的富豪大多都有港英当局授予的“太平绅士”头衔，霍英东身为香港排名前列的商业巨子，理应也该受到港英当局的勋章和头衔，然而霍英东至始至终从未获得任何英国的勋章。

霍英东被英国人逼上梁山，既然香港没有它大施拳脚的地方，索性投入到新中国的怀抱。正值七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霍英东响应政策号召，成为第一批到内地投资置业的港商。

同时，也因为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所做的贡献，他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了香港回归的各项工作。

香港回归前，关于霍英东靠“走私起家”的谣言不胫而走。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霍英东的背后站着强大的祖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公开为霍英东澄清正名，他的“走私”不叫走私，而是支持抗美援朝。

1993年，霍英东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个疍民的儿子成长为国家领导人，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而霍英东以商人出身，却心怀家国大义，最终成为国家领导人，这是十个“某超人”都比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