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楼死亡的剖析》：当代欧洲的剖析，无意偶得的自嘲（上）

《坠楼死亡的剖析》进行了对“抹除最亲之人的纯粹情感关系”之本因的拆解，死亡并不仅仅是对肉体生命的描述，更作用于所有相关人物原本拥有的亲密生活，从死者到他的亲属。作品试图剖析当代欧洲社会的复杂现状对个体生活的消磨与其背后成因，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甚至发展到涉入死亡的程度。

它当然与女性关怀有关，表达的是女性在外界赋予的种种价值观后的夫妻关系异化，自己成为被迫的加害者，这些“价值观”中甚至也包括了外界定义并奉之如信仰的“女性主义”本身。女性被其笼罩，男性则站到其对立面，双方都在当代欧洲社会中存在感强大的女性主义潮流中浮沉。如此一来，真正与个体女性有关的一切，事业的追求、夫妻的爱情、家庭的温暖，都会逐渐破灭，而这些才是女性的生活中理应最重要的东西。同样地，个体男性其实也被卷入其中，个体的两性都只是社会现状中的受害者。这让影片的表达进一步地延伸开来，也更加全面与客观，而非满足于对性别对立的肤浅挑逗。

电影的序幕有着极其巧妙的设计，对肉体死亡与家庭情感丧失的关联性进行了提示，并引出了后续正片中更倾向于后者的主体方向。第一个镜头中，狗从楼梯上跑下来追球，暗示了“坠落死亡”这一关键信息，也将坠落的死者从父亲身上进行了延伸，纳入了以导盲犬为自己眼睛从而与其对等的儿子，后者也是本片中最为重要的“被消磨”过程经历者。

随后出现的则是另一个贯穿首尾的关键信息：通过对一家人此刻爱情状态的呈现，映照出欧洲人对生活实情的掩盖，佯装日常而无事发生。这对应了结尾中的状态，以衔接说明了“一切无法扭转”的悲观现实。母亲接受记者的采访，始终回避着对自己真实生活的提问，而是试图强化夫妻关系的和谐：将采访约在丈夫动感音乐环绕且充满生活气息的家中，始终以“我丈夫一直这样工作”等言语强调自己对对方生活的了解与融洽，表情也始终活力满满。但是，对提问的回避却是显而易见的，母亲始终掩盖着父亲放音乐的真实动机，对提问不做正面回答，最后更是用“我不喜欢运动，走路还可以”的否定式说法做出回答。

她选在音乐声音很大的家中接受采访，试图强调自己对丈夫音乐的接纳，这不过是表演着夫妻和睦的感情关系融洽，实际上则是对破碎真相的回避，因为她知道这其实才是自己的真实状态，就像她对音乐的真实态度，在背地里对理应传达父亲感情的音乐主动隔绝，戴上耳塞而遮蔽掉，暗示了夫妻关系的割裂与感情的消亡。于是，音乐也就停留在了“响彻在无人空屋”的状态。

与母亲平行发生的，则是儿子和狗的感情。在这里，导演使用了手持摄像的方式，儿子和狗的洗澡始终处于画面的晃动之中，这与母亲受访时对“真实自身生活“的有意回避（面对问题顾左右而言他）形成了对应，暗示了儿子与狗的关系隐忧：表面上的和谐之下是动荡。狗作为他视觉的延伸，在随后将逐渐“看到”父母关系的残酷真相，作为对此时人狗亲密关系动荡之暗示的展开。同时，作为个体存在的狗将成为他意识到父亲抑郁症的关键证据，而狗还具有“父亲象征”的意味---第一个镜头里与父亲共同“下降”，后半部的高潮中父亲以之自比而做文本交代---，此刻的关系动荡就有了对父子关系的指射之意，暗示着儿子在触摸真相中对父亲的逐渐陌生。

具体来说，狗是儿子的导盲犬，即是作为其眼睛而观察世界的媒介，儿子对家庭的直观认知即由狗的“视力”而来。对等性的二者建立默契的活跃互动，构成了“儿子”在家庭环境中的感情，而互动的断裂即是感情的断绝，也会让儿子失去在环境中自如活动的能力。选择狗这样的动物进行拍摄显然意味着“其行为的难把握”，因此男孩和狗的洗澡互动必定以自然交互为主，表演刻意感较少，狗的反应也最强，由此表现出了此刻二人高度密切的关系，形成了儿子以狗而进行的“感知家庭”。

但是，由洗澡时晃动的画面可知，这一切的联系都在被动摇，这也引出了狗和男孩在下一次出场时的表意。先是延续一起洗澡时默契的一起散步和投接树枝，旋即却变成了狗对男孩的不理睬，静静趴在地上，而在镜头切掉的一瞬间，男孩突然将树枝狠狠地扔了过去。这构成了对后续发展中男孩变化的预兆，也是他暗藏中对家庭真相有所意识的暗示：他其实已经有所查觉，就像此后揭露的“早就看到了父亲的药物”，也听到了父亲的自白，他只是抗拒着通过狗进行对父母关系真相的“视觉观看”，对药物的用途与父亲的意思不做更多思考，这便是随后影片即将收尾的高潮阶段发生的事情。

在序幕中，始终和谐的洗澡的“水”变成了此刻杀意发生的“雪”，环境的变化也暗示着男孩对“坠落死亡”的关联性，他最终将进入冰冷的“雪”中。此刻狗被扔中的画面隐去，对应了父亲死亡坠楼的处理，都不做直接呈现，而是暗示了一种“感情破裂真相暂时被掩盖”的现状，关于一家人的生活真相会随着正片而逐渐揭开，并最终再一次回到温暖的家中，在各方力量的促成之下重新“掩盖”--家虽温暖，母子关系却已经在儿子对父母的了解中永远变质，成为了开头处的夫妻与人狗，暗中的动荡始终不停。

在记者离开时，镜头仰拍了楼上的母亲和男孩，从角度上给予了二人“未坠落”的属性。而这个房外雪地的场景再一次出现，则带来了“坠落”：父亲死在雪地上，母子站在旁边叫警察，镜头去到了上空俯拍，巨大的变化逆转了母子彼时尚存而即将随着警方介入而变的纯粹感情。与此同时，导演也给出了非常具象化的感情丧失表意，将之与父亲的死亡进行强关联：动感的音乐还在持续，画面中切入几个屋内的空镜头，一直到父亲工作的房间，音乐的源头，却是空无一人--这个家中的真正感情氛围已经在父亲的死亡中丧失，只剩下了没有家庭生活气息的空房子，彰显生命活力的音乐失去了倾听者和创造者，成为了父亲消逝的残响，给出了它的真正定义：虚假且只做掩饰之用的感情标志。

由此一来，父亲的死亡便延伸到了母子的身上，她们同样没在房子里，而其家庭依然在这一瞬间成了“无生活气息的空屋”。因此，在正片中，社会各界对死亡事件的复杂剖析，包括但不限于以”女性性别歧视”为首代表的各种价值观、民族、政治、社会见解，都会构成对一家人的持续“抹杀”，让纯粹的夫妻关系被揭开伪装，让儿子从纯粹变得暗色，感情愈发丧失殆尽。因此，父亲、母亲、儿子，都会是这种“坠楼死”的受害者，复杂过度且过分强调思想价值观的当代社会现状则是凶手。

特别要说的是，儿子作为所谓事实叙述者的“眼盲“，让真正的真相被遮蔽到了最后，始终没有给出确切性的答案，这对应了“活泼音乐与鲜活父亲消失于画面”“空屋”等家庭感情丧失的序幕表达：对一家人--特别是父母--在死亡发生前的情感生活，其确切叙述始终是缺席的。这种手法连接到了电影的高潮，儿子通过演奏音乐尝试着突破目盲的黑暗，在回想中看到家中发生的一切，眼前却只有残酷的真相：音乐只是引领着他走到窗边，向下俯看到了父亲死亡的雪地，感受到的不过是坠楼这一“感情丧失”的瞬间。生活情感的消散实际上一直都存在于这个家庭的日常之中，从未真正拥有活力。序幕早已做了定论，我们无法看到活着的父亲，只听到他播放音乐的声音，而他第一次确切地出现在画面中则已然是尸体。

在序幕的结尾，狗承载了对儿子的暗示功能。狗注视着父亲的尸体，似乎被其附身，而在下一个段落中，狗穿过了查案的警察，镜头从其后方前推，推到父亲的照片后继续向前。镜头的运动轨迹从狗的视线延伸开去，仿佛它对父亲照片的“观察”，由此暗示了借助其视力的儿子对父亲的观察，即是对父亲死亡背后一家人生活的窥探，而直接“观察”的结果却是消极的“坠落死亡”。序幕里狗的“观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他作为儿子的“观察之眼”走过了一家的室内空间，最终在这“家庭“中看到的却只是父亲的死亡状态，而墙上生时照片导引出的也依然正片第一幕的尸体。片头曲中父亲从小到大的照片逐一出现，接着则是父亲的尸检，从而强化了“人生的抹除”：他完整地走过了自己“生”的全部内容，在最后则是“死”，前者照片里的爱好、情绪、爱情、亲情，都变成了尸检时仅仅描述其肉体状态的报告条目宣读，作为“人”的内容不再，只剩下了作为“无生命物件”的肉体。

随着正片的开始，导演带来了一组新的男女关系，即母亲与“好友”律师，这成为了她与丈夫的“平替”，借此用一种更加具体落地的方式重现夫妻二人关系破裂与丈夫死亡的过程。在二人的第一次谈话段落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倾向。律师进入了这个家中，成为了一家三口环境中的又一个男人，而他与妻子的关系也在二人初遇时得到了预示：远景强调了白色的冰雪，二人的拥抱流露出了亲密无间的真情，是足以激发生之情感，在生活中的正向人际情感，却被笼罩在了满天的“父亲死亡之地”冰雪中，注定了其脆弱的结局--因官司的理念与认知不合而走向分手的关系。

律师之于父亲的对应，还体现在了对其结局的暗合之上。第一次出现在家中，他站在了父亲死亡的雪地上，以生的姿态做出“逆转”，镜头也给到了序幕里象征“未坠亡之生”的仰拍，看向父亲跳出的阳台，暗示着死亡轨迹的倒置。这对应了律师在初期与母亲的“夫妻再现”，逐渐却再次因事件判定中源于价值观认知的冲突而转入分裂的再现，“父亲”再次“坠亡”，因为二人的“自杀主张”之出发点即埋下了对家庭关系与父亲生活的消极定义，正再现了始终存在的夫妻关系破裂根源，也就必然促成“破裂”的重演。

在二人的交谈中，同样的暗示也继续放出，随后成为全片的手法。首先，母亲与律师在法语和英语之间切换，通畅无阻的沟通似乎意味着二人在不同国别、文化、语言之间的无隔阂。然而在每次谈话小结的时刻，段落却都会以一种不和谐的尴尬作为收场。律师想看一下室内，母亲并未马上领会其意，尴尬地问“是不是需要给你介绍”；律师想用法语说出窗台的单词，却一时想不起来。必须注意的是，“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而具备了对“无隔阂”的象征意义，夫妻之间在日常状态下也一直使用非双方母语的英语，直到破裂激化。“吃饭”则是另一个关键要素，母亲给律师盛饭，律师边讨论案件辩护方针边吃，建立起了二人基于“共餐”的联系，却马上因为主强调“自杀”而与母亲的“意外”形成了冲突，后者只是勉强接受。随后莫妮卡来访，母亲也同样经历了“安抚儿子，儿子拒绝；与莫妮卡言谈和谐，莫妮卡表示带儿子求通灵者，二人言谈冲突”的关系变化。

对于母亲个人，电影着重强调了她对自己与家庭“感情丧失、走向破裂”的“必不可行之回避”，这也是她在序幕中面对记者将自己生活有意闪躲的延续。在剧情层面上，电影以“死亡性质的判定”作为核心，所有人都对此提出自己的主张，对应着对该夫妻关系破裂与否、责任人归属的不同看法，并由此导出还原事件的各种证据，试图带来夫妻状态的真相。以检方为代表的团队认定母亲杀人，自然是关系破裂、亲情不存，而律师主张“自杀”，需要证明父亲对生活的绝望，事实上同样是外界的“同阵营者”，都指向了夫妻情感关系在各种复杂社会思想影响下的破裂，区别只是崩溃的方式。

而母亲对此的态度，则说明了她对失败的回避。她先认定父亲不会在丹尼尔近前自杀，其身上还有浓烈的父爱，其死亡只是无关自身想法的意外，却马上在“现实”面前无奈低头。在特写镜头中，医生画出了父亲死亡现场的草图，指出各种不符合意外的细节，因此主张意外无助于辩护，只有将死亡归于自杀。这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一幕，它定义了此后的各种法庭段落，将所有相关内容中的“父亲”变成了一个非人化的存在：是图中火柴人形状的尸体，也是由各种理性逻辑分析与较量中的“物件”，连同其死亡与生前的家庭生活都被纳入了理性语境中进行描绘，就如同序幕里记者用文字描绘母亲一样。对此，母亲的态度则是先强调“意外”，随后马上在“容易赢官司”的理性思考下转而支持“自杀”。

理性是感性的对立面，成为了“非感情之社会复杂因素”在具体庭审之中的呈现形式，所有人都在用理性去拆解死亡，也在用复杂因素去剖析夫妻关系，最终的死亡与关系定义也只能是情感的破裂，映射着庭审中回溯而出的“死前”真相，即这一切对夫妻关系的消磨过程。母亲早早放弃了感性，只有儿子用对父亲的感性了解（没想过会自杀）与对母亲的信任（伪证开脱）苦苦支撑，就像他对此前父亲告知自杀倾向时的有意无视，直到他不得不承认这并非无关任何形式“破裂”的单纯意外。

除了剧情核心的“死亡判定”之外，电影也在这里用更多的手法表现了母亲对家庭破裂之现实的回避与失败。如前所述，电影建立了“视觉”与“听觉”的表意要素，这是儿子对案件还原时最关键的“感受”途径，也是他对“死亡真相“背后家庭关系的主观认知手段，符合二者之于人的主观性定位。儿子的失明让他对家庭亲情有无真相的感知变得模糊，他不得不卷入“理性逻辑”的语境中面对辩论，哪怕格外强调母亲的无罪与父亲的意外，也是无济于事，因为处在复杂思想且极端对立状态的社会现实必然会像冰雪一样，抵消所有非思想性与价值观的纯粹真情关系。同时，他和初始时的母亲一样，都强调了父亲死亡的“意外”与母亲的无罪，却比母亲来得更加持久，并未轻易转为消极的“自杀”。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设置，只有“听觉”残留的儿子比健全人母亲拥有更模糊的感知，因此他才对接收到的家庭状态产生了不真实的主观性认知，而母亲则更早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了破裂的真相，并进行注定失败的回避。

但如前所述，即使仅有听觉，儿子也并非没有察觉到些许的真相，这也让他与母亲走上了同样的“回避真相”道路。在影片的展开中，听觉与视觉成为了非常直观的表现途径。在正片开头的两场戏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表达。母亲和律师在讨论着父亲的“自杀或他杀”，这种消极的声音传到了楼上的儿子耳中，前景的房门遮挡了他几乎全部的身躯，形成了他在接收时的内心压迫，引导出了后面母亲来看他时“不理睬、哭泣”的消极，既哀叹父亲的死亡，也隐隐带有对其死亡真相的察觉。随后，接受律师建议的母亲在考虑父亲的“自杀”，而儿子则演奏起怀念父亲的音乐，以其“感情凝聚“形成对前者基于“听觉与声音”的“抵抗”。随后，他面对质询时坚持了“意外”主张，此时切入的父亲在生照片则从“视觉”层面强化了他对父亲“非绝望自杀”的认知：他相信自己认知中“只会意外死亡”的父亲，其形象连带着父母关系，在此时依然清晰可见。

然而，随着影片的发展，儿子的“听觉”却开始引导向了消极的一面，抵消了他强调母亲无罪与父亲意外的信念。音乐开始如母亲定义的“故意让我烦的工具”一样发生作用，让儿子看到父亲走向坠亡的画面，从听觉和视觉上强行逼出儿子潜藏的真相认知。而在现实里的视觉部分，狗作为儿子的视力延伸，也同样如序幕结束时一样地始终看到消极的内容。在与庭审辩论相关的部分中，儿子的证言同样因为自身视觉与体感的丧失而难以完美自洽。他终究分不清自己所处室内亦或是室外，仅有的触觉不足为证，盲人普遍更敏锐而取代视力的听觉更是只接收到了消极的因素，因其锐利而无视儿子意愿地强行灌输了“破裂真相”：母亲与律师对父亲死亡的“抑郁自杀“方针，父母之间的争吵，以及初始象征“感情”而后却变为“父亲气母亲的工具”的音乐，音乐也代表了他以“听觉”这一仅存的确定性感知手段而得到的家庭真相，并由音乐引发的“视觉画面”之主观影像进一步地确凿。

导演淡去事件的具体真相，却通过种种对儿子视觉画面的直接呈现给予了对家庭事实的暗示。在超现实的画面中，儿子看到的只是“坠落”的暗示与象征，这对应到了他在现实中无法澄清母亲嫌疑的结局，因为家庭中确实早已不存在真正纯粹的感情关系。在现实里，儿子试图为母亲辩白，这构成了另一个主线，却表现出了对“家庭中感情“的感知错觉，对自己身处于序幕中属于“雪“的室外还是“水”的室内并不确定，意味着他对自己家庭是否确实情感温暖的难以把握，更接近于“情愿相信”的掩盖问题。庭审的辩论与复盘也引出了家里的各种问题，外界、亲属，甚至夫妻内部存在的种种思想，例如对女性、同性恋的歧视，都成为了分化家人感情的社会性因素。因此，儿子不过是见证了母子与死后的父亲社会中的共有遭遇，家庭从一人的肉体死亡而变得支离破碎，感情丢尽，成为序幕里的空屋。他所做的事情，在颜色的环节得到了很好的象征：“自己确实在外面的雪地中，而不是母亲犯案做伪证而安排自己感知错觉的室内”，这是他证明母亲无罪的关键，实际上却会让他身处于白色的冰冷雪地之中，这暗示了他努力的必然无效。

在母亲的身上，“感官”手法的运用同样是丰富的。面对序幕里被自己形容为“情感”的音乐，她向律师坦白自己戴着耳塞隔绝了它，而描述也变成了“他故意为了让我不舒服”，从直观的听觉与对方用意的“听后理解”中都转向了夫妻关系破裂的消极一面，音乐释义的急转直下本身也具有同样的表达作用。随后，母亲在两个段落中都思考着父亲“自杀”的主张，均完成了听觉上对应“耳塞”的音乐遮蔽：儿子在二楼演奏音乐，镜头给到一楼的她时，音乐却逐渐消失；她看向演奏音乐的儿子，窗户阻隔下却完全没有任何声音流出，其与“传递情感音乐与坚持意外主张”的儿子在感官上的本质区别显而易见。特别是，儿子演奏的音乐是无介质的，他对父母的感情也最为真诚，而父亲的音乐则始终是在机器播放下的有介质存在，播出的目的在妻子眼中确实带有敌意，而他对家人--破裂的妻子，对事故失明的儿子的愧疚--感情也早已变化。“介质”即代表着音乐与声音在传情上的“隔阂”，随后在录音的环节会得到进一步的使用。

更有象征意义的，则是母亲对父亲的直接感知，也是视觉与听觉的合一。她看着在生时的父亲录像，比儿子那边的“照片”更加灵动，却没有任何声音放出。这是对“有介质声音”的升级，是更极致的情感断裂，意味着母亲独处时无需掩盖之下的伪装失效与真实露出。这是她对其人的真实认知，已然不当做一个鲜活的有情感之人，而是需要被自杀判定的无生命之尸体“物件”，不可能发出任何人的声音。其冷漠是夫妻关系的破裂体现，也正是由母亲对家庭种种现实状态的感知而来。

视觉作为母亲在正片中“回避”的表现形式，有着多样的使用。在与律师第一次交流的段落中，导演沿用了序幕中的“上下楼”与“仰拍俯拍镜头”。一开始，母亲跟着律师走上了楼梯，作为对序幕的结局铺垫处“坠落（走下楼梯）”的逆转，她也来到了父亲曾经工作的楼层，填补了序幕里父亲死亡后留下的空屋镜头，扭转了其代表的“无亲人温暖之家”。然而，在母亲的远景中，她只是处在房间的入口处，并不想彻底进入其中，“填补”与“对父亲生活环境的进入”随之弱了下去。在律师的催促下，她不情愿地走向窗户，镜头随着她的“进入”变成了对接“上楼”的仰拍，却马上遭遇了打击：她的行动尽头是坠落的窗户，这正是她进入房间的目的，以父亲坠亡时的俯拍镜头为主观视角去观看其掉落的雪地。可见，母亲始终知道自己即将看到“死亡”，这正是她在家庭生活中感知的真相，而她只是在此刻试图回避面对它，因此才格外抗拒，却终究无法坚持到底，在这里是律师的催促，后续则是种种自辩。这种必然的失败，在母亲决定自杀主张时，同样已然注定。

在庭审展开的阶段，导演将主张“自杀”与“他杀”的双方进行了同质化的处理，从而让事件真相在非具体层面的本质上得到了“外界社会影响下的悲剧产物”这一定性。“自杀”一方，母亲和律师进行了一次自白视频的录制。它与序幕中的采访产生了对应关系，母亲如同彼时一样地继续“伪装”，表达对丈夫的爱，掩盖着夫妻关系破裂的事实，但这一次却不再流利自如，而是局促不安，这推进了“真情纽带不再”的暴露，佯装和谐的掩饰消失了。显然，此刻的她已经对丈夫没有爱意，也就无法再自然地描述出当年初遇并爱上丈夫时的情感。而作为对其出发点“恩爱夫妻”的影响来源，此处提供了律师作为外部者出现，他说着“你需要成为社会需要的你”，用吻合外界思想的方式编写与定义这段夫妻关系，录制自白的视频就是为了用“符合外界的方式“去证明丈夫的自杀，即“夫妻关系破裂”。

由此一来，其再现的夫妻关系走向了破裂，而其进行方式却是非纯粹情感因素下的“吻合社会思想”，这实际上成为了父亲死亡本身的扩展。在死亡本身层面上，夫妻关系的破裂存在着诸多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而在“对死亡的定性”层面上，这种破裂又由“符合外界思想”的方式进行诠释。“庭审”的后者实际上成为了前者的直观呈现途径，随着辩论的进展，“夫妻关系破裂后的丈夫死亡”被赋予了各种社会性与思想性的解读与定义，每一种都诠释了非情感因素对描述中夫妻关系的负面影响，而这事实上也成为了对丈夫死亡本身真相的概念化揭露：他的非意外死亡对应着夫妻的破裂，而影响者便是外部社会的复杂，不管死法如何都是如此。法庭上的双方辩论也正表达了这一点，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属于双方根据“吻合社会思想”而做出的种种诠释与论证，均是对夫妻纯粹感情因素进行社会性影响的复杂化。

无论具体真相如何，夫妻关系在感情被复杂化影响后的破裂都是不变的。因为他们的关系自始至终都笼罩在“社会”之中，就如同被描述“关系”的始终笼罩在“庭审”与“外界舆论”的”社会”中，而其诠释内容也会随着外界需要而变化一样。具体真相的始终模糊反而升级了夫妻感情受影响的程度：它可以是庭审双方口中“吻合不同社会思想”之诠释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或几种，“主流价值观”交织的复杂社会作用到情感关系上，其影响之剧烈可见一斑。而在这巨大的影响之下，唯一可以确定的根本事实就是感情关系被破坏的结局本身，就像母亲到了此处无法继续完美掩饰夫妻的不和谐一样，无事的伪装终究要被扯下来。在表现“庭审中双方面对并贴合的社会性影响”时，导演使用了强调“摄像机之存在”的镜头构图，让中心点的“夫妻关系”始终保持在外部的凝视之下，受到其影响：辩论双方各自进行符合外部的诠释方式，以求得支持而获胜，舆论则以自己的理解去解读事件，并引导母子和律师做出相应方向上的回答，从两个角度上对夫妻关系进行社会性诠释，不变的则是”破裂的死亡”。

如上所述，“自杀“主张方的律师让母亲陈述与丈夫的过往，先证明自己对丈夫的爱，而后再以儿子失明的事故作为其自杀的解释，这是律师认为的符合社会思想的内容。导演将这一段分成了两个部分。首先是母亲叙述的夫妻爱情，磕巴的状态说明了情感纽带坚固的伪装动摇。随后，则是母亲叙述到儿子失明时的瞬间，镜头切到了嘴唇的特写，让我们看到了母亲抒发心痛时“情从口出”的真实感，这对应了儿子努力证明母亲无罪的表达，让母子亲情成为了唯一尚未被外部社会影响与弱化的确定性积极存在。然而，这一切都被笼罩在了“外界”的摄像机之下：它的整体内容是律师投外界所好的设计安排，这已然对其中的真实母子情片段构成了“无视”，只是将它当成自己诠释的一环，而画面中始终存在的摄像机则让母亲的叙述成为了外界笼罩的状态：以吻合外界的“眼光“（摄像机的注视视角）为目的，全程直观地处在其视角之下（内容编写者律师的视角），而不是只保留真实，将夫妻还原到纯粹情感关系的绝对自主状态。同时并存的记者摄像机镜头中，众人对涉案人进行诱导性的提问，并在摄像机拍摄的电视画面中做出诠释后的报道，则是舆论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作为“杀人“的主张方，警方也在用自己的摄像机拍摄查案过程，以自己的方式再现案发现场，进行完全没有情感注入，只为了获得理性逻辑下“有罪“论证的诠释。母亲与儿子在此处也受到了非常直观的“真情关系受阻”。在这一段中，母亲和儿子，警方的事件还原，都始终处在摄像机的低画质拍摄镜头之中。频繁的变焦、对焦，手持镜头的晃动，强化了二人此刻受到的外界凝视下的“社会性诠释”影响，其真情随之发生的动摇，也对应了序幕中儿子和狗洗澡时的画面晃动，赋予了后者更丰富的意义：即使在死亡还没发生的时刻，即使在绝对独处的空间，即使是最为“情感坚定”的儿子，事实上也处在“被拍摄”的外界“社会”视角之下，随之遭遇动摇的影响，随后引出了雪地中的狗无反馈、人迁怒狗的关系恶化瞬间。最后则是对“坠亡”本身的再现，警方带着母亲在二楼，儿子则站在雪地，在警方“你听见吗”的呼喊中，室外的镜头从二楼飞快摇到了雪地，让母子二人完成了一次由警方取证引导出的“坠亡”（家庭破裂），仅存的母子真情关系即将迎来“坠亡”。

而在接受警方现场还原调查的时候，处在“外界摄像机”画面中的母子也确实体现出了被影响的状态。为了确认儿子在屋外是否能听到，母亲再现了当时与记者的对话，却被要求使用法语，这带来了“国别”的社会性因素，推翻了彼时“你可以用英语”的两国人打通国别语言隔阂的交流无碍。母亲的法语不足以完成自如的交流，这是人际交流的社会性阻隔，施加者则是法国警方基于“这是法国”的国别化要求。与之呼应的是，法国警方对事件的再现方式同样脱离了绝对真实，并在最后干脆替换母亲本人，由两个警察完成对话重演，在“彻底虚假“中达到“外界演出”的影响升级。这一幕说明，警察诠释的夫妻关系受到了感情以外因素的影响与改变，对应着他们涉足此现场时的“逻辑论证有罪”初衷，笼罩在摄像机的“凝视”中，完全变成了复杂因素引导下的扭曲诠释。对此，母亲先是在“语言交流”上被影响，被替换后更是只能站在一旁，完全无法改变自己的被诠释。

儿子同样受到了这样的影响，导演在此处使用了“贴纸”的元素，更重要的则是持续性手法的“声音”。在还原事件的现场，他努力试图证明母亲的无罪，重要证据则是寄托了父爱的“贴纸”，以及对采访中母亲抱有对记者纯粹好感的真情话语的收听。它们分别是“触觉”和“听觉”，构成了儿子对家庭状态的直接感受与了解。但是，在警方的摄像机画面中，它们却被推翻了。“贴纸”成为了儿子口中的“弄错了”，镜头划过牵着的狗，更是以其“视力代替者“身份而增加了“视觉画面”的要素。更重要的则是“声音”。电影在这里首次引入了“声音”的延伸，即“人工改变后的有介质声音”。

在警方还原现场时，儿子先后倾听了母亲与警察演绎的对话，前者的法语和后者的“非本人”都形成了相对于序幕里“母亲传达好感”之情感真实的再诠释。它对母亲进行了国别的阻隔与真情的复杂化定义，对以母爱力证母亲无罪的儿子则同样施加了影响。他完全听不到说话的声音，这逆转了此前他对音乐的直接演奏。彼时的他直接听到了钢琴里的音乐，这与父亲的音乐录音存在“有无介质”的本质性区别，以绝对真实的形式寄托了他对父母的纯粹情感。而此时面对“介质下诠释的被改变之声”，儿子则无力证明母亲之于父亲死亡的无罪，夫妻之爱证伪，自己对母亲的爱也无法作用。

在后续的发展中，这种无力的对抗得到了进一步的具体表现。法院允许母亲保释，其理由是“儿子需要照顾”，压倒了检察方反对时提出的“证人和嫌疑人在一起”。这似乎带来了“母子亲情”的暂时胜利，不仅争取到了法官，也将二人关系从“证人与嫌疑人”扭回到了“母子”，获得保释与签字时的母亲也得到了安定的非摄像机视角镜头，“凝视影响”与施加动摇都不复存在。而在另一个段落中，母子则以“直接的音乐声音”展示了母子亲情的确定性纯粹：儿子先弹着父亲喜欢的音乐，随后与母亲完成了象征心意共通的四手联弹，乐曲也转成了传达父亲想念与哀伤的悲乐。母亲虽然勉强，却依旧完成了联弹，这一细节暗示了她在外界影响下努力对抗的状态，并在段落的结尾与儿子相谈甚欢。

然而，母子之间却马上插入了“社会视角”而受到影响。法院派出工作人员与母子同住，防止嫌疑犯母亲与儿子达成证词默契，二人的关系随之被定回到了非亲情的一边，而工作人员更成为了“非情感之社会性影响因素”的具象化象征，直接介入了母子之间，让儿子向自己汇报母亲的可疑诱导性言行，引导他将母亲看作“嫌疑人”。并且，她更是进入了本属于母子二人的家庭环境之中，作为更进一步的表达。母子遛狗散步时，她跟在后面，母子最后看到了远处自家的坠亡实验：父亲的死亡被反复重演，关系破裂与家庭毁灭的结果一再出现，而其引导者则是警方的“逻辑论证之有罪”，这无疑定义了望着这里的母子受到身后工作人员影响的状态。而“法庭”的画面也迎来了逆转，不再是保释时的安定镜头，转为法官列举逻辑证据进行案件解说的安定镜头，将父亲作为“死亡的尸体”，将案件以非情感的理性方式再现，这才是法庭的持续性状态。此刻的记者相机与摄像机镜头依旧存在，镜头闪光中的法官却处在了非摄像机的镜头画面中，这暗示了二者的合一：法官的案件诠释由理性而得，作为依据的辩论也是以社会思想与价值观的交锋为主，而记者的解读也同样如此，二者均非情感化考量，因此前者事实上并非后者影响下的产物，而是后者本身的另一形式。

本片活用了法院庭审的工作方式，将它立在了”夫妻感情”的对面。双方展开辩论，展示各自的理性分析与逻辑证据，拼凑出的都是父亲的死亡，而非活生生的他，证明的都是父亲在“自杀”和“被杀”下的感情破裂，而非母亲最初强调的”意外”，解释关系破裂的都是各种社会价值观内容，而非关注于“夫妻情感”本身。于是，法庭就成为了社会的缩影，以其复杂性定义了夫妻关系，导致其在定义下的“破裂”，就像随着庭审进行而逐步揭露出的关系恶化可能性。

而在母亲身上，以律师再现的“夫妻关系”也又一次地遭到了扭曲。初登场时，律师是父亲的平替者，一直到保释段落都是如此：他对银行说着“我来代表她”，处理了房产抵押，仿佛在执行平时由亲属负责的事务。但如上所述，当保释完成后，他开始说出“你要变成外界想的那样”，架设摄像机，成为了“外界影响的执行者”，对母亲与夫妻关系进行扭曲诠释而导向“自杀下的有意死亡”。人物性质的转变已经带来了“夫妻”的破裂再现。而当他与母亲坐车回家时，这种破裂也更加明显。他第一次听到记者录音的存在，质问母亲为何不说，二人发生口角，镜头在他说话时给到前车窗，母亲说话时则是单人镜头，让律师始终在二人的对话中“缺席”，暗示了二人关系纽带的不再顺畅。随后，承接此铺垫，母亲也直接表达了原有夫妻关系的消极真相，内容关于自己离开德国故乡而不适应此处法国的怨气，国别对夫妻关系的阻碍第一次如此确切地出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录制声音”作为“有介质之声”的又一形式出现。其人工刻录与机器播放的性质让它带有了一层“后天”的薄膜，与绝对真实的声音（直接说出的话语和直接演奏的音乐）区分开来，代表着“真情传递的隔膜”，其带有一种代表外力“诠释”的“后天加工”之意，因此其也无法带来真正的真情关系，反会导致破裂，会被外界进行解读与定义。序幕里，父亲播放的便是录音的音乐，其目的正是干扰妻子而非真正的情感，并成为了其死后“家庭毁灭“之空屋镜头的配乐。此外则是记者采访的录音，它被使用的目的是证明母亲的有罪，其原本内容的“母亲传达单纯好感”被各种复杂化地诠释与解读，对母亲与记者的关系进行定义，也由此推论母亲与父亲的关系。到了庭审的阶段，我们一次次地听到录音中的声音，检察方将之赋予“同性恋”的理解，带有对此的歧视眼光与有罪推论，将其作为论证夫妻关系不睦的证据，既从情感层面复杂化，也将无论性向的情感关系进行了社会性的二重复杂化。

到了庭审的阶段，为了进行死亡事件的论证与定义，双方均抱有的社会性视角得到了更明确的展现。检查方对母亲赋予了基于性取向的有罪论证，暗示丈夫因为母亲的双性恋而愤恨在心，所以才放音乐插入母亲和记者的“情侣“之中，其对当事者的性取向抵触推测说明了其本人及代表社会的心理。甚至连“声音“的音乐，都被赋予了“美国说唱歌手表达某某之作”的说辞，以其思想主题作为对父亲心绪的再诠释，对应其播出的“有介质”。律师的反击则同样从对方对母亲的“反社会价值观”的称谓切入，强调政治不正确。双方针锋相对，却均保持在社会性价值观的语境之下，无视了似乎不足以帮助获胜的夫妻与母亲的情感本身，就像他们做出的“自杀”与“杀人”之“破裂”的共同结局定论。

作为其承受者，母亲也面临了更多的人际关系破裂。她与记者的关系即是如此。从序幕到出庭初期，记者都对母亲抱有好感，因为对方传递出了好感，却在检察方的百般“诠释”下动摇---一个转变的细节是，记者先是不自然地改变对母亲的亲昵称呼改叫姓氏，展现了“受压”，随后主动向法官表示“叫我小姐”，纠正“夫人”称呼，暗示着她对“独立不婚女性”的重视被激发，镜头迅速给到检察方的微笑，随后记者则开始了符合他“传达同性爱慕”说法的证词。在母亲无奈陈述时，镜头给到了注视她的记者，却已然沉默，打破了序幕中“法德二国人以英语交流”的畅通无碍与真情传递。

两场重要的庭审戏份中，母亲和儿子共同处在了被外部社会与非情感因素笼罩与影响的状态下，二人对夫妻爱情的信念也随之动摇，这得到了极其直观的表现。事件于“发生后”的被剖析，以及于“发生前”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并列地出现，让外界对前者的剖析成为了家庭内部被“非夫妻感情”的外部因素影响而破裂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