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阿丰一家

“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在驻智利“商代处”工作时，有一个叫阿丰的年轻华裔经常主动地来提供种种帮助。他有一个小小的机械车间，我们住处什么门窗坏啦、收音机出问题啦，他都一声不响地亲自来修理。特别在我们准备国庆招待会时，他可以完全放下自己的生意，整天来“商代处”帮忙。

为了“商代处”的建立，他推迟了自己的婚期，直到“商代处”正常开展工作后，才与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瑞兰结婚。瑞兰也有中国血统，同阿丰一样，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祖国，把“商代处”的事情看成是自己的事情，我们有什么委托，她都热心地和丈夫一起去办妥，从无半点怨言。

一到周末，他们经常带着刚出生的小儿子梅松来“商代处”玩，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每当看到小梅松在院内旁若无人地走来走去，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念起我那还未见过面的小儿子。有时，他们知道我们那时同国内家人联系不多，生活单调，而工作又很紧张，就执意开车带我们去圣地亚哥郊区各地走走。

“商代处”时期，阿丰陪作者（左）游湖。

阿丰还专门为“商代处”一架放大机加工了一个小型镜头，并配好了定形液等设置，帮我们把国内寄来的亲人照片底片放大成各种尺寸的照片，以寄托我们的思念之情。

一次，我突然眼底出血，医生叮嘱必须静卧两个多星期，还不能预料后果。当时我心情不好，他们两人也十分焦虑，隔一两天就抽空来陪陪我，听说胡萝卜素可治眼疾，又立即把家里的榨汁机拿来让我使用。阿丰曾诚恳地对我说，他们只是平民百姓，政治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但看到中国在智利设立了代表处，从内心感到高兴，“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经过“商代处”的推荐，国内请阿丰夫妇两人访华，他们觉得这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他们高高兴兴地在中国度过了一个来月，为中国的发展感到自豪。返智前，他们执意要留下1000多美元支持国内的建设，以表示他们对祖国的一片爱心。国内接待部门婉拒不了，只得在香港中国银行给他们开了个户头，让他们把存折带回智利以备后用。

许多年后，阿丰因病重一家生活陷入困境时，我们曾设法让他使用这笔存款，没想到由于他们认定这笔钱已贡献给国家了，根本没有保留存折，我们几经联系都无法为他们索还这笔钱了。

困境中仍不忘关心中国的发展

中智建交后，他们感到十分高兴，总想为发展中智关系做些贡献。使馆有位同志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让阿丰去经营进口中国茶叶。但阿丰不懂进出口贸易，又恰逢阿连德执政后期智利经济一片混乱，阿丰把家中所有的积蓄都赔了进去，从此家境一蹶不振。可是，他们全家对此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也没有向使馆提出过任何要求，继续同我们保持着密切的来往。

当我在10多年后重返智利出任大使时，阿丰已因病卧床不起，三个儿子又没有长大成人，一家搬到了中下层的居民区居住。全家仅靠瑞兰一人推销商品维持生计。我和我的夫人没有忘记他们，抵智后就设法找到了他们的住处，以后经常去看望，尽力给予一定帮助。我们曾想给瑞兰找一个固定职业，但最终因工作地方离他们住家太远而没有办成。

每次我们去他们家中做客，阿丰就特别高兴，就像见到自己亲人一样，虽然受着重病的折磨，仍关心地询问国家的发展和他熟悉的国内朋友情况，跟我们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由于阿丰犯有冠心病和痛风，医生对他的饮食有严格控制，但是一见到我们给他们带去的国内食品，他就兴奋得把医生的规定忘了个一干二净，一定要开怀大吃一顿。

虽然瑞兰要为维持一家生计到处奔走，家又离使馆很远，但仍经常参加使馆的一些活动。她说：“阿丰走不动了，孩子在上学，他们都要我当代表，使馆国庆节招待会等重要活动是一定要参加的。”

十年后重逢

我们离开智利后还不时收到他们的来信。后来，相当一段时间通讯中断了，我们心里就有些不祥之感。果然，后来瑞兰来信告知阿丰病故的噩耗，大家都很难过。

2000年，我重返智利参加中智两国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时，受老同事的委托，去看望了瑞兰一家。还是那条老街，还是那所破旧的老房子。当我见到瑞兰并与她热烈拥抱时，我们两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她兴奋地说这是几年来她得到的最大惊喜。

梅松已成家立业，有了一份好工作，两个弟弟都在上大学。知道我突然来访，梅松专门从他的新居赶来见面。大家愉快地回忆起过去共同相处的日子，翻看过去的照片，展望中智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前景。我欣慰地感到，在梅松这个年轻人的心里也已深深地埋下了对中国的亲切感情，和他的父母一样，把中国看成自己的第二祖国。我想，阿丰这一家不就代表了广大旅智侨胞、华人和华裔对中国的亲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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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转自 |《出使拉美三国感怀》

作者 | 黄士康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