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同时避免一些牛鬼蛇神趁势而起？

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里，对文化有一个简单但又准确的定义：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在这个角度上说，“传统文化”所对应的就是传统社会的生活，而到了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整体上是相冲突的。

就以我之前谈过多次的汉服来说。今天的汉服复兴与“传统文化”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从意识形态属性上来说，他是一种基于现代国家意识下的民族意识象征，而从文化角度来说，今天的汉服与传统已经不存在本质上的共通性。因为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服饰是与礼制和身份强绑定的——更直接一点说，就是衣服不能乱穿，什么人在什么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相对严格的规矩。类似今天这种穿汉服，如果真回到古代，恐怕会先被拉到衙门打个版子。

今天的人——比如一个农民的孩子可以随便穿古代王侯子弟才能穿的衣服，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工业降低了服装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经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人的平等。前者解决的是你穿不穿得起的问题，后者解决的事你能不能穿的问题。

这样一来，今天的汉服运动，其实也就是借一些传统的元素和底子，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达成凝聚民族共识的目的。而这基本上也是今天一些复兴传统文化的通用套路，即更多的借用传统文化的某些元素，而剔除其文化属性——这实际上也算是一种古今之间的文化挪用。

但复兴传统文化本身最容易出现的一大问题是，当你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旗号时，召唤出来的必然是那个已经不适用于当代生活的传统文化的体系，而不同的人对于这个传统生活体系的接纳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磕头。过去这些年，国内很多地区都开始流行起了逢年过节给长辈、老人磕头的习俗。对于这一点，有人认为这是糟粕，但也有人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对长辈的尊敬。在这里，我不讨论两方的对错，但有一点是能确认的，那就是对于磕头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遗存，不同人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在有的人看来，这就是牛鬼蛇神出来乱舞，再有人看来，这种“老礼”就必须应该存在。

如果你以禁令的形式禁止磕头，那么有关这个的争论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你不对其加以禁止，且还要“复兴传统文化”，那么必然就会有人以传统文化的名义，来恢复那些属于牛鬼蛇神的东西。

对于此，有些人可能会说，那就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既然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当生活方式改变，也就不存在简单的挪用可能——这就像是当年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批评一样。更何况，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基本上只要是涉及古代的东西，你可以以任何方式去研究你所谓的“传统文化”——我研究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信仰是研究“传统文化”，你研究秦汉时期的服饰演变也叫研究“传统文化”。

对于任何问题的研究，本质上是“人”的研究，而人的差异极容易导致研究的结果出现问题。比如同样研究古代佛教文化，像我这种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去研究佛教，可能就是以文本分析的方式做阐释，但对于有佛教信仰的人来说，他所看到的就是先贤经典。而在最终的研究结果方面，那个信佛的人研究到最后，也就自然会把古代佛教的一些东西作为“传统文化”加以传播。

复兴传统文化而避免牛鬼蛇神崛起的根本，就是首先要承认传统文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承认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只是在借用一些元素来达到我们今天的目的。但是这样一来，复兴传统文化也就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因为，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过去这半个世纪以来的传统文化复兴，实际上是在阶级叙事逐渐减弱的情况下，各国改用种族叙事来维持国家的凝聚力的一个共同选择。这种情况下，就无法用阶级叙述来对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进行区分，而需要把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解释权让渡给“传统文化”自身。但这样，也就必然要面对“传统文化”这个不适应现代生活的体系中的一些负面因素趁势而起的情况，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

往更深一个层次来说，其实“文化”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各种元素，而是文化的精神。亨廷顿在批评那种将文化产业等同于文化输出的观点时，曾经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他说英美文化的根本是《大宪章》而不是“大麦克”（Big Mac，即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因为，不管是巨无霸汉堡，还是可乐、汽车等等，其实都只是现代生活的一个物质象征，是具有普适性的，而无关各国的文化。他们充其量，只是一种文化元素。传统文化的复苏，也是如此。当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不再局限于“文化元素”，而是深入到“文化精神”的层面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避免会越来越多。

所以，如果我们把“传统文化”等同于书法、剪纸、国画等等这些东西，“牛鬼蛇神”会少得多。因为这些东西都只是传统文化的形式或者说“元素”，老一代的革命家，很多都有出色的书法功底，也不影响他们投身革命。但是，当我们把“传统文化”的复兴推进到《弟子规》、《孝经》等这一程度的时候，那么这种牛鬼蛇神出现的概率就会多得多，因为这种“传统文化”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层面，如“礼”、“孝”这些东西。

对于如何解决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梁漱溟给出的方案是对各文化“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这是一个好的方案，也是一个很难落实的方案，因为“全盘承受”的前提是要求熟悉东西方——或者说古今的文化，然后加以融合贯通，这显然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较之于此，一个可以期待的新路径，就是找到一个传统文化之外的新的构建国家民族共识的意识形态工具。如果找不到，那么传统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叙事的工具价值还是依然会被强调。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维系国家的稳定和统一，远比在求真的层面上掰扯“什么是好的传统文化”这一点有价值的多。