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邓小平理论及其新时代的价值
喜欢马克思的理科僧
2019-05-08 11:19
摘要
改革开放在国内刚刚消灭完“四人帮”情况下开始，在当时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方针的国内背景下和美苏争霸进入新阶段、中美关系进入新的时期、中苏关系相对缓和的国际背景下起步。国内对改革的迫切需要和国际相对和平的环境促使邓小平站在了历史舞台中央，在他领导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正确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并客观评价了毛泽东的功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扫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障碍，创造了邓小平理论。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完美中国化，重提实事求是的重要指导思想，让其成为党的指导方针。他根据国情的发展需要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要命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前进和发展的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在新时代的今天，邓小平理论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 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目录
历史中的邓小平理论及其新时代的价值 1
一.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1
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 4
一、邓小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正确继承和发扬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破除思想障碍做出了巨大贡献。 4
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美中国化，更是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实事求是”发扬光大。 6
三、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前进和发展的新方向。 6
四、回首过往，观察当下，邓小平理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
三.邓小平理论在新时代的价值 8
一.习近平的从严治党思想是与邓小平一脉相承的。 8
二、习近平的全球战略思维延续并发展了邓小平的“三句话”外交政策。 9
三、习近平的改革思想既是对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发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前景的开拓。 9
引言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以来，中国从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已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防、医疗卫生、教育等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加强。中国再次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并且以合作共赢的姿态不断为世界发展提出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智慧。按照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的说法，中国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的原因是：“马克思改变了中国，中国改变了马克思。”马克思改变了中国是指老一辈革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创造了新中国。中国改变了马克思就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如果说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成果邓小平理论就是指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与邓小平密不可分，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自然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不可分，本文将从邓小平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其一定的历史意义和新时代的意义来浅析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和影响。
一.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邓小平理论主要形成和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批示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时间点左右，也就是1978年。一种思想、理论产生必然要探究它的时代背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可以分为国内背景和国际背景。
首先分析国内背景，本文将国内背景分为国内政治环境和国内经济社会环境。从国内政治背景来看，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四人帮”余毒仍然留存。与此同时全党在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混乱，一是因为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提出要坚持“两个凡是”方针，还有一种是要彻底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这两种思潮使当时饱受文革风暴的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产生了严重混乱，如果不能及时解决思想问题，统一思想认识，其后果是严重的。
从国内经济社会环境来看，中国经济经受了文革十年的严重摧残，工农业产值停止不前，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改变现状从而过上稳定的生活。这里有一组数据，1978年中国GDP是3678.70(人民币)(亿元)、进出口总额355(人民币)(亿元)、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7.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67.7%。 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已经深深陷入贫穷国家的行列。世界银行在1977年对全球大约200个国家和地区做了一个调查，在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分类中，其中第一类叫做最贫穷困国家和地区标准是年人均产值不到200美元，这类国家和地区在全世界共有21个。 第二类叫做贫穷国家和地区，标准是人均产值在201美元到499美元之间，这类国家和地区共有39个，而中国就在其中，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国情，另外，由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使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造成了多达1000亿元的损失。 而从1949年到1979年我国建国30年的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才不过6000亿元。正因为如此严峻的经济状况，当时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消费品都必须凭票证购买。全国平均每人每天食用粮不到0.5公斤，每年每人平均只发3米布票。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国内经济社会环境，若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社会必将产生动荡，中国又将进入动乱，所以当时的中国急需要一种新思想引领中国从困境中走出去，这为邓小平的复出和邓小平理论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因为这是群众所需所想的。
从国际大环境来看，首先看美苏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初，美苏争霸进入第二阶段的末期，苏联处于战略攻势，美国处于战略守势，苏联在整体国力上逐渐逼近美国，但在军事力量方面已经有超越美国的趋势。反观美国，其长期在越南战争中不能抽身，且1973爆发了世界性的石油危机让美国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从资本主义阵营内部来看，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分化，总体来说美国在美苏争霸的这一该阶段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第二看苏中关系。中苏关系可以看为是一面哈哈镜。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非同一般的大喜大悲的关系整整持续了43年。在这短短的40多年中，中苏关系就像哈哈镜一样充满变化，从开始的兄弟加同志的关系发展后面的敌对关系，其中的情况是复杂的。中苏关系研究学者孔寒冰认为：“这40多年的中苏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在中外关系方面,中国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关系都不像中苏关系有那样多的内涵、那样多的层次。实际上,这个时期的中苏关系是集国家关系、党际关系和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交往于一体, 牵扯到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相同的意识形态、一样的社会制度本应使中苏两党、两国建立并且维系更加亲密、更加持久的友谊,却不料增添了许多不应有的麻烦。所以,中苏关系更像一个加了密的软件,需要人们慢慢地、细致地去解读。也正是由于如此复杂,中苏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政治界和外交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
总的看，在1978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的中苏关系是相对较好的，中苏关系逐步向稳定的方向发展。1978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信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倡议苏中两国应发表联合声明，内容包括：“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和放弃诉诸武力的基础上，建立两国的正常关系。” 在26号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同志在所做的报告中对苏方释放的信息予以明确的答复，他在报告说到：“中苏两国曾经是友好的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是苏联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挑起的。原则争论必须进行下去。同时，我们历来认为，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 这表明中苏之间虽有意识形态的对立，但是和平交流是一个主要趋势。
最后，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的中美关系在1978年处于什么状态？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台湾问题》这本书中，作者闫晓萍认为中美从接触到关系回暖再到建交，台湾问题一直伴随着左右，即使到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正确立场也是中美外交的政治基石。
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与中国签署《上海公报》，中美建交之路由此大踏步进行。1973年到1975年由于中美在台湾问题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中美关系正常化停滞。1977年卡特入主白宫，在对苏方面，卡特延续了前任对苏联的缓和政策，卡特认为中国当时作为一个10亿级别且尚未被开发的新兴经济体对美国来说是充满诱惑的。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四人帮”被粉碎，中国政局趋于稳定。中国将从阶级斗争的主题中抽出身来着手进行经济建设。1977年9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韦尔纳时指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要使用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技术。” 这说明与西方国家加强交流将是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从战略安全来看，苏联在亚洲日益扩张的势头使中国感受到了直接威胁。1978年4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在距中苏边境仅25公里的哈巴罗夫斯克观看了模拟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实战演习。1978年8月1日，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的文章中指出苏联威胁的危险性，他说：“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边境内陈兵百万，部署进攻性武器，并大大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频繁地举行以进攻我国为背景的军事演习。在中国大陆的南疆，苏联军舰、飞机可使用美军遗留在越南境内的海、空基地，同时越南亲苏反华的倾向也使中国感到不安。而在中国西南，苏联入侵阿富汗成立傀儡政府。中国认为，这一切都意味着苏联继续围堵中国。” 中国国内政局稳定后，解决台湾问题又重新提上了日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已经与中国建交且与台湾“断交”。在这样的国内国际的背景下，1978年5月20-23日，布热津斯基访华，先后与黄华外长和邓小平进行了实质性的会谈。从1978年7月5日开始，中美建交谈判在北京秘密进行。中美双方各自在首都（华盛顿时间1978年12月15日晚上9点，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10点）发布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即1979年1月1日起中美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上述文献资料和学者观点来看，改革开放这个时间点的中国外部环境是复杂的，但是同时也是充满机遇的，国际局势总体趋于和平，发展经济推动建设逐渐成为世界主题，这样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空间支持。外部的相对平稳也为中央权力的过渡和领导核心的替换创造了条件，国内迫切的改革的形势加速这个过程，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站了出来，邓小平理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
一、邓小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正确继承和发扬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破除思想障碍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思想解放有了国内迫切的需要和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人民群众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过上安定的生活，中国不能再乱了，国际环境总体来看比较缓和，和平发展逐渐取代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大国间的全球争霸。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但是最先提出和运用实事求是的却不是邓小平，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延安革命斗争时期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斗争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创造性的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这也为后来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各项事业建设从根本上提供了思想的保证。但是后来由于毛泽东对形势的误判，逐渐的抛弃了实事求是，中国进入混乱时期。这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后面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让中国陷入严重混乱的“文化大革命”。这也是导致其错误分析和估计形势的重要原因。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反革命集团。这一伟大胜利让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有了新的希望，国内百废待兴。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国情，我们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是对全党的思想，组织等进行拨乱反正和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恢复邓小平同志的职务等。这些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但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却做了与时代潮流相逆的做法，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神话毛泽东同志，强调阶级斗争，其直接目的就是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最重要的是“两个凡是”让大量遭受冤假错案的干部难以昭雪而且无法出来工作，这极大的阻碍了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余毒和各项工作的开展。但邓小平对于错误的斗争却一刻没有停止过。1977年5月2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对“两个凡是”发表看法，他强调: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对“两个凡是”进行反驳，随后他针对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推向前进。 ”在后来的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再次强调：“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指出：“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大家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完整准确理解并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同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站出来对“两个凡是”进行反驳，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陈云。为了驳斥“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陈云以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为契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长篇文章，陈云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现在报刊上有些文章还是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还不是满腔热情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 陈云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同邓小平的思想相呼应。在后来著名的真理大讨论中，在邓小平的努力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对什么真理，怎么样检验真理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和各省、自治区、各大军区的负责同志均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论断的支持。所以，思想路线的纠正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必要的，这关系到中国以后的路怎么走，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还会陷入与过去一样的困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实事求是这一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重新确立，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完整准确的继承，也是为之后的思想大解放做好了思想准备，更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破除了思想壁垒，为后来的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形成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美中国化，更是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实事求是”发扬光大。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在革命历程中主要从事军事政治工作，建国后也分管过经济工作，从他的生平来看，邓小平并没有系统的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为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做出重大贡献。第一，他完美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通俗化，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发扬光大——提出实事求是。第二，邓小平将真理与实践进行了有机的统一，造就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名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观的正确认识和发展，更是对马克思主义辨证法起了积极的实践和发展作用。第三，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中也能存在市场经济，他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互相发展，互相能有良性作用的，这也为后来的“三个有利于”提出打下了基础。这些事例都完整的体现了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与真理观进行了有效的统一，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再次将中国带入了发展快车道，反过来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发展大大加快。邓小平能有这样的能力和独到而正确的见解源于他长期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对中国的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很高深，神秘的学问，但是毛泽东思想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很多方面的理论中国化、通俗化，但是这样还不够，要让广大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思维方式深入人心，邓小平再次做出贡献，从此“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耳熟能详。这不仅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更是对社会主义道路长久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对未来接班人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三、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前进和发展的新方向。
在1982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针对当时中国的发展形势做出了判断，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的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从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来看，中国未来建设道路要走的首先必须是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党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原因。其次，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得要有中国的特色，“特色”二字又从字面上来看是指一个事物因为其拥有的客观条件和环境决定了它拥有与其他事物与众不同的地方，特色二字也为未来改革开放进程中所遇到问题进行解决问题时提供一种新思路。本文认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一新提法是除了列宁提出落后国家也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毛泽东提出革命战争理论以外第三大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理论。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战略不仅让中国快速发展，而且兄弟党越南共产党借鉴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从越共六大开始，越南也正式开始了名为“革新开放”的改革开放，这不仅加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还为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落后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那就是没有绝对的照搬模式，进行符合国情的探索建设。邓小平认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教训” 。所以只有进行符合国情的借鉴参考和实事求是的分析问题才是真正的强国之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来看，这让“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就会更加明确，党的建设就能够更加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 。
客观来说，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辨证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和不断丰富也是对邓小平提出这一命题的解答，更是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那以后到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大重要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我们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源泉，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将是源源不断的。
四、回首过往，观察当下，邓小平理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本文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要素是深受邓小平的影响，习近平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许多思想是和邓小平是一脉相承的，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延续性、传统性的同时又凸显了其创新性与实际性。
三.邓小平理论在新时代的价值
一.习近平的从严治党思想是与邓小平一脉相承的。
在1985年的全国科技会议上邓小平针对当时经济建设进程中的一些腐败现象重申了党的纪律，他说：“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纪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是不可分的，缺一不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看出坚定理想信念和坚持用纪律管党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基，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铁一般的纪律，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在人民网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数据库中，搜索关键词“从严治党”相关的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或者发言有619条结果，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是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指出，“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党的责任。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些铿锵有力的词句印证了后来反腐取得的巨大成效，一大批无视政治纪律，无视党规党章的领导干部被严肃追责，不管你的位置有多高，只要有腐就反、有腐必反，反腐永远在路上。这是对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继承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主体的中心思想的重要体现。
二、习近平的全球战略思维延续并发展了邓小平的“三句话”外交政策。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阐述中国对外政策时，邓小平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 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在完全继承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同时创造性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习近平提出要共同构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要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要共同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的中非关系，要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对中俄关系来说要共创中俄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对世界来说，他提出了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并创造性的提出“一带一路”新的发展思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重大世界意义的中国智慧和方案，这些智慧已经完全超越了外交的范畴，而是站在世界发展的高度提出的高瞻远瞩的见解，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内涵的丰富和重大发展。中国完全做到了邓小平的“三句话”的准则，更是做到了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也实现了邓小平“实现四化，永不称霸”的诺言，中国一直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一直致力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为人类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而奋斗。
三、习近平的改革思想既是对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发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前景的开拓。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解决了许多新问题，比如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怎么样的定位？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下应该怎样的存在？特区姓“资”还是姓“社”？怎么界定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系列伴随着改革开放进行出现的问题急需要解决，如果不能解决，中国就不能改革下去，体制就会僵化，中国又会重走老路。邓小平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解答。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贫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评判一个政策是否正确，应该从三个是否有利于去评判”“旗帜鲜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话语都完美的回答这些在当时的时代问题，由此在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结合再与中国实际国情和发展需要科学性的提出一种发展方案，这是改革开放党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也是对上述质疑的有力回击。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努力下，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由浅入深，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是也暴露一些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越是这样面对困难和未知数，越要勇于担当改革的重担。他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科学认识这一命题，准确把握其内涵，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公有制经济他这样表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他这样论述：“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党章都写明了这一点，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我在这里重申，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显示他对现阶段形式的准确认识和判断，对深化改革的决心绝不动摇，这是对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遗志的继承也是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的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不朽的，这是光辉的，中国共产党将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思想引领下开创更大的辉煌。
[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19年显示的数据.
[2]李元勋.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的背景 [N]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06-25
[3]李元勋.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的背景 [N]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8-06-25
[4]俄罗斯著名学者、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49 ~ 1979年的中苏关系史以1960年为界分成两段,前一段为“不朽友谊的10年” ,后一段为“敌对的20年” ,这也反映出了中苏关系大喜大悲的特点。见 RoyMedvedev , China and the Super Powers , Basil Blaekwe ll Ltd, 1986 , pp . 23一35 .
[5]参见孔寒冰，中苏关系史的特点及其研究现状评析.
[6] 真理报，1978-02-25.
[7]人民日报，1978-03-07.
[8]《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43页.
[9] 徐向前：《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红旗》1978年第8期.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39.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3.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67.
[14]宋毅军.陈云和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J],《党史博采(纪实)》.2014-05-05
[15]宋毅军.陈云和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J],《党史博采(纪实)》.2014-05-05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
[19] 习近平等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来源：新华社 发布时间：2012-11-15
[20] 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三句话[N]. 广安日报，2017-6-14.
[21]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51.
[22]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5-28.
[23]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4.
[24] 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6-3-9.
[25]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6-3-9.
改革开放在国内刚刚消灭完“四人帮”情况下开始，在当时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方针的国内背景下和美苏争霸进入新阶段、中美关系进入新的时期、中苏关系相对缓和的国际背景下起步。国内对改革的迫切需要和国际相对和平的环境促使邓小平站在了历史舞台中央，在他领导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正确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并客观评价了毛泽东的功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扫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障碍，创造了邓小平理论。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完美中国化，重提实事求是的重要指导思想，让其成为党的指导方针。他根据国情的发展需要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要命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前进和发展的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在新时代的今天，邓小平理论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 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目录
历史中的邓小平理论及其新时代的价值 1
一.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1
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 4
一、邓小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正确继承和发扬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破除思想障碍做出了巨大贡献。 4
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美中国化，更是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实事求是”发扬光大。 6
三、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前进和发展的新方向。 6
四、回首过往，观察当下，邓小平理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
三.邓小平理论在新时代的价值 8
一.习近平的从严治党思想是与邓小平一脉相承的。 8
二、习近平的全球战略思维延续并发展了邓小平的“三句话”外交政策。 9
三、习近平的改革思想既是对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发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前景的开拓。 9
引言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以来，中国从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已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防、医疗卫生、教育等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加强。中国再次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并且以合作共赢的姿态不断为世界发展提出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智慧。按照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的说法，中国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的原因是：“马克思改变了中国，中国改变了马克思。”马克思改变了中国是指老一辈革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创造了新中国。中国改变了马克思就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如果说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成果邓小平理论就是指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与邓小平密不可分，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自然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不可分，本文将从邓小平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其一定的历史意义和新时代的意义来浅析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和影响。
一.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邓小平理论主要形成和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批示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时间点左右，也就是1978年。一种思想、理论产生必然要探究它的时代背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可以分为国内背景和国际背景。
首先分析国内背景，本文将国内背景分为国内政治环境和国内经济社会环境。从国内政治背景来看，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四人帮”余毒仍然留存。与此同时全党在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混乱，一是因为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提出要坚持“两个凡是”方针，还有一种是要彻底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这两种思潮使当时饱受文革风暴的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产生了严重混乱，如果不能及时解决思想问题，统一思想认识，其后果是严重的。
从国内经济社会环境来看，中国经济经受了文革十年的严重摧残，工农业产值停止不前，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改变现状从而过上稳定的生活。这里有一组数据，1978年中国GDP是3678.70(人民币)(亿元)、进出口总额355(人民币)(亿元)、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7.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67.7%。 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已经深深陷入贫穷国家的行列。世界银行在1977年对全球大约200个国家和地区做了一个调查，在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分类中，其中第一类叫做最贫穷困国家和地区标准是年人均产值不到200美元，这类国家和地区在全世界共有21个。 第二类叫做贫穷国家和地区，标准是人均产值在201美元到499美元之间，这类国家和地区共有39个，而中国就在其中，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国情，另外，由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使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造成了多达1000亿元的损失。 而从1949年到1979年我国建国30年的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才不过6000亿元。正因为如此严峻的经济状况，当时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消费品都必须凭票证购买。全国平均每人每天食用粮不到0.5公斤，每年每人平均只发3米布票。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国内经济社会环境，若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社会必将产生动荡，中国又将进入动乱，所以当时的中国急需要一种新思想引领中国从困境中走出去，这为邓小平的复出和邓小平理论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因为这是群众所需所想的。
从国际大环境来看，首先看美苏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初，美苏争霸进入第二阶段的末期，苏联处于战略攻势，美国处于战略守势，苏联在整体国力上逐渐逼近美国，但在军事力量方面已经有超越美国的趋势。反观美国，其长期在越南战争中不能抽身，且1973爆发了世界性的石油危机让美国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从资本主义阵营内部来看，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分化，总体来说美国在美苏争霸的这一该阶段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第二看苏中关系。中苏关系可以看为是一面哈哈镜。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非同一般的大喜大悲的关系整整持续了43年。在这短短的40多年中，中苏关系就像哈哈镜一样充满变化，从开始的兄弟加同志的关系发展后面的敌对关系，其中的情况是复杂的。中苏关系研究学者孔寒冰认为：“这40多年的中苏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在中外关系方面,中国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关系都不像中苏关系有那样多的内涵、那样多的层次。实际上,这个时期的中苏关系是集国家关系、党际关系和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交往于一体, 牵扯到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相同的意识形态、一样的社会制度本应使中苏两党、两国建立并且维系更加亲密、更加持久的友谊,却不料增添了许多不应有的麻烦。所以,中苏关系更像一个加了密的软件,需要人们慢慢地、细致地去解读。也正是由于如此复杂,中苏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政治界和外交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
总的看，在1978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的中苏关系是相对较好的，中苏关系逐步向稳定的方向发展。1978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信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倡议苏中两国应发表联合声明，内容包括：“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和放弃诉诸武力的基础上，建立两国的正常关系。” 在26号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同志在所做的报告中对苏方释放的信息予以明确的答复，他在报告说到：“中苏两国曾经是友好的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是苏联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挑起的。原则争论必须进行下去。同时，我们历来认为，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 这表明中苏之间虽有意识形态的对立，但是和平交流是一个主要趋势。
最后，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的中美关系在1978年处于什么状态？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台湾问题》这本书中，作者闫晓萍认为中美从接触到关系回暖再到建交，台湾问题一直伴随着左右，即使到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正确立场也是中美外交的政治基石。
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与中国签署《上海公报》，中美建交之路由此大踏步进行。1973年到1975年由于中美在台湾问题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中美关系正常化停滞。1977年卡特入主白宫，在对苏方面，卡特延续了前任对苏联的缓和政策，卡特认为中国当时作为一个10亿级别且尚未被开发的新兴经济体对美国来说是充满诱惑的。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四人帮”被粉碎，中国政局趋于稳定。中国将从阶级斗争的主题中抽出身来着手进行经济建设。1977年9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韦尔纳时指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要使用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技术。” 这说明与西方国家加强交流将是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从战略安全来看，苏联在亚洲日益扩张的势头使中国感受到了直接威胁。1978年4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在距中苏边境仅25公里的哈巴罗夫斯克观看了模拟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实战演习。1978年8月1日，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的文章中指出苏联威胁的危险性，他说：“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边境内陈兵百万，部署进攻性武器，并大大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频繁地举行以进攻我国为背景的军事演习。在中国大陆的南疆，苏联军舰、飞机可使用美军遗留在越南境内的海、空基地，同时越南亲苏反华的倾向也使中国感到不安。而在中国西南，苏联入侵阿富汗成立傀儡政府。中国认为，这一切都意味着苏联继续围堵中国。” 中国国内政局稳定后，解决台湾问题又重新提上了日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已经与中国建交且与台湾“断交”。在这样的国内国际的背景下，1978年5月20-23日，布热津斯基访华，先后与黄华外长和邓小平进行了实质性的会谈。从1978年7月5日开始，中美建交谈判在北京秘密进行。中美双方各自在首都（华盛顿时间1978年12月15日晚上9点，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10点）发布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即1979年1月1日起中美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上述文献资料和学者观点来看，改革开放这个时间点的中国外部环境是复杂的，但是同时也是充满机遇的，国际局势总体趋于和平，发展经济推动建设逐渐成为世界主题，这样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空间支持。外部的相对平稳也为中央权力的过渡和领导核心的替换创造了条件，国内迫切的改革的形势加速这个过程，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站了出来，邓小平理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
一、邓小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正确继承和发扬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破除思想障碍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思想解放有了国内迫切的需要和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人民群众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过上安定的生活，中国不能再乱了，国际环境总体来看比较缓和，和平发展逐渐取代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大国间的全球争霸。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但是最先提出和运用实事求是的却不是邓小平，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延安革命斗争时期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斗争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创造性的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这也为后来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各项事业建设从根本上提供了思想的保证。但是后来由于毛泽东对形势的误判，逐渐的抛弃了实事求是，中国进入混乱时期。这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后面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让中国陷入严重混乱的“文化大革命”。这也是导致其错误分析和估计形势的重要原因。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反革命集团。这一伟大胜利让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有了新的希望，国内百废待兴。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国情，我们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是对全党的思想，组织等进行拨乱反正和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恢复邓小平同志的职务等。这些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但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却做了与时代潮流相逆的做法，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神话毛泽东同志，强调阶级斗争，其直接目的就是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最重要的是“两个凡是”让大量遭受冤假错案的干部难以昭雪而且无法出来工作，这极大的阻碍了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余毒和各项工作的开展。但邓小平对于错误的斗争却一刻没有停止过。1977年5月2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对“两个凡是”发表看法，他强调: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对“两个凡是”进行反驳，随后他针对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推向前进。 ”在后来的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再次强调：“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指出：“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大家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完整准确理解并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同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站出来对“两个凡是”进行反驳，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陈云。为了驳斥“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陈云以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为契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长篇文章，陈云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现在报刊上有些文章还是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还不是满腔热情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 陈云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同邓小平的思想相呼应。在后来著名的真理大讨论中，在邓小平的努力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对什么真理，怎么样检验真理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和各省、自治区、各大军区的负责同志均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论断的支持。所以，思想路线的纠正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必要的，这关系到中国以后的路怎么走，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还会陷入与过去一样的困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实事求是这一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重新确立，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完整准确的继承，也是为之后的思想大解放做好了思想准备，更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破除了思想壁垒，为后来的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形成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美中国化，更是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实事求是”发扬光大。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在革命历程中主要从事军事政治工作，建国后也分管过经济工作，从他的生平来看，邓小平并没有系统的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为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做出重大贡献。第一，他完美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通俗化，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发扬光大——提出实事求是。第二，邓小平将真理与实践进行了有机的统一，造就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名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观的正确认识和发展，更是对马克思主义辨证法起了积极的实践和发展作用。第三，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中也能存在市场经济，他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互相发展，互相能有良性作用的，这也为后来的“三个有利于”提出打下了基础。这些事例都完整的体现了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与真理观进行了有效的统一，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再次将中国带入了发展快车道，反过来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发展大大加快。邓小平能有这样的能力和独到而正确的见解源于他长期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对中国的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很高深，神秘的学问，但是毛泽东思想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很多方面的理论中国化、通俗化，但是这样还不够，要让广大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思维方式深入人心，邓小平再次做出贡献，从此“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耳熟能详。这不仅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更是对社会主义道路长久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对未来接班人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三、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前进和发展的新方向。
在1982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针对当时中国的发展形势做出了判断，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的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从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来看，中国未来建设道路要走的首先必须是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党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原因。其次，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得要有中国的特色，“特色”二字又从字面上来看是指一个事物因为其拥有的客观条件和环境决定了它拥有与其他事物与众不同的地方，特色二字也为未来改革开放进程中所遇到问题进行解决问题时提供一种新思路。本文认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一新提法是除了列宁提出落后国家也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毛泽东提出革命战争理论以外第三大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理论。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战略不仅让中国快速发展，而且兄弟党越南共产党借鉴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从越共六大开始，越南也正式开始了名为“革新开放”的改革开放，这不仅加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还为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落后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那就是没有绝对的照搬模式，进行符合国情的探索建设。邓小平认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教训” 。所以只有进行符合国情的借鉴参考和实事求是的分析问题才是真正的强国之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来看，这让“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就会更加明确，党的建设就能够更加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 。
客观来说，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辨证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和不断丰富也是对邓小平提出这一命题的解答，更是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那以后到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大重要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我们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源泉，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将是源源不断的。
四、回首过往，观察当下，邓小平理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本文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要素是深受邓小平的影响，习近平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许多思想是和邓小平是一脉相承的，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延续性、传统性的同时又凸显了其创新性与实际性。
三.邓小平理论在新时代的价值
一.习近平的从严治党思想是与邓小平一脉相承的。
在1985年的全国科技会议上邓小平针对当时经济建设进程中的一些腐败现象重申了党的纪律，他说：“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纪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是不可分的，缺一不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看出坚定理想信念和坚持用纪律管党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基，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铁一般的纪律，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在人民网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数据库中，搜索关键词“从严治党”相关的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或者发言有619条结果，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是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指出，“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党的责任。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些铿锵有力的词句印证了后来反腐取得的巨大成效，一大批无视政治纪律，无视党规党章的领导干部被严肃追责，不管你的位置有多高，只要有腐就反、有腐必反，反腐永远在路上。这是对邓小平从严治党思想的继承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主体的中心思想的重要体现。
二、习近平的全球战略思维延续并发展了邓小平的“三句话”外交政策。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阐述中国对外政策时，邓小平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 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在完全继承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同时创造性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习近平提出要共同构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要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要共同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的中非关系，要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对中俄关系来说要共创中俄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对世界来说，他提出了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并创造性的提出“一带一路”新的发展思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重大世界意义的中国智慧和方案，这些智慧已经完全超越了外交的范畴，而是站在世界发展的高度提出的高瞻远瞩的见解，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内涵的丰富和重大发展。中国完全做到了邓小平的“三句话”的准则，更是做到了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也实现了邓小平“实现四化，永不称霸”的诺言，中国一直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一直致力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为人类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而奋斗。
三、习近平的改革思想既是对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发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前景的开拓。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解决了许多新问题，比如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怎么样的定位？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下应该怎样的存在？特区姓“资”还是姓“社”？怎么界定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系列伴随着改革开放进行出现的问题急需要解决，如果不能解决，中国就不能改革下去，体制就会僵化，中国又会重走老路。邓小平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解答。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贫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评判一个政策是否正确，应该从三个是否有利于去评判”“旗帜鲜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话语都完美的回答这些在当时的时代问题，由此在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结合再与中国实际国情和发展需要科学性的提出一种发展方案，这是改革开放党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也是对上述质疑的有力回击。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努力下，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由浅入深，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是也暴露一些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越是这样面对困难和未知数，越要勇于担当改革的重担。他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科学认识这一命题，准确把握其内涵，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公有制经济他这样表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他这样论述：“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党章都写明了这一点，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我在这里重申，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显示他对现阶段形式的准确认识和判断，对深化改革的决心绝不动摇，这是对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遗志的继承也是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的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不朽的，这是光辉的，中国共产党将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思想引领下开创更大的辉煌。
[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19年显示的数据.
[2]李元勋.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的背景 [N]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06-25
[3]李元勋.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的背景 [N]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8-06-25
[4]俄罗斯著名学者、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49 ~ 1979年的中苏关系史以1960年为界分成两段,前一段为“不朽友谊的10年” ,后一段为“敌对的20年” ,这也反映出了中苏关系大喜大悲的特点。见 RoyMedvedev , China and the Super Powers , Basil Blaekwe ll Ltd, 1986 , pp . 23一35 .
[5]参见孔寒冰，中苏关系史的特点及其研究现状评析.
[6] 真理报，1978-02-25.
[7]人民日报，1978-03-07.
[8]《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43页.
[9] 徐向前：《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红旗》1978年第8期.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39.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3.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67.
[14]宋毅军.陈云和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J],《党史博采(纪实)》.2014-05-05
[15]宋毅军.陈云和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J],《党史博采(纪实)》.2014-05-05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
[19] 习近平等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来源：新华社 发布时间：2012-11-15
[20] 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三句话[N]. 广安日报，2017-6-14.
[21]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51.
[22]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5-28.
[23]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4.
[24] 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6-3-9.
[25]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