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印度输在记者太多”重量级转载《印度对华战争》——中印问题“圣经”（五）

（图片转自网络）

——

——

《印度对华战争》

（五）

原著：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澳大利亚）

[《印度对华战争》] 1970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印边界争端第一次在麦克马洪线上演变为真枪实弹的射击(印方说印军死一人伤一人)，与此同时，西段的局势也是一触即发。那年夏季，印度政府决定在列城东北的三个地点设置哨所，这些哨所距离中国地图标出的边界线还很远。虽然如此，印度后勤供应当时还达不到这些地方。同时，印度政府决定派遣巡逻队循羌臣摩河谷而上，前往拉那克山口，并在这个山口建立一个哨所。印度认为这个山口是边界的标志。这支由约七十名特种边境警察 [ 注：一种类似阿萨姆步枪队的准军事部队。 ] 组成的巡逻队，在建立了其他哨所以后，沿着羌臣摩河谷而上，到达空喀山口时，遇上了中国军队——中国认为空喀山口是边界的标志，他们已先行到达了这个山口，并在那里建立了哨所。十月二十日，印度的一个三人侦察组为中国军队扣留；第二天，经过激烈交火，印军有九名被打死，七名被俘。

       中国方面也有伤亡，但大概只有一人死亡。双方对空喀山口事件的说法，又是相反的。印度人报告说，他们遭到据守在山顶的中国军队的伏击；中国方面说，印度军队遇到了一支中国巡逻小队，企图把他们抓走，接着就开枪，但被打退。被俘的印度士兵和巡逻队长所作的声明，证实了中国的说法。但是印度被俘官兵被释放以后，又翻了案，说这些声明是长时间的讯问逼出来的。这次又同朗久事件一样，没有确切证据足以说明哪一方的说法更接近事实真相。　　 

       但印度国内自然没有人表示怀疑。在印度认为中国对朗久发动了无端的蓄意进攻之后，紧接着又发生了印度报纸称之为“对印度警察部队野蛮屠杀”的事件，这就使印度政界对中国的态度由猜疑转化为公开的敌对。　　 

       印度的边境政策，是由尼赫鲁同外交部的官员们讨论形成的；是通过在西段的高山荒原和麦克马洪线南面的丛林里调动巡逻队和武装部队来执行的；是在同北京交涉中争论过的；又是在印度议会里阐述、辩论和肯定过的。这出在边境演出而以印度受到毁灭性打击告终的武戏，和在外交上演出而以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互相仇视而收场的文戏，统统在印度议会，特别是在人民院里，通过舌战反映出来。在一九五九年秋季朗久和空喀山口冲突事件发生以后的三年中，印度议会在同中国争端的问题上化费了不下几百个小时。在印度议会中演出了另一场更加微妙的戏剧。在这场戏中，尼赫鲁压倒一切的威望逐渐下降，最后随着印度陆军的惨败而彻底崩溃。与此同时，立法机构也开始控制了行政机构。　　

       一九五九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大选之间，在人民院的五百议席中，国大党拥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席位。在巨大的拱顶议会大厦里，下议院的会场呈半圆形，光滑的柱廊是英帝国建筑艺术的杰作。议员座位排成扇形，好象半块圆蛋糕切成一片片那样。国大党占去了绝大部分，只剩下最后两片留给了反对党。用术语来讲，印度议会中并没有反对党(根据人民院的章程，至少要有五十名议席才取得政党的地位)，只有一些党派的小组。

       当时，其中最大的是印度共产党，有三十一席；其次是人民社会党(Praja Socialist Party)，有十九席，它是从国大党分裂出来的主要派系，几年以前一些社会主义者脱离了国大党，后来又四分五裂。其他的政党都不足十席。尽管有几个拼凑起来的小组织，那是为了便于争取发言的时间和其他议会权利。新近成立的自由党(Swatantra Party)，被认为代表不信教的民主派右翼，可能取代国大党的地位。人民同盟(Jan Sangh)反映印度教的正统和反动势力的意见；社会党(Socialist Party)是从左翼分裂出来的一个派系。共和党人(Republicans)代表“不可接触的人”。

       以上这些党派和一些更小的党派，加上许多独立人士(Independents)，填满了反对党的其余议席。反对党的议员人数虽少，但他们同人多势众的国大党唇枪舌战，相当倔强。人民院里最好的辩论家大多数出在反对党方面。其中有阿恰里雅·克里帕拉尼(Acharya Kripalani)，他是前任国大党主席，现在是人民社会党的领袖。他往往从前排座位上站起来抨击政府，特别是把目标集中在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Krishna Menon)身上；他的顽强态度和他的灰色长发使人想起“古舟子” [ 译者注：“古舟子”(the Ancient Mariner)是英国诗人柯立兹(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诗篇中的主人翁，这里用来描述这个议员象古舟子一样白发苍苍和讲话娓娓动听。 ] 的模样。

       阿索卡·梅达(Asoka Mehta)当时也在人民社会党里，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兰加(Ranga)教授是南方的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人，是自由党的重要代表；还有米努·马萨尼(Minoo Masani)，从前是个社会党人后来转变为右翼分子，表现了变节者所通常具有的那种狂热；希伦·穆克吉(Hiren Mukerjee)教授是个议会里共产党人的典型，讲话文雅、准确有力，他警觉地捍卫共产党的民权自由和议会权利。

       在独立人士中，法兰克·安东尼(Frank Anthony)是有英国血统的印度人团体的领袖和指定议员，也很杰出。他的发言恳切有力，有时象毛玻璃那样既锐利又闪光。他总是穿着一身整洁无瑕的西服，又能言善辩，因而显得突出。这个时期，印度议会办公和辩论绝大部分是用英语进行的，偶而也用印地语，那只是由于某个议员英语不行，或者更罕见地是由于他把讲印地语看成一个原则问题。　　 

       人民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反对党派的头头们差不多都曾一度是国大党党员。他们和议会会场对面的政敌本来就是战友。在印度独立运动时期，大家都能摆脱政争，至少当时彼此在政见上的分野不是那么清楚。往日情同手足的联想有时使议会内的交锋增添了几分怨恨，但也烘托出彼此相互熟识、不忘旧谊的心情。　　 

       在议会的执政党这一边，尼赫鲁凌驾一切。他当时年已七十，但看不出来。他步履轻快，上楼梯一步跨两级，只是在疲倦时，才显出有些年迈驼背。尽管尼赫鲁总是自作决定，或回避决定，他对议会的首要意义却铭记在心，一丝不苟。质询时间他很少缺席，主要辩论他通常参加，而讨论外交事务时他总是在场。

       但尼赫鲁缺乏辩才，他发言冗长，讲起话来很象是独白，而不象是说给别人听的。他从事议会活动是为了克尽职守，而不是出于个性爱好。尼赫鲁倚仗他在议会中享有的支配地位，讲起俏皮话往往带有蔑视对手的味道——他常爱用“幼稚”、“孩子气”等字眼斥责反对派议员。尼赫鲁的权威是议员们公认的；事实上驾驭议会的，与其说是议长，不如说是尼赫鲁。当议会陷入喧哗混乱而不听议长号令时(就是在那些日子也常出现这种情况)，尼赫鲁的尖刻声调一下子就压住了喧嚣，恢复了秩序。　　 

       但是尼赫鲁并不是绝对地支配一切的。这是由于他在基本上迁就议会的意愿，特别是由于他要顺从国大党内部没有露头的但是强有力的反对意见而受到了一定限制。甚至前排议员里也有这种反对势力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当中包括当时的内政部长潘特(Pant)，他的昏愦的外表掩盖着他的严酷的内心；财政部长德赛(Morarji Desai)，他自命为甘地的信徒；粮食部长萨·卡·帕蒂尔(S.K.Patil)，他是孟买的国大党头子，他当粮食部长的功绩是获得了据说是取之不竭的美国剩余粮食的供应。魁梧的贾克吉凡·拉姆(Jagjivan Ram)是国大党内信奉印地教下层的“不可接触者”阶层的头子，他利用铁道部长的职权促进他本阶层的利益。尼赫鲁的这类同僚们对他的做法时常深感不满。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同尼赫鲁狠斗过，只是满足于阻挠他，正如尼赫鲁往往也只满足于告诫他们一样。国大党的大批后排议员也是广泛地反对尼赫鲁的许多政策，虽然这种反对通常是隐而不露的。但是边境问题给了这类国大党员以机会和勇气来直接攻击尼赫鲁，他们相信只要他们是为印度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讲话，他们就可以在议会中得到普遍的支持。　　 

       一九五七年以后担任国防部长的梅农的席位紧靠尼赫鲁总理背后。对那些不愿直接攻击尼赫鲁的人来说，他充当了靶子。梅农比印度政府中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尼赫鲁，同时由于梅农对大多数同僚采取了毫不掩饰的轻视态度，这就更加引起人们对他的忌妒。国大党内支持梅农的人很有限，他在地方上没有基础(他出身于喀拉拉邦，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多半是在伦敦度过的)，国大党左翼把梅农当作他们的首领，但是他们的势力很单薄。梅农的权势的真正根源是他同尼赫鲁的友谊；只要总理给他撑腰，他就能对付国大党内的许多政敌。但是梅农长期以来就在议会内遭到围攻。当中国在阿克赛钦修成公路和朗久事件的消息透露出来的时候，正好又发生了陆军参谋长克·斯·蒂迈雅(K.S.Thimaya)将军辞职未遂的事件，因此群情大哗，纷纷要求梅农辞职。 [ 注：这个事件经过详见下章。 ]　　 

       尼·乔杜里(Nirad Chaudhuri)是个对印度社会颇有见解但不饶人的分析家，他看出尼赫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顶不住比他更坚决的同僚……所以每当他觉得公众情绪过于强烈的时候——这种感觉往往是错误的——他就屈从于……公众的情绪。更有甚者，他这种由于错误的判断而做出的让步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他对那些他过去谴责过的做法，竟会反过来进行无保留的甚至是热烈的鼓吹。例如，他过去对于印度教徒的反华叫嚣时常表示不耐烦，甚至严加斥责；但当他终于屈从于对方意见之后，他的慷慨激昂的程度并不亚于批评他的人。　　 

       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议会夏季开会期间，印度反华叫嚣的声势越来越大，随着印度国内抨击政府对华政策浪潮的不断高涨，抨击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对印度政府的强烈攻击，来自非共产党的左翼，也来自右翼；攻击的问题包括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也包括了“空论家”的经济政策；遭到痛斥的包括了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政策以及政府处理国内问题的政策。

       中印边界争端和政府对华政策，好象是一块镜片，把反对派形形色色的批评都透射出来：各种各样的政策、态度和人物都受到责难。也许贡纳尔·米达尔说得很对：“归根结蒂，[批评者们的]真正目标是[尼赫鲁所]支持的社会和经济的革命；这批人过去就已不遗余力地阻挠和阉割这场革命。”中印边界争端给印度国内批评尼赫鲁的人一个把柄，他们利用了这个把柄来攻击尼赫鲁，这就必定使尼赫鲁对中国人满怀怨恨。在他看来，这场争端的责任要由中国单独承担。　　 

       一九五九年八月，印度国内的反华情绪已经十分强烈——可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米达尔在评论印度国内反华情绪时，提出了这样的重要论点：　　 

       必须牢记，舆论和态度上变化不定的潮流，主要是发生于人数不多的上层阶级的集团里，虽然在印度和在整个南亚都把这些人叫做“中产阶级”，把他们的意见叫做“公众舆论”。广大群众，除了被煽动起来充当乌合之众，参加暴乱和游行示威，或者受到那些与国家大事无关的呼吁的诱骗，而充当投票人以外，很少参加政治活动。　　 

       在印度围绕边界问题形成的“公众舆论”并没有深厚的基础。这种舆论主要反映在议会以及首都和某些主要邦的首府的报刊上(特别是英文报刊上)。随着印度同中国的争吵不断加剧，印度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也不断增长，但只是在边界战斗打响后，它才变成了中产阶级(按照米达尔的说法)以外的人们所关心的事。 [ 注：本书凡提到“印度的反应”或“印度的舆论”时，应当看作是对人数不多的政界的简便提法。 ]　　 

       到了八月，印度政界人士对北部边境的忧虑和激动情绪日益增长。报刊登了很多关于中国部队就在紧靠麦克马洪线北面进行集结的报道。在短促的夏季开会期间，议会里曾有人对于印度商人在西藏所受待遇问题提出质询；到了八月中旬，又有人就所传中国在谈论“解放”锡金、不丹、拉达克和东北边境特区的问题提出质询。这使尼赫鲁表示印度有责任援助不丹——尼赫鲁的这一声明立刻遭到不丹首相的反驳，他指出不丹不是印度的保护国，而且印度-不丹条约里也丝毫没有提到防务问题。八月二十四日人民院提出了紧急动议要求讨论“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印度的敌视态度所引起的严重局势……”。　　 

       尼赫鲁对中印关系的态度，到此时为止，仍然是积极的和有分寸的。对印度国内不满中国在西藏采取行动的呼声，对某些担忧中国对印度不怀好意的看法，他都表示同情。但是他在五月间对人民院说：　　 

       不论是从长远的角度或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中国同印度应该做朋友，应该合作，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倒不是说两国应当走同一条道路，但是谁也不应该挡住对方的路；两国不应当彼此敌对，那样做对印度和中国都没有好处。……中印两国虽然制度不同，但不要相互仇视，这是符合两国利益的。　　 

       几乎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他没有把有关中印边境争端的任何情况告诉议会；他从没有提起经过阿克赛钦的公路问题，也没有提起北京对解决整个边界争端问题持有同印度相反的态度。——这一回他很好地保守了机密。这还不仅是一个保密的问题。当议员们嗅到边界争端的气味时，尼赫鲁毫不犹豫地转移了议会的视听。

       八月间一名阿萨姆的反对派议员质问说，中国是否最近曾通知印度，说它认为“麦克马洪线由于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已经不能视为国际边界，而且由于它只是英国人所制造的，因此应当对这条线进行某种方式的重划”。这项提问可以说是一月间周恩来的第一封信内容的公正的概括；但尼赫鲁却回答说：“没有，先生。我们现在或在此以前都没有接到这类通知。”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再也瞒不过去了。　　 

       八月二十八日晨各报都刊登了三天前发生的朗久事件。中国修筑通过阿克赛钦公路的事，也走漏了风声。于是印度议员群集议会，要求提供关于这两桩事件的情况。尼赫鲁冷静地证实说有这么一条公路“穿过了我国东北拉达克领土的一角”，并且告诉了议会印度政府是怎样获悉这件事的。

       尼赫鲁指出，在西段“从来没有标过界，但是当时的政府经过大致的勘测定下了一直为我们所接受和承认的那个边界”。虽则他对西段边界的争端一般的是加以缩小，但他的结论是“在一、两处地方，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中国侵略的事例”。

       在谈到麦克马洪线时，他叙述了朗久事件的经过，讲到中国政府听信了中国边防部队的说法，而他自然宁愿接受印度边防部队的说法。接着他就概括了他对整个边境问题的态度。他说，一些细小的边界冲突和分歧应当通过谈判加以解决，这些问题是长期悬案，不过是“这里或那里一英里左右的牧场”的问题，而尽管“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还是让我们坐到会议桌旁来加以解决”。但是，“中国地图把大片印度领土抹上[属于中国的]颜色”的做法，“牵涉面就很广了”，就是“显然完全不能接受的了”，而且也是不容“讨论的问题”。　　 

       几天以后，尼赫鲁在人民院里对他的态度又作了更为详尽的说明。他说，中国一直说在朗久进行侵略的是印度：　　 

       现在，这个村庄或者那个村庄或者这一小片领土究竟是在他们一边呢还是在我们一边呢，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一般说来，只要这些纠纷是比较小的纠纷，我的确认为，如果两个大国——或者两个小国——立即冲上去掐住对方的脖子来决定这块两英里的领土究竟是在这边还是在那边，特别是如果这块领土是高山上的无人居住的两英里的领土，那是相当荒唐可笑的。但是，当事情牵涉到国家的威信和尊严的时候，那就不是两英里的领土了，这里牵涉到的是国家的尊严和自尊心。因此就发生了这种事情。但是，我不希望——只要我能做到——把这个问题弄到任何一国都别无他法——因为这里牵涉到他们的民族尊严——而只有诉诸武力的地步。　　 

       中国政府继续出版一种地图，把东北边境特区的一半、阿萨姆的三分之一和不丹的三分之一画得好象是属于中国的地方，这是非常不相宜的，非常不适当的。这的确是一种冒犯……但是在(中国)大体上接受麦克马洪线之后，我准备讨论对麦克马洪线的任何解释，在这里或那里的次要部分的解释，——这是不同的问题——不是这些大块领土，而是次要部分的解释，究竟这个小山是在这里，这块小地方是在那边或这边，都根据事实，根据地图和现有的证据来确定。这是我准备同中国政府讨论的。我准备着接受任何和解的、调解的办法来考虑这个问题，我准备在他们或者我们——不管是哪一方——提出异议的时候，由双方所同意的权力机构就这些次要的修正进行仲裁。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我这样说是由于我并不采取那种狭隘的态度，认为我说的都是对的，别人说的都是错的。但是必须接受总的麦克马洪线，就我们而论，它是存在的，我们接受它。　　 

       尼赫鲁接着又谈到西段的问题，他说，“关于拉达克，情形有所不同”。他解释说麦克马洪线并没有延伸到那里(许多印度议员当时对边境地理也是稀里糊涂的)，而且这段边界是一八四二年古拉布·辛格和西藏人之间签订的条约已经规定了的——尼赫鲁还错误地讲到中国皇帝也是签约的一方。 [ 注：关于一八四二年条约，见历史引言。不仅中国没有参加缔结该条约，而且据在签约几年以后为印度总督调查该案的英国官员说，西藏政府也没有参加缔结该条约。 ] 他说，“没有人曾对这一点提出异议，现在也没有人对它提出异议”。　　 

       但是拉达克同西藏之间的实际边界并没有仔细地划定过。这条边界是由到过那里的英国军官在某种程度上划定的，但是我颇为怀疑他们是否进行过仔细的勘测。他们把线标了出来。这条线一直标明在我们的地图上。他们这样做了。由于那里并没有人居住，这没有多大关系。当时没有人注意它。　　 

       这个时期尼赫鲁在议会里关于西段问题的发言，不但含糊其词，而且是探讨性的：　　 

       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但是我们一向认为拉达克地区是个不同的地区，并且就边境来说——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是个比较含糊的地区，因为确切边界线根本是不清楚的，不象麦克马洪线那样……这块地方，阿克赛钦地区，在我们的地图上无疑是[属于印度的]，但是我把它同其他地区完全区别开来。究竟拉达克地区的哪一部分属于我们，哪一部分属于别人，这是一件可以争论的事。这件事决不是一清二楚的。我必须坦白告诉议会。它是不清楚的。我不能对一桩不但是在今天，而且是一百年以来都存在争议的事情随意采取行动。对于这块领土的所有权一直存在争议。……它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我不能说这块领土的哪一部分可能不属于我们，哪些部分可能属于我们。问题是，在那个地区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划界工作，它是个有争议的地区。　　 

       尼赫鲁虽然指出关于中国公路所通过的那片领土的所有权确实存在疑问，从而挡住了议会内部要求把阿克赛钦的中国公路“炸掉”的主张。但是，尼赫鲁写给北京的信件却没有表现出这种不怀成见的态度。在信件中，他坚持说阿克赛钦历来是印度领土，说印度所主张的西段边界以及麦克马洪线，“历来是(印度的)历史疆界”。　　 

       尼赫鲁关于西段边界的探讨性提法，即使在他对国内的讲话中，也没有持续多久。自从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司长斯·戈帕尔博士从伦敦回到印度以后，尼赫鲁就改变了提法。戈帕尔并不是一个高级官员，但是受到尼赫鲁的尊重(他是当时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Radhakrishnan)博士的儿子)。他被派往伦敦查阅英国外交部和前印度事务部档案中关于印度北部边境的材料。他行前没有得到什么训令，只不过尼赫鲁曾明白告诉他，他的任务是置当前的一切政治考虑于不顾，去作一番关于历史证据的客观评价，然后回来汇报。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戈帕尔报告尼赫鲁说，印度对阿克赛钦地区的要求显然比中国的主张更为有力。他向尼赫鲁总理详细介绍了引导他作出上述结论的历史证据，尼赫鲁同意了他的意见。前面讲过，长期以来印度政府的政策就是麦克马洪线不容重新谈判，到了一九五四年尼赫鲁又把这条原则扩大到北部疆界的其余部分，并说这些地段的边界也是“不容同任何人进行讨论的”。现在戈帕尔的报告肯定了尼赫鲁的上述方针，并显然消除了在此以前他对印度在西段边界主张的可靠程度所持的保留态度。　　 

       似乎当时尼赫鲁的一些内阁同僚和顾问，对尼赫鲁从戈帕尔报告中得出的印度对华政策的结论，感到有些不安。当时，尼赫鲁正在让内阁的外交事务委员会 [ 注：由尼赫鲁、潘特(内政部长)、德赛(财政部长)、梅农、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工商部长)、A·K·森(A.K.Sen)(司法部长)等人组成。 ] 详尽地了解印度如何处理同中国的争端问题，戈帕尔把他调查的结果向该委员会作了口头报告。

       梅农后来对戈帕尔表示异议，他说对待边界协议的问题不能根据这种历史上的态度行事，真正需要的是政治上的决定。内阁的其他部长也明显地感到：业余历史学家尼赫鲁和职业历史学家戈帕尔这两个人正在把印度政府带上了错误的道路，他们也向戈帕尔表示了他们的疑虑。但是，向戈帕尔提意见，那是找错了人，他无权决定政策。而且内阁中谁也不准备站出来同尼赫鲁针锋相对。　　 

       如果尼赫鲁当初认为同中国协商解决乃是印度的利益所在，并对戈帕尔作出相应指示，戈帕尔也就会为西段边界线的妥协方案找出历史根据——其实，一八九九年马继业-窦讷乐线就是一条现成的妥协界线。但是，这个时候，尼赫鲁对中国的公开评论有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清楚地表明：由于他认为北京在边界问题上采取了傲慢专横的态度，因此对中国满怀怨恨和猜忌。　　

       尼赫鲁认为，各国政府之间如要维持良好关系，根本的一条是要互相尊重。九月初他在议会中讲到，“如果你是软弱的，如果你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国家，就不会有自然的友谊。在弱者和强者之间，在企图欺侮别人的国家和甘愿受欺侮的国家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只有在人们多少是平等的，在人们互相尊敬的时候，他们才是朋友。国家也是如此”。

       在尼赫鲁看来，边境事件和两国外交交涉都说明了中国非但没有履行他的那种关于友谊的规定，反而利用边界问题建立压倒印度的优势，甚至是支配地位。他在谈到朗久事件时，顺便表示过这个看法，说中国也许有意那么做，“让我们懂得自己是老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几天以后，他又加重了这个指责。他问道：“今天中国正在出现怎样的情况呢？……我并不愿意使用激烈的字眼，但是在他们的言词中，在他们对待我们的行为中，在他们所做的许多事情中，都表现出自恃有力量的盛气凌人的态度。”中国想要欺侮印度：　　 

       象印度和中国这样两个大国，为了占有几座山峰——不管这些山峰是多么美丽，——或者为了占有几乎是荒无人烟的某些地区，因而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那将是极其愚蠢的。

       但各位议员都知道，并不是这样。当这种冲突发生的时候，就扰乱了我们内心的信念，伤害了我们的自豪感、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和自尊心等等。……所以，这不是一、二英里或者十英里甚至一百英里的问题。这是比一百英里或一千英里更加宝贵的东西，它是一种把人们的感情引导到更高水平的东西。今天在印度发生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情况。……这并不是为了一块领土，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他们受到了中国政府相当随便的对待，而且中国还企图欺侮——如果我可以用这个字眼的话——他们。　　 

       尼赫鲁的这番话似乎是在说别人，但是很明白，他也是在说自己。他悄悄放弃了他早先的态度——过去他认为边界问题并不是危及民族自尊的重大问题——而现在的说法则似乎是问题已全面地、理所当然地涉及民族尊严。这就促使他采取夸张手法。如果出自别的政客之口，他无疑会斥责这类话是蛊惑人心。他说，中国要别人把喜马拉雅山当作一件礼品奉送给它，而他又把喜马拉雅山形容为“印度的王冠”，是印度的“文化和骨肉”的一部分。从这类讲法出发，很自然就得出结论说：这一领土要求使“印度或几乎任何一个印度人都接受是不可能的，不管其后果如何”。

       他指责中国是根据一种“自恃有力量的盛气凌人的态度”行事的，承认他自己对“中国人的心理”茫然不解，并暗示中国也许是得了妄想狂的病症。尽管尼赫鲁是以他那种惯常的语调讲这番话，听起来象是漫谈、沉思、又很冷静，而且不时告诫他的同胞要记住甘地，切忌发怒，但是这并不能减少他这番话的煽动性。　　 

       尼赫鲁的讲话是带着明显地受到伤害和感到愤慨的强烈心情。他感到中国对印度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他说，他们忘记了，“印度并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国家，即使它讲话的语气可能比较温和”。尼赫鲁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其因素之一无疑是他个人方面的，而且这也许是一个强烈的因素。

       印度的全部外交政策都是尼赫鲁的政治个性的延续，但是印度外交政策中没有哪一部分比对华友好更加显著地同尼赫鲁个人联系在一起。他曾经因为对华友好而长期受到国内批评者的攻击。现在这些批评者兴高采烈地说，他们过去早已告诫过他的。尼赫鲁除了蒙受这番使他的政治地位削弱的耻辱之外，还感到中国人特别是周恩来辜负了他。　　 

       尼赫鲁受到伤害的感觉究竟有多么强烈，可以从它的后果加以估量。那就是把直到那时为止印度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即同中国友好合作的政策，倒转了过来；这项政策不但一向是尼赫鲁最得意的政策，而且从印度利益各个方面考虑，它也是一项健全的、必不可少的政策。现在，印度竟因对中国在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感到忿怒和怨恨而予以放弃，这就说明尼赫鲁时代的印度外交政策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而且是同尼赫鲁个人的自尊心或者他个人的威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尼赫鲁对华态度的转变是突如其来的，这同两件事有联系：第一是朗久冲突(尼赫鲁不顾这场冲突是印度的已承认的单方面修改麦克马洪线而造成的结果)；第二是接到周恩来的一封长信。　　

       这封信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发出，是对尼赫鲁六个月前的一封信的回答。这封信证实了印度对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疑虑和愤慨。周恩来以显然不如他前一封信那样亲切的语调，重申了中国的基本观点：即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他批驳了尼赫鲁提出的关于西段的一八四二年条约和关于东段的西姆拉会议就等于划定了边界线这种论据；他指出中国并没有参与一八四二年条约——而且这项条约根本没有具体规定边界的位置——麦克马洪线甚至也不是西姆拉会议本身的产物，而且这条线从来没有得到历届中国政府的承认。 

       [ 注：周恩来写道：“同你在来信中所说的相反，所谓麦克马洪线从未在西姆拉会议上加以讨论过，而是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也即是在西姆拉条约签订以前，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决定的。这条界线，后来是作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的一部分，标在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之上的。……至于西姆拉条约，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就没有正式签字……”如前所述，这是关于麦克马洪线起源的一个精确的概括。 ] 

       他争辩说，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直到山脚下的所有领土都是属于中国的，这片领土有五万六千平方英里之大。他问道：“中国怎么能够同意强迫接受这样一个丧权辱国、出卖领土，而且这块领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线呢？”至于西段边界，中国地图标明拉达克是中国领土，他认为这就是边界的习惯线。　　 

       周恩来再一次声明了中国政府的主张：应该通过友好协商，考虑到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在此以前，双方应该遵守边界现状，对于具体的零星地点的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临时性的协议。　　 

       他说，中国曾经期望，因为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本来应当对中印边界问题抱有一致的看法，“采取互相同情、互相谅解和公平合理的态度”。但是，与此相反，“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

       更严重的是，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种种压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印度不承认中印边界未经划定的事实，力图从“军事、外交和舆论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印度的企图是要把自己关于边界问题的片面主张强加于中国方面”。这种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而且这样做，除了损伤两国的友谊，使边界问题复杂化、更加难于解决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周恩来最后要求印度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他说印度如果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笼罩着两国关系的阴云也会迅速消散”。　　 

       新德里认为这封信几乎是毫不掩饰地对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的整个东北边境特区提出了要求——根据尼赫鲁的说法，“要印度或几乎任何一个印度人接受这项要求都是不可能的，不管其后果如何”。如果说印度方面对这封信理解错了——有证据说明它是理解错了——中国也必须承担部分责任。

       周恩来以前保证过，一旦举行谈判时，中国会接受麦克马洪线；但在这封信里，上述保证几乎看不到了，它缩小为解决边界问题时应当以“当前的实际情况”作为依据的提法。他还大大夸张了西藏/中国过去到达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部落地带的范围。

       事实上，西藏/中国过去除在达旺地区以外，对该地区的某些较大的山谷仅进入几英里之远，但周恩来现在说中国的行政管辖达到了整个部落地带。这种说法，同印度主张麦克马洪线只不过是使以前的“自然的、传统的、种族的和行政的边界线”合法化的说法一样，也是带有倾向性的。可以看出，双方此刻都坚持把事实上是一片无人地带说成是一直处于它自己的管辖之下。　　 

       在新德里看来，周恩来的信件，如尼赫鲁不久后所讲的，是等于“[中国人]对一个想同他们友好的国家确实不讲信用”。但是如果对这封信加以分析，联系到写这封信前后中国发表的多次声明，联系到写这封信时北京方面对中印关系的状况的看法，说明周恩来的本意也许是表示中国对边界问题的基本态度并没有变化。

       写这封信的时候，由于西藏叛乱以及印度同情叛乱分子的叫嚣已经使中印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北京怀疑印度已经从同情进而秘密援助西藏叛乱分子，容许他们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庇护所窜回西藏进行袭击，并且让台湾国民党政权的特务在噶伦堡自由活动，偷运破坏分子、武器弹药进入西藏。当时在印度爆发了强烈的反华情绪，甚至有人号召进行战争。

       尼赫鲁虽然在此以前大体上维持他的友好的、平静的语调，但也公开同情西藏叛乱分子。当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刚刚在一个山区避暑胜地住下时，尼赫鲁马上就去拜访他，大肆宣传，以表示对他的同情。这就很清楚，印度将不再遵守它不让达赖喇嘛从事政治活动的保证。达赖喇嘛在六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成立西藏流亡政府。

       关于边界问题，尼赫鲁不但排除了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的可能性，而且对一块切断了新疆和西藏间唯一的陆路交通线的领土提出了断然要求。更有甚者，在麦克马洪线和西段，印度军队都在向前推进：在兼则马尼、朗久和塔马顿三地，越过了地图所标明的麦克马洪线；在西段的班公湖附近，另一支印度巡逻部队于七月间为中国所捕获(那时空喀山口事件尚未发生)。把上述的一切都加在一起，从北京的观点来看，似乎已足够说明周恩来为什么要使用冷淡和指责的语调。

       他说印度力图“把它关于边界问题的单方面要求强加于中国”。这种推断并没有错，虽然尼赫鲁一定会认为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甚至是荒唐的，然而实际上印度正是这样干的，而且它还要继续干下去。　　 

       但是周恩来也重申了中国的基本立场，说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和历史背景，能够在边界问题上达成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他拒绝接受麦克马洪线，但实质上说话留有余地：他问道，中国怎么能够同意“被强迫”接受这样一条非法的边界线呢？——仔细体会，它包含这样一种意思：如果不加以强迫的话，中国就可能接受这条线，不管它非法与否。在以前的会谈中，周恩来自然亲口向尼赫鲁保证过，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马洪线将会被接受的。但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印度政府却没有心思研究周恩来信件中字里行间的含意，而只是从中找到证据，说明印度不能不应付如尼赫鲁所说的“一个强大而又是侵略的国家”。　　

       尼赫鲁照此写了回信。他表示“非常惊异和伤心”。他长篇大论地辩解说，印度所要求的边界线“一直是历史形成的边界”，边界的每一段都已由“历史、地理、习惯和传统”所确定。他接着说，“诚然，中印边界并没有全线划定”——这显然是证实他几天以前在议会里承认西段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的说法，但是，接着他又说：“事实上中印边境许多地方的地形使得这样在地面上用实物标界成为不可能。”这就是示意他所说的“划界”就意味着“标界”。这样一来，尼赫鲁实际上勾消了他所承认的西段边界的未确定性，并恢复了他以前的立场——即边界线的全线都已确定；印度说边界在哪里，它就在那里。(在国内，尼赫鲁就说人家过去对他的话“断章取义”，从而收回他承认过的话，并宣称“不论是东段或者是西段，印度的边界都不是未确定的。”)　　 

       印度给北京的一连串的外交照会中以及尼赫鲁给周恩来的信件中，都提出了印度的论点。这些论点应用于东段和西段这两个主要的争议地段上，具有不同的性质。就麦克马洪线而论，印度的第一道防线就是这个论点：产生这条线的是英国和西藏之间的换文，“按照公认的国际惯例，英藏换文必须被认为对中国和西藏都具有拘束力”。

       印度为了维护这个论点，就干脆把中国并没有参加英藏之间的秘密换文这个中心问题一笔勾销，并且无视中国在一九一四年及此后一直明确拒绝西藏和英国之间的任何的和所有诸如此类的协议的事实。不但中国人，而且印度外交部的官员和历史学家们，无疑还有尼赫鲁本人，都同样清楚，印度的说法歪曲了西姆拉会议的实际情况。但是印度政府早已认定，同中国举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会危及印度的利益。这不仅是由于印度预料到不管中国事先作出什么样的暗示，在这样一种边界谈判中，中国将提出大幅度的恢复失地的要求；还由于印度认为同中国达成任何边界妥协都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它将标志着印度不得不从原有立场后退，那样一来，将把印度降到亚洲的二等国地位。但要拒绝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唯一合理的根据就是提出边界线事实上已经划定的论点，于是印度就据此进行争辩。当然，印度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说服中国，而是为了争取国际支持，而当时世界各国都在注视着中印之间争论的发展。　　 

       印度论据的第二道防线是声称麦克马洪线从来不是一条新的边界线，它只不过是“这个地区的自然的、传统的、种族的、和行政的界线的正式体现”。按照印度的说法，这条早已存在的边界的确十分古老；他们声称这条线“和它现在的位置大致一样，已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

       印度人为了给他们的主张找根据，就引证《奥义书》(Upanishads)、《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罗摩衍》(Ramayana)[ 译者注：《奥义书》是印度古代哲学论丛之一，吠陀圣典的一部。《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是印度古代两大史诗。 ] 和印度文学的典籍。印度对中国说，多少世纪以来，“喜马拉雅山的天险就是印度精神的奋斗所向”。这一套论调在印度人听起来倒是津津有味，尼赫鲁也经常提到喜马拉雅山在印度思想中的地位，并把它看作边界争端中的一个因素；

       但是这一套对中国人却不起作用。他们说，“神话故事不能引用来作为印度对于边界要求的根据。” [ 注：印度从印度经典著作里寻找根据，连篇累牍地摘引原文，使得研究者们望而生畏，除非他们自己对于这些东西也具有渊博的知识。

       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的菲尔德(A.R.Field)教授在仔细研究了印度这方面的论据以后，得出的结论是：印度政府坚持主张“为多年传统和习惯所肯定的古老的证据，可以作为边界的基础”，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印度的这种论据似乎同寇松说的下述情况相似，就是“一种所谓天然的疆界……亦即各个国家由于野心、利害得失，或者时常是情感上的理由，而提出应当是属于它的天然的疆界”。寇松的结论是：为了实现这类疆界所作的尝试，“曾经是造成多次战争的原因，而且是造成历史上几次最悲剧性的兴亡的原因”。 ]　　 

       印度为了证明中印边界已经是“确定下来了，没有必要进一步或正式划定”而搜集的大量论点，是以顽固的讼师的手法提出的。印度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说服中国，就象律师在法院为一个案件辩护，也不是为了说服对方一样，因为对方对案情的了解大约同律师一样清楚。

        到了一九五九年九月，印度政府给北京的照会刚刚递交后就立即公布，而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公开外交，使外交照会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宣传手段。正如尼赫鲁后来所说的那样：“我的目的是，或者把对方争取过来，或者削弱对方，使它在本国舆论、世界舆论和我本人的看法里站不住脚”。他说，这是“通常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这不能归咎于印度，而只能归咎于了解情况的世界公众；他们好比法庭的陪审员，这些人把印度的论辩看作是一心追求真理的学者的探讨，而没有看出它是律师办案的手段。　　 

       关于西段，印度的论点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在东段，印度的立场就是说麦克马洪线是事实上的边界，而且从国家利益的任何方面考虑也必须是这样，于是为此目的就拼凑起各种论点。但在阿克赛钦地区，印度深信他们的领土要求比中国的主张具有更加有力的历史根据。这种信念，基本上是建立在戈帕尔博士的报告的基础上的。他一直是负责和提出印度方面的历史论据的人。　　 

       印度在反驳中国关于“传统习惯线”的提法时的论据最为有力。从细节上看，中国为他们在地图上所画的线提出的论据软弱无力；印度却能列举很多证据，指出中国的主张向西面伸得太远。中国反驳说，由于边界从未划定，任何“传统习惯线”自然只能是含糊的，只有在进行了印度认为不需要的划界和标界手续以后，才能求得精确。

       印度声称，他们所主张的边界，就是一条已经完全确定的国际边界。如果说中国所提出的传统习惯线的论据不是很有力，那末，印度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所可能提出的论据也是薄弱的。印度虽然可以引证说，在不同时期昆仑山脉就是这一地区中国领土的南部界限，但是，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印度的或是英国的行政管辖曾经达到昆仑山。阿克赛钦实际上是一片无人地带，从来没有谁划过一条穿过它或绕过它的边界线。这样的一条边界线，要留待中国和独立的印度来划定。　　 

       在争论中，印度对待一八九九年马继业-窦讷乐线的态度是很奇怪的。前面讲过，这条线是英国向中国提议过的唯一边界线；根据这条线，中国在五十年代修筑公路所通过的地段，是在中国一面。但是印度坚持对一八九九年线的含义作反面的解释。 

       [ 注：关于印度方面关于一八九九年方案的错误说法，可参阅：《官员报告》，第55页；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照会(白皮书II，第25页)；一九六O年二月十二日照会(白皮书II，第87页)；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照会(白皮书II，第22页)；还有尼赫鲁的这封信(白皮书II，第36页)。 ] 

       例如，一九五九年九月尼赫鲁在致周恩来的信中声称，一八九九年线“无可置疑地表明，阿克赛钦全部地区是处在印度境内”。

       ——而事实真相恰恰相反。看来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只能是由于查抄档案里的英国照会原文时的笔误所造成的。 [ 注：一八九九年方案所主张的边界线，是“沿着拉宗山脉而行，直到它同从昆仑山向南延伸的一条支脉相汇合”。(见历史引言注)可是按照印度的说法，这个方案却变成主张“沿昆仑山脉”画一条线了。 ] 这可能只不过是个细小的失误，但后果却很深远。　　 

       尼赫鲁在给周恩来的复信中，在详细反驳了中国的基本立场——即中印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并且拒绝通过谈判来完成这项任务之后，转而谈到中国提出的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现状应予维持的建议。他说，“我们也同意”，但接着又把问题搞混：“同时双方都应该尊重传统边界，任何一方都不得试图以任何方式改变现状。此外，如果任何一方已经越过传统边界侵入另一方的领土时，应当立刻退回到边界的自己一侧”。

       这样，(当尼赫鲁的信件根据上下文应该使用“但是”字样时，他却用了“此外”)尼赫鲁再一次提出了印度关于恢复原状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变相地要求中国单方面撤退。他声明说，“不存在……撤退任何印度人员的问题”。

       尼赫鲁接着还明确提出印度方面的一个新条件：“除非中国军队先从他们目前在传统边界的印度这边据有的哨所撤出，并且立刻停止进一步的威胁和恐吓，谈判是不会有成效的”。

       当时梅农在联合国也提出同样的论点，他坚持要求“在举行任何谈判以前，中国军队必须从现在被中国所控制的地方撤退”。这个主张又变成印度立场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除非中国改变态度并屈从于印度的要求，尼赫鲁的这种作法就给达成协议的可能增添了新的障碍。但在当时，尼赫鲁事实上还是遵循着一条比印度外交文件的语调所表达的态度要慎重得多的方针。

       印度警告北京，说印度边境部队已奉命使用武力击退“越境者”，乃是虚声恫吓。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三日，尼赫鲁口述了以下的指示：　　 

       甲、除非冲突确实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避免实际冲突。就是说，我们必须避免军事冲突，不只是大规模的，甚至是小规模的。我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开枪，除非确实遭到射击。　　 

       乙、万一任何中国武装部队进入我方，应当叫他们回去。只有在他们开枪时，我方才可还击。　　 丙、[此段对楚舒勒地区作了详细指示]。　　 

       丁、在阿克赛钦地区应当大体维持现状，因为我方在那里未设哨所，而且实际上很难到达这个地区。任何涉及该区的问题，只有在时机成熟时联系整个边境的更大问题方可予以考虑。目前我们只好暂且容忍中国对拉达克的东北地区的占领和他们通过这个地区修筑的公路。　　 

       戊、对我方边境人员总的指示是要他们避免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但是必须坚守边界线的我方一边，不容许被对方轻易赶走。　　 

       己、我认为中国部队不至对这一段边境采取侵略的方针——即企图进一步深入我国领土。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必须加以制止，并应立即将情况上报请示。 [ 注：这份纪录是印度政府的一份文件，迄今尚未公布过。正如本书下文所引用的许多材料一样，作者不便说明其来源。本书凡引用文件而不注明出处时，都属于这种情况。 ]　　 

       当这个口述的指示被记录下来的时候，奉命前往拉那克山口建立哨所的一支人数众多的印度巡逻队早已出发。前面讲过，它于十月二十一日同中国军队在空喀山口发生冲突，遭到伤亡。

       新德里在十一月四日的抗议照会中，把中国军队在边境的行动比作是“印中两国过去进行斗争所反对的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的活动”，并警告说，印度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抵抗侵略。这份照会第一次对印度声称是已存在于西段的边界线作了详细而完整的描述。

       在八、九两个月，尼赫鲁多次在议会中声明在西段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边界，而现在照会中却又精确地描述了一条把整个阿克赛钦划归印度的边界，并告诉中国说：“对过去的历史也有些知识的人，都知道印度这条传统的和历史的边界是同印度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和传统有联系，而且已经成为印度生活和思想的密切的一部分。”　　 

       在朗久事件以后，印度政府宣布东北边境特区的防务由印度陆军负责；这时对于西段的边境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 注：对印度边境的巡逻任务通常是由内政部负责。东北边境特区的边境是由阿萨姆步枪队驻防，通过阿萨姆的省督向中央政府负责。 ]　　 

       在朗久事件以后只有两个月又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它被印度认为是中国又一次背信弃义的进攻——给印度政界的舆论很大震动。当时议会已经休会，尼赫鲁以公开演讲的形式(公开演讲常常占去尼赫鲁许多时间)，发表了他对这一事件的最初评论。

       在讲话中，他企图平息(至少抑制)印军在空喀山口阵亡的消息所激起的愤怒。在冲突发生以后不几天，他在距离新德里不远的密拉特(Meerut)发表演说，企图从中印悠久友谊的远景来看待这一事件，并告诫人们不要采取意气用事的行动。

​       他说，“不论采取什么步骤，我们都要深思熟虑，不能为一时激愤所左右，要有远见，才不致在亚洲和世界上都产生不良后果。”他提到中国人时表现的是伤心，而不是愤怒；他是在斥责而不是辱骂；他甚至还再一次承认对于发生冲突的那个地方的所有权问题，可能有两种看法。　　 

       这篇演讲给他自己招来了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批评，其猛烈程度是他从未遇到过的。一家报纸使用了这样一些形容词来评论他的讲话：“文不对题”，“伪善”，“昏愦糊涂”，“不老实”。该报指责尼赫鲁表现了他“过于谨慎地照顾中国人的感情，而对于印度人民的愤怒和惊惶的反应相对说来则是无动于衷”。

       另一家报纸评论说，麻烦的是“尼赫鲁先生一般地把印度国民当作许多长大了的儿童来对待。他认为印度人民象烦躁不安的少年一样，可以用甜言蜜语哄他们安静下来。他错了”。一个批评者就空喀山口事件责备尼赫鲁的“领导软弱姑息”，使印度的领土越丢越多。人民同盟则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政府立即行动起来“赶走”中国人。还有的要求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参加反对中国的军事条约集团，并重新武装。

       尼赫鲁驳斥这一类言论是“全然错误的和无用的”，是一些“头脑发热的胆小鬼”的人说的话，并且反复保证说，印度是一个军事上足够强大的国家。他在人民院讲过：“我可以告诉议会，我们的国防力量比我们独立以来，当然也包括独立以前的任何时候的状况都更好，士气更高昂，支援他们的工业生产也更强大。我不是替他们吹牛，或是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国防力量相比，但是我确信我们的国防力量保卫我国的安全是非常胜任的。”报界中一些受人尊重的评论家更有分寸地发表了同样的论调。

       一名能够反映高级官员想法的《印度时报》专栏作家写道，尼赫鲁总理“对于我国防御力量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如果中国军队竟然愚蠢地进行挑战，他们就会维护我国北部边境的领土完整。这种信心决不是吓人的空话，而是基于对中印边界沿线的军事和后勤情况所作的仔细认真的估计”。这类看法同事实相差多么远，从后面的章节中可以看到。　　 

       为了回答一些人对他的攻击，尼赫鲁在新德里又召开了一次群众集会。他在会上解释说，他在米拉特演讲的对象是农村的听众，因此他使用了比较简单的语言和概念；而现在他就开始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了。他说，“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保卫祖国。我并不害怕人家来进攻我们，踩到我们身上。……我们强大得足以对付任何挑战。”　　 

       空喀山口事件对尼赫鲁的思想和印度舆论发生了激烈的影响，这可以从尼赫鲁发给印度各主要驻外使节的一份备忘录中看出。

       这份备忘录后来泄漏给《纽约时报》，该报于十一月十二日公布了它的要点：　　 

       根据这份秘密备忘录，尼赫鲁先生认为印度可能不得不使用武装力量把中国军队从他们所占领的印度领土上赶出去。　　 

       据传，尼赫鲁先生指出，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自愿交出过任何领土或放弃过任何领土要求。他现在深信，中国在目前的争端中只是想从印度那里攫取领土，而对于以传统边界为依据的解决，不感兴趣，所以他认为通过合理协商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并不大。他已注意到中国的领土要求有增无已，并含蓄地威胁印度：除非印度在拉达克地区作出领土让步，中国将在东北边境挑起纠纷。　　 

       十一月议会复会时，尼赫鲁开始谈到战争，但也还是表示不赞成，甚至深恶痛绝，同时还提到他对印度和平传统的感想。

       不过他当时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能斥责他的那些最好战的批评者们所发出的冒险的战争叫嚣；然而，他如果走得太远，排除为边境而战的一切可能性，那就会使自己受到新的批评，人家会说他束缚了本国的手脚，俯首贴耳地听任中国对印度进行他所说的侵略。他屡次暗示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还不断保证说，印度国防力量已经作好一切准备；这就不可避免地助长这样一种印象：为边境而同中国进行一场战争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战争爆发，印度可以获胜。　　 

       尼赫鲁甚至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前就一直处于招架地位。人们不但责备他为了要维持“印中兄弟友谊”就对边境上的威胁熟视无睹，而且还责备他不让议会和公众知道中印争端的最初情况。他对议会解释说，“我们那时候以为如果不作过多的公开宣传，我们同中国政府打交道也许会更容易些。”但是他承认这种想法是个错误。

       九月七日，尼赫鲁向议会公布了从一九五四年起中印双方来往文件的第一册白皮书，其中包括他同周恩来最初的几封来往信件。尼赫鲁许诺说，“如果说过去我拖延了向议会公布这些(关于边界争端)文件的时间是做错了的话，那么，我今后不会重犯这个错误”，“……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使全国特别是议会充分了解事态的发展。”　　 

       此后，同中国的一切外交文件来往都马上在议会公布；议会不开会时就在报纸上发表，到一定时候又编成新的白皮书印发。这样，尼赫鲁就把行政当局处理印度对外关系的权力和责任实际上移交给立法机关，以此证明政府有义务充分信任议会。

       他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尼赫鲁对边界问题的方针要求把印度在同中国外交通信中提出的论点加以宣扬。

        [ 注：为什么尼赫鲁要公布白皮书呢？瓦尔特·克罗克(Walter Crocker)在他所写的这位已故的总理的传记中写道，“白皮书必然会煽起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许会最后使他失去任何进行谈判的余地。由于感情用事吗？由于他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吗？还是由于打算对中国施加压力和制止印度国内对他的边境政策的批评？也许他的动机是三者兼而有之，但是最重大的因素也许是由于……一九五九年在议会内部屡遭揭露以后，最安全的办法是把有关情况和盘托出。” ] 

       但是这样做也就把统治权力搞乱了套。正如李普曼(W.Lippmann)所说的，“行政当局由于代表制议会和群众舆论的压力变得软弱无力，时常陷于瘫痪的边缘”。　　 

       李普曼接着说，这就会“迫使民主国家犯下灾难性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错误”。但是把这个论断应用到印度政府处理它同中国的争端以前，必须牢记，尼赫鲁及其顾问们早在他们还没有受到重大的公众压力前就已制定了对撞的方针。再者，虽然尼赫鲁在立法机构监督政策的问题上几乎作了全面的退让，但这种监督也只是起了推动他沿着他早已自行选定的方向继续前进的作用。公众和议会的压力并没有要他作任何他自己不愿作的事，也没有阻止他作任何他真正愿作的事。

       到一九五九年底，印度政界舆论已很激昂，显然任何同中国妥协的企图都会被斥责为姑息，胆小，甚至更坏些。就这样，好象是一部车子的操纵装置都已按照尼赫鲁所决定的方位定死了，而尼赫鲁此后也一直没有想改变这个既定的方位。

——

二、躲躲闪闪

——

       一九五九年底，中国试图把争论的焦点，从历史事实的争辩转移到讨论解决争端的办法上，同时试图消除边境的危险局势。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后，周恩来再度致函尼赫鲁，说这次事件是不幸的和意外的；并且说如果两国政府不迅速想出解决办法，这种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

       他感到高兴的是，尼赫鲁接受了在达成解决以前现状应予维持的原则(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他建议双方的武装部队应从麦克马洪线和西段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他断言中国“从来没有使边境形势和两国关系紧张化的意愿”。

       接着，他建议和尼赫鲁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 [ 译者注：周总理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O年三月致尼赫鲁信件中，一直提议中印两国总理举行“会谈”或“会晤”，尼赫鲁则一直玩弄字义，在“会晤”、“会谈”及“谈判”的概念上打转转，借以拒绝同周总理会谈，但最后还是被迫接受了“会谈”。 ] 讨论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建议举行高级会谈和采取非军事化的临时措施，看起来是同印度，特别是尼赫鲁本人所主张的解决国际争端的一贯主张并无二致。所以，印度以外的人士都认为印度会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其实，甚至在中国方面的建议提出来之前，印度早就下决心拒绝。裂缝已经无法弥合，印度只不过用一套仔细琢磨过的外交词令掩盖一番罢了。　　 

       周恩来建议“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他的意思是说，双方停留在以往十年左右已经管辖的边境地区内，不去干扰对方占据的地区。这就是说，中国将继续遵守麦克马洪线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线；在西段，稳定现状就可以使双方在大部分地区远远隔开，阿克赛钦则留在中国占领之下。中国人使用“现状”这个词，意思是指“目前存在的状况”，亦即周恩来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提出建议时的“边界现状”。印度使用这个词，却是指“中国进入阿克赛钦以前的状况”。

       因此，中国建议维持现状，是说谁在哪里，谁还在那里。印度似乎是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它实际上却是说，中国必须撤出印度要求的地区，而印度却继续占有中国所主张的领土。这种玩弄字眼的把戏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当印度的巡逻队开进中国占有的领土时，印度就可以说成是“维持现状”。而且这也使争端解决前达成任何冻结现状的临时协议成为不可能。　　 

       到了一九五九年底，印度对边界形势的一般看法是：中国在西边，偷偷摸摸地攫取了一大片无可争议是属于印度的领土，在遭到责难以后，又厚颜无耻地对麦克马洪线以南更大的一片地区提出了臆想的领土要求。

       空喀山口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国防部 [ 译者注：这个声明是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作者误为中国国防部声明。 ] 在其声明中把这两个地区相提并论。声明说，如果印度坚持有权在它提出要求的阿克赛钦地区进行巡逻，那么，中国同样可以提出它自己也有权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进行巡逻。

       印度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同时也是暗示：如果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中国将放弃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领土的要求。在印度看来，中国人是说：“如果你们不再追究我们偷来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